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美国例外论”，并非“山巅之城”“上帝选民”“天定命运”“美国信条”的简单叠加或组合，而体现为美国人因率先享有自由、实现自治而产生的自信、自豪和“使命”意识，其核心理念和基本话语均形成于美国建国时期。不过，《独立宣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建国者才是“美国例外论”的“缔造者”，而且“开明的”欧洲思想界也隔洋呼应，共同参与了“美国例外论”的建构。通常所谓“清教起源说”和“托克维尔发明说”也都于史无征。那些与清教相关的“例外论”表述，大多是后世在对“美国例外论”加以调整和重构时所添加的。托克维尔在阐述“美国例外论”方面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有关观念和话语也与美国建国者如出一辙。以往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在思路和方法上也颇有局限，有必要从美国统治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美国的国家身份塑造、“移民国家”的“国族构建”以及“例外论”与“普世论”的张力着眼，重新认识“美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义。
（……接上文）
三、批判的理路
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例外论”的性质和意义，长期也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将它称作“美国的基础性叙事”（America’s fundamental narrative），也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幻象”（state fantasy），还有学者把它调侃为“一个让聪明人去胡扯的话题”。在许多人看来，“例外论”不过是对美国社会的想象性美化，其前提是虚假的，其论点也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同时，它还夸大了美国的特点，忽视其内部的多样性，并把美国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例外论”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后果，比如排斥移民，贬抑他国，推行干涉、扩张和称霸的外交，等等。这可能是“美国例外论”招致反感和厌恶的主要根源。也有人认为，例外论有“好”“坏”之分：“好”例外论把美国视作“一座光辉的山巅之城”，肩负着“把真理、正义和民主带给世界”的使命；“坏”例外论则指美国缺乏欧洲那种强健有力的福利国家，因为美国在传统上国家弱小而公民社会强大，个人主义过于强盛。在对外事务中，“坏”例外论自诩美国拥有别具一格的权利文化，但在与权利相关的问题上却采用不同的标签，以“拱扶垛”心态和“双重标准”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好”例外论则意味着美国扮演世界的领导者，能够并且愿意投入“真正的资源”和做出“真正的牺牲”，以“建立、维持和推动一种信奉国际法、民主的国际秩序，并促进人权”。还有人把“例外论者”分成“保守”和“开明”两派，前者不能容忍对美国的批评，认定美国永远比其他国家优越；后者虽然坚持美国是“例外”的，但不否认其他国家也有其例外之处，而且相信世界可以变得和美国一样。
美国史学界对“例外论”的态度同样很复杂，而主导的倾向则是辨析和批判。基于学理来审视“美国例外论”，大致有四条路径：其一，强调美国历史与文化与其他社会的共性；其二，以美国历史中失败和黑暗的史事来瓦解“例外论”；其三，突出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影响；其四，倡导开展社会史、妇女史、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关注底层和边缘群体，运用比较方法，着力揭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凸显外部世界和跨国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在许多学者看来，美国即便确有“例外”之处，也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可能曾经“例外”，后来却变得不那么“例外”了。一般认为，“特纳学派”和“一致论学派”对“例外论”的建构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史家中鼓吹“例外论”的人十分少见，即便提及“例外论”，往往也是旨在抨击而不是捍卫美国的独特性。另有学者指出，美国史学界不仅在“美国例外论”的形成、演变和传播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美国史学界，跨国史和全球史已蔚然成风，从这种视野和路径来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必定摈弃“例外论”，关注联系和互动，采用比较方法，从更大的语境来看美国历史问题，认为“美国的历史不过是众多历史中的一种”而已。
作为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美国例外论”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尖锐的分歧，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以往人们对它的认知和批判，却也存在不小的误区和混乱。其中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路，是把“美国例外论”看成一种自足的历史事实，试图借助经验证据来证实或颠覆其真实性。
