摘要：在瘟疫肆虐之时，马丁·路德等人的救灾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改革与近代医学发展之间的联系。从公职人员逃离职守到积极投入抗灾救灾，从祈祷免祸到医药治疗，从医治患者到筹建近代医疗、医学体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时刻公职人员应持何种态度，在迷信与科学、愚昧与理性之间取何种立场，在专业分工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根据情况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评价宗教改革时，有必要澄清仅仅把宗教改革视为宗教变革的观念，进而为反思欧洲近代体制的源头、近代医学的崛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6世纪上半叶，对于德国来说，可谓是多事之秋。为人所知的是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不为人知的，是其时的瘟疫肆虐。在1462－1465年间，德国经历了最严重的瘟疫，数以万计的人口病死。仅仅在1462年，瑞根斯堡就有6300人丧生。起初，德国北部的城市属于疫情频发地区，后来，随着南部城市的贸易开始发展，吕贝克、汉堡、马格德堡和纽伦堡也开始爆发瘟疫。1450年后西南地区成为瘟疫频发地区，如巴塞尔、奥格斯堡和一些位于通往意大利的贸易路线上的城市。16世纪的奥格斯堡爆发过20场瘟疫，带走了六万条生命。对于瘟疫，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领袖非常关注。不仅亲自参与了抵御瘟疫的救灾活动，而且还著书立说，要求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员都坚守岗位，履行救灾职责。路德还积极宣扬医药医学的好处，对近代德国医学的兴起有推动作用。路德的这些行为可圈可点，然而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人们常常认为，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而马丁·路德只是神学家，难以把他与近代医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迄今为止，尚未看到研究新教改革家医学观的专著，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在国外，美国历史学家奥勒·彼得·格雷尔和安德鲁·坎宁安意识到了宗教改革与德国医学发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两人合编了一本论文集《医药和宗教改革》，他们注意到宗教改革对近代医学发展和建立医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却忽略了路德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丽·威利教授肯定了新教在破除迷信，用信仰和巫术代替医学治疗上发挥的影响。玛丽·林德曼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医学和社会》一书中谈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瘟疫状况时，也提到了路德对逃离瘟疫者的看法，却没有深入挖掘。尼尔·Ｒ．勒鲁写下了《路德作为安慰者》，谈到了路德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但是也没有触及路德医疗观的问题。这说明关于宗教改革时期医疗史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然而，根据路德的书信、文章和言行去探讨路德对瘟疫的看法却是可能的。路德非常重视医学的进步，他与医学的联系，也比人们寻常想象的要密切得多。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和著名的公众人物，路德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当然，医学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无论是医术方面的提高还是医疗方法的改善，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但这种发展却带有深深的宗教改革的印记。为揭示宗教改革与近代德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关系，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
（1）在瘟疫面前人们应持何种态度？
（2）路德为什么关注瘟疫及其救治问题？
（3）在救治瘟疫时期，路德制订了哪些原则，采取了哪些措施，在医疗观上有何种突破？是否有助于人们摆脱中世纪传统、走向近代医学？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一、在瘟疫面前人们应持何种态度
