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定于一”，见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历来注家解说不一，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汉代赵岐训“一”为“一道”，指“仁政”；宋代朱熹释“一”为“合于一”，指“一天下”；清代焦循则持两可之说。“一”是否就是“统一”或“一统”？《孟子》中多处提到“王”(wàng）字，其对“王天下”的理解，是以诸侯国为单元，以夏、商、周先王为范本，施行仁政而“平治天下”，而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统一天下”。秦汉以后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天下统一，在孟子思想中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端倪。对同时代的思想家所谓“一天下”的思想，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定于一”，可理解为：各国实行仁政，天下就会安定。

“定于一”,是孟子的名言，也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但后世流行的释义，去孟子本义甚远，合于孟子本义的解释，反而湮没不彰，影响到对孟子思想的准确把握，进而影响到对当时所谓历史趋势的判断，确有辨正的必要。

一、“一道”与“一统”：孟子“定于一”释义考原

“定于一”，见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6章。全文如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定于一”之“一”，赵岐注（以下简称“赵注”）云：

孟子谓仁政为一也。

其《章指》释全句：

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

本文作者著《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

由上可知，赵岐训“一”为“一道”，指“仁政”。此释义根据孟子的另一句话：“夫道一而已矣。”赵注云：“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注义合于这句话的前文：“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又本于孟子所引孔子的话：“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孔子这句话可理解为：可能之道有两种，“仁与不仁”；可行之道就只有一种，“仁”。仍是“道一”之义。

赵岐之后，解释《孟子》影响最大的人是朱熹。朱熹注（以下简称“朱注”）与赵注不同：

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

又引苏氏曰：

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

由上可知，朱熹释“一”为“合于一”，指“一天下”，即如秦汉以后的统一天下。古人多认为上古圣王如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也是“一天下”的，但也明白，先秦时代以“封建”为特征的“一天下”，和秦汉以后以“郡县”为特征的“一天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两者的区别，下节还要论及。

朱熹之后，解释《孟子》影响最大的是焦循（以下简称“焦疏”）。他先是认同赵注：

《易·文言传》云：“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即仁，仁即一，故赵氏以仁政为一。孟子对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赵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谓孟子对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对滕文公之道一也。赵氏之说正矣。

焦循以“元”释“一”，以“元”指“仁”，“一”的意味更显豁，有唯一的意思，又有最重要的意思，还有源头的意思，与孟子对“仁”的多角度阐述所呈现的义项，并无不合。但接下来的解释，又转而认同朱注了：

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归之”，则谓时无王者，不能统一，故天下争乱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后定。孔子作《春秋》，书“王正月”，《公羊传》云：“大一统也。”孟子当亦谓此。

这里，焦循释“一”为“统一”，即从秦汉开始的统一天下。

焦循看似持两可之说。也许他是想把两者合一：仁政是其内容，统一是其形式。从字训来说，“一”既是“一道”，又是“一统”。

大致说来，历来的解释，有代表性的就是上述三种，而以第二种最为普遍、最为流行。如杨伯峻的《孟子译注》（以下简称“杨注”），为今世影响最大者，其释义即同朱注，亦是采用焦疏的后一解：

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

“定于一”，是定于仁政“一道”，还是定于天下“一统”？其间的差异一目了然。究竟取哪一种解释，不但对《孟子》本章的观点，甚至对孟子的整个思想，都会导致很不一样的认识。孰是孰非？下面先看看释“一”为“统一”或“一统”是否成立。

二、“一”是否就是“统一”或“一统”：说“王”（wàng）之一

根据杨伯峻《孟子词典》的统计，“一”在该书中单独出现共119次。其中，作为数词109次；作为副词6次，“表示两件相为因果的事情时间上的紧接”；1次为“开始”义；其余3次，义为“一统，统一”，都在本章。问题在于：如果其他地方的“一”都没有“一统”或“统一”的意义，那么，集中在同一章的这三次“一统”或“统一”的意义能成立么？

