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带着我的丈夫夏木（当时我们还只是情侣，而且都是学生）回马来西亚旅行一个月。我记得那是北京的盛夏，在马来西亚正巧是伊斯兰教徒的斋戒月。那是夏木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因为想看红毛猩猩，所以我们从西马飞到东马沙巴州的山打根市。离山打根市中心大约二十五公里有一所人猿庇护中心（Sepilok Orangutan Rehabilitation Centre），据说那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人猿保护中心。在山打根的那几天，我们每天下午都去逛斋月的巴扎。斋月期间，马来西亚各个城镇每天都会有穆斯林的巴扎。穆斯林小贩聚集在一起售卖各种清真食品，比如说糕点、椰浆饭（nasi lemak）、竹筒饭（lemang）、沙爹（satay），以及各种饮料。太阳下山后，斋戒了一整个白天的穆斯林恢复进食，因此所有人都赶在天黑之前到巴扎选购食物，以便及时吃上一顿丰盛的开斋饭（iftar）。
「那粉色的饮料是什么东西？」夏木问我。
「哟，这么多苍蝇！」他又一次为着眼前陌生、新奇的景象而兴致高昂。夏木当时在上人类学研究所，我经常笑称他果然接受了正规的人类学训练，对任何族群的文化或「奇风异俗」都能保持好奇心和尊重。
夏木说的粉红色饮料是玫瑰露（air bandung）。不止粉红色，我们还有艳红色、淡绿色、奶黄色、白色、亮绿色、浅棕色和紫色的饮料。糕点的颜色也是如此。我们似乎很擅长在烹饪时使用食用色素，那些着色剂有的是人工合成色素，有的则直接来自植物的花或叶子，是大自然神奇的馈赠。
回想起来，十一年前的那场旅行于我而言是一条自我认知的分叉小径。它引导我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视角）去观望自己，或者说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此前我的生活环境所带给我的是对身为一个华人这样一种身份的认同，虽然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受到爱国教育的熏陶。但似乎由于华裔这个身份总是被凸显，被视为更富有意义、更加重要，以及长久以来生活在多元种族的语境之中的缘故，像我这样的华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在意自己的这个华裔身份。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国内，族群议题经常是考虑一件事的基础点，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地方是种族和宗教信仰；到了国外，人的身份转换和更为多重，无论愿不愿意，将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的不再是或不仅仅是种族和宗教，而是一个人的国籍。
在许多华人眼中，一个华人皈依伊斯兰教便意味着放弃华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变成马来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族。
变成马来人的华人，正在面对什么？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旅途中，我和夏木的身份调转了，他成了外国人，我们身处在我的国家，我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向他介绍我的穆斯林同胞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俗。但很快我便意识到我能分享的大多是我和穆斯林的相处经验和一些穆斯林的生活习俗，我对在这片国土上占最大比例的穆斯林的宗教的了解并不深，尽管我每天生活在穆斯林当中，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我的母亲是一名裁缝，她的客户绝大多数都是马来人。她擅长制作马来人的服装，包括那些马来新娘在婚礼上穿的精致、华丽，经常带有闪闪发光的金箔、假宝石或绣花的婚服。除了制作衣服，母亲还曾经开办裁缝课，学生也大多是马来人。她和许多马来人成为朋友，还认了一个年轻的马来女子为干女儿。
母亲的裁缝铺就在我们家的前厅，房子的后半部分则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但由于裁缝铺里经常开着空调，还有躺椅、电视机及冰箱，所以我喜欢待在那里看书、休息。我经常看母亲和顾客打交道，有时候也会帮忙招待客人。斋月是裁缝铺最忙的时节，那些穆斯林客户陆续来取订制的衣服，有的还会带自制的糕点送给我们。每年的那段时光总是和我们的农历新年一样令人难忘。
和关于开斋节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大舅的婚姻。我的大舅是家里的长子，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从本地的一所学院毕业后，他到一家手套厂当经理。他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马来女孩，不久两人便结婚。根据伊斯兰教法，穆斯林女子不许嫁给非穆斯林男子，所以我的大舅在结婚前便皈依伊斯兰教。这件事在母亲的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许多华人眼中，一个华人皈依伊斯兰教便意味着放弃华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变成马来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族。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天礼拜五次、斋戒、不吃猪肉，这几样足以让华人觉得无法接受，更不用说不能像华人那样在祭祖时执香跪拜，还有更换名字，起一个伊斯兰名字。我的大舅后来确实换了个伊斯兰名字，但仍然在新名字中加入自己的中文姓氏「郑」（Tee）。这也意味着不管将来他有多么「伊斯兰化」/「马来化」，人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名字知晓他的种族。