要研究新教的医疗观，需要知道在错误的医疗指导下，社会将会遭受多大的危害。黑死病在1348年肆虐，夺走欧洲近五分之二人口生命，于1352年消失。从此偶尔在一些地方出现，大概每年有六个地方会爆发瘟疫。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在六天左右开始发病，体温迅速升到39.5度至40度，同时身体会很不舒服，感到恶心，四肢和后背疼痛，有淋巴结的地方会极度疼痛。如果缺乏正确的治疗，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造成人们死亡的不仅仅是瘟疫，还在于当时人们因观念保守而导致的误诊、误判。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中世纪的祈祷治疗法，代表性的做法就是引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6节的话，认为只要靠信仰，就能“蒙这位圣灵赐他医药的恩赐”。15世纪的两位修士史瑞格勒和克莱默在《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中认为，患有麻风和癫痫的病人只需要默念上帝的祷告词和信经，在胸口画上十字，其他疾病的患者则可以服用一些草药。无论是哪种疾病，他们都认为是巫术导致的。在修道院里更是出现了一些修士医生，他们在修道院的花园里栽种草药，用祈祷和魔法来与巫婆和魔鬼作斗争。这种状况到了16世纪也没有能够得到改变。例如，1532年瘟疫的爆发“来自混乱的水井深处，污浊难闻的气味随处散发，或者是由于一些国家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魔鬼和有毒的浓烟从山岳深处被释放出来，漂越万里”。这种看法相信人死后会加入魔鬼大军，从此在欧丁神的带领下，与精灵、女巫、魔鬼和小妖精生活在一起，人类的疾病也是由这些精怪造成的。不改变这种状况，死亡的悲剧还会延续下去。新教的医疗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与上述的消极态度不同，路德提倡积极的医学治疗，即看病吃药，尽量减少疾病的危害。路德的这种态度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路德少年时贫穷、年轻时苦修、宗教改革后的遭遇强压，长期的大量工作造成他经常头痛、耳鸣、晕眩；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后，路德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患有严重的便秘、痔疮、胆结石和痛风。以至于路德无法骑马，进行长途旅行。根据约翰·威肯逊对路德病情的分析，路德最后是死于心肌梗死（1546年2月18日），因为路德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也曾经在《桌边谈话录》中提到过自己心律不齐的问题。然而，路德一直坚持积极治疗，他向医生寻求帮助，特别是在晚年，他“频繁地接受治疗，对医生和他们所采取的医疗方式全盘接受”。在1521年5月12日写给梅兰希通的信里，路德谈及自己的便秘细节，提到自己耗尽全身气力都无法顺利如厕，汗流浃背，又担心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就会越糟。后来在6月，因为得到另一位好友乔治·斯帕拉丁寄来的泻药后，终于得到缓解。
在瘟疫和灾变面前，路德等人劝诫人们不能消极躲避，而应恪守职责，对患者进行积极救助。1527年，路德长期生活的维滕贝格爆发瘟疫，造成市民大量死亡。他的一些好友因感染瘟疫而去世，维滕贝格大学全体师生也搬迁到耶拿。瘟疫的病症包括头痛、感冒、出水泡、无法呼吸、不稳定的心跳、极度的虚弱，以至于失去意识，开始胡言乱语，患者亟需救治。值此关键时刻，时年44岁的路德挺身而出，呼吁救助病人是基督徒的责任。
面对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路德没有落荒而逃，或者闭门不出。他和牧师约翰尼斯·布根哈根一起留在城里照料病人。路德把自己的家，原来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充当了临时医院以收留患者。他与妻子凯瑟琳、布根哈根，都亲自担负起照料病人的职责。幸运的是，他们和住在他们家里的全部病人，最后都逃过瘟疫的魔爪，全部都活了下来。等到瘟疫完全消失后，1528年8月，维滕贝格大学的师生回到了维滕贝格。在瘟疫肆虐期间，路德频繁地与友人通信，一方面他要告诉他们维滕贝格的疫情和病人的状况，另一方面他也要消解外界对维滕贝格疫情的猜测和恐惧，让这座城市能够尽快地从瘟疫的阴影下恢复过来。因此，在疫情有所好转的时候，路德马上写信给逃离城市的朋友和维滕贝格大学的负责人，希望他们尽快回来。他在这些书信里详细描写了维滕贝格的疫情和病人的状况，最后，路德更是应不莱斯劳牧师约翰·赫斯的请求，写下一篇指导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瘟疫的文章，取名为《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
二、路德与维滕贝格的瘟疫救治