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美国曾经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只是后来逐渐变得不够“例外”，并最终进入“普通国家”的行列。这就是说，“例外论”在历史上曾是一种关于美国的真实表述。有人提出，“例外论自建国起就是美国历史中一个主导性的主题”；当时美国人界定国家身份所对照的是英、法、荷、西等欧洲强国，发现美国与它们有若干根本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塑造出美国历史轨迹的“例外性”。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走向“衰落”，沦为一个“普通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例外论”已然破产或终结。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例外论”变成了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各种负面现象的代称，而且一般带有揶揄讽刺之意。美国在许多领域的表现低于国际一般水准，比如，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格外多，医保体制落后，贫富极度分化，政府领导人在国内、国际的做派十分可笑；这些都足以证明，美国已变成一个“格外糟糕”的国家。美国的另一些负面现象，诸如强烈而顽固的种族主义，对不平等的高度容忍，警察街头执法随意致人死命，等等，也被称作“美国例外论”的表现。按照李普塞特的解释，“美国例外论”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现象”（two-edged phenomenon）：它既表明美国具有许多优异出众的地方，也触及美国那些格外恶劣糟糕的表现，而且两者通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则在更多的人看来，“美国例外论”从来就不是美国实际的反映，而是对美国特性的一种想象性建构。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与其他社会具有显著的共性，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辉煌，也有阴暗面；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民。在190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上，美国学者艾德温·塞利格曼指出，“许多有思想的公民同胞”相信，美国人要“完成某种格外不同的使命”，美国“因信奉某些固有的原则而与世界其他地方显著不同”；这表明美国人不过是生活于“傻瓜的天堂”，洋洋自得地以为“我们的民主有某种固有特性”，殖民开拓乃是“清教特性的显著成果”，并因“我们对自由的热爱”“发明的才干”和“无比的繁荣”而沾沾自喜；实际上，以上现象在根本上都是相对的，取决于“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学者也说，美国人只是寻常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从欧洲带到美洲的乃是“欧洲人的希望，欧洲人的恐惧，欧洲人的理想，欧洲人的偏见，以及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的崇拜”；然而美国的历史叙事在“夸大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的同时，却低估“那些来自于欧洲并至今仍与欧洲分享的价值”。换言之，美国人具有人类的共性，并且在文化上与欧洲同源。另一种更常见的批驳“美国例外论”的手法，则是“揭美国的老底”，专谈美国历史中的失败和黑暗，尤其是扩张、侵略和种族压迫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洋洋自得的自由和自治，根本不是普遍的真实，因为美国历史中长期存在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有一本书题为《美国自由的两幅面孔》，着意揭露美国所宣称的自由和实际的不平等之间的强烈反差，认为美国文明一开始就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而且压迫贯穿美国历史的始终，因而美国的自由具有显著的虚伪性。还有论者认为，美国历史的阴暗面，美国人所遭遇的失败，也打击了美国人对于“例外论”的信心；比如，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就让美国人无法摆脱“越南幽灵”的困扰。总之，依据经验事实来判断，“美国例外论”实为虚妄的欺人之谈。
然而，把“美国例外论”等同于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事实性表述，并以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事实来加以解构，这对于理解“美国例外论”及其意义，并不是一种切合而有效的学术理路。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奥努夫指出，“使得美国人例外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制度，不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边疆经验，而毋宁是在整个历史中都自觉自愿地拥抱美国例外论”；借杰斐逊的话来说，“我们被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但“我们是信奉同一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例外论者”。其意思是，美国人普遍相信“美国例外论”，才是美国真正“例外”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不论“美国例外论”是虚构还是真实，其持续的存在和深刻的影响乃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于是，在批判性地审视“美国例外论”时，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它在事实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它何以在美国历史上拥有如此之多的“信徒”。作为美国以外的研究者，我们完全不必同信奉“美国例外论”的美国人辩难，也无须纠缠于它的“神话”性质和“帝国主义”倾向，而应着力探究它何以成为一种代代相传、持久不衰的文化信念，并分析它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具有什么样的塑造作用。