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带来的威胁，沙特社会日趋保守化并成为“纯正”伊斯兰社会的样板。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后，积极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推行激进经济社会改革，以重塑国家。作为这场改革的主要设计师，王储穆罕默德(MBS)明确提出要抛弃“极端伊斯兰”,重返“温和伊斯兰”,为此采取了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改革措施。这一变革主要涉及由“极端伊斯兰”到“温和伊斯兰”、由宗教国家到民族国家、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三个层面重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将重塑沙特，深刻影响沙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而且对海湾发展与稳定、伊斯兰世界发展模式转变、全球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有着重要影响。

2017年以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1979年以来沙特奉行“极端伊斯兰”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现在需重返“温和伊斯兰”,并发起了大规模改革运动。沙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圣地”。沙特政府在宗教领域的一举一动不仅对沙特和伊斯兰世界，对国际政治、全球安全和意识形态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沙特王室为何作出“极端”与“温和”如此完全相反的两极认知?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沙特又是如何开展“去极端化”,实现“温和化”?这一变革将给沙特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均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缺乏关注，鲜少涉及。丁隆认为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发生“真正的变革”,触及了宗教和社会等敏感领域，普遍卸下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包袱，试图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思想文化桎梏。王猛、王丽君从经济和社会、政治、对外政策三方面对“王储新政”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王储对宗教意识形态进行了“温和的外科手术式的改革”,“狂飙突进地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可惜未能深入展开讨论。李意着重研究了狭义上沙特的“去极端化”战略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演进，提出瓦哈比主义极端派别对沙特王室构成威胁，是沙特政府近年来推动宗教温和化改革的愿意所在。韩小婷、王铁铮讨论了沙特王权与宗教集团的关系，但对最近十年的新变化关注不够。伍庆玲、郑钰注意到了沙特近年来妇女地位的改善以及面临的挑战，关注点是传统与现代化议题下女性地位问题，未涉及宗教层面。总体看，国内学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能源、“2030愿景”等方面，少部分涉及社会文化改革，未能全面深入触及宗教领域改革。本文侧重从宗教领域入手，全面分析沙特王储推行宗教去极端化改革的背景与原因，采取温和化改革的主要举措，进而研究其带来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一、以去极端化为中心的宗教变革

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即位。七年多来，萨勒曼国王和王储穆罕默德锐意进取，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2030愿景”国家战略为目标，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沙特面貌焕然一新。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大胆改革沙特王室继承制度，打破“兄终弟及”制度，加大腐败治理，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外交上，强化战略自主，着力推行多元化外交和提升地区领导地位。军事上，减少对外安全依赖，打造本土国防工业。经济上，以经济现代化为目标，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社会文化上，扩大社会开放包容度，解放和赋权妇女，促进文化娱乐和旅游业发展。这场以国家现代化为改革目标的中心任务有两个：一是经济领域的“去石油化”,二是宗教社会领域的“去极端化”。沙特的宗教改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法教义改革，它以“去极端化”为内核，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强调发挥教育、发展、公正和法治在根除极端主义上的作用，以实现伊斯兰教的温和化和现代性。穆罕默德王储推行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加强宗教治理，理顺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国家三组关系，推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促进沙特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维护沙特王室统治。鉴于沙特政教关系的特殊性，沙特宗教改革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治理属性，也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它在强化王室在国家治理中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积极打造适应并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宗教话语和体系。对这场致力于实现温和伊斯兰的改革运动，不少沙特人称之为“第二次伊斯兰觉醒”。具体而言，这场宗教变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调整政教关系，限制宗教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干预，削弱国家的瓦哈比主义属性，强化王室的绝对主导地位，重新塑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瓦哈比教派在沙特具有特殊地位。1744年，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派结盟，双方联手一举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沙特王国。瓦哈比主义塑造了沙特的政治和宗教身份。建国后，瓦哈比教派上升为国教，瓦哈比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对沙特社会方方面面都有规范性作用。忠诚伊斯兰原则，绝对服从伊斯兰法令，是沙特的“绝对主权”。“高级学者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 CSS)是沙特最高宗教权威机构，负有在思想理论上指导王国，并验证王国是否践行伊斯兰原则的职责。新国王加冕须由“高级学者委员会”颁布教令予以批准。政府颁布法令或作出重大决策需宗教机构提供支持，检查是否有违伊斯兰法。为此，沙特被一些人冠之为“瓦哈比—沙特王国”和“政教合一”国家。不过，沙特的政教关系与伊朗的政教关系有着显著差别，前者王权占主导地位，后者世俗政府服从于教权。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后，萨勒曼王储全面掌管沙特各项改革事务，全力打造“新沙特”,并将重新界定宗教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限制其权力边界，作为宗教改革的重大任务。首先，政教要保持一定距离，防止宗教干涉主张。穆罕默德王储主张宗教应与政治保持距离，应确立国家政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弱化宗教身份认同。他指出，沙特以《古兰经》为宪法这一点不会改变，国王、政府、立法机构都必须遵守宪法，不过在社会和个人事务领域只应执行《古兰经》有明确规定的内容。沙特通过每部法律不仅要遵守宪法，不得有违《古兰经》和圣训，还要符合国际公约。为此宗教不能滥权越权，必须对其权力予以限制。沙特“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全球中心”(Etidal)秘书长曼苏尔指出，实行政教分离对解决极端主义问题非常重要。遏制宗教的影响，防止宗教学者利用宗教合法地位谋取政治权力，并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应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与瓦哈比主义切割，削弱瓦哈比主义在伊斯兰教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淡化瓦哈比主义在沙特社会的作用。“旧沙特”是建立在对瓦哈比主义和王室的双重认同基础之上的，两者是沙特政权的两大支柱。“新沙特”则试图打破这一枷锁。对瓦哈比主义，王储强调沙特并非瓦哈比主义国家，不存在所谓瓦哈比教派，也不应盲从某一教派或教派领导人。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天使，他只是一个学者”。瓦哈比主义不能代表沙特，沙特存在逊尼派与什叶派，逊尼派有四大教派，什叶派也有很多教派，他们在宗教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如今没有人可以推动任何一个教派的观点，使其成为在沙特的唯一宗教。过去三十年代或许如此，不过如今沙特已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我们正在回归根源，回归纯粹的伊斯兰教”。王储强调，宗教应保持与时俱进，需要“持续解读《古兰经》文本”,不能盲从某一教派或某个宗教学者，因为既不存在僵化不变的思想，也没有永远正确的学者。“即使谢赫瓦哈卜健在，倘若他发现我们盲目遵守他18世纪的文本并神化他，那么他将第一个反对这么做。”第三，推动沙特由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转移，打造新的国家身份认同，培育新的国家民族主义。2022年1月，沙特国王萨勒曼颁布皇家法令，将“国庆日”由每年9月23日更改为2月22日。与此同时，传统国庆日庆祝Logo中的伊斯兰箴言被去除，代之以4种沙特民族符号(椰枣树、猎鹰、阿拉伯马、市场),它释放了将沙特与瓦哈比主义解绑的强烈信号。“沙特的‘国庆日’是与自1744年以来使沙特政治架构合法化的瓦哈比派政治影响力的彻底决裂的标志。”