维滕贝格瘟疫发生于1527年。在瘟疫发生后，路德几乎立即采取了行动。路德的举措包括：
（１）与朋友们联络，互通消息，争取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２）向政府报告灾情；期望得到政府的救助；
（３）自己动手，展开救灾工作；
（４）在灾情缓解后，通知各地躲避瘟疫的人员，包括维滕贝格大学的师生回校。
从这些情况来看，路德实际上是担当起了该城救治瘟疫的核心领导。
在1527年8月2日写给好友梅兰希通的信件里，路德首次提到了维滕贝格瘟疫。这个时候，梅兰希通和另外五位友人在七月就已经离开维滕贝格，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命令下前往杜宾根视察教堂。路德在信里写道：“我们相信瘟疫已经降临，希望情况不会过于严重……汉斯·勒夫特已经病了九天。昨天他有点神志不清，希望他会从病中恢复过来。为我们祷告吧。”这封信里，路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希望在外的朋友们引起高度重视，必要时给予援助，因为维滕贝格发生瘟疫绝对是件大事，所有的人们都要投入救灾的工作。
路德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于８月１９日给萨克森选帝侯宫廷秘书乔治·斯帕拉丁写信。路德用了大段的篇幅来描绘一幅维滕贝格遭遇灾情的景象，同时也希望政府加以援手，因为只有政府介入，抵御瘟疫才是有效和有力的。他告诉斯帕拉丁：
这里爆发了瘟疫，但是情况非常轻微。人们出于恐惧，在事态还不足引人关注之前就纷纷逃走了。我从未见过如此魔鬼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他把每个人都吓吓得心惊胆颤，甚至连我们的大学都被他摧毁了，可见他毫无理由的地痛恨每一个人。无论如何，在发生瘟疫的这段时间里，直到今天，仅有十八个人去世了，连所有在城镇里死去的小女孩、婴儿都包括在内。在渔民聚居的地区，情况要严重得多，我们这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桩死亡，虽然死者全部都会葬在这个地区。今天我们埋葬了缇洛·迪恩的妻子，昨她天几乎是在我的臂弯里去世的，这是市中心发生的第一桩死亡。去世的十八位死者的葬礼就在我这里的埃尔斯特门进行。死者包括你的朋友埃伯哈德的妻子的姐妹芭芭拉，约翰·格伦伯格的女儿也去世了，汉斯·勒夫特战胜了瘟疫，身体又好起来了。其他那些吃药的病人也都渐渐恢复过来，但也有许多无知的病人蔑视医药，毫无必要地病死了。贾斯特斯·乔纳斯的小儿子约翰也死了。他和家人一起离开维滕贝格回去他的出生地诺德豪森。我会留在这里，我也必须这么做，因为百姓们正处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中。约翰·布根哈根会和我一起留下来面对魔鬼的作乱，基督也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至于孤身作战，即使魔鬼曾经让基督的脚踝受伤，但这次基督会帮助我们战胜那古老的大蛇、杀人凶手、原罪和始作俑者。为我们祷告吧，再见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点。第一，路德并没有把疫情严重的情况如实汇报，这与写给朋友们的信有所不同。第二，路德表示自己会留在维滕贝格抗击瘟疫。第三，路德在履行教士的职责，为死去的人员举行葬礼，提供安慰。第四，路德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一些人是因为拒绝医药医治而死亡的。路德把希望寄予医学治疗上，认为依凭医疗，有些病人是可以痊愈、转危为安的。第五，路德提及了乔治·斯帕拉丁所认识的人的死亡，这会引起乔治·斯帕拉丁的高度重视。
在同一天，路德又写信给好友尼古拉斯·豪斯曼。在这封信里，路德说“我们希望瘟疫赶快过去，它对我们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我，让我的信仰变得薄弱，让我的内心变得忧虑沉重。这个害虫三次侵袭我们的房子，我的小儿子已经病了八天，只能靠进食流质食物维持生命。但现在他已经康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可以说几乎失去了信仰。祈愿我们不会丧失信仰”。
在９月２日路德再次写信给豪斯曼，信中提到瘟疫还没过去，他希望豪斯曼为他们祈祷，“让主驱离瘟疫，让所有逃离的人重新回来”。这一天路德还写信给格哈特·桑蒂斯，信里再次提到瘟疫的严重性，“我们的同事因为瘟疫四散各地……大学也搬去了耶拿”。路德希望“基督，我们的医生，能够减轻大家的恐惧，减少在传染性极强的瘟疫下频繁的死亡，让大家可以再次回到维滕贝格，恢复工作”。
