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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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发布时间: 2022/3/1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李大龙

关键词：高句丽建国神话

摘要：高句丽建国神话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善时间及目的等做了探讨，认为移植改造神话大致始于朱蒙(邹牟)被诱杀之后，而其完整和完善则是在《好太王碑》撰写成文和《魏书·高句丽传》成书之前。高句丽王室建构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神化朱蒙(邹牟)，以巩固桂娄部的统治地位，但也有意或无意掩盖了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史实，并为解读高句丽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在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建国神话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研究课题，尽管学界对见于史书和碑刻中的朱蒙(邹牟)建国记述属于神话性质已经形成共识，但很多论著中对高句丽历史的诠释基本还是从朱蒙南下建国开始的，甚至依据传说来探讨高句丽族源或早期社会状况，有将高句丽早期建国神话历史化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研究，区分其中神话和隐含的史事自然是一项十分重要且有价值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研究从来源的探讨到内容的分析不断深入，有学者也开始关注高句丽建国神话建构目的的探讨，[2]但有些认识似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以便于学界正确认识和利用建国神话。本文试图围绕高句丽建国神话引出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揭示该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掩盖的史实，希望有助于建国神话以及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建国神话与高句丽族源研究

有关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石刻碑文和文献记述两大类。如果按照“二重证据法”来审视，该传说似乎已属于“史实”，不需要再进一步论证，这也是当前不少学者所持有的态度。但是，如果石刻碑文和文献记述的来源是同样的，所谓的“两重证据法”就失去了“互证”的作用，因此进行进一步辨析还是有必要的。

有关的石刻碑文见于《好太王碑》《冉牟墓志》《集安高句丽碑》等铭文中，而以《好太王碑》所载最为完整。文献记述则出现在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梁书·高句骊传》和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三国遗事·高句丽》等的记载中，而以《魏书·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最为完整。

《好太王碑》碑文记载：“永乐太王……昊天不吊，卅有九，晏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后世焉。”[3]从这一内容看，高句丽人刻立《好太王碑》的目的是为了“铭记”好太王的“勋绩”，但该碑碑文和同时代的其他碑文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其并非简单追溯其先祖，而是详细记载了其先祖邹牟的生平，尤其是南下建国的过程：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履龙首升天。[4]

该碑立碑时间为公元414年，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的最早记述，其后出现的《魏书·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等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记述基本是在此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完善。通过对比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各种版本，笔者曾经撰文认为：“至《三国史记》成书，大致有三个版本流传于世，一个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一个是《魏书·高句丽传》的记载，一个是‘好太王碑’的记载，其他的各种详略不同的记载基本没有超出此三个版本的记载。”[5]从时间顺序上看，完整的高句丽建国神话首见于《好太王碑》，再见于《魏书·高句丽传》，晚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尽管高句丽的这一建国神话是将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所载流行于夫余的建国传说改造而来的观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6]但因为这一建国神话既出现在高句丽人的石刻碑文中，也出现在当时或后世文献的记述或转述中，其对学界诠释高句丽早期历史还是具有重要作用，不少学者甚至将其视为圭臬。现有的高句丽历史论著，对高句丽历史的阐述基本以朱蒙(邹牟)南下建国为开端即是突出表现。但是，这一神话尽管做到了石刻与文献的“双重”印证，一个难以忽略的关键问题是“《好太王碑》与《魏书》所载朱蒙神话可以归为同一系统，都是高句丽王室公开表述的官方正统说法，是向国内国外宣传的统一口径，《好太王碑》的记载可视为《魏书》记载的简本”。[7]而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高句丽建国传说研究的持续关注，有学者对见于文献和碑刻记述的所有神话版本做了情节的系统对比，得出的结论则是：“与高句丽王族神话相比，前者(扶馀神话——引者，下同)更原始、质朴，‘神话’特征十分突出，后者(高句丽神话)则‘人化’痕迹明显。因此二者虽为同源神话，但扶馀神话为原型，高句丽神话为变体，二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和先后顺序，无可逆性。”[8]对于神话的记述，不同时代的文献会因为来源的不同和作者个人理解的差异而存在记述情节的不同或增减，但后期的传说比早期的传说情节丰富且更加完善，符合传说流传的一般规律，上述学者的这一研究结论说明高句丽建国神话不仅是高句丽王室对夫余建国传说的移植改造，而且在后世流传中也得到不断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记述的版本。