以破除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对经济发展束缚为目标，积极改善宽松包容社会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大力吸引外资，以实现“2030愿景”。2018年，沙特首次允许早晨礼拜期间商店营业。2021年7月，沙特又放宽到每天五次礼拜期间商店均可开业，并称该措施旨在“改善购物体验和提高购物者和客户的服务水平”。2021年5月，内政部指示清真寺将扩音器音量设置为最大音量的三分之一，完整的祈祷和布道不能通过扬声器播放。不过，更多政策主要是围绕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来设计的，如扩大外国投资领域，放宽外资准入条件，减少对外国人在沙特经商、旅游和生活的限制，颁布与国际接轨的商业法规。王储穆罕默德称沙特将在未来十年提供价值6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在吸引外资方面，沙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连续举办“未来投资论坛”;成立国家私有化中心(NCP),加大私有化步伐；出售沙特阿美5%的股份；2015年6月，沙特证券交易所正式对外国投资者开放；2016年，沙特内阁批准允许外资全资拥有批发零售企业的新规定。2019年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CMA)表示考虑放宽外国战略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9%的比例限制；设立自由区和经济特区；实行绿卡制度；废除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保人制度，吸引外商和外籍雇员；发展国际旅游业，大力兴建高档宾馆和娱乐休闲设施，以吸引外国游客，设定2030年游客达1亿人次的目标。2019年沙特首次颁发旅游签证。政府还决定大幅提高朝觐和副朝配额，允许他们赴圣地以外地区旅游。

以去极端化国际合作为中心，共同抗击极端主义，积极主动开展不同文明、宗教间对话，重塑伊斯兰价值观和国际形象。2015年12月，沙特主导成立“国际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IMCTC)。该联盟是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泛伊斯兰统一战线，成员多达41国。沙特在成员国中推广反恐和去极端化的经验，促进温和、宽容的价值观，对抗激进意识形态。沙特利用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MWL)的领导地位积极宣传温和伊斯兰主张，统一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舆论，重建伊斯兰话语体系，以改变伊斯兰形象。2016年7月，萨勒曼国王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峰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全球穆斯林团结起来谴责与伊斯兰教相背离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社交媒体和因特网上共同抗击极端主义。伊斯兰合作组织积极配合沙特行动，于2016年10月成立“智慧之声”,旨在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揭露和瓦解极端主义言论。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艾萨克在全球各地奔走访问，主要任务是宣传沙特的温和伊斯兰主张，推销和平、宽容和共存的伊斯兰价值观。2019年，穆斯林世界联盟通过《麦加宪章》。宪章宣扬温和伊斯兰，鼓励促进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积极形象。要求各地穆斯林积极融入当地，强调融入当地不会损害伊斯兰认同，伊斯兰特性与国家认同并不冲突。宪章还禁止宗教学者随意对外发布法特瓦。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国家对话中心”(KACND)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摒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澄清伊斯兰教的真实形象。2017年5月，沙特成立“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全球中心”,主要使命是“与政府和有关组织合作，积极主动地打击、揭露和驳斥极端主义思想”,成为“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促进温和的全球样板”。该中心强调以意识形态、媒体、数字三大支柱对抗极端主义，以“温和”(Etidal)倡议和Tafneed倡议为两大旗舰，在打击社交媒体账户和应用程序中的极端主义思想和话语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仅2022年，Etidal与社交媒体Telegram合作，从该工具上删除极端主义信息15021951条，关闭6824个极端主义频道。沙特还出资在马来西亚成立“萨勒曼国王全球和平中心”(KSCIP),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间对话，推广和平与和谐的伊斯兰教。沙特政府还在联合国大会提交并推动通过了两个涉及打击极端主义的议案。