路德抵御瘟疫的重要措施，就是直面灾情，对患者进行积极救治。路德在此期间非常勇敢地留守在维滕贝格，并且尽心尽力地救助病患。他不仅把自己的家作为医院接收病人，同时也为死去的人举行葬礼。他的身体力行为大大地鼓舞了身边的朋友和病人，也为面临灾变的人们树立了榜样。通过这样的行为，路德有意识地宣扬救助病人是基督徒的基本职责。路德这样做，无疑是吸取现实教训的，因为在瘟疫爆发的时候，为了避免染上疾病，朋友们往往都会相互回避。在1523年不莱斯劳爆发瘟疫时，人们被禁足在家，连弥撒和集会也不允许参加。这样一来，其做法的结果是很悲惨的，瘟疫迅速传播，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人们在转眼之中全部死去。在11月1日写给尼古拉斯·阿姆斯多夫的信里，路德提到自己的家成为了医院，“我的家变成了医院。奥古斯丁家的汉娜也染上了瘟疫，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玛格丽特·莫金身上的溃疡让我我们担忧，其他人也出现一些病状。同时，我也非常担心我的妻子凯蒂现在的身体。我的儿子汉斯已经病了三天，粒米未进。有人说是因为出牙的缘故。无论如何，情况都很严重。乔治牧师的妻子也因为感染瘟疫病倒了，她的情况很危险”。在11月10日写给贾斯特斯·乔纳斯的信里，路德表示儿子汉斯的病情有所好转，“过去十二天汉斯只能吃流质食物。现在他可以吃一点东西……玛格丽特的脓疮破开了，她的病情有些好转”。
到了十一月底，维滕贝格的疫情出现好转，路德在11月29日再度写信给贾斯特斯·乔纳斯，希望他回来维滕贝格，因为“瘟疫已经减轻了，我们的市民也开始结婚和安全地生活。你住的区域现在相当干净……奥古斯丁的妻子也逐渐恢复，希望玛格丽特也会好过来，现在我们对她的病情充满希望。她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几乎到了无法言语的地步”。
1527年十二月，瘟疫终于离开了维滕贝格。路德开始不断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一方面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另一方面是要消除他们的对瘟疫的恐惧，尽快回到维滕贝格。例如：在12月29日，他又写信给贾斯特斯·乔纳斯，告诉他瘟疫已经从维滕贝格消失了。“我的乔纳斯，你还没回来，瘟疫已经离开了……那些逃离维滕贝格的人现在像鱼群一样纷纷回来……明天市政府也会重开，我们希望维滕贝格大学也会迁回来……玛格丽特已经从死亡的边缘被抢救回来，曾经一度我们对她的病情失去希望……现在我们都很好。”
三、抵御瘟疫需要制订何种规则
同一时间，在不莱斯劳也爆发了异常严重的瘟疫。当地新教牧师约翰·赫斯感到非常忧虑。因为在瘟疫的威胁下，许多人，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出于极度的恐慌也会抛下身边的病人逃离城市。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重大难题：在死亡威胁下，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作为虔诚的信徒，似乎又应该不顾染病危险，留下来照顾病人。于是困惑万分的赫斯不得不写信给路德求教，提出问题“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这个时候，维滕贝格也正处于瘟疫肆虐最为猖狂的时间点，7月的时候路德患有晕眩，无法阅读或者写作，所以一直拖到十一月才给赫斯回信。由于自己也处于瘟疫的威胁当中，路德特意在信中告诉赫斯，“因为在我们身边和其他地方都出现关于这个致命疾病的各种谣言，因此，我把这篇文章出版了，让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可以获得指导”。这篇文章，就是路德的《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这就为基督徒规范了行为。后来，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重印了十九次，在瘟疫肆虐时起到了指导基督徒行为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路德首先对社会上一些看法做出回应，表明人在瘟疫面前应有的态度。当时有些人认为，人们不应该躲避瘟疫的威胁：“他们说因为瘟疫是上帝派来对人类的罪进行惩罚，所以大家应该秉持真正和坚定的信仰，等待上帝的处罚降临。他们认为逃走是错误的，是缺乏信仰的缘故。还有部分人，认为没有公务在身的人是可以逃离的”。路德表示自己不会对这些人的看法进行评论，因为他们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但同时他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那么强大、坚定的信仰。事实上，“大部分基督徒是软弱的，不能够要求他们做到上述的事情。正如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记载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可喝了毒物，也必不受害。但是信仰薄弱的人可能喝下就死了……基督也不希望自己软弱的信徒白白死去”。