这对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有利于维护美国统治体制的文化信念，并为美国的社会政治实验奠定了心理基础。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任何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其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某些少数人统治的体制，却能得到多数人自愿的拥护和服从。可是，为什么少数人能够如此容易地统治多数人？为什么被统治者会如此不加保留地服从其统治者？对于这样的问题，大卫·休谟提出过一条解答的思路：其奥妙就潜藏在“意见”（opinion）之中，因为“政府的唯一基础是意见”；而这种“意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利益”的意见，另一类则是关于“权利”的意见。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统治基础的“意见”具体又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信念。在美国历史上，经常有人批评政府，甚至以暴力抵制政府的政策，但很少有人主张推翻美国的统治体制；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体制在根本上有利于自由和自治。即使那些长期被拒斥于美国“自由”大门之外的人，比如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居民，也一心要在美国体制的框架中争取平等和自由，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美国体制解决了如何获得和维护自由的问题，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自由地追求幸福，实现自己的理想。托克维尔曾颇为动情地写道：“新大陆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于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这似乎是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对“美国梦”的理解。到了21世纪初，巴拉克·奥巴马这个非洲移民之子，居然以黑人身份当选美国总统，于是他由衷地感叹“美国梦”之“神奇”和“伟大”：“你能够兴旺发达，你能获得自由，你能随自己所愿去思考、说话和信教；在（美国）这个地方，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做成事情。”依照托克维尔和奥巴马的逻辑，“美国梦”的关键在于自由，因而“美国梦”就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回响，是美国之所以“独一无二”和“格外出色”的标志，也是美国体制具有牢固而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源。据20世纪末的一次民意调查，当问及“美国最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时，69%的受访者的回答是“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阿伯拉罕·林肯年轻时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国家，我们必然永世长存，除非我们自杀。”
其次，“美国例外论”不仅诠释美国的国家特性，而且是构建美国的国家身份的一种思想方法；质言之，它是不同时期的美国人应对其国家认同挑战的凭借。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由彼此不相识的人们所构成的国家（nation），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美国作为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在起源、形成、发展和维系方面均有突出的特殊性，因之更其离不开“想象”，而“美国例外论”则提供了“想象”的方式和“想象”的资源。世界上许多自认独特而伟大的国家或民族，大都诉诸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以及对世界的贡献，但美国在国家形成之际，其国民并无共同的祖先，也没有祖传的国土，还缺乏纯一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新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重要地位可言。那么，美国能依靠什么来界定并维持自己的国家身份呢？似乎只能是国民禀赋、价值与制度的独特和优越。约翰·奥沙利文写道：“美国的爱国主义不在于土地，因为我们不是土著；也不在于祖先，因为我们来自所有的民族；而它根本上是一种个人所赋予的权利（personal enfranchisement），借富兰克林这位革命智者的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他认为这正是美国人“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且是“民众的天性”使然。从这番话推断，“美国例外论”为美国人界定国家身份、维持国家认同提供了“不二法门”，是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根基所在。当时，美国作为一个“孤独的”共和国，身处一个由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美国例外论”不仅为维护独立提供信念基石，而且对于坚持共和主义实验也是一种心理支持。
独立以后，美国的历史道路具有发展迅猛、变动深刻、影响巨大的特点，而在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美国例外论”自身也在演变，并且始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认同。在大陆扩张时期，美国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是，美国作为共和国，能否无限制地扩大疆域，成为一个帝国式的巨型领土国家？这时，“自由帝国”和“天定命运”的理念应运而生。根据这一“例外论”的思路，美国的扩张不仅不同于旧式帝国的殖民征服，而且有助于摧毁欧洲帝国在美洲的殖民体系，开拓自由的领地，推广自治的体制。1794年，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有一首诗写道：