高句丽建国神话源自于高句丽王室对夫余建国传说的移植改造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认识对于诠释高句丽早期历史和社会状况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提醒我们既然高句丽建国神话是对夫余建国传说的移植改造，那么高句丽建国神话，或者称朱蒙(邹牟)建国神话中有多少是属于高句丽政权发展自身留下的痕迹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诠释高句丽历史的过程中对于高句丽王室为何要依据夫余建国传说建构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其目的和完善的时间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前者，学者见仁见智在已有的研究论著中有不同的体现，[9]而对于后者，很多学者笃信朱蒙(邹牟)的“夫余王子”身份进而得出高句丽王室和夫余同族，认为其使用和改造夫余的建国神话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10]这一认识目前几乎成为学界共识。20世纪下半期，高句丽族源的探讨一度成为热潮，尽管先后出现了秽貊、夫余、高夷、炎帝族系、商人等等不同观点，但任何单一族源的认定似乎都难以解开与“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11]记载之间的矛盾。即便有将朱蒙(邹牟)塑造为夫余王子的建国神话，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其具有杜撰伪造的可能性，因为在史书中也存在着高句丽人将祖先追溯到高阳氏的记载：“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12]也就是说，尽管高句丽人将朱蒙(邹牟)创建高句丽政权的神话铭刻于《好太王碑》上，但传递给后世的也并非全是历史事实，而神话的主干是对夫余建国传说的改造，将其原封不动地纳入高句丽历史的叙述中造成“历史化”的结果不是一个科学客观的做法，而将其视为“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13]似乎更值得进一步斟酌，因为所谓的“始祖”只能是针对高句丽高氏王室一脉而言才能成立，并非其他四部的“始祖记忆”。

既然高句丽建国神话是移植改造于夫余建国传说，那么讨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探讨高句丽早期历史似乎意义不大，笔者在意的是解开从事高句丽历史研究以来苦思不得其解的一系列疑问：让子孙后代“铭记”好太王的“勋绩”，为何还要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来神化和夸饰朱蒙(邹牟)“天帝之子”的身份和建立高句丽政权的伟绩？即便朱蒙(邹牟)是夫余的王子，是否就可以将夫余祖先建立夫余国的神话移植到自己身上？换言之，笔者认为研究高句丽建国神话的不同版本虽然有价值，但与之相比，探讨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时间和目的，似乎对我们搞清楚高句丽早期历史意义更大。

二、建国神话形成时间与时代背景

高句丽人何时完成了对夫余建国神话的移植改造？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找不到确定答案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大胆做一种推论，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创造与再创造与高句丽侵夺夫余旧地是密切关联的，好太王碑中的始祖传说构建于北夫余灭亡前后，载之以《魏书》始祖传说则再创造于东夫余灭亡前后，其一致的目的在于建立对占有夫余旧地和征服夫余旧民的合法性”。[14]应该说，这种大胆的推论依然是建立在相信高句丽与夫余具有相同的建国传说或承认朱蒙(邹牟)是夫余王子的前提基础之上，而这一前提是否成立也只有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的建国神话作为唯一的重要证据支撑。不仅如此，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立论，似乎也不合逻辑，因为高句丽对夫余的战争并不是以“夫余”，而是以“高句丽”名义进行的，其结果是夫余被高句丽兼并，而兼并夫余之后的高句丽依然是在“五部”基础上立国的，“夫余”与“高句丽”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其对于夫余部众的“合法性”如何在“高句丽”名义下得到体现？不过，这一思路虽然不能从高句丽和夫余的兼并战争中得到谋求“合法性”的推理，但从建国神话的内容分析中是可以推断出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这一建国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确立高句丽王室在高句丽“五部”中的“合法性”，而时间只能是在朱蒙(邹牟)取得高句丽王位之后。其理由如下：