接下来，路德指出了关键的两点：首先，是神职人员和担任公职的政府人员，必须积极地参与救灾工作，而不能临阵逃脱：“任何领受过基督旨意和任务的人，不能够逃离，要留下面对死亡的考验……也就是说神职人员，像传教士和牧师，必须留守下来，因为基督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在死亡时刻，人们特别需要上帝的话语和圣礼，慰藉和坚振他们的内心，以战胜死亡”。所以，路德认为这个时候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神职人员留下照顾信徒。同时，城市的公务人员也不能擅自逃离，“市长、法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也有责任留下。因为上帝说过，世俗政府的建立，就是要管理、保护和维持城市和土地的运行……所以任何一个有职能在身，要照顾整个社区的人，在城市面临危机、如火灾、谋杀、反叛和其他魔鬼制造的灾难事件的时候，弃城而逃，让城市群龙无首，失去秩序，那就是犯下了极大的罪”。
其次，路德认为还有一类人也要在这危难关头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留下来照顾病人。他列出的人员包括：仆人不能抛下自己的主人；父亲和母亲不能抛下自己的子女；医生、城市官员、雇佣兵等这些领有薪酬的人也不能擅离职守，除非他们的岗位有别人帮忙顶替。同时如果身边的邻居需要帮助，大家也有义务对他们施以援手。路德指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自由地离开：当没有人需要帮助的，或者已经有足够的人手留下来照顾病患，同时病人不要或者反对他们留下，这时候，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去留。
后来，在《桌边谈话录》中，路德进一步提出宗教治愈灵魂、上帝派医生治愈身体疾病的看法。在1532的秋天，路德说他相信“所有严重的疾病都是魔鬼带来的……医生是我们的主上帝派来的身体修理工，就像神学家是灵魂的治疗师，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从魔鬼造成的伤害中痊愈。所以在撒旦下毒的时候，医生给解毒药……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医药治病，因为他是上帝的创造物”。在看待医生误诊的问题上，路德在1533年指出：“是魔鬼杀人，而不是医生，虽然是医生在开出药方。就像法学一样，医学缺乏普遍的规则以至于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
路德也注意到医生医术不够高明的问题，他提出要完善医科教育，培养高质量的医生。在《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中，路德呼吁要兴办医院，认为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一个效率良好的政府和国家应当建立市政房屋和医院，聘用职员来照顾病人，让患者离开自己的家后可以被送往医院———这是我们祖先留下那么多遗产、养老院、医院和医务室的意图和目的，不需要每个市民在自己的家中建立一个医院”。当时，人们之所以相信以祈祷来驱病，原因之一是医药的质量很差，而合格的医生也非常稀有。例如，1523年不莱斯劳爆发瘟疫时，有人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来保存性命，譬如放血、带护身符、吃一些据说对瘟疫有奇效的药物如糖浆、大蒜或者“瘟疫药丸”。可惜，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医生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他们无力救回病人的性命，部分医生甚至承认游方郎中都比他们更有“办法”。面对这样的情景，路德提出要提升医学治疗水平的建议。路德对医生非常尊重，指出行医救人就是在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上帝自己会成为他们的护理者和他们的医生。有哪一位医生、药剂师、护理者能比得上上帝？难道这还不能鼓励大家冒着被传染上脓肿的风险前去照料救助病人，或者弯腰搬运浑身沾满瘟疫的尸体？”在医疗责任问题上，路德指明不能归咎于积极为病人施救的人：“如果上帝要取走我们的生命，他会发现我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尽我所能去帮助病人，所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死亡或者自己的死亡负责”。
德国哈勒－维滕贝格路德大学教授约尔根·赫姆在一篇比较１６世纪德国维滕贝格大学和天主教英格尔施塔特大学的解剖学教育著述中提到，当时英格尔施塔特的一位医学教授亚当·兰道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新派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有着密切联系。路德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对传统的医学观产生了重大冲击。拿这些话与路德的行为言行对照起来看，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还须进一步说，路德提倡的积极治疗观，与其说是一味地要与天主教会的传统对立，毋宁说他是要在获得实效的基础上吸收以往的一切医疗元素，他能够兼容并取，而仍以科学的医疗方法为本体，为主体。在路德此之前，巫术、祈祷、驱魔、医生杀人的谣言四处流行；在此之后，患病求医、积极治疗、兴办医院、培训医生发展成为新教医疗观的主旨。
