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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例外论”的历史反思(下)
发布时间: 2022/12/1日    【字体:
作者:李剑鸣
关键词:  美国例外论;自由和自治;美国建国者;国家特性;国族构建  
 
 
 
摘要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美国例外论”,并非“山巅之城”“上帝选民”“天定命运”“美国信条”的简单叠加或组合,而体现为美国人因率先享有自由、实现自治而产生的自信、自豪和“使命”意识,其核心理念和基本话语均形成于美国建国时期。不过,《独立宣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建国者才是“美国例外论”的“缔造者”,而且“开明的”欧洲思想界也隔洋呼应,共同参与了“美国例外论”的建构。通常所谓“清教起源说”和“托克维尔发明说”也都于史无征。那些与清教相关的“例外论”表述,大多是后世在对“美国例外论”加以调整和重构时所添加的。托克维尔在阐述“美国例外论”方面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有关观念和话语也与美国建国者如出一辙。以往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在思路和方法上也颇有局限,有必要从美国统治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美国的国家身份塑造、“移民国家”的“国族构建”以及“例外论”与“普世论”的张力着眼,重新认识“美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义。
 
(……接上文)
 
三、批判的理路
 
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例外论”的性质和意义,长期也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将它称作“美国的基础性叙事”(America’s fundamental narrative),也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幻象”(state fantasy),还有学者把它调侃为“一个让聪明人去胡扯的话题”。在许多人看来,“例外论”不过是对美国社会的想象性美化,其前提是虚假的,其论点也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同时,它还夸大了美国的特点,忽视其内部的多样性,并把美国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例外论”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后果,比如排斥移民,贬抑他国,推行干涉、扩张和称霸的外交,等等。这可能是“美国例外论”招致反感和厌恶的主要根源。也有人认为,例外论有“好”“坏”之分:“好”例外论把美国视作“一座光辉的山巅之城”,肩负着“把真理、正义和民主带给世界”的使命;“坏”例外论则指美国缺乏欧洲那种强健有力的福利国家,因为美国在传统上国家弱小而公民社会强大,个人主义过于强盛。在对外事务中,“坏”例外论自诩美国拥有别具一格的权利文化,但在与权利相关的问题上却采用不同的标签,以“拱扶垛”心态和“双重标准”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好”例外论则意味着美国扮演世界的领导者,能够并且愿意投入“真正的资源”和做出“真正的牺牲”,以“建立、维持和推动一种信奉国际法、民主的国际秩序,并促进人权”。还有人把“例外论者”分成“保守”和“开明”两派,前者不能容忍对美国的批评,认定美国永远比其他国家优越;后者虽然坚持美国是“例外”的,但不否认其他国家也有其例外之处,而且相信世界可以变得和美国一样。
 
美国史学界对“例外论”的态度同样很复杂,而主导的倾向则是辨析和批判。基于学理来审视“美国例外论”,大致有四条路径:其一,强调美国历史与文化与其他社会的共性;其二,以美国历史中失败和黑暗的史事来瓦解“例外论”;其三,突出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影响;其四,倡导开展社会史、妇女史、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关注底层和边缘群体,运用比较方法,着力揭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凸显外部世界和跨国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在许多学者看来,美国即便确有“例外”之处,也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可能曾经“例外”,后来却变得不那么“例外”了。一般认为,“特纳学派”和“一致论学派”对“例外论”的建构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史家中鼓吹“例外论”的人十分少见,即便提及“例外论”,往往也是旨在抨击而不是捍卫美国的独特性。另有学者指出,美国史学界不仅在“美国例外论”的形成、演变和传播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美国例外论”的批判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美国史学界,跨国史和全球史已蔚然成风,从这种视野和路径来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必定摈弃“例外论”,关注联系和互动,采用比较方法,从更大的语境来看美国历史问题,认为“美国的历史不过是众多历史中的一种”而已。
 