这里先界定“一统”或“统一”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统一，是指秦始皇式的统一：中央集权、皇帝专权、中原（农耕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中央皇权的直接有效统治之下。依朱熹前引苏氏的意见，秦、汉、晋、隋、唐，以及他所在的宋，都属于统一的朝代。宋之后的元、明、清，自然也是统一的朝代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夏、商、周也都算一种统一的朝代。典型代表是西周：王室直接管理千里王畿，同时封邦建国、中原的主要范围（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江淮流域）都处于王室的有效控制或影响之下。姑不论此说能否成立，至少从概念上来讲，一般不用“统一”的字眼，以免与上述通用的秦汉以后的“统一”混淆。

由于“一”被释为“统一”“一统”，仅出现在“定于一”句及同章的另两句中，实际上属于没有旁证的孤例，要解决这三次“统一”或“一统”的释义能否成立的问题，必须用其他方法。本文采用的办法是：考察《孟子》全书，看孟子是否有“统一”或“一统”的思想或主张？如果有，则“一”释义为“统一”或“一统”有可能成立；如果没有，就另当别论了。

读《孟子》一书，屡屡碰到一个读去声的“王”，即“王”（wàng）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眼，而是全书的核心字眼之一，与孟子是否有“统一”天下的观念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搞清楚了“王”（wàng）字的正确释义，也许就解决了孟子是否有“统一”或“一统”天下的思想。

“王”（wàng）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梁惠王章句上》第3章：

（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这一章，梁惠王问孟子，自己尽心为国为民，比之邻国强多了，但并没有吸引邻国之民迁移到魏国，为什么？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为喻，指出魏国的做法其实不比邻国强到哪儿去，必须实行王道才行。如果老百姓中的老年人穿得好吃得好，其他人也饿不着冻不着，就一定能“王”（wàng），也就是不仅能够吸引邻国的老百姓迁移过来，使本国的人口多于邻国，而且天下之民都会来投奔，国家的实力就会增强。

赵岐对句意的解释是：

孟子欲以风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于邻国。

依赵注，“王”（wàng），义为“王天下”。

朱熹连带读平声的“王”(wáng）一起解释了：

凡有天下者人称之曰王，则平声；据其身临天下而言曰王，则去声。

朱注理解的“王”(wàng），应该与赵注一致。

焦疏对赵注没有异议。杨注对“王”(wàng）字的解释是：

以仁德的政治来统一天下的意思。

杨注与前几人的解释一致，只是加注了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的内容。

这样，“王”（wàng）训“王天下”似乎没有异议。从赵注“有率土之民”、朱注“据其身临天下”、杨注“统一天下”来看，“王天下”指的是君王拥有合诸侯国为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是，细读《孟子》，常常觉得孟子的思想和主张，与上述解释有扞格之处。比如《梁惠王章句上》第三章的“王”(wàng），从孟子的阐述中，因行仁政而吸引邻国之民乃至天下的老百姓投奔魏国，以增加魏国的人口，属于孔子曾经说过的诸侯为政三目标的首要目标“庶矣”。后两个目标是“富之”“教之”，见《论语·子路篇》，但显然并不是统一天下的意思。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王”(wàng）真的只能这么解释吗？孟子的理想目标真的是“统一”天下吗？

下面，将其他所有有“王”(wàng）字的章节分析一下。

1.《梁惠王章句上》第5章：

（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在这一章，梁惠王就魏国如何洗刷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的耻辱而求教于孟子。孟子回答的这句话，显然是基于魏国相比齐、秦、楚已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而鼓励梁惠王的。他接着提出施仁政于民的主张，认为只要做到了，就会达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的效果。而秦、楚等国不施仁政，陷溺其民，魏国前往征伐，是没有敌手的。结论是“仁者无敌”。这里，“王”(wàng）的意思，是统治者施行仁政而凝聚本国民心，可以与强国相抗衡，甚至趁着对方施行暴政导致民心涣散，也可以前往征伐，达到洗刷耻辱的目的。似乎还不仅如此，文王以方圆百里之地都可以“王天下”，魏国也是大国，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所以，赵注云：“言古圣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谓文王也。”那么，这个“王”(wàng），还不能说是统一天下的意思，因为周文王的“王天下”，是西周的分封天下，即周王做了天下的共主，与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是一回事。这是众所周知的。

2.《梁惠王章句上》第7章：

（孟子曰：）“无以，则王乎？”