其一，按照史书的记载，高句丽王位更替存在一个由涓奴部到桂娄部的过程，即《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15]高句丽王系发生这一改变的具体时间不见于史书记载，而从“本有五族”的记述看，应该是其形成初期的情况，《三国史记》和中国史书有关高句丽王系的记载也基本是从高氏一脉开始并没有中断过。朱蒙(邹牟)属于桂娄部是确定无疑的，而涓奴部“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具有传统“禅让”的特点，桂娄部的朱蒙(邹牟)虽然利用涓奴部“稍微弱”得到了高句丽王位，但依靠的是桂娄部势力的相对强大，其“合法性”的获得需要建构神话作为支撑。

其二，《好太王碑》的邹牟建国神话，一方面明确了邹牟“出自北夫余”，使其获得高句丽王位有了北夫余这一强大势力做后盾，而且将邹牟塑造为“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不仅具有了“王权神(天)授”的色彩，又给其披上了“神”的外衣。这一神话的塑造，一方面为朱蒙(邹牟)获取高句丽王位提供了华丽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为桂娄部长期占据高句丽王位提供了“合法性”来源。

如果上述分析存在合理性的话，我们再看《论衡·吉验篇》所载夫余建国神话的内容则会出现不同以往的疑问：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16]

其中“北夷橐离国”的出现曾经让研究者困惑，认为“东明是来自夫余而建高句丽，还是来自高句丽而建夫余，十(实)口相传易搞混淆”，遂依据《新编诸子集成》中黄晕《论衡校释》“橐离”即“高丽”的注释，将上述记述中的“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改为“都王橐离，故北夷有橐离国焉”，理由是“当时只有高句丽和夫余，而无所谓‘橐离’者”。[17]不过，如此改正虽然理顺了王充上述混淆的记述，但似乎又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即这一神话有可能就是来自于高句丽人之口，只不过尚未达到《好太王碑》记述的那样完整的程度，所以存在叙事逻辑不周全甚至矛盾的地方。如果联系“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18]的记载，这种可能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三，宋元丰五年二月己巳条记载了因王建高丽遣使而导致北宋史官曾巩上书北宋皇帝，要求王建所建高丽提供其和朱蒙(邹牟)所建高句丽关系的证据：“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繇？其兴也自建始欤？建之先已有兴者欤？自天圣至熙宁四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欤？岂其中间复自有继询者欤？徽于询为何属？’如其言可论次，足以补旧史之阙，明陛下德及万里，殊方绝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义来廷，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声教之所被者远不能及此。”[19]同理，高句丽使者到东汉朝贡，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之前也同样需要高句丽使者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朱蒙(邹牟)已经被王莽诱杀，询问高句丽在位者的情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论衡·吉验篇》所记建国神话源自于高句丽使者之口也并非不可能。按照《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朱蒙(邹牟)在公元12年已经被王莽新朝东域将严尤诱杀，高句丽王也被贬为侯，[20]而王充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27年至97年，王莽新朝已经为东汉所取代，高句丽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高句丽王室具备了移植改造建国神话的内外部条件，求得内部稳定和谋求东汉王朝的册封或许是高句丽王室建构建国神话的开端时间。