再要指出的一点是，路德与德国医学界的联系也是相当紧密的。举例来说，路德的家族中不缺乏有名的医生，如他母亲的侄子卡斯柏·林德曼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和博洛尼亚学习医学，后来成为萨克森选帝侯的私人医生，并曾给路德提供过几次治疗服务，在1532－1536年间，卡斯柏更在维滕贝格大学担任医学教授。路德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最聪明的儿子保罗·路德就是学医学的，先是成为勃兰登堡侯爵的医生，后来又成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的医生。因为路德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宗教领袖，他提出的医疗观，无论是对当时的病人救助来说，还是对德国医学向近代的发展而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宗教改革与德国医学发展并非是两个互相平行发展的领域，而是呈现出相互交错、互相作用的一种发展状态。宗教改革成为德国近代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由此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四、结论
在瘟疫肆虐之时，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亲身投入救灾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改革与近代医学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医疗观念的改变，即用科学知识来扫除中世纪人们的迷信和愚昧无知，把解救人民的生命视为重中之重。在宗教改革之前，人们“由于不知道瘟疫的起因是什么，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人们开始疯狂指控，认为瘟疫是被有些恶人有意地传播出来的；社区会对这些瘟疫散布者进行残暴的拷问。譬如在1570年，在日内瓦有115人遭到控告，44人被处死……在荷兰，瘟疫被称为上帝的礼物”。在宗教改革后，路德等人亲身投入理性救灾活动，提倡科学的医疗观，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理念，拯救了瘟疫患者的生命。这场瘟疫加强了路德对医学的重视，提倡生病应该吃药，去向医生求助，不要以为仅靠祈祷就能战胜疾病。路德向出现瘟疫的地方提供指导，传播正确的医疗观念。作为重要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对医治疾病的看法，反对中世纪蔑视药物的传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有病不求医、不吃药的陋习。
第二，路德制订了灾变面前神职人员和政府公职人员不能逃离职守、必须积极投入抗灾救灾活动的原则。作为留在这座城市的新教神学家，路德展现出作为社会领袖的品格，为了救人，他把自己的住所变成医院，用来照料受到传染的瘟疫病人。在《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人死亡的瘟疫》一文中，路德把这个原则固定了下来。这个原则的关键之处，在于规定了关键时刻公职人员应当持何种态度，在迷信与科学、愚昧与理性之间取何种立场，在专业分工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第三，从祈祷免祸到医药治疗，从医治患者到筹建近代医疗、医学体制，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宗教改革以后，祈祷驱魔逐渐被为医学治病所取代，维滕贝格大学也在路德和他的好友梅兰希通的努力下，致力于创办新式的医学教育，把医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重新翻译出版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和阿维森那的著作，引入瓦萨里的解剖学理论，使维滕贝格大学在经历瘟疫的袭击后，不仅继续作为路德派学者的聚居地，它举办的医学教育更成为了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学的榜样。路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影响，把积极治疗、尊重医生、科学的医学和解剖学教育等近代医学观念发展了起来。简言之，在评价宗教改革时，有必要澄清仅把宗教改革视为宗教方面变革的观念，进而为反思欧洲近代体制的崛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4月第4期7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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