在这一章，齐宣王向孟子打听春秋两位著名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孟子避而不谈，却导向“王”(wàng）的话题，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观点。对话中，孟子一方面极言“王”(wàng）之不难，只要改变“恩及于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做法，“善推其所为”就行了。另一方面，又极言“大欲”的不可行，说齐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好比 “缘木求鱼”，认为齐国只占海内之地的九分之一，“以一服八，何异于邹敌楚哉！”邹国是一个小国，楚国是一个大国，邹国是无法与楚国抗衡的；齐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也是无法与八倍于己者相抗衡的。他劝齐宣王“反其本”，即“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这里，“王”(wàng）的意思比较明确，不是统一天下，而是统治者施行仁政而使本国民心归服，同时赢得国际声望，柔远来迩，与上述第3章的意思一样。那么，上述第五章“王”(wàng）作为“王天下”讲，意思也该与这两章一致。

3.《梁惠王章句下》第1章：

（孟子曰：）“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

在这一章，孟子与齐王谈论喜爱快乐的问题。全部内容，都是如何与民同乐、获得民心的问题，纯属国内范畴。“王”(wàng）的意思，是统治者与民同乐，受到百姓拥戴，可能也会有吸引其他国家老百姓的效果，但不涉及统一天下。

4.《梁惠王章句下》第4章：

（孟子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这一章，孟子回答齐宣王有关享受快乐的问题。先是讲与民同乐的道理，名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即出于此。接着孟子越出诸侯国的范围，从天下着眼讲忧乐。这是为下文陈述“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先发。这里“王”(wàng）的意思，是指先王施行仁政，受天下老百姓拥戴，与上述几章意思一样，而与诸侯统一天下无涉。

5.《公孙丑章句上》第1章：

（孟子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在这一章，孟子认为管仲、晏子的功业不足为训，他说以齐国的条件去实现王道，易如反掌。孟子分析当前齐国拥有的条件和面临的形势，比起当年周文王欲取得殷商天下时所具备的条件和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所以，“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矣。”孟子认为这个时候的齐国已经如同三代统治最兴盛时所直接控制的地域（“王畿”）那么大了，地盘不必扩大，人口不必增加，施行仁政而获得人民的拥戴，没有什么人阻挡得了。这里，“王”(wàng）的意思，就是行仁政、得民心。这段话最明显地体现了孟子的思想：“王”(wàng）的目的是“行仁政”，“王”(wàng）的主体是万乘之国。

至此，“王”(wàng）的本义已然明了：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以夏、商、周先王特别是周文王为范本，而以战国时的诸侯大国为基本单位，以施行仁政为根本要求，确实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统一天下。下面继续梳理，看看其余的“王”(wàng）字释义是否一致。

三、“一”是否就是“统一”或“一统”：说“王”（wàng）之二

6.《公孙丑章句上》第2章：

（公孙丑问孟子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

霸王，即或实现霸道，或实现王道。那么，这里的“王”(wàng）是否有统一天下的意思呢？这一次，孟子没有拿先王说事，却拿先圣先贤（无王位者）说事。他认为伯夷、伊尹和孔子有相同的一点：“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里的“有天下”“得天下”，并不是指占有天下和得到天下，而是指获得天下民心，或者说，享有国际声誉。《梁惠王章句上》第7章“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云云，意思相同。

7.《公孙丑章句上》第3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在这一章，孟子阐述王霸之别，即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的区别。以力服人，不是大国不行；以德服人，不必是大国。这里，“王”(wàng）的意思，明明白白就是“以德行仁”，使人“中心悦而诚服”。

8.《公孙丑章句上》第5章：

（孟子曰：）“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这一章，孟子提出统治者施行仁政的五项内容，施行的结果，“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这样就不会遭受邻国的侵犯。孟子认为做到这一点，就会“无敌于天下”。这里的“王”(wàng），不越出前几章的意思。

9.《公孙丑章句下》第2章：

（孟子曰：）“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这里，汤乃先王，“王”(wàng）强调的就是施行仁政，实现王道，与桓公的霸道相对比。

10.《滕文公章句下》第1章：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

陈代是孟子的弟子。在这一章，孟子阐述了见不见诸侯，以及如何与诸侯相处的原则问题。显然，见一见诸侯，“大呢，可以实行仁政，统一天下；小呢，可以改革局面，称霸中国”。这样的解释是不准确的。“王”(wàng）之义，当训为行仁政、得民心。“大则以王”，指实现王道于天下，即做天下的共主，孟子认为夏、商、西周都是；“小则以霸”，指实现霸道于天下，即做天下的霸主，时人认为齐桓、晋文最为代表。