采取多样方式严厉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调极端伊斯兰与温和伊斯兰是意识形态之战。2014年以来，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沙特面临严重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2015-2019年间，沙特遭恐袭多达25次，导致20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至少3次发布“法特瓦”,宣布要推翻沙特王室。2016年，沙特内政部称在境外参加恐怖组织的沙特人达2093人。针对威胁，沙特不仅严厉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还将黎巴嫩“真主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17年沙特逮捕多名知名教士、学者，指控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自2015年以来沙特逮捕了2800多名恐怖嫌疑犯。2017年10月，沙特逮捕60多名恐怖分子，同时狱中关押了5305多名恐怖分子。沙特将打击极端主义提升到意识形态战的高度。王储穆罕默德提出了“思想安全”概念。2017年7月，沙特组建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国内反恐、反间谍和“各种意识形态入侵”。2017年10月，沙特组建国家网络安全局(NCA),加强网络应对极端主义威胁。同年，沙特国防部成立“知识战中心”(IWC)。2018年，沙特成立“打击极端主义总局”和“哈立德亲王温和研究所”(The Prince Khalid Institute for Moderation)。温和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促进温和伊斯兰，该所成立第一年就出版了800多部图书。2021年1月，麦加大清真寺成立“调解与温和学院”(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cademy),以抗击极端主义，促进温和与调解思想。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整肃教士队伍，严厉打击极端宗教人士，以正本清源。主要举措有：

1.加强对教士和宗教学者的管理，严惩有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宗教人士。

伊斯兰事务部(MOIA)是国家最高宗教管理机构。政府所属清真寺传教人员均属政府雇员，每月领取津贴。要求麦加和麦地那两座神圣清真寺的伊玛目和宣礼员必须“温和”和“宽容”,同时必须持有沙特伊斯兰学院的学位才能上岗。MOIA还负责审批教士出国传教，并对其进行监督。宗教人士必须正确解读经文，“宗教文本不能成为极端组织解释的‘俘虏’”。对宣扬不宽容或憎恨思想的伊玛目，予以解雇、惩处或进行再教育。王储反对伊玛目随意发布法特瓦，强调“所有的法特瓦都应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景来发布”。2016年3月，沙特安全机构逮捕麦地那先知清真寺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伊玛目。2017年9月，沙特逮捕20多名有极端思想的教士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著名教士萨勒曼·奥达赫(Salman al-Odah)和阿瓦德·卡尼(Awad al-Qarni)。2021年1月，伊斯兰事务指导部开除巴哈省3名伊玛目，理由是他们未谴责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3月，该部解雇麦加省54名伊玛目和教士，理由是宣传极端思想。

2.开展司法改革，削弱宗教在司法中的地位。

遵照国际标准重新制定和修改大量法律，限制宗教法庭权力，削弱沙利亚法地位。2020年4月，沙特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延续上千年的伊斯兰传统刑法“鞭刑”(Flogging),代之以监禁或罚款，“这项决定是在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直接监督下实行的人权改革的延伸”,旨在“使沙特符合反对体罚的国际人权规范”。

3.限制“宗教警察”(CPVPV,又称“劝善戒恶委员会”,1940年成立)的权力。

2017年，沙特颁布法令，将宗教警察划归内政部管理，收回其调查、逮捕和审讯权，禁止其上街随意盘查行人。此举受到民众广泛欢迎，被视为王储为将沙特带回温和伊斯兰而采取带有风险的史无前例的最重大改革措施。2021年1月，宗教警察负责人称已解雇数百名有极端思想的雇员。

4.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防止极端思想的传播和渗透。

2016年8月，伊斯兰事务部宣布采取了一些特别管理规定对宗教活动和讲道进行监督。9月，沙特宣布将在全国95000座清真寺安装视频监控设施，进行实时监控。伊斯兰事务部采用视察员、公民反馈和媒体等形式监督清真寺任何违规行为，包括设立举报热线，开发一个专门监视宣教的手机应用程序。2021年8月，伊斯兰事务部指示所有清真寺必须下架宣扬极端主义的书籍，要求清真寺官员必须参加由伊斯兰事务部或其他国家机构举办的“知识安全”课程(Intellectual Security Courses, 旨在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2021年10月，伊斯兰事务部指示清真寺伊玛目在礼拜五祷告中谴责极端主义的苏鲁尔主义(Sururism)思想和苏鲁尔恐怖组织。12月，伊斯兰事务部又指示伊玛目在礼拜五祷告中就跨国宣教组织达瓦宣教(Tablighi and Da'wah Group)的极端主义思想发出警告。

推动教育改革，纯洁教师队伍，减少宗教教育，淡化宗教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清除教育领域的极端主义，对实现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方面。沙特王储在接受CBS采访时对极端主义，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入侵教育系统发出警告，为此教育部门着手采取行动，宣布将努力“通过审查学校课程和书籍来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确保它们不会反映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议程”,“禁止此类书籍进入学校和大学，并将那些同情该组织或其意识形态的人从他们的职位上移除”。主要举措包括：

1.将有极端思想的教师从教育队伍中剔除，尤其是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外籍教师。