欢呼吧，你这西部的世界！这真是上天的意愿；
你这光辉的榜样，带给人类新生的机缘。
你的子孙很快就会漫步越过大陆，
把家安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岸；
带着他们的规则、宗教、风习和技艺，
把他们的自由传布到亚洲的大海那边。
当时，美国人对于北美大陆的西部仅有模糊的印象，对于太平洋海岸和亚洲更是所知无多；但在德怀特诗意的想象中，这些地方很快就要变为“自由”的领地，而促成这一辉煌前景的“转变之手”，正是已然获得自由和自治的美国人。内战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大量新移民的到来，美国社会遇到多种异质文化的挑战。这时，“例外论”就成为识别异质文化、推行“美国化”的工具。参加一战以后，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却开始扮演帝国的角色，于是就有“威尔逊主义”出来应对这一挑战。根据这种外交理念，美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传统的帝国，而要以自由和民主来改造、重塑世界秩序。在冷战时代，“美国例外论”很自然地充当美国人识别、贬低和攻击共产主义的武器。当冷战结束和东欧各国发生政治巨变之际，“美国例外论”也没有缺席。用乔治·布什总统的话说，美国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种理念”，为东欧各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和“指引的力量”。总之，无论美国社会和世界局面如何变化，也无论美国的国家身份遭遇何种挑战，美国人的应对之策都离不开“美国例外论”的帮助。
毫无疑问，从国家认同的维度看，“美国例外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色彩。不过，关于“美国例外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还需要作比较具体而细致的梳理。尽管“美国例外论”所表达的是一种“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但它本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美国人所说的“nationalism”，在历史上是与“州权主义”对应的“全国主义”。也有人说，美国可能没有某种单一的民族主义，而不乏“多元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即多元并存的族裔认同和地域主义。有时，表达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思想观点，也称作“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按照李普塞特的说法，“美利坚主义”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词：反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民众主义和平等至上主义。从这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例外论”和“美利坚主义”在内涵上确有重合之处，而且历史上的一些“例外论”思想，也确实是以“美利坚主义”的名义来表达的。另外，“美国例外论”有时也表现出“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本土主义，因为本土主义通常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和排外倾向，而“美国例外论”则包含“普世论”的意涵。诚然，本土主义者在排斥外来移民时，有时也利用“例外论”，把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视为美国价值和制度的代表，而把新移民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看成威胁和败坏的因素。亨廷顿从“定居者”和“移民”的区分入手，称前者为美国“盎格鲁新教核心文化”的创制者；只有定居者“创建美国”以后，“移民”才有地方可以投奔。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种“最先有效定居原理”（Doctrine of First Effective Settlement）显然是一种“本土主义”的翻版。不过，亨廷顿同时也承认，“定居者文化”具有包容和吸纳的能力，致力于使移民接受美国的核心文化。
倘若一定要说美国有“民族主义”，那么它也应当是“美国例外论”和“爱国主义”的合体。在美国的爱国观念中，对作为“state”的美国和作为“nation”的美国有着明确的区分，爱国的对象只是作为“nation”的美国。自建国起，美国非但没有强烈的“国家主义”（statism），反而盛行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然而人们始终热爱乃至神化作为“nation”的美国。从前文提及的奥沙利文所引富兰克林的话来看，美国人“爱国”的含义可以化约为“爱自由”。就此而言，“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的“爱国主义”之间确有相通之处。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今美国的右翼常用“美国例外论”作为识别是否“爱国”的试金石，并借此攻击政治上的对手。2015年，共和党人杰布·布什（Jeb Bush）径直把“美国例外论”和“热爱我们的国家”勾连在一起。共和党人还刻意渲染奥巴马的族裔身份和宗教背景，质疑他对“美国例外论”的态度，嘲讽他相信美国“例外”，不过是因为美国“选择了巴拉克·奥巴马”。而且，奥巴马所倡导的医改计划，也被指责为反“美国例外论”的举措。