11.《离娄章句上》第9章：

（孟子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矣。”

在这一章，孟子以桀、纣为反面例子，阐述得天下之道：得民得天下，而民归仁。这里的“天下之君”，犹云天底下某国的君主，其好仁，其他不仁的诸侯就好比驱赶老百姓到这个国家来。“王”(wàng）的意思，也是行仁政、得民心，不光得本国的民心，也得外国的民心。《梁惠王章句上》第3章中梁惠王所追求的吸引邻国之民到来的目的，自然就能达到。

12.《离娄章句下》第16章：

（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这里，“天下”也是泛指，犹云“天底下”（指“海内之地”的范围）。则“王”(wàng）的意思，指行仁政、得民心。

13.《万章章句上》第6章：

（孟子曰：）“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

“王于天下”，恰恰表明“王”（wàng）只是行仁政、得民心的意思。这种做法实行于天下，也就受到天下老百姓的拥戴，做天下的共主。

14.《告子章句下》第4章：

（孟子曰：）“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这一段话，不是泛论仁义，而是以秦王、楚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为发端，因而“王”(wàng）的意思，也就限于秦、楚，与统一天下无涉。

15.《尽心章句上》第20章：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王天下”，义与第13条“王于天下”同。

综上所述，“王”（wàng）的意思就是行仁政、得民心，其效果往往与团结本国人民抵御外侮，或吸引本国之外的人民归服以充实国力相关。

从诸章引文及《孟子》整体来看，“王”（wàng）当脱胎于平声的“王”（wáng）。后者有先王、今王。先王又有汤、文与桀、纣之别。“王”（wàng）的特定含义（行仁政、得民心）自然是与汤、文等先王相联系。今王以汤、文等先王为榜样，行仁政、得民心，就一定能“王”（wàng）了。

从诸章引文及《孟子》整体还可以看出，孟子常挂在嘴边的“天下”，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但大致可以说，大于一个诸侯国的范围，而处于“四海之内”。有时候，“天下”指国外或略广于邻国的范围。如《梁惠王章句上》第3章“斯天下之民至矣”，杨伯峻译解为“这样，别的国家的老百姓就都会来投奔了”。有时候，“天下”统指各诸侯国。如《公孙丑章句下》“今天下地丑德齐”之“今天下”，杨伯峻译解为“现在，各个大国”。孟子所理解的先王之天下，乃是一个“封建”的概念，如前引他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指的是夏王室、殷王室和周王室所直接控制的土地（所谓“王畿”），而其有效影响覆盖主要邦国。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周王室已经完全衰微。孔子论时势，还在天子—诸侯—大夫这样的框架下述说；孟子论时势，则完全只在万乘之国—千乘之家或千乘之国—百乘之家这样的框架下述说，已经没有天子这个层级了。他似乎认为出现周武王式的“平治天下”（而不是“统一天下”）都是不可能的了。当有人看到他不快乐的样子，而用他说过的话“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来劝他时，他说了这样著名的一段话：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五百岁早过了，为什么没有“王者兴”？无奈之下，只能归因于“天未欲平治天下”，即老天爷不想天下太平。“如欲平治天下”，来了一个假设。“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却是一声长啸——与其说这是自己的才能不得伸展，思想主张不得实行，人生理想不得实现的牢骚，不如说是对天下老百姓“惟救死而恐不赡”命运的忧愤。

与通常的解释不同，孟子的天下观是一种以当时的天下为范围、以诸侯国为单元的国际观念。面对大国争战，杀人盈城盈野的残酷现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王”(wàng），即行仁政、得民心，以使国家内除虐政，外御强敌，柔远来迩。对于天下“一统”是否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他似乎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觉悟。

这种情况，与孟子所处时代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诸侯兼并活跃，大国格局形成的时期。一个根本标志，就是过去只能周天子有资格称“王”的局面，被各诸侯先后称“王”所替代。梁玉绳说：

其时称王者，燕、秦、楚、齐、赵、魏、韩七国，宋、中山二小国亦称之。凡兹九国，惟楚僭王远在春秋之前，说见《十二诸侯表》，其余八国，齐最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韩、中山次之，赵最后。