我不经常回国，即便回国，也未必会见到我的大舅。他住在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而我们住在雪兰莪州（Negeri Selangor），我们的家距离大约一百三十公里。多年以后，再次见到大舅时，我发现他的言谈举止和装扮可以说是完全和马来人一样了。他的精神面貌和气质也变了。也许这其中也因为逐渐年迈的缘故。他显得更沉着和坚定，带有一种虔诚的信徒（我愿意视之为伊斯兰教徒的敬虔）所特有的精神面貌，自律、自信、意志坚定，还有脸上的那撮山羊胡子和头上的那顶白色的塔基亚（taqiyah），那也是我们国家的（或许也是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男人的一个典型特征。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舅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是去年四月上旬。出殡当天，大舅领着母亲的马来男性朋友法益德（Fahyid）和他的妻子来到灵堂。那个马来朋友是母亲新认的干儿子，看起来不到四十岁，在我家附近的政府机关工作。他闻到母亲的死讯后赶来，想见母亲最后一面。大舅在殡仪馆外见到他们，便主动带他们到灵堂。但棺木刚刚被钉上了。我观察着法益德和大舅。虽然能看出他们两人都有点焦急和遗憾，但昔日那种我所深刻感受到的属于伊斯兰精神的气质仍隐约地彰显出来。大舅和法益德站在母亲的棺椁旁，两人以马来语谈论母亲和她的葬礼，他们语速缓慢，说话声音不大，展露出内敛、温文尔雅、亲切的样子。在整个出殡过程中，大舅的神态都是如此。
回到北京后，我和大舅开始在微信上联系。他询问我父亲的近况，还时不时给我发来一些视频和他们全家到欧洲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后来不在工厂上班了，而是经营起超市的生意。他开了几家连锁超市，生意很兴旺。我在脸书上还会看到他在他的小区里参加宗教研习班和斋月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衣着和身边的马来男人风格一样，都是穿着传统的马来服装，戴着白色的塔基亚（taqiyah）。我想这些照片或多或少都会唤起一个马来西亚人在身处异国时的家国情怀，会令人感到亲切，因为它们能在瞬间引起许多共鸣和回忆。
每年夏天，我和夏木都会去牛街散步……我只是从中寻获一种属于伊斯兰教的情感和记忆，无关乎宗教，而关乎乡愁。
在北京牛街，过穆斯林开斋节
除了大舅的照片，牛街（Niujie）是另一个能起到同样作用的媒介。牛街是北京西城区南部的一条大街，同时也指牛街小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回民区，有自己的医院、学校、清真商店、穆斯林餐馆、菜市场及清真寺。牛街礼拜寺是小区的中心，是北京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如今，它也是闻名于世的旅游景点，同时吸引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游客去参观。来华访问的伊斯兰国家政要很多都曾参观牛街礼拜寺，其中包括伊朗总统、沙特阿拉伯王储、印度尼西亚总统，以及我的国家的最高元首[1]。这所清真寺始建于宋辽时期（995或996年），由一个阿拉伯筛海（Shaykh；传教士）之子纳苏鲁丁（Nazaruddin）奉敕所建，明朝时经过扩建、整修，清朝时再度大修。文化大革命期间，礼拜寺曾一度关闭，直至1980年才重新开放。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带有大圆顶（在马来西亚，我们戏称为「大葱头」）的清真寺，这所清真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形式，但又没有传统的龙、凤、麒麟等动物的图像，而是有着繁复、华丽的阿拉伯式花纹，只是那些漂亮的花纹、图案早已因为岁月和尘土的侵蚀而不再熠熠生辉。
每年夏天，我和夏木都会去牛街散步。我们喜欢参观礼拜寺，还喜欢那里的石记馅饼、年糕及肉铺。那里使我有一种接近故土的亲切感，虽然它其实和我的故乡很不一样。我只是从中寻获一种属于伊斯兰教的情感和记忆，无关乎宗教，而关乎乡愁。走在街上，我经常会留意某些事物，对比它们和我在自己的国家所见到的，并和夏木分享我的经验。「我们那儿的马来人也有类似的食物」，「我很少逛清真肉铺，我们家不怎么吃羊肉，更别提牛肉了」，我会这样说。
今年，我选在斋月期间和开斋节去牛街逛逛。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过开斋节，过去的那些年，这个节日对我来说很遥远，因为我再也没有在斋月期间回国，没有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开斋节活动，身边更是没有一个穆斯林。我心血来潮，想感受牛街的穆斯林过节的气氛。
牛街礼拜寺在斋月期间因为整修而关闭。门口贴了张告示，示意那些要做礼拜的穆斯林从北门进清真寺，非穆斯林则不被允许进去。我们只好在街上溜达，像往常那样吃馅饼，排队买白记年糕。大街上和商铺内的情景和平时一样，除了有一两个兴许是因为斋戒或热天的缘故而打盹、无精打采的伙计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或能使我联想到现在正是斋月。