再次，在美国历史上，确曾有人利用“美国例外论”来对待新移民，或歧视，或排斥，或同化，或多管齐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新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人口的族裔和文化成分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美国持续不断地进行高强度的“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使这个人口构成至为多样且变动不居的“移民国家”，始终保持为一个根基稳固、体制有效的政治共同体。有学者指出，美国社会最大的“例外”，在于其价值和信念对国家认同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的确，美国人之为美国人，既不取决于出生地，也不依靠血统和祖先，而只是对他们所理解的“美国信条”的崇奉。如此复杂多样的居民之能汇聚成一个共同体，主要依靠他们对“共同的理想、价值和热望的分享”；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基础”（ideational foundation）的形成，可以说反映了“美国例外论”在“国族构建”方面的重大效用。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指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印证。在解释美国政府何以要就“人权问题”对其他国家加以干预时，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基于一个观念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他所说“一个观念”，是指“人生来平等而自由”的原则。从这一点着眼，就不难理解“美国例外论”对于美国“国族构建”的意义，也能解释“美国例外论”何以具有如此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借助“美国例外论”来进行“国族构建”，首先要求新移民放弃原来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偏好，接受美国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如果不考虑新移民大多是自愿选择来美国这一事实，美国这种“国族构建”就可以被定性为“文化霸凌”，带有先到者对后来者加以控制和改造的性质。但就美国的国家特性而言，这也是不得不然的事。美国自开端时就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美国例外论”在形成时就包含文化竞争和历史比较的意涵，其核心理念代表着英裔和西北欧裔白人的文化取向。通过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对比，这种文化取向得到了凸显和强化。同时，美国也长期处于欧洲强国在美洲的殖民体系的包围中，需要强调自身的特性以显示与传统殖民帝国的区分。因此，在建立和巩固新国家的过程中，美国人特别重视价值和信念的纯一性。另一方面，作为“受压迫者的避难地”，美国必须对外来移民敞开大门；国内开发对人力和智力有着持续的需求，也要求美国不断吸纳外来人口，于是移民就成为美国发展中最突出的主题。可是，大量的新来者不可避免地冲击乃至破坏既有的价值和制度；为了实现文化整合和国族构建的目标，美国主流社会和政府一道，对于外来移民采取同化和排斥并举的策略。二战以来，美国的族裔和文化多样性更趋鲜明，多元文化主义渐次兴盛，这对以“美国例外论”为中心的“国族构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少敏锐的学者也为此忧心忡忡。艾伦·布鲁姆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美国社会对开放性和相对主义的过度推崇，正在颠覆美国的立国原则，毁坏美国的文化根基。阿瑟·施莱辛格则发出惊呼，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之下，美国面临解体的危险。亨廷顿也颇为忧虑地感叹，“在以往三个世纪逐渐创造出来的美国身份认同”行将瓦解，因而有必要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中心重建美国的国家身份。然则在一个开放的辩论型社会，国家身份也是多种力量竞争的对象，左翼和右翼，白人中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往往持有不同乃至对立的主张。其中，少数族裔代言人和其他激进主义者发出的声音，一度产生很大的道德冲击波；而“美国例外论”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中心主义”一起，也同时受到好几路炮火的猛烈轰击。即便如此，在当前美国的“思想市场”中，“美国例外论”依然占据较大的“份额”。据2010年“今日美国”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对于“因其历史和宪法……美国具有一种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独特性（unique character）”这一说法，80%的受访者表示赞同。
最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例外论”同美国对外政策结合得愈加紧密，使它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和訾议的世界性话题。在对外事务方面，“美国例外论”涵盖美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政策和表现，一般认为有“榜样论”（把美国看作一个供他国瞻仰和取法的“山巅之城”，与之对应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孤立主义”）和“使命论”（美国代表世界历史的方向，应当介入外部事务以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状态，与之对应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国际主义”）两种取径。但也有学者提出，“美国例外论”所铸造的美国外交传统，不过是一以贯之的“单边国际主义”，并不存在什么“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对立。在一些具有欧洲背景的学者看来，“美国例外论”所主导的美国外交尤其危险和有害。