据杨宽考订，战国时代七国中，除了楚早已称王以外，魏国最早于公元前344年称王，还举行了逢泽之会；齐国称王则在10年后的前334年，魏、齐两国国君“会徐州相王”；秦国称王在前325年，韩国称王也在这一年；公元前323年，赵、燕、中山开始称王。最后称王的当是宋君偃，在公元前318年。那么，最迟在公元前318年，列国称王的局面就完全形成了。这时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列国，尚有近百年的时间。

从孟子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几个反映这个时代特点的观念：其一，《孟子》全书没有提到过现实中的周天子，也没有对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的丝毫顾惜；其二，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以国为单位为主体如何实行仁政以“平治天下”。他理想中的国君，是大权在握（集权）行仁政的君王，而且，权力集中的目的是为了行仁政，当务之急是消弭兼并战争。面对当时残酷的战争形势，他对如何“定于一”，只是现实地给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答案。显然，时势和孟子的思想，离秦始皇式的统一天下还很远。

所以，“王”（wàng），并不是通常解释的“统一天下”的意思。以孟子的话为训，“平治天下”比较准确。“平治天下”的含义，就是施行仁义，凝聚民心，消除战争，达致天下和平。“统一天下”的释义，是后世的观念，而非孟子的本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孟子既然没有“统一”或“一统”天下的思想，那么，“定于一”之“一”及同章的另两个“一”，便不可能是“统一”或“一统”的意思。

结语

“定于一”之“一”，是名词，当从赵注，义为“一道”即“仁政”。“定于一”，可今译为：各国实行仁政，天下就会安定。

同章后两个“一”，是动词，“使一”的意思，暗含“一概”义。焦循持两可之说，可能是对“一”的词性变化不能正确把握的缘故。“孰能一之”，可今译为：谁能在天下实行仁政？“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可今译为：不好杀人的国君，能在天下实行仁政。

由此可见，秦汉以后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天下统一，在孟子思想中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端倪。诚如萧公权所指出的，“孟子定于一之主张非始皇统一之预言而为封建天下之回顾”。如果“封建天下”可以视为前述另一种“统一”形式的话，则孟子是有此理想的。

由此可以推论，过去通常认为，与孟子同时代及之后的思想家，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追求天下“一统”的思想或主张，未必符合事实，应重新审视。比如荀子屡言“一天下”，人们都认为是统一天下的思想，其实指的是封建天下，如他说“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与前引孟子所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矣”之“王”（wàng）的“王天下”之义是一致的。即如韩非子，人们常引其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来说明他有明确的统一天下的思想。其实这句话仅仅指他有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权的思想，是就一个国来说的，孟子和荀子都有这种思想。如他说“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之“观天下”，与孟子劝齐宣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的“王天下”之义也是一致的。

还应看到，即使到了秦始皇扫灭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统一”的观念，似乎在秦朝高层也并不是多数人的共识。《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丞相绾等所言“置王”，即实行西周式封建。这种意见，虽然随后被李斯和始皇否定了，值得注意的是，“群臣皆以为便”，显然赞成的还是多数人。以后，又有博士淳于越对始皇提出“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谏言，引出焚书之举，说明异议始终是存在的，并且反复出现。汉初，在一定程度上还恢复了“封建天下”的局面。应该说，“统一”或“一统”天下，是一个崭新的体制，也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为中国古代史上之一大变，其得以确立，必然经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孟子时并无这样的思想观念，是完全符合历史演进的逻辑的。

至于秦能统一列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还是某种特殊的单一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大有探讨的余地。比如，军事力量和大规模杀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统一的决定性作用，恐怕远比迄今为止人们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公元前293年，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24万；公元前279年，秦与楚的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秦与赵、魏的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15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又坑杀赵军主力45万。杨宽指出：“其他较小规模的战争不计，只这四起白起指挥的大战而言，秦所杀死的三晋和楚的士兵已在一百万以上。这就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此后秦国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再深入一点看，以战争手段实现的统一，必以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继起的汉代，吸取秦代的教训，实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法则，但“百代都行秦政法”，暴力统治的特性已然确立并成为主导因素。也许就是冯友兰所谓“军阀和士的联合专政”。这个问题已经越出本文的范围，这里仅附论之。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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