作为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美国例外论”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尖锐的分歧,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以往人们对它的认知和批判,却也存在不小的误区和混乱。其中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路,是把“美国例外论”看成一种自足的历史事实,试图借助经验证据来证实或颠覆其真实性。
 
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美国曾经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只是后来逐渐变得不够“例外”,并最终进入“普通国家”的行列。这就是说,“例外论”在历史上曾是一种关于美国的真实表述。有人提出,“例外论自建国起就是美国历史中一个主导性的主题”;当时美国人界定国家身份所对照的是英、法、荷、西等欧洲强国,发现美国与它们有若干根本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塑造出美国历史轨迹的“例外性”。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走向“衰落”,沦为一个“普通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例外论”已然破产或终结。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例外论”变成了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各种负面现象的代称,而且一般带有揶揄讽刺之意。美国在许多领域的表现低于国际一般水准,比如,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格外多,医保体制落后,贫富极度分化,政府领导人在国内、国际的做派十分可笑;这些都足以证明,美国已变成一个“格外糟糕”的国家。美国的另一些负面现象,诸如强烈而顽固的种族主义,对不平等的高度容忍,警察街头执法随意致人死命,等等,也被称作“美国例外论”的表现。按照李普塞特的解释,“美国例外论”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现象”(two-edged phenomenon):它既表明美国具有许多优异出众的地方,也触及美国那些格外恶劣糟糕的表现,而且两者通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则在更多的人看来,“美国例外论”从来就不是美国实际的反映,而是对美国特性的一种想象性建构。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与其他社会具有显著的共性,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辉煌,也有阴暗面;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民。在190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上,美国学者艾德温·塞利格曼指出,“许多有思想的公民同胞”相信,美国人要“完成某种格外不同的使命”,美国“因信奉某些固有的原则而与世界其他地方显著不同”;这表明美国人不过是生活于“傻瓜的天堂”,洋洋自得地以为“我们的民主有某种固有特性”,殖民开拓乃是“清教特性的显著成果”,并因“我们对自由的热爱”“发明的才干”和“无比的繁荣”而沾沾自喜;实际上,以上现象在根本上都是相对的,取决于“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学者也说,美国人只是寻常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从欧洲带到美洲的乃是“欧洲人的希望,欧洲人的恐惧,欧洲人的理想,欧洲人的偏见,以及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的崇拜”;然而美国的历史叙事在“夸大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的同时,却低估“那些来自于欧洲并至今仍与欧洲分享的价值”。换言之,美国人具有人类的共性,并且在文化上与欧洲同源。另一种更常见的批驳“美国例外论”的手法,则是“揭美国的老底”,专谈美国历史中的失败和黑暗,尤其是扩张、侵略和种族压迫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洋洋自得的自由和自治,根本不是普遍的真实,因为美国历史中长期存在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有一本书题为《美国自由的两幅面孔》,着意揭露美国所宣称的自由和实际的不平等之间的强烈反差,认为美国文明一开始就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而且压迫贯穿美国历史的始终,因而美国的自由具有显著的虚伪性。还有论者认为,美国历史的阴暗面,美国人所遭遇的失败,也打击了美国人对于“例外论”的信心;比如,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就让美国人无法摆脱“越南幽灵”的困扰。总之,依据经验事实来判断,“美国例外论”实为虚妄的欺人之谈。
 