他们觉得，20世纪的“例外论者”力图扩张美国的权势以支配整个世界，因而“过度强调美国经验和美国命运的例外性质”，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十分危险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美国例外论”一方面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了灾难。概言之，在“美国例外论”外交的批判者看来，美国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民主共和国”，而不过是一个与欧洲列强没有根本差别的帝国；美国对外政策打着“例外论”的旗号，而在本质上具有自利、扩张和争霸的本性。美国外交决策者基于“美国例外论”而表现出的自负和傲慢，有时甚至引发其盟友的不满。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谈到美国对伊拉克用兵的可能性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一个谁也离不了的国家。我们站得高，展望未来时我们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听到这样的话，“其他国家”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心生反感和厌恶呢？
不过，单纯的揭露和谴责并不能解开一个明显的“困惑”：美国领导人何以如此固执地以“美国例外论”作为其外交的指导方针，并用它来为其干预外部事务的举措做正当性辩护呢？理解这一问题的锁钥，似乎就在于前文提到的“例外论”和“普世论”的张力。“美国例外论”在内涵上的“普世性”，难免使美国文化具有天然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动，而将“美国例外论”用作干预世界事务的工具，正是它“不认国界”的一种表现。其间的思想逻辑是，美国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缘于自由和自治，而自由和自治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美国对外的干涉和扩张，并非单纯追求一般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把自由和自治的裨益带给世界，也即推广自由，促进民主，捍卫人权，让更多的人享有安全、尊严和幸福。较之欧洲传统的殖民主义扩张及帝国模式，这种外交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因而美国对外政策天然具有某种“例外性”。随着美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实力大增，美国政府对世界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也使得“美国例外论”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意识形态。从表面看，“例外论”和“普世论”并不兼容，既然是“例外”，也就不可复制。因此，如果用“例外论”眼光看待美国对外政策取向时，那些主张“美国优先”的人便很自然地认定，美国只能充当“榜样”和“灯塔”，因为自由和自治本身是稀缺而脆弱的，需要加倍小心地爱护，以避免遭到败坏或剥夺。为此，美国不仅不应过度介入世界事务，而且还要扎牢门户，谨慎地选择外来移民。但对那些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人来说，正是因为自由和自治乃是稀缺和脆弱的，故只有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美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随着美国有能力获取世界领导地位，后一条便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路径。乔治·布什在1992年说过，美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卓越的道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应当扮演“特殊的角色”。美国政界有人甚至宣称，“在一个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美国例外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件好事”。
然而，正是由于“例外论”和“普世论”之间存在张力，美国的外交决策精英难免经常陷入两个误区。其一，他们自以为美国作为自由和自治的榜样，干涉他国事务就天然带有维护自由和推广自治的用意，其正当性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在他国人民看来，“美国例外论”不过是粉饰其扩张和称霸动机的油彩而已，无法改变美国外交为本国资本谋取利益的实质。其二，他们觉得，既然自由和民主乃是人类共同怀有的价值目标，那么所有的社会和人民都会像美国人一样理解并看重自由和民主，而以促进自由和民主为鹄的美国政策，也就必然给他国人民带去福祉并赢得其感戴。乔治·W. 布什总统在2004年说，“相信自由是每个人类灵魂最深层的需求”；只要有机会，“伊拉克人民不仅能够自治，而且会是一个稳定而自由的社会”。有个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军中士也说：“在我的内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美国人。”这样的话表明，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往往一厢情愿地假定，“外国人”都认同和向往美国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其实，在世界历史上，许多社会长期处于美国人所界定的“压迫”和“奴役”之中，但其人民非但毫不自知，反而把反对“压迫”和“奴役”的主张视作异端邪说或政治灌输，把自由和民主看成反常乃至无效的体制。某些社会即便采纳“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这些词语，也往往为它们给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还极力同美国争夺对它们的定义权。而且，在面临关键性的重大选择时，许多社会和人民并不一定像美国人一样，会把自由和自治排在优先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解释，何以美国向外输出其价值和制度的努力，往往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而且经常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四、余论