过去9年，沙特政府开除了2000多名有极端思想的教师。沙特还推出了国家教师认证计划，包括教师认证许可证制度。

2.教育部对教材和课程进行修订和定期审查，确保老师不教授含有极端主义和不宽容的思想，确保教材不得包含不宽容的语言和内容。

2016年，沙特禁止80本穆斯林兄弟会书籍进入学校图书馆。2020-21学年第二学期和2021-22学年第一学期沙特中小学课本，删除或修改了22节反基督教和反犹主义的课程，以及5节关于“异教徒”和多神教的课程。

3.开发现代化课程体系，实施教育改革，减少伊斯兰课程，大幅增加自然、科学、哲学、艺术和体育等课程，增设应用型学科，强调技术和创新性技能。

改革前，沙特学生大约1/3时间用于宗教教育。2018年，沙特中学开始首次开设哲学和批判性思维课程，以解决长期开设需死记硬背课程导致缺乏创新能力问题。2019年，沙特中小学和大学首次获准开设艺术科目，包括音乐、戏剧等。自2020年秋季开始，中学开始引入选修课，并将必修的古兰经课程数量从三门减少到两门。

4.提高思想觉悟，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淡化宗教认同。

新修订教材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淡化宗教地位，删除瓦哈比主义内容。“新修订的沙特教材将国家置于第一位，超越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地位。”

5.淡化学校宗教氛围，加强思想意识和现代观念教育。

2019年，教育部同意公立学校女生无需蒙面，但仍需戴头巾遮发。2022年12月，沙特教育与培训评估委员会(ETEC)颁布决定，禁止穆斯林女士在考试中心穿罩袍，强调学生应当穿校服。此外，教育部还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2017年12月，教育部成立“思想觉悟中心”(The Thought Awareness Center),主要任务是确保思想安全，使学生免受极端主义蛊惑。2021年3月，沙特宣布在所有高校和教育部门成立“知识意识”(Intellectual Awareness)机构，以提高公民意识和温和的价值观，并反对极端主义和颓废思想。

大力提高妇女地位，积极赋权妇女，加强妇女权益保护。长期以来，沙特社会对女性限制和歧视较严重，女性地位低下。针对这一现象，王储穆罕默德指出，即使在伊斯兰教创立时期男女也是平等的，对女性并无过多限制，当下男女不平等情况是不正常的。王储将女性地位问题提高到关系“2030愿景”成败的高度。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大胆举措：

1.扩大政治权利。

2015年11月，沙特妇女在地方选举中首次获投票权和参选权，900多名女性参选，17人获选。任命一大批女性担任政府高官。2019年2月，瑞玛公主被任命为沙特驻美大使，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

2.积极促进妇女就业，开放更多工作岗位给妇女，包括军警岗位。

“2030愿景”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将女性占劳动力市场比重由22%提高到30%。2018年，允许女性独立开办公司。2019年，首次允许女性进入军队和安全机构。

3.破除女性对男性依附，打破男性监护权。

2017年5月，允许女性可独立获得教育和卫生保健等政府服务。2017年，允许女性在男女分开就坐或家庭成员陪护情况下可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允许女性进入电影院；允许女性可取得汽车驾驶证和驾车。2018年，允许妇女离婚后可获得孩子监护权。2019年8月，允许年满21岁女性可申请护照和外出旅行，赋予妇女登记结婚、离婚、孩子出生取得官方家庭文件的权利。2021年，允许女性可单独入住宾馆，不再要求外国男女入住同一房间时提供结婚证明。允许单身、离婚或丧偶的妇女在未经男性监护人许可情况下独居。2021年6月，朝觐部宣布，在与其他女性团体一起时，女性可在无男性监护人陪同情况下参加朝觐。政府还放宽对女性着装限制，强调着装得体即可，对外国女游客不再强制穿罩袍和头巾。2018年3月，穆罕默德王储表示，在符合一定标准条件下，沙特女性在公开场所可自行决定是否戴头巾或穿罩袍。

大力发展文化艺术和娱乐产业，推动“文化重生”,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瓦哈比主义禁止偶像崇拜，推崇纯朴禁欲，排斥非伊斯兰的文化艺术、娱乐。这不仅导致沙特思想文化领域走向极端保守，还对沙特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沙特在此方面改革主要任务是去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让文化艺术和娱乐脱敏。

1.提升文化艺术地位。

2016年，成立娱乐管理总局(GAE)。2018年，首次设立文化部。

2.大规模兴建文体设施，发展文化娱乐业。

沙特计划到2030年将娱乐业占家庭开支的2.9%提升到6%。2017年，沙特启动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娱乐综合体建设—齐迪亚项目(Qiddiya)。举办规模巨大的“杰纳迪里亚文化遗产节”和“利雅得季”。大力兴建博物馆，兴建世界最高等级的伊斯兰博物馆。

3.解禁电影、戏剧、文艺演出。

2018年4月，解禁电影院和戏剧演出，35年来首次允许开办电影院。西方电影公司纷纷进入沙特市场。2019年，沙特允许在饭店演奏音乐。政府成立沙特电影公司、国家乐团。同时大量举办各种文化节、艺术节、演唱会、戏剧演出、时装秀和体育赛事，邀请西方艺术家、流行歌手、电影明星、著名乐团和歌剧团来沙演出。

4.积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修复非伊斯兰的民族文化遗迹。

积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以来已有3个项目获批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二、变革动因与未来愿景