然而,把“美国例外论”等同于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事实性表述,并以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事实来加以解构,这对于理解“美国例外论”及其意义,并不是一种切合而有效的学术理路。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奥努夫指出,“使得美国人例外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制度,不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边疆经验,而毋宁是在整个历史中都自觉自愿地拥抱美国例外论”;借杰斐逊的话来说,“我们被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但“我们是信奉同一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例外论者”。其意思是,美国人普遍相信“美国例外论”,才是美国真正“例外”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不论“美国例外论”是虚构还是真实,其持续的存在和深刻的影响乃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于是,在批判性地审视“美国例外论”时,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它在事实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它何以在美国历史上拥有如此之多的“信徒”。作为美国以外的研究者,我们完全不必同信奉“美国例外论”的美国人辩难,也无须纠缠于它的“神话”性质和“帝国主义”倾向,而应着力探究它何以成为一种代代相传、持久不衰的文化信念,并分析它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具有什么样的塑造作用。这对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有利于维护美国统治体制的文化信念,并为美国的社会政治实验奠定了心理基础。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任何政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其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某些少数人统治的体制,却能得到多数人自愿的拥护和服从。可是,为什么少数人能够如此容易地统治多数人?为什么被统治者会如此不加保留地服从其统治者?对于这样的问题,大卫·休谟提出过一条解答的思路:其奥妙就潜藏在“意见”(opinion)之中,因为“政府的唯一基础是意见”;而这种“意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利益”的意见,另一类则是关于“权利”的意见。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统治基础的“意见”具体又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信念。在美国历史上,经常有人批评政府,甚至以暴力抵制政府的政策,但很少有人主张推翻美国的统治体制;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体制在根本上有利于自由和自治。即使那些长期被拒斥于美国“自由”大门之外的人,比如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居民,也一心要在美国体制的框架中争取平等和自由,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美国体制解决了如何获得和维护自由的问题,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自由地追求幸福,实现自己的理想。托克维尔曾颇为动情地写道:“新大陆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于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这似乎是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对“美国梦”的理解。到了21世纪初,巴拉克·奥巴马这个非洲移民之子,居然以黑人身份当选美国总统,于是他由衷地感叹“美国梦”之“神奇”和“伟大”:“你能够兴旺发达,你能获得自由,你能随自己所愿去思考、说话和信教;在(美国)这个地方,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做成事情。”依照托克维尔和奥巴马的逻辑,“美国梦”的关键在于自由,因而“美国梦”就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回响,是美国之所以“独一无二”和“格外出色”的标志,也是美国体制具有牢固而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源。据20世纪末的一次民意调查,当问及“美国最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时,69%的受访者的回答是“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阿伯拉罕·林肯年轻时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国家,我们必然永世长存,除非我们自杀。”
 
其次,“美国例外论”不仅诠释美国的国家特性,而且是构建美国的国家身份的一种思想方法;质言之,它是不同时期的美国人应对其国家认同挑战的凭借。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由彼此不相识的人们所构成的国家(nation),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美国作为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在起源、形成、发展和维系方面均有突出的特殊性,因之更其离不开“想象”,而“美国例外论”则提供了“想象”的方式和“想象”的资源。世界上许多自认独特而伟大的国家或民族,大都诉诸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以及对世界的贡献,但美国在国家形成之际,其国民并无共同的祖先,也没有祖传的国土,还缺乏纯一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新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重要地位可言。那么,美国能依靠什么来界定并维持自己的国家身份呢?似乎只能是国民禀赋、价值与制度的独特和优越。约翰·奥沙利文写道:“美国的爱国主义不在于土地,因为我们不是土著;也不在于祖先,因为我们来自所有的民族;而它根本上是一种个人所赋予的权利(personal enfranchisement),借富兰克林这位革命智者的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他认为这正是美国人“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且是“民众的天性”使然。从这番话推断,“美国例外论”为美国人界定国家身份、维持国家认同提供了“不二法门”,是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根基所在。当时,美国作为一个“孤独的”共和国,身处一个由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美国例外论”不仅为维护独立提供信念基石,而且对于坚持共和主义实验也是一种心理支持。
 
独立以后,美国的历史道路具有发展迅猛、变动深刻、影响巨大的特点,而在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美国例外论”自身也在演变,并且始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认同。在大陆扩张时期,美国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是,美国作为共和国,能否无限制地扩大疆域,成为一个帝国式的巨型领土国家?这时,“自由帝国”和“天定命运”的理念应运而生。根据这一“例外论”的思路,美国的扩张不仅不同于旧式帝国的殖民征服,而且有助于摧毁欧洲帝国在美洲的殖民体系,开拓自由的领地,推广自治的体制。1794年,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有一首诗写道:
 