「这里斋月期间没有夜市或什么特别的活动吗？」我问在路旁休息的环卫工人。
「啥都没有。过节那天就会有，你们到时再来，从早晨七点多到上午十一点多，这条街可热闹了，卖好多吃的。」环卫工人指着清真寺对面的那条马路说道。
两天后，我独自回到这里，发现情况就和那个环卫工人说的一样。这里突然变得很热闹，终于有过节的气氛。路上摆着许多白顶棚的摊子，卖着各种清真食品，酱牛肉、糖火烧、年糕、排叉、咯吱盒、馓子等等，其中有的还是北京老字号的食品。这条马路人头攒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在排队买食物或看热闹。与此同时，马路中央和路旁也有很多警察、城管和保安人员。他们有的负责实施交通管制，有的负责确保环境的安全，有的则负责走到餐馆和药房门口，驱赶那些在商铺外贩卖东西的店员。这次驱散行动有点突然，感觉只是在例行公事。十点二十七分，城管们开始驱散那些店员。所有人都是慢条斯理的，城管的态度坚决，但还算友好。我问其中一位城管开斋节活动是不是快结束了，她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让在外面卖。」但不到半小时，那些店员又从店里出来了。先前那些被搬进店内的桌子和食物又被搬出来了。
清真寺在这一天恢复对外开放了。我有点惊讶，两天前它的大门还是紧闭的，而且还有两个门卫站在外面，让人有戒备森严的感觉。寺门口也搭起了棚子，不过那是安检的地方。就像这十年来的北京地铁站，所有进清真寺的人都必须通过安检。清真寺对面的大马路可以被视为牛街的中心，那里挂了一条典型的红色横幅，上面印着「平等是民族团结之本，和谐是民族发展之魂」，而背后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卡通形象。在横幅后面的还有三个非常年轻的警察，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圈，手持长棍或盾牌，表情严肃地站岗，看着来往的人群。
清真寺外有很多人在合影。一群巴基斯坦游客正被几个中国人包围着。中国人纷纷拿出手机照他们。巴基斯坦游客全都是男的，他们身穿风格简约的传统服装，头发梳得很整齐，有的还戴着墨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不过他们倒是看起来很坦然、愉快，面带微笑，表现得很从容。
深受欢迎的还有两个英国女子。那是一个孟加拉国后裔和巴基斯坦后裔，两人都戴着眼镜和头巾，丰腴、年轻，看起来像是大学生。她们在清真寺的栅栏处被一个像是摄影师的中年穆斯林男人拦下，男人要求拍她们，她们欣然同意了。照完相后，男人还和她们合影，告别时大家拿出手机交换联系方式。就在这时，周围的人也走上前，轮番提出合影的请求。英国女子很友善，答应每个人的请求，但很快她们就意识到情况不妙。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和她们合影，有的人还热情地挽着她们的手。在照了几张照片后，其中一个英国女子笑着向同伴喊道：「跑！」两人便快步朝清真寺走去。
我们都是幸运的人，同样享受着命运之神的眷顾，只不过我依靠的是民间团体（更确切地说，是华人团体）和中国政府，而她仰赖的完全是中国政府。
马来女孩爱莎的幸运与哀愁
我尽可能地和所遇见的外国人交谈。我发现我遇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巴基斯坦人。除了游客，他们有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在北京上学的留学生。爱莎（Aisyah）也是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不过她是马来西亚人。她是我那天遇见的唯一的同胞。
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爱莎了。走在人潮中时，我突然瞥见有个戴棕红色头巾，身穿可巴雅（kebaya；一种起源于爪哇满者伯夷国（Majapahit Empire）的女性服装），肤色呈棕色的年轻女子。她身边伴随着一个中国女子，正在用英语向她介绍牛街的情况。出于某种直觉，我当时就猜这个女子应该就是马来西亚人。这很有意思，我想起我的德国朋友汉纳曾对我说她总是能轻易地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胞来（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没开口说话的情况之下）。除了个别容易辨认的面貌特征之外，穿着和气质自然也有助于辨认。
人群熙熙攘攘。爱莎和那位翻译瞬间就消失在视线之外。我的注意力也很快被其他事物吸引。但过了一会，她们俩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尾随着她们走了几步。正当我准备拍爱莎的肩膀时，我看见她挎着一个黑色，印着「马来西亚」字样的布包。那是很典型的布包，价格不贵，经常能在旅游胜地或超市里看见，上面总是印着马来西亚的象征物，比如说月亮风筝（wau bulan）、椰树、犀鸟、木槿花或双子塔（爱莎的布包上印的正是双子塔）。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我用英语问道。
「是。」
「我也是呢。」
我们俩很高兴，还有点激动。在一旁的翻译也有点惊喜。
「你也是马来西亚人啊？」翻译问。
「是啊。我看到她就猜她是马来西亚人，走近了又看到她的这个包，所以就更确定了。你是她的翻译吗？」
「不是。我是记者，在地铁站看到她，就和她一起逛了。」原来是《人民日报》的记者。
我和爱莎开始用马来语交谈。她告诉我她在去年来北京上学，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回国了，机票也订好了。