如果说将高句丽王室建构建国神话的具体时间定位在朱蒙(邹牟)被杀后的两汉之际还是一种推论，那么最迟在《好太王碑》和《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版本出现时，其构建已经完成并完善，这是确定无疑的。《好太王碑》立碑于414年，此时的高句丽政权处于大发展的时期，符合中华大地“盛世修史”的历史传统。《好太王碑》是记述好太王功绩的纪功碑，出自高句丽王室，代表着高句丽王室的说法，而有关建国神话的内容也见于《冉牟墓志》和《集安高句丽碑》中，这显示建国神话不仅有了完整的版本，而且已经得到传播，说明高句丽人对朱蒙(邹牟)建国神话的建构已经形成完整的版本，既包括了朱蒙(邹牟)的出身传说，也包括了其驾龙升天的信息。《魏书》成书于554年，《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版本的形成应该早于此年，而从“自言”二字判断这一传说也是源自于高句丽王室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内容和情节的差异，从载体字数限制的角度考虑，得出“全本”和“简本”[21]的认定是符合逻辑的，但似乎还要考虑在一些关键用词上碑刻与文献记载的差异。在《好太王碑》中有“天帝之子”“皇天之子”“黄龙来下迎王”，而《魏书·高句丽传》则只有“我是日子”，[22]反映出对朱蒙(邹牟)出身的记述存在基本性质的不同，前者是极尽夸耀之能，后者则有意避讳“天帝”“皇天”等，而“黄龙来下迎王”等与朱蒙(邹牟)死亡的信息则都没有被转记，人为改变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魏书》作者的修改，因为“天帝”“皇天”等表述不符合高句丽和北魏王朝的“藩臣”关系的实际。二是为避免恶化与北魏的关系，高句丽王室提供给北魏的建国神话版本也存在内外的差别，而从《魏书·高句丽传》在朱蒙(邹牟)建国神话之后有“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23]的记载，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初，朱蒙在扶余娶礼氏女，有娠，朱蒙归后乃生，是为类利”[24]的记载，具有很高的雷同性，据此似乎可以得出来自高句丽人的“自言”的内容并不止于朱蒙(邹牟)建国神话一个记述，还包括了“类利”的有关信息，故而这一可能性更大些。

既然《魏书·高句丽传》中的“自言”已经阐明了建国神话的来源，那么其是否是公元435年李敖出使高句丽从高句丽人口中获知，对于搞清楚建国神话来源自然具有价值，[25]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王室何以在此时推出了比《好太王碑》所载情节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版本？面对这一问题，需要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中去寻找答案。自东汉之后，中华大地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先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鼎立并存，中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是以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为开端的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状态再次呈现，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虽然实现了北部地区的一统，但南部地区则是宋、齐、梁、陈的先后更替。在这种大分裂的状态下，孰是“中国”，孰是“华”，孰是“夷”等等围绕“正统”展开的争论充斥于史，可谓“正统”之争成为无形的指挥棒，牵引着历史的走向。通过孝文帝改制巩固了对中华大地北部统治的北魏，尽管通过统治者的努力将南朝士大夫“长江以北皆戎狄之乡”[26]的歧视，改变为对“衣冠人物尽在中原”[27]的承认，但依然不满意自己的“五胡”出身，于是我们在《魏书·序纪第一》就看见了如下记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28]既然北魏统治者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并将自己的始祖和黄帝联系在一起构建传说，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魏书·高句丽传》中会出现高句丽人“自言”的建国神话，而向北魏称臣的高句丽王室尽管有夫余建国神话为本，但也不敢贸然将朱蒙(邹牟)夸耀为“天帝之子”“皇天之子”，将其更改身份降低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魏书》作者在收录的时候做了一些删改，但可能性相对较小。

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上述变化，迎合了高句丽政权王位更替和政权稳定及内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建构完整及后期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会加入一些其他因素使建国神话更加丰富以增加其可信度，但其毕竟是移植改造来的神话，再努力完善也会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而留下破绽，为我们认识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三、建国神话掩盖的史实

在《神话还是史事——高句丽前史叙述献疑》中，笔者通过对比史书的记载，曾经提出了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和史书记载出现了不少难以解释的问题，如出现了高句丽王系何时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朱蒙是否是第一位高句丽王，“以高为氏”是指高句丽政权还是指高句丽王，朱蒙、邹牟和高句丽侯驺是否为同一人等一系列疑问，并认为“朱蒙建国神话的出现给我们认识高句丽前史带来了很多困扰”，而“如何认识朱蒙创建高句丽传说的形成和‘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记载之间的关系是解开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29]现在通过上述梳理，似乎可以给有关高句丽前史为何会出现这一系列疑问提供一个答案。

在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记载中，有三个重要事件和朱蒙(邹牟)有关，分别见于不同的史书记载。