世界上许多社会和国家在自我认知及对外宣传中，经常不同程度地诉诸“例外论”。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例外论”一般较少引起外界注意，唯有“美国例外论”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话题。在当前美国的政治中，“美国例外论”越来越被工具化，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和右翼人士总是援引“美国例外论”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使得“美国例外论”同白人优越论、精英主义、保守主义有脱不掉的干系。经过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番抨击，美国学者对“美国例外论”这个词大多表现得至为敏感和谨慎，甚至避之若浼。只要提到这个词，他们往往极力表白，自己的用意仅在于批判而不是肯定“美国的独特性”。他们多把“美国例外论”称作一种扭曲性的世界观，因为它对美国看法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往往夸大美国的特殊性。更有甚者，“在描述美国的文化发展及模式时”，“诸如‘独特’（unique）和‘例外’这样的词，也要格外慎重地使用”；如果一定要谈美国的特点，最好是用“不同”（different）一词，“因为美国确实是不同的”。但问题是，“不同”这种词可以用于描述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化，用它来谈论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们研究某个国家的历史，通常以揭示其特点乃至独特性为旨趣，因为认知和理解不同社会与文化的特点，不仅能反映研究者的眼光和学识，而且也有助于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欧美学术界和思想界对“美国例外论”大加批判，自有其具体的语境和用意；而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关注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重视美国历史中的独特之处。这样做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美国人所界定的“美国例外论”。如果把“美国例外论”泛化为关于美国社会特点的一般性讨论，把论及美国特点的一切观点都归入“美国例外论”的范畴，不加分辨地予以唾弃，难免严重制约乃至扭曲对于美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认识。对于美国政府利用“例外论”来实行对外干涉和争夺霸权，理当加以辨析和批判；对于普通美国人基于“例外论”思维而歧视、排斥移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做出评判和回击。不过，对“美国例外论”的政治性利用，与“美国例外论”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判然不同而不可混淆的两件事。而且，“美国例外论”中包含事实判断（独特性）和价值判断（优越性），在去掉其中的价值判断以后，事实判断的部分仍然不乏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厌恶或反对“美国例外论”，但不宜简单地把美国拉入“普通国家”的行列，完全不考虑其独特性。这样势必给认知和理解美国造成巨大的障碍。对于美国之外的学者来说，“美国例外论”并不牵涉现场性的政治和道德关怀，这也有利于对它加以更加理性的审视，避免用本国的经验和标准来看待美国，也不会把美国的历史道路看得与其他国家一般无二。这样或许能找到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解释美国历史的路径和框架。
众所周知，美国在较短的时期崛起为世界强国，在技术、经济、教育和大众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给世界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非特此也，美国在政治经验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无论作为现代“国族国家”还是联邦制共和国，美国基本上保持着突出的稳定性。尽管地域不断扩大，经济时有起伏，人口快速增加，居民的族裔和文化背景越来越复杂，社会冲突不断发生，执政者一批复一批有规则地更替轮换，但美国几乎没有发生历史的断裂，也未出现过真正的“统治体制转换”（regime change）。如果忽略这些特点，我们又怎么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呢？在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清醒而准确的认识美国；而研究美国的专业人员若能深入理解“美国例外论”的实质和意义，就有可能更清晰地把握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读史最忌用今人的标准评判前人，或用今人的感受比拟前人；而对于外国的历史，尤其不能用本国当前的经验、标准和情感来加以揣度和评判。以差异定好恶，凭好恶做判断，绝不是研究外国问题的正途。我们唯有增强跨文化、跨时空的理解能力，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努力从材料和学理出发，方能获取关于美国历史和现状的准确而可靠的知识。
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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