「你在哪间学校？北外（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吗？」我们竟异口同声地用普通话说出「北外」这个词。爱莎有点惊喜。
像爱莎这样来北京学习中文的马来人其实有很多。尽管过去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来北京求学，但我和他们却极少有交集。2007年至201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当时我是班上唯一的留学生。那时候我学校的大马人统共有十来人，而且全都是华人，分布在不同的学院里。据我所知，我们的马来同胞都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上的是那种短期的中文课程或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班，而且全都领着马来西亚或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爱莎也是奖学金的受惠者之一，她领的是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奖学金。爱莎今年二十九岁，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此时她已步入第二个学期的尾声，并将在七月中旬回国。从牛街回来后不久，我给爱莎打电话，她将她的这段人生旅程对我娓娓道来，为我揭露一直以来我略有所闻，实际上却不了解的事情。在聆听爱莎述说她的故事时，我也从中发现我们命运的相似之处。我们都是幸运的人，同样享受着命运之神的眷顾，只不过我依靠的是民间团体（更确切地说，是华人团体）和中国政府，而她仰赖的完全是中国政府。
大学毕业后，爱莎先后在日立集团（Hitachi）和葛兰素史克股份有限公司（GlaxoSmithKline plc）工作。她主修的是工商管理专业的物流运输方向（Business Administration-Logistics & Transportations）。后来，她渐渐觉得朝九晚五的生活有点乏味，于是想在周末学点有趣的新事物。由于她一直都喜欢看中文电视剧，于是她突发奇想，认为学习中文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她很快就在家乡淡江（Ulu Klang）找到一家华人创办的语言辅导中心，每周回家度周末时顺便到那里学习中文。周一至周五，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两年后，一天，老师突然在班上说如果他们将来想要到中国深造的话，那就必须先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Chinese Proficiency Test），于是爱莎便前往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孔子学院参加考试。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管理，为了向世界推广汉语的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总部设在北京，中国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支机构。在等待进入考场时，一个孔子学院的马来职员走过来，和爱莎搭讪。
「你学中文，为何不直接去北京学呢？我们有提供奖学金。」那名职员说道。
「还有奖学金？我真的可以去吗？」爱莎既惊喜又疑惑。
马来职员马上给爱莎孔子学院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几天后，爱莎给那个负责人写信，表示自己有到中国深造的意愿。对方约爱莎在自己的办公室见面。那是一个不会说马来语的中国男人。他问爱莎想去哪所大学，同时还向她介绍申请方式。
爱莎最终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毕竟是在北京，应该会比较好。」爱莎说。申请的过程很顺利，那个负责人甚至为爱莎写了推荐信。爱莎发现他在推荐信上写到她曾经在孔子学院学了一年半的中文。这是申请奖学金的主要条件，只有在孔子学院学过中文的人才有资格获得他们的推荐。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帮我，我并不是他们的学生。我觉得我占便宜了。」爱莎说。
几个月后的一个凌晨，爱莎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中国。她顺利获得孔子学院的奖学金，除了豁免学费，每个月还能有两千五百人民币的生活费。启程那天，她的家人全都去送机了，父亲甚至为了她的离去而流泪。爱莎是家中的长女，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是她第三次出国，以前她去过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那只是旅游，这是她第一次要在国外生活，而且去的还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她的朋友都不怎么看好她的选择，母亲则因为担忧她还单身而不太支持她出国。
「来中国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还没有结婚。我觉得这没有问题。」爱莎坦然地说。
「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全都是马来人。」她说。半年后，瑞士女孩回国，爱莎和一个波兰女孩成了好朋友。她们俩都同样喜欢韩国流行音乐。