长期以来，作为伊斯兰教的创始地和两大伊斯兰圣地所在地，沙特一直被视为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道德规范的典范，被视为一个“纯正”伊斯兰国家。虽然瓦哈比主义被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样式，“9·11”事件后更被西方视为“极端主义”,但如今突然沙特官方也将本国奉行多年的一些教规教义贴上“极端主义”标签，确实在沙特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这一变化不应简单地视之为沙特在外界压力下的回应之举，而应给予全方位的考察。事实上，沙特王室推行宗教改革，是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是沙特王室面对全球与中东大变局，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为维护王室统治和国家稳定，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主动做出的战略决策。

沙特的宗教改革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归正途。穆罕默德王储指出，过去四十年来沙特选择了“极端伊斯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紧密相关。1979年是沙特社会全面保守化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提法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对沙特构成了严重威胁。同年11月，宗教圣地麦加爆发骚乱，极端分子占领禁寺并呼吁推翻王室，平息冲突造成五百多人伤亡。这一事件对沙特造成严重冲击。沙特作家阿卜杜·哈勒称麦加大清真寺袭击事件“开启了一个充满极端主义的时代”,“黑暗降临各个角落”。出于免受沙特王室对伊斯兰教不虔诚，沙特社会不纯正的指责，时任国王哈立德选择以更保守的伊斯兰化来应对伊斯兰革命，从而使沙特走上了一条极端伊斯兰的道路。1979年之前，由于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等主要地区大国均推行激进世俗化路线，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地区政治主流，沙特选择了介于世俗与极端之间的发展道路，以应对世俗主义大潮。总体上，沙特社会虽然保守，但并不极端。伊朗革命后，沙特开始回收开放性的改革措施，开始颁布各种禁令，包括禁止电影、音乐会等娱乐活动，限制妇女着装和参加社会活动，禁止电台播放女歌手歌曲。极端分子攻击音乐、雕塑、绘画、摄影以及许多其他艺术活动，认为电唱机、收音机、磁带、录像带、电视等新的娱乐设备是非伊斯兰的，并象征着西方的技术统治，会纵容道德腐化堕落。这一思想很快从社会生活蔓延到包括政治、法律、教育在内的官方体系。宗教势力在国家各个层面得到扩展。非伊斯兰的公共行为受到遏制，宗教领袖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宗教在教育系统中作用显著增强，国家与伊斯兰符号联系更加紧密，沙特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促进伊斯兰事业。“沙特的伊斯兰和瓦哈比主义身份得到了新的强调。”“由极端分子主导的反动运动，后来演变为‘伊斯兰觉醒’(萨瓦运动，Sahwa),成功清除了大多数娱乐活动，包括带有伊斯兰特色的娱乐。”

中东地区发生的一些其他重大事件也促进了沙特保守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其所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全球伊斯兰圣战的兴起，大量沙特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孕育了如奥萨马·本·拉登等一大批极端分子。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埃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导致大量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逃亡沙特，从此盘踞于沙特的清真寺、经学院和各类大中小学校，他们在沙特的宗教极端化和社会保守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军应邀进驻沙特，此举激起沙特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沙特政府以更加保守化来回应内部激烈批评。因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特视世俗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为主要威胁，被迫以有限的世俗化来应对。1979年之后，鉴于伊朗因过度世俗化引发革命的前车之鉴，沙特以极端伊斯兰化来应对伊斯兰革命的威胁。如今，沙特又开始抛弃极端伊斯兰，回归温和伊斯兰。这是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历史循环。在穆罕默德王储看来，以极端主义来应对伊斯兰革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选择。2017年，穆罕默德王储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指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奉行极端伊斯兰主要是为了应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我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应对。于是这一问题扩散到了全球。现在是该铲除它的时候了。”422018年3月，王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再次指出，1979年后沙特奉行的是严苛和不宽容的伊斯兰教，“极端伊斯兰使沙特面目全非”,而1979年前的沙特才是真正的沙特。当时女性可以驾车，妇女可以外出工作，也未强制穿黑袍戴头巾，蒙住脸面。电影院随处可见。王储自称是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强调要让沙特回归温和伊斯兰，实现男女真正平等，限制宗教警察权力。

沙特的宗教改革，既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战略需要，也是为了改善国家形象，服务外交大局。鉴于沙特是伊斯兰教诞生地、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加上巨大石油财富，这推动沙特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石油价格暴涨，沙特石油财富随之骤增，沙特开始大幅增加对伊斯兰世界的援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沙特在政治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1975年沙特资助成立伊斯兰发展银行，专门从事对伊斯兰国家援助。到1978年春，该银行共向近20个国家提供44亿美元的援助。1987-2007年间，沙特向伊斯兰国家援助达870亿美元。石油美元不仅成就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还使得瓦哈比主义走向全球。在沙特的扶持和大力推介下，瓦哈比主义开始走出阿拉伯半岛，由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流行的一个普通教派摇身一变为伊斯兰世界主流教派，瓦哈比教义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解释成为全球穆斯林的一个“黄金标准”。沙特在全球范围内资助修建了1500座清真寺，210个伊斯兰中心，数十个伊斯兰经学院。这些机构成为瓦哈比主义在当地的主要传播基地。作为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主义虽具有简单、淳朴的一面，但也明显具有极端主义的特性。在内外环境的孕育下，它的负面性不断显现，并给沙特以及世界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2001年“9·11”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对沙特以及瓦哈比主义的评判。19名劫机犯中15人来自沙特，再加上“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为沙特人，这在美国朝野引起极大震动。美国及西方指责沙特支持恐怖主义，并将伊斯兰教、瓦哈比主义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甚至直接划等号。美国指责沙特政府支持极端主义，是“全球逊尼派恐怖组织的最大金主”,是恐怖主义的最大资金来源。在后“9·11”时代，沙特一直持续面临来自美国及西方要求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巨大压力。这不仅严重损害沙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破坏了沙特和伊斯兰教的国际形象。对美国和西方的批评和指责，虽然沙特政府官方上并不承认，但实际上在国内也被迫采取了严厉的反恐行动和去极端化措施。事实上，沙特自身也成为极端的瓦哈比主义的受害者。极端分子不仅谴责君主制，抨击沙特王室腐败，还批评沙特与美西方关系过于密切，允许美军驻扎沙特，接受西方腐化文化。实际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构成对沙特王室的主要威胁之一。自2001年以来，沙特在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切断恐怖融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不小成绩。从2015年始，以萨勒曼国王上台为标志，沙特进入去极端化的新阶段，反极端主义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去极端化与沙特王国实现长治久安，沙特家族执政地位永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出于单纯反恐或迎合美西方一时之需。