欢呼吧,你这西部的世界!这真是上天的意愿;
 
你这光辉的榜样,带给人类新生的机缘。
 
你的子孙很快就会漫步越过大陆,
 
把家安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岸;
 
带着他们的规则、宗教、风习和技艺,
 
把他们的自由传布到亚洲的大海那边。
 
当时,美国人对于北美大陆的西部仅有模糊的印象,对于太平洋海岸和亚洲更是所知无多;但在德怀特诗意的想象中,这些地方很快就要变为“自由”的领地,而促成这一辉煌前景的“转变之手”,正是已然获得自由和自治的美国人。内战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大量新移民的到来,美国社会遇到多种异质文化的挑战。这时,“例外论”就成为识别异质文化、推行“美国化”的工具。参加一战以后,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却开始扮演帝国的角色,于是就有“威尔逊主义”出来应对这一挑战。根据这种外交理念,美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传统的帝国,而要以自由和民主来改造、重塑世界秩序。在冷战时代,“美国例外论”很自然地充当美国人识别、贬低和攻击共产主义的武器。当冷战结束和东欧各国发生政治巨变之际,“美国例外论”也没有缺席。用乔治·布什总统的话说,美国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种理念”,为东欧各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和“指引的力量”。总之,无论美国社会和世界局面如何变化,也无论美国的国家身份遭遇何种挑战,美国人的应对之策都离不开“美国例外论”的帮助。
 
毫无疑问,从国家认同的维度看,“美国例外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色彩。不过,关于“美国例外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还需要作比较具体而细致的梳理。尽管“美国例外论”所表达的是一种“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但它本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美国人所说的“nationalism”,在历史上是与“州权主义”对应的“全国主义”。也有人说,美国可能没有某种单一的民族主义,而不乏“多元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即多元并存的族裔认同和地域主义。有时,表达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思想观点,也称作“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按照李普塞特的说法,“美利坚主义”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词:反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民众主义和平等至上主义。从这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例外论”和“美利坚主义”在内涵上确有重合之处,而且历史上的一些“例外论”思想,也确实是以“美利坚主义”的名义来表达的。另外,“美国例外论”有时也表现出“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本土主义,因为本土主义通常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和排外倾向,而“美国例外论”则包含“普世论”的意涵。诚然,本土主义者在排斥外来移民时,有时也利用“例外论”,把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视为美国价值和制度的代表,而把新移民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看成威胁和败坏的因素。亨廷顿从“定居者”和“移民”的区分入手,称前者为美国“盎格鲁新教核心文化”的创制者;只有定居者“创建美国”以后,“移民”才有地方可以投奔。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种“最先有效定居原理”(Doctrine of First Effective Settlement)显然是一种“本土主义”的翻版。不过,亨廷顿同时也承认,“定居者文化”具有包容和吸纳的能力,致力于使移民接受美国的核心文化。
 
倘若一定要说美国有“民族主义”,那么它也应当是“美国例外论”和“爱国主义”的合体。在美国的爱国观念中,对作为“state”的美国和作为“nation”的美国有着明确的区分,爱国的对象只是作为“nation”的美国。自建国起,美国非但没有强烈的“国家主义”(statism),反而盛行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然而人们始终热爱乃至神化作为“nation”的美国。从前文提及的奥沙利文所引富兰克林的话来看,美国人“爱国”的含义可以化约为“爱自由”。就此而言,“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的“爱国主义”之间确有相通之处。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今美国的右翼常用“美国例外论”作为识别是否“爱国”的试金石,并借此攻击政治上的对手。2015年,共和党人杰布·布什(Jeb Bush)径直把“美国例外论”和“热爱我们的国家”勾连在一起。共和党人还刻意渲染奥巴马的族裔身份和宗教背景,质疑他对“美国例外论”的态度,嘲讽他相信美国“例外”,不过是因为美国“选择了巴拉克·奥巴马”。而且,奥巴马所倡导的医改计划,也被指责为反“美国例外论”的举措。
 