其一，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和建立者。《汉书·王莽传》虽然已经有“高句骊”的记载，但未载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和建立者。该传载：始建国元年(9)，“改王为侯”的五威将“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30]其中的“高句骊”一词，联系其后出现的“高句丽侯驺”分析，可以明确是指高句丽政权。而《三国志·高句丽传》虽然也没有记载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但有高句丽由五部构成，“本涓奴部为王”的记载，明确指出涓奴部的首领是最早称王者，也即是高句丽最初的建立者。自《魏书·高句丽传》将朱蒙(邹牟)建国神话纳入《高句丽传》后，朱蒙(邹牟)是高句丽建立者的记载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史书中。晚出的朝鲜半岛汉文史籍《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则在更加完善朱蒙(邹牟)建国神话之后明确记载：“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31]不仅认定朱蒙(邹牟)为高句丽的建立者，且将时间确定为建昭二年，即公元前37年。

其二，高句丽王权曾经出现过王系由涓奴部更替为桂娄部的情况。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记载首见于《三国志·高句丽传》：“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这一记述也得到了后世史书《后汉书》《梁书》和《南史》等作者的认同，只是“涓奴部”记为了“消奴部”。《新唐书·高丽传》虽然未记载王位更替情况，但认同了“五部”之说：“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32]晚出的朝鲜半岛汉文史籍《三国史记》则未见记载。

其三，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如上引，《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新朝将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的情况，同时又载：“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䌷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33]此记载也得到了《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丽传》《北史·高丽传》作者的认同和转记。晚出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则载：“三十一年，汉王莽发我兵伐胡，吾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我。严尤奏言：‘貊人犯法，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扶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扶余、獩貊复起，此大忧也。’王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我将延丕斩之，传首京师。莽悦之，更名吾王为下句丽侯，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寇汉边地愈甚。”[34]尽管将严尤诱杀的对象改为“我将延丕”，但基本上还是认同了《汉书》对事件本身的记载，而由其下注曰“两《汉书》及《南、北史》皆云‘诱句丽侯驺斩之’”[35]分析，《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应该也看到了不同史书记载的差异并做注说明。

针对上述事件，前两者基本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未见有学者发表论著给予质疑，唯有王莽将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之事，中国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否认改侯之事，对此笔者曾经撰文进行辨析，认为“高句丽侯驺是两汉之际高句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朱蒙所建高句丽政权的国王，当时并不存在两个名为高句丽的政权，《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相反《三国史记》的记载则是有意篡改了相关记载”。[36]其后再未见有学者对此做进一步讨论。而在诱杀对象是高句丽侯驺还是高句丽将延丕的问题上，都有学者发表论著表示认同。笔者一直认同《汉书·王莽传》的记载，并倾向于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朱蒙(邹牟)，但苦于缺乏有力证据而难以做出明确决断。现在通过梳理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过程及其目的分析，应该说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严尤诱杀的就是朱蒙(邹牟)。理由如下：

其一，西汉历史上诱杀边疆政权首领的事件屡次出现，见诸《汉书》等相关史书，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从西汉的管理制度上分析不是难事。按照《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37]即西汉对高句丽的管理方面有要求其首领“诣郡”的规定，严尤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诱杀高句丽侯驺，而所谓“后稍骄恣，不复诣郡”则也极有可能是高句丽人在朱蒙(邹牟)被诱杀之后对“诣郡”制度的反应。

其二，严尤十分关注和熟悉边疆情况，对当时高句丽政权的最高首领的认定不会出现错误，即高句丽侯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如前所引史书记载，王莽新朝调动高句丽兵之前曾派遣五威将“改王为侯”，并明确提到了“高句骊”，而征调高句丽军队参与征讨匈奴涉及的州郡官吏甚多，且严尤是主帅，其有意或无意记错高句丽侯名字的情况应该不存在。既然高句丽侯驺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其对应的高句丽首领则只能是朱蒙(邹牟)。