推行以去极端化为中心的宗教改革也是打造“新沙特”,确保沙特王室长期统治地位之所必需。一直以来，沙特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沙特家族与瓦哈比主义的结盟，双方互为依赖，相互支持。沙特王室给予瓦哈比主义以政治地位和庇护，而瓦哈比主义则赋予沙特家族统治王国的政治合法性。不过，政治与宗教结盟类似硬币的两面，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瓦哈比主义在给沙特王室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指导和保障同时，也对沙特王室的绝对主权构成了挑战。如何平衡世俗王权和教权关系，如何实现对宗教力量既利用又控制，这在伊斯兰世界是一对既普遍又特殊的矛盾，它导致了大量政教冲突，严重威胁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世俗与神权、教民和公民的两种权力、身份的冲突异常激烈，造成政治效忠两难困境，必然危及王室统治。在经历从第一王国到当代沙特王国近300年之际，理顺政教关系，实现沙特王室与瓦哈比主义的切割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一方面，作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瓦哈比主义的国教地位不仅严重损害了沙特对外关系和国家形象，也导致伊斯兰教在沙特走向歧途，极端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与瓦哈比主义的政治结盟导致瓦哈比主义在沙特社会影响根深蒂固，无所不及，不仅对王室权力构成挑战，还制约了沙特向现代化转型。虽然沙特王国300年历史中，瓦哈比主义的护持对沙特家族维持统治功不可没，但是在民族国家盛行的21世纪，瓦哈比主义与沙特已明显格格不入，已成为沙特王室的负担。在新的历史时期，沙特的政治现代化主要目标是，重建政教关系，打造民族国家，确立沙特家族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融入全球政治主流体系。

当前改革既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是着眼长远，确保沙特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沙特家族的长期稳定统治。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给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巨大压力。虽然沙特政府依靠巨额资金暂时摆脱了政治危机，维护了政权稳定，但当前沙特依然面临多重危机：政治上，主要是国家如何应对在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时代下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增长给王权和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经济上，“双碳”革命引领的后碳氢时代即将到来，“石油盛宴”恐难以长久延续，可持续发展挑战巨大；外交上，中东和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美沙战略盟友根基发生严重动摇，地区大国竞争加剧，沙特面临来自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对手和伙伴的激烈竞争，地区性“革命”与动荡持续不断。社会上，严重保守化导致沙特与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严重脱节，前现代国家特性依然突出。沙特面临认同危机，意识形态混乱，国家认同难以建立。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王储采取大刀阔斧改革，希望在全方位危机到来前拯救国家，维护沙特家族的统治。“2030愿景”只是沙特实现国家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建立一个“新沙特”才是这场改革的终极目标。这个“新沙特”主要是指一个现代化的沙特，它包含三层涵义：一是摆脱石油依赖的经济现代化，非石油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达到了相当水准，二是实现了“文化重生”,建立了一个多元宽容的先进社会文化，摆脱了传统部落社会和“极端伊斯兰”的严重束缚，三是建立了新型政教关系，实现了由一个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由伊斯兰民族主义向沙特国家民族主义的转变。宗教改革是沙特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2030愿景”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穆罕默德王储立志实现沙特王国的国家现代化，“我们的愿景是(建设)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沙特阿拉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我们的愿景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宪法、以温和为方法的宽容国家。”而“极端伊斯兰”则是沙特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障碍之一。自2016年以来，穆罕默德王储在多个公开场合猛烈抨击“极端伊斯兰”,提出要让沙特“重回温和伊斯兰”。作为沙特大规模改革的主要设计师，穆罕默德王储认为，沙特要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榜样型和领导型国家,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对外开放。而经济上摆脱对石油的严重依赖，社会上摆脱宗教的严重束缚，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关键。在全球化时代，沙特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不能再停留在伊斯兰教创立期或19世纪，必须抛弃“极端伊斯兰”。穆罕默德王储亲自参与规划并大力推动的“2030愿景”,是一个致力于沙特国家现代化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它包含了三大目标，即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繁荣的经济”、“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围绕“2030愿景”,穆罕默德王储主导实施了以经济上“去石油化”和宗教上“去极端化”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去石油化”和“去极端化”犹如改革列车的两个车轮，也是“2030愿景”这一硬币的两个侧面。沙特发展经济和吸引外资、外国游客，要求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些，就需要开发国门，扩大对外开放，接受、包容多元外来文化，需要国民根据伊斯兰温和原则生活。因此，“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全球中心”秘书长曼苏尔强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敌人，国家发展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一国保护国民免受极端主义思想威胁的能力。