再次,在美国历史上,确曾有人利用“美国例外论”来对待新移民,或歧视,或排斥,或同化,或多管齐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新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人口的族裔和文化成分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美国持续不断地进行高强度的“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使这个人口构成至为多样且变动不居的“移民国家”,始终保持为一个根基稳固、体制有效的政治共同体。有学者指出,美国社会最大的“例外”,在于其价值和信念对国家认同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的确,美国人之为美国人,既不取决于出生地,也不依靠血统和祖先,而只是对他们所理解的“美国信条”的崇奉。如此复杂多样的居民之能汇聚成一个共同体,主要依靠他们对“共同的理想、价值和热望的分享”;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基础”(ideational foundation)的形成,可以说反映了“美国例外论”在“国族构建”方面的重大效用。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指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印证。在解释美国政府何以要就“人权问题”对其他国家加以干预时,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基于一个观念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他所说“一个观念”,是指“人生来平等而自由”的原则。从这一点着眼,就不难理解“美国例外论”对于美国“国族构建”的意义,也能解释“美国例外论”何以具有如此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借助“美国例外论”来进行“国族构建”,首先要求新移民放弃原来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偏好,接受美国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如果不考虑新移民大多是自愿选择来美国这一事实,美国这种“国族构建”就可以被定性为“文化霸凌”,带有先到者对后来者加以控制和改造的性质。但就美国的国家特性而言,这也是不得不然的事。美国自开端时就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美国例外论”在形成时就包含文化竞争和历史比较的意涵,其核心理念代表着英裔和西北欧裔白人的文化取向。通过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对比,这种文化取向得到了凸显和强化。同时,美国也长期处于欧洲强国在美洲的殖民体系的包围中,需要强调自身的特性以显示与传统殖民帝国的区分。因此,在建立和巩固新国家的过程中,美国人特别重视价值和信念的纯一性。另一方面,作为“受压迫者的避难地”,美国必须对外来移民敞开大门;国内开发对人力和智力有着持续的需求,也要求美国不断吸纳外来人口,于是移民就成为美国发展中最突出的主题。可是,大量的新来者不可避免地冲击乃至破坏既有的价值和制度;为了实现文化整合和国族构建的目标,美国主流社会和政府一道,对于外来移民采取同化和排斥并举的策略。二战以来,美国的族裔和文化多样性更趋鲜明,多元文化主义渐次兴盛,这对以“美国例外论”为中心的“国族构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少敏锐的学者也为此忧心忡忡。艾伦·布鲁姆愤愤不平地抱怨说,美国社会对开放性和相对主义的过度推崇,正在颠覆美国的立国原则,毁坏美国的文化根基。阿瑟·施莱辛格则发出惊呼,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之下,美国面临解体的危险。亨廷顿也颇为忧虑地感叹,“在以往三个世纪逐渐创造出来的美国身份认同”行将瓦解,因而有必要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中心重建美国的国家身份。然则在一个开放的辩论型社会,国家身份也是多种力量竞争的对象,左翼和右翼,白人中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往往持有不同乃至对立的主张。其中,少数族裔代言人和其他激进主义者发出的声音,一度产生很大的道德冲击波;而“美国例外论”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中心主义”一起,也同时受到好几路炮火的猛烈轰击。即便如此,在当前美国的“思想市场”中,“美国例外论”依然占据较大的“份额”。据2010年“今日美国”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对于“因其历史和宪法……美国具有一种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独特性(unique character)”这一说法,80%的受访者表示赞同。
 