其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很有可能也是源自于高句丽人的记述，如是，则金富轼是被高句丽人误导了。如上述，笔者曾经认为《三国史记》有意篡改了高句丽侯驺被杀的史实，但通过对高句丽建国神话建构的梳理，并结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记载此事后注明了“两《汉书》及《南、北史》”的不同记载，则金富轼的史料来源极有可能来自于高句丽人遗留下的资料，而这一资料则应该是配合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而做过改变，即《好太王碑》中出现的“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履龙首升天”。高句丽侯驺被诱杀，且被“传首京师”对于刚刚获得高句丽王权的桂娄部而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但从王系依然保持在桂娄部朱蒙(邹牟)后裔的手中来看，其影响并非是颠覆性的，而出于政权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掩盖朱蒙(邹牟)被诱杀的消息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同时朱蒙(邹牟)并非战死，知道其被杀的高句丽人应该不会很多，这为高句丽王室封锁消息掩盖事实提供了可能，这或许也是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并将其最终结果改造为“履龙首升天”的最直接原因。

应该说，上述三个重要事件既是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上的大事，同时也是高句丽政权与西汉、王莽新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这些重大事件随着高句丽王系转移到桂娄部的朱蒙(邹牟)及其后代身上，或消失于高句丽人的记忆中，或被掩盖并神化。

余论

神话的建构无一例外是政权统治者为了凝聚民心、维护统治稳定需要而进行的。西汉时期，高句丽和夫余是东北地区的两个主要政权。高句丽王室为掩盖朱蒙(邹牟)诱杀，同时也为树立桂娄部获取高句丽王位的“合法性”，从而移植改造夫余的建国神话，将朱蒙(邹牟)塑造为“夫余王子”。虽然朱蒙(邹牟)和“天帝之子”“皇天之子”的身份并不十分吻合，但毕竟为桂娄部取代涓奴部成为“五部”之首找到了一个强大依靠。朱蒙(邹牟)被诱杀虽然是高句丽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没有对高句丽政权的发展构成决定其生死的影响，这和高句丽王室将其神化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体现了高句丽王室非同一般的政治谋略，这或许也是高句丽政权能够称雄东北亚七个世纪之久的深层次原因。但是，正如“一个谎话需要一系列的谎话圆谎”一样，高句丽人在移植改造建国神话的同时，也掩盖了“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等历史事实，而将朱蒙(邹牟)塑造为高句丽的缔造者不仅与史书的记载存在矛盾，也出现了其他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如虽然“以高为氏”，但即便是《三国史记》所载的高句丽诸王也并非最初即是如此；朱蒙之前高句丽已经存在，建昭二年是朱蒙获得高句丽王位的时间还是涓奴部缔造高句丽的时间也是存在疑问的，等等。至于这些被掩盖的史实及其造成的矛盾则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认识高句丽早期的历史。

由于史书记载的匮乏及考古资料难以提供直接的证据，学界对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存在很多困难，而残存于史书和碑刻中的一些资料则充斥着神话的色彩，搞清楚其来源和区分其中的神话和史事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和关键性的工作。笔者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关注已经有很多年，其间也发表过一些相关论著，以上关于高句丽人建构建国神话的探讨是近年来在拜读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思考的结果，有些分析只是一孔之见，抛砖引玉，提出来供学界有志于此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参考，希望有助于有些学者改变将《三国史记》的所有记述视为圭臬，甚至将属于传说性质的记述历史化的倾向，推动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健康发展。

历史与秩序

原载《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

[1]已有的几部高句丽专门性著作大多将朱蒙建国作为高句丽历史叙述的开端。如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

[2]杨军：《高句丽朱蒙神话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王卓、刘成新：《高句丽王族的族源神话建构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等。

[3]引自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4]参见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第86页。标点为引者所加，其他关于好太王碑的释文虽然与此存在差异，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故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5]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6]参见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版；孙炜冉：《〈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等。

[7]杨军：《高句丽朱蒙神话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

[8]王卓、刘成新：《高句丽王族的族源神话建构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9]参见李大龙：《神话还是史事——高句丽前史叙述献疑》，《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版等。

[10]这种看法几成高句丽研究中的普遍现象，前引有关高句丽历史的专门性著作基本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