宗教改革是沙特顺应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推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适应多元现代社会之所必须。瓦哈比主义是建立在部族社会结构和前现代经济形态基础之上的。随着包括沙特在内的各国纷纷主动或被动步入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公民意识普遍觉醒的新时代，沙特迫切需要一个适应新时代和新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工业化的实现和工业社会的建立也需要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带有部落社会和石油地租经济特点的沙特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工业社会明显格格不入。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瓦哈比主义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迫切需要改造，必须赋予新的内涵。沙特要实现现代化和“2030愿景”,不仅需要解放妇女，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还需要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需要打造一个新文化。而随着认同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日益兴起，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社会也要求淡化部族身份和宗教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对促进沙特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沙特在地区也面临强大的经济发展竞争和国家治理模式竞争。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土耳其相比，沙特的保守性、封闭性等劣势显而易见，明显缺乏活力和竞争性，这对沙特社会稳定以及地区领导地位都构成了尖锐挑战。

三、沙特宗教变革的成效与影响

截止目前，这场改革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经过几年的改革，沙特社会极端保守的面貌已发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宗教禁令和社会限制被取消，社会环境日益宽松，出现了文化艺术繁荣局面，社会日益开放多元包容。近年来访问沙特的游客普遍感受到了沙特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变化。一些学者用“静悄悄的革命”或“革命”、“文化革命”等词汇形容这场变革。沙特宗教改革的本质是冲破宗教束缚，实现国家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确保沙特的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鉴于沙特在海湾、中东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当下沙特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不仅震动伊斯兰世界，全球非伊斯兰世界也予以高度关注。毫无疑问，沙特这场重大改革具有全球性影响。具体而言，改革对沙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改革顺应时代变化，深得民心，有力促进了沙特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近年来，沙特内忧外患。王储穆罕默德在也门战争、卡舒吉事件等问题上得罪了美国和西方，面临很大外部压力。同时，2011年中东剧变以及带来的地区性变革与动荡对沙特国内稳定也造成一定冲击。国内的成功改革有效地缓解了内外压力，发挥了减压器的作用。王储的改革得到了大多数沙特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人的支持和拥护，有力巩固了萨勒曼父子的执政地位。改革也为穆罕默德王储积累人气，巩固王储地位，确保未来顺利接班提供了坚强支撑。同时，沙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建构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社会层面，改革极大释放社会活力，为沙特人提供了巨大机会和空间，推动了富有活力的多元开放宽容社会的形成。解禁文化娱乐、解放女性和打开国门三个方面是主要标志。截止2020年，沙特的职业分类目录中已有400种文化职业。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来，沙特女性运动员数量增加了150%,参加国际比赛的沙特女选手增加了166%。2009年沙特妇女在私营部门就业比例为8.5%,目前已上升到32%。对沙特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取得的成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给予积极评价。世界银行中东区域负责人赞扬沙特已成为阿拉伯世界赋权女性方面的领导者之一，此举将有助于“2030愿景”的实现。世界银行发布的“妇女、商业和法律”(WBL)调查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沙特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保障女性权利排名中提升了60多位。2017年沙特得分还只有31.8,2021年升至80分。沙特还罕见地被推荐出任联合国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2018-2022年),足见此方面成绩突出。意大利外长迪马约赞扬沙特领导层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妇女赋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表示意大利“准备向沙特王国提供进一步实施改革所需的所有支持”。

在经济层面，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大大释放了经济潜力，改善了投资环境，商业效率显著提高，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改革首先需要实现思想解放。传统保守思想和极端主义严重束缚沙特人的思维和行为。沙特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担负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角色。以解放妇女为例，允许和扩大女性就业不仅有利于平权，还可弥补劳动力短缺，增加经济活力。研究显示，到2030年，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将为沙特GDP做出4000亿美元的贡献。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沙特的投资环境有了非常大改善，外资投资持续增加。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沙特经商环境持续改善，2020年沙特经商便利度指数跃升30位，升至全球第62位，并位列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十佳经济体之首。对外资吸引力显著增强，外国投资持续增长。沙特已成为西亚北非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8年沙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32.09亿美元，同比增长126.1%。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流向沙特的外国直接投资达46亿美元，是2017年的三倍。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沙特投资部在2020年第一季度仍颁发了348个外国投资许可证，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9%。另外，自2019年沙特开始向国际游客开放以来，截止新冠疫情爆发前已吸引50万外国游客。2019年沙特入境旅游游客消费较2018年增长8.02%,创过去三年最大增幅。沙特政府希望到2030年吸引国际游客5500万，将旅游业收入占GDP比重从由2016年的3%提升至10%,提供100万就业机会。