最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例外论”同美国对外政策结合得愈加紧密,使它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和訾议的世界性话题。在对外事务方面,“美国例外论”涵盖美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政策和表现,一般认为有“榜样论”(把美国看作一个供他国瞻仰和取法的“山巅之城”,与之对应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孤立主义”)和“使命论”(美国代表世界历史的方向,应当介入外部事务以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状态,与之对应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国际主义”)两种取径。但也有学者提出,“美国例外论”所铸造的美国外交传统,不过是一以贯之的“单边国际主义”,并不存在什么“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对立。在一些具有欧洲背景的学者看来,“美国例外论”所主导的美国外交尤其危险和有害。他们觉得,20世纪的“例外论者”力图扩张美国的权势以支配整个世界,因而“过度强调美国经验和美国命运的例外性质”,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十分危险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美国例外论”一方面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了灾难。概言之,在“美国例外论”外交的批判者看来,美国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民主共和国”,而不过是一个与欧洲列强没有根本差别的帝国;美国对外政策打着“例外论”的旗号,而在本质上具有自利、扩张和争霸的本性。美国外交决策者基于“美国例外论”而表现出的自负和傲慢,有时甚至引发其盟友的不满。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谈到美国对伊拉克用兵的可能性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一个谁也离不了的国家。我们站得高,展望未来时我们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听到这样的话,“其他国家”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心生反感和厌恶呢?
 
不过,单纯的揭露和谴责并不能解开一个明显的“困惑”:美国领导人何以如此固执地以“美国例外论”作为其外交的指导方针,并用它来为其干预外部事务的举措做正当性辩护呢?理解这一问题的锁钥,似乎就在于前文提到的“例外论”和“普世论”的张力。“美国例外论”在内涵上的“普世性”,难免使美国文化具有天然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动,而将“美国例外论”用作干预世界事务的工具,正是它“不认国界”的一种表现。其间的思想逻辑是,美国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缘于自由和自治,而自由和自治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美国对外的干涉和扩张,并非单纯追求一般的国家利益,而是要把自由和自治的裨益带给世界,也即推广自由,促进民主,捍卫人权,让更多的人享有安全、尊严和幸福。较之欧洲传统的殖民主义扩张及帝国模式,这种外交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因而美国对外政策天然具有某种“例外性”。随着美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实力大增,美国政府对世界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也使得“美国例外论”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意识形态。从表面看,“例外论”和“普世论”并不兼容,既然是“例外”,也就不可复制。因此,如果用“例外论”眼光看待美国对外政策取向时,那些主张“美国优先”的人便很自然地认定,美国只能充当“榜样”和“灯塔”,因为自由和自治本身是稀缺而脆弱的,需要加倍小心地爱护,以避免遭到败坏或剥夺。为此,美国不仅不应过度介入世界事务,而且还要扎牢门户,谨慎地选择外来移民。但对那些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人来说,正是因为自由和自治乃是稀缺和脆弱的,故只有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美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随着美国有能力获取世界领导地位,后一条便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路径。乔治·布什在1992年说过,美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卓越的道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应当扮演“特殊的角色”。美国政界有人甚至宣称,“在一个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美国例外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件好事”。
 
然而,正是由于“例外论”和“普世论”之间存在张力,美国的外交决策精英难免经常陷入两个误区。其一,他们自以为美国作为自由和自治的榜样,干涉他国事务就天然带有维护自由和推广自治的用意,其正当性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在他国人民看来,“美国例外论”不过是粉饰其扩张和称霸动机的油彩而已,无法改变美国外交为本国资本谋取利益的实质。其二,他们觉得,既然自由和民主乃是人类共同怀有的价值目标,那么所有的社会和人民都会像美国人一样理解并看重自由和民主,而以促进自由和民主为鹄的美国政策,也就必然给他国人民带去福祉并赢得其感戴。乔治·W. 布什总统在2004年说,“相信自由是每个人类灵魂最深层的需求”;只要有机会,“伊拉克人民不仅能够自治,而且会是一个稳定而自由的社会”。有个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军中士也说:“在我的内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美国人。”这样的话表明,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往往一厢情愿地假定,“外国人”都认同和向往美国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其实,在世界历史上,许多社会长期处于美国人所界定的“压迫”和“奴役”之中,但其人民非但毫不自知,反而把反对“压迫”和“奴役”的主张视作异端邪说或政治灌输,把自由和民主看成反常乃至无效的体制。某些社会即便采纳“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这些词语,也往往为它们给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还极力同美国争夺对它们的定义权。而且,在面临关键性的重大选择时,许多社会和人民并不一定像美国人一样,会把自由和自治排在优先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解释,何以美国向外输出其价值和制度的努力,往往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而且经常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四、余论
 