爱莎的宿舍楼一共有四层，以前是专门提供给马来西亚留学生的。但由于马来西亚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如今只有第三和第四层供马来西亚学生住。有很多马来西亚留学生都是马来人，他们通过马来西亚的人民信托局（MARA/Majlis Amanah Rakyat/Council of Trust for the People）或教育部的保送计划来华攻读五年制的对外汉语专业。根据合约，他们毕业后都必须回国当中文教师。
爱莎对让所有大马留学生住在一起这个安排不是很赞同，她认为马来西亚学生最好不要全都住在一起。「难得来别的国家，应该多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啊。」爱莎用「交流」这个中文词表述。
她确实做到了。她在北京交的第一个外国朋友是一个瑞士女孩，那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外国朋友。「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全都是马来人。」她说。半年后，瑞士女孩回国，爱莎和一个波兰女孩成了好朋友。她们俩都同样喜欢韩国流行音乐。
「我昨天才从上海回来呢。我们去看黄子韬的演唱会了，棒极了！你知道黄子韬吗？」爱莎说。
「我听说过。」我回答。
「他原本是EXO（韩国男子组合）的成员，后来退出了。我是看了《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才认识他的。那是最近播出的电视剧，爱奇艺上有。我每个月花九块钱就能看各种节目。」
除了黄子韬的演出，两个女孩还在去年冬天一起去香港看iKON（韩国男子组合）的演唱会。那趟旅途令人难忘。为了省钱，她们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深圳，然后从深圳进入香港。回来时不幸只买到站票，只好时而站，时而坐在自己买的塑料凳子上。所幸她们坐在吸烟区里，所以不断有机会和在那里抽烟的人闲聊，打发时间。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和我之前所听到的描述很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听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现在我亲身经历了，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这里的人对我的信仰也很尊重。在火车上，有人问我为什么戴头巾，我回答因为我是穆斯林，他们就没有说什么。有的人在一见到我就能猜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很惊讶。中国人知道我的国家，我感到很自豪。」
「那你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吗？」我问道。
「没有。不过有一次一个男人在知道我是大马人后问道：『你们的马航飞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保持微笑。」爱莎有点无奈。
我们还谈到了伙食和做礼拜。我原以为饮食和履行宗教义务会是爱莎和其他穆斯林在这里面临的难题，但看来并不是。
「在北京找清真餐馆很容易，比香港容易多了。我在香港那两天只能吃水果什么的。」爱莎说。
爱莎永远不会忘记她在中国的第一顿饭。抵达北京那天，办完入学手续后，她已经饥肠辘辘。她独自到附近的西部马华餐厅（Western Mahua Restaurant），面对陌生、印满汉字的菜单发怵。当时她已经饿得头昏脑涨，就胡乱点了份皮蛋豆腐和一杯热茶。那是她第一次吃皮蛋豆腐，虽然不怎么喜欢，但还是吃下去了。后来，她逐渐熟悉周围的环境，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清真食物。
履行宗教义务比找食物容易得多。最初学校准备了一间祈祷室给穆斯林学生，但出于某种爱莎也不了解的原因，祈祷室在三个月前关闭了。祈祷室的门上仅贴着一张简单的告示，通知所有人祈祷室再也不开放。爱莎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校园内有任何宗教活动的缘故，对此她也只是表示无奈。她改为在房里做礼拜，反正她也经常这么做。
还有不到一个月，爱莎就要离开中国了。她已经计划好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她去过天津、杭州、上海、深圳、香港、澳门，接下来她会去桂林和张家界，然后到福州，从那里搭乘飞机回国。当她如数家珍般告诉我她去过的地方时，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新马来人」这个词。这是我在奈保尔（V.S. Naipaul）的《不止信仰》（Beyond Belief）里看到的一个词汇。这部著作是奈保尔1995年在四个非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旅行五个月后写下的。它也是另一部著作——《信徒的国度》（又译作：《在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的续集，这两部书谈的都是奈保尔在这四个国家的见闻。在《不止信仰》中，关于马来西亚的内容有一章被命名为「新楷模」，讲述了一对年轻的马来夫妇的故事。女主人公娜荻莎出身良好，住在吉隆坡，而她的丈夫则来自乡下，他们的村子里仍然沿袭着苏门答腊的母系社会传统。但娜荻莎看中的是丈夫的野心勃勃和实干精神，认为他是新马来人，是新楷模，所以即便两人在许多观念上有分歧，他们还是结婚了。后来，毫无意外，娜荻莎和丈夫离婚了，她最终认为丈夫其实一直以来都像只「椰壳下的青蛙」（这是印度尼西亚和暹罗的谚语，和中国的「井底之蛙」有一样的含义），和环境格格不入。
昔日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穆斯林坚定的脸孔再次浮现在眼前。挂电话后，我继续读奈保尔的《不止信仰》，并为之着迷。