世界上许多社会和国家在自我认知及对外宣传中,经常不同程度地诉诸“例外论”。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例外论”一般较少引起外界注意,唯有“美国例外论”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话题。在当前美国的政治中,“美国例外论”越来越被工具化,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和右翼人士总是援引“美国例外论”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使得“美国例外论”同白人优越论、精英主义、保守主义有脱不掉的干系。经过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番抨击,美国学者对“美国例外论”这个词大多表现得至为敏感和谨慎,甚至避之若浼。只要提到这个词,他们往往极力表白,自己的用意仅在于批判而不是肯定“美国的独特性”。他们多把“美国例外论”称作一种扭曲性的世界观,因为它对美国看法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往往夸大美国的特殊性。更有甚者,“在描述美国的文化发展及模式时”,“诸如‘独特’(unique)和‘例外’这样的词,也要格外慎重地使用”;如果一定要谈美国的特点,最好是用“不同”(different)一词,“因为美国确实是不同的”。但问题是,“不同”这种词可以用于描述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化,用它来谈论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们研究某个国家的历史,通常以揭示其特点乃至独特性为旨趣,因为认知和理解不同社会与文化的特点,不仅能反映研究者的眼光和学识,而且也有助于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欧美学术界和思想界对“美国例外论”大加批判,自有其具体的语境和用意;而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关注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重视美国历史中的独特之处。这样做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美国人所界定的“美国例外论”。如果把“美国例外论”泛化为关于美国社会特点的一般性讨论,把论及美国特点的一切观点都归入“美国例外论”的范畴,不加分辨地予以唾弃,难免严重制约乃至扭曲对于美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认识。对于美国政府利用“例外论”来实行对外干涉和争夺霸权,理当加以辨析和批判;对于普通美国人基于“例外论”思维而歧视、排斥移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做出评判和回击。不过,对“美国例外论”的政治性利用,与“美国例外论”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判然不同而不可混淆的两件事。而且,“美国例外论”中包含事实判断(独特性)和价值判断(优越性),在去掉其中的价值判断以后,事实判断的部分仍然不乏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厌恶或反对“美国例外论”,但不宜简单地把美国拉入“普通国家”的行列,完全不考虑其独特性。这样势必给认知和理解美国造成巨大的障碍。对于美国之外的学者来说,“美国例外论”并不牵涉现场性的政治和道德关怀,这也有利于对它加以更加理性的审视,避免用本国的经验和标准来看待美国,也不会把美国的历史道路看得与其他国家一般无二。这样或许能找到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解释美国历史的路径和框架。
 
众所周知,美国在较短的时期崛起为世界强国,在技术、经济、教育和大众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给世界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非特此也,美国在政治经验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无论作为现代“国族国家”还是联邦制共和国,美国基本上保持着突出的稳定性。尽管地域不断扩大,经济时有起伏,人口快速增加,居民的族裔和文化背景越来越复杂,社会冲突不断发生,执政者一批复一批有规则地更替轮换,但美国几乎没有发生历史的断裂,也未出现过真正的“统治体制转换”(regime change)。如果忽略这些特点,我们又怎么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呢?在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清醒而准确的认识美国;而研究美国的专业人员若能深入理解“美国例外论”的实质和意义,就有可能更清晰地把握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读史最忌用今人的标准评判前人,或用今人的感受比拟前人;而对于外国的历史,尤其不能用本国当前的经验、标准和情感来加以揣度和评判。以差异定好恶,凭好恶做判断,绝不是研究外国问题的正途。我们唯有增强跨文化、跨时空的理解能力,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努力从材料和学理出发,方能获取关于美国历史和现状的准确而可靠的知识。
 
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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