那些新马来人，已经拥有不同的面貌
印象中我从未听过「新马来人」这个词。在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后，我发现「新马来人」这个概念是在九十年代初由当时的雪兰莪州州务大臣（Chief Minister of Selangor）莫哈末泰益（Muhammad Muhammad Taib）提出的。当时莫哈末泰益也是「宏愿团队」（Team Wawasan）的副主席之一。「宏愿团队」是时任副首相的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所领导组建的团体，旨在配合首相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在1990年提出的要在三十年内使马来西亚成为先进国的宏愿（Vision 2020）。「宏愿团队」在1996年瓦解，「新马来人」这个概念也随之消失了。
尽管「新马来人」这个概念只是短暂地存在过，但放眼于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它无疑还是被实现了。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因1969年发生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五一三事件（13 May Incident）而被推出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及曾由安瓦尔·易卜拉欣领导的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ABIM；Muslim Youth Movement of Malaysia）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安瓦尔与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反对政府所推行的偏爱马来民族的施惠政策，但这个旨在净化伊斯兰教，深信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迫切需要的强心剂和净化剂，深信伊斯兰教能重新奠定马来西亚的秩序的穆斯林青年团体也在以他们的理念和方式促进马来民族的进步。
我想到去年春天我在大阪机场见到的那些马来人。我和他们都准备搭乘亚航（Air Asia）的飞机回国。他们有的是举家出游，有的是朋友结伴出行。所有人的行李箱都是满满的（他们带了很大的旅行箱！）。此外，他们还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其中包括日本的药妆用品和点心。我当时对他们的购买力有点瞠目结舌，就像我看到阔绰的中国游客时那样。后来，我也从家人和朋友那儿听说了类似的事情。许多华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马来人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崛起了。有意思的是在提出这个看法的同时，华人们也提到了政府对马来民族的施惠政策，并对此表示不满或不屑。但无可否认的是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果然奏效了。大学学位固打制、奖学金固打制、土著房屋固打制等给予马来民族优先待遇的制度无疑能使更多的马来人拥有更多自我提升、阶级上升的机会，也让这个民族更加自信。
爱莎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新马来人」。「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我们更开放，也更包容了。」她自信地说道。在北京的这一年，她确实见识了许多新事物，对自己的未来也更加有信心，但这一切并不主要有赖于我们的政府，而是源于中国政府输出软实力的政策。那些和爱莎一样在北外学习中文的马来青年，将来他们都会成为中文老师，这是我们的政府和中国政府所共同达成的共识，却成为了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担忧和不满，因为在许多华人看来，马来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比华人更合格的中文老师。此外，有些华人也相信这是政府的阴谋，企图以此威胁、取代华裔教师的地位。
「回去以后，我打算去新加坡找工作。」爱莎说。
「如果有机会在北京或其他国家工作，你愿意吗？」我问。
「愿意啊。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尝试不同的生活。」
「那么移民呢？」
「可以啊。」
「国籍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
「嗯。」
「那么嫁给外国人呢？」
「愿意，」爱莎迟疑了一下，「不过对方必须是个穆斯林。」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昔日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穆斯林坚定的脸孔再次浮现在眼前。挂电话后，我继续读奈保尔的《不止信仰》，并为之着迷。那都是些关于信仰和人生的故事。倘若奈保尔还活着，我想他的这段旅行还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二十年前他所写下的那些新马来人已经拥有不同的面貌，伊斯兰世界的故事也更为复杂和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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