在安全层面，去极端化取得积极进展，沙特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下降，国内安全形势明显好转。尤其是2017年以来，沙特国内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明显减少。经过整肃、教育和宣传后，沙特社会尤其是媒体网络上关于极端主义的公开言论已非常少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宣称，沙特通过采用非传统的措施已成功地“彻底削弱并击败了这些恐怖分子”,他赞扬了“国家网络安全局”“知识战中心”“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全球中心”等机构运用创新方法对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从根源上解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外交层面，沙特的宗教改革改善和提升了沙特的国际形象，并对沙特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改革，沙特日益以一个温和、宽容、务实、开放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有力消除了外界对沙特社会极端保守的成见和刻板印象。沙特的改革，尤其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文化娱乐业、体育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等举措实际上发挥了公共外交的作用，极大改变了外界对沙特的认知，改善了沙特在世界的形象。沙特在对外关系上日益自信，开始日益加强战略自主。外界日益期待沙特成为海湾地区的“第二个阿联酋”。虽然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沙特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成效仍有不少怀疑，伊斯兰世界对沙特改革亦有少量批评之声，但总体上国际社会对沙特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对沙特乃至世界都具有诸多积极意义。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和宗教自由报告在批评沙特的同时，也指出了沙特在此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前法国文化部长称沙特发生的变革是一场“文化革命”。

鉴于沙特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沙特宗教改革的影响必然超越沙特一国范围，对地区和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沙特的改革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重塑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沙特在伊斯兰世界一直作为“正统”的样板存在，如今这一典型被推倒并被重构，其对伊斯兰世界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沙特强调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淡化宗教认同和泛伊斯兰主义，并呼吁各地穆斯林加强国家认同，将推动伊斯兰世界内部进一步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推动伊斯兰本土化进程。沙特的改革使伊斯兰世界内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争呈现新的态势，将引发对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进行重新定义的讨论。沙特的改革也可能将在海湾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带来连锁反应，掀起一股新的现代化改革浪潮。

其次，沙特的改革将加剧伊斯兰世界发展模式之争，带来伊斯兰世界内部主要权力关系的调整与变化。长期以来，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具有典型意义，与土耳其模式、伊朗模式、阿联酋模式、埃及模式有着显著差别。从现实看，沙特的改革将有助于增强沙特与埃及、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主要竞争对手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之争，提升沙特的竞争力。沙特的改革进一步打击了极端保守势力，增强了温和保守势力，世俗主义趋向进一步增强。沙特的改革也可能给主要地区对手伊朗带来一定的政治压力。当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动沙特走向极端保守化。当下，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面临重重危机，沙特重回“温和伊斯兰”也可能刺激伊朗国内的变革。

第三，沙特在打击极端主义，推广“温和伊斯兰”方面的种种努力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起着重要示范作用，有助于全球范围内开展去极端化和反恐怖斗争。萨勒曼国王指出，当前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青年人远离极端主义和暴力，远离那些误导他们思想的阴谋家，这些思想迫使他们以极端方式行事，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原则和伊斯兰社会的支柱和价值观。沙特主动摒弃“极端伊斯兰”,积极推行“温和伊斯兰”,将有力改变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推动伊斯兰世界价值观的重塑，对极端主义构成沉重打击，压缩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沙特民调显示，2017-2021年间，沙特人对“以更温和、更现代和更宽容的方式来解读伊斯兰教”的支持率由26%上升至42%,而“强烈不同意”者比例由43%下降到27%。沙特摒弃“极端伊斯兰”实际上是对瓦哈比主义的重大修正，这可能使得伊斯兰世界长达五十多年的瓦哈比主义化进程发生逆转。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内倡导多元宽容和平温和价值观，淡化伊斯兰主义，要求约束宗教学者随意发布宗教法令，有助于遏制极端主义泛滥。沙特在去极端化方面取得的成功得到了联合国反恐中心(UNCCT)的称许。联合国反恐中心称赞沙特“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全球中心”是联合国全球反恐的支柱之一，认为该中心的许多做法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值得推广。2021年4月，联合国反恐中心与“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全球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最后，沙特的改革有利于稳固沙特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弥合双方的分歧，有助于促进沙特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长久以来，美国一直督促沙特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虽然当前穆罕默德王储推行的改革距离美方要求和标准依然有不小距离，但这一改革在美方看来是有益的，支持沙特改革取得成功符合美利益,并将改革称之为沙特的“阿拉伯之春”。“鉴于沙特的全球影响力以及美沙安全关系的深度及重要性，沙特国内改革的成败和外交国防政策的走向对未来美沙双边关系和国际安全都具有重要影响。”美国政府赞赏沙特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的努力，认为沙特是美国安全和反恐方面的一个强有力伙伴。此外，在当前美沙裂痕日深，彼此对对方不满增多的大背景下，沙特的改革对修补和维护美沙关系也大有裨益。采访沙特王储的《大西洋月刊》记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指出，沙特正在转变为一个与全球文化更加融合，有着经济和社会自由的地方。“在大多数方面，我认为美国人可以感到满意。”

四、结语

在沙特王储主持下，沙特正经历着建国以来最深刻的改革。与以往不同，本次沙特宗教改革主要是一场内生性自上而下的变革。穆罕默德王储是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和实施者，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本次改革更具战略性、系统性，触及到了宗教这一核心要素。宗教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相伴而生，同时进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国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宗教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实现沙特的“重生”。宗教改革不只是要让沙特简单重返1979年前的状态，最终目的是让沙特进入21世纪。王权与现代化是理解沙特宗教改革的两把钥匙。必须指出的是，沙特的宗教改革既不是简单地驯服宗教，也不是西方所希望的西方化、自由化、世俗化。改革并非要放弃伊斯兰，而是强调宗教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反对保守僵化，寻求在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平衡。“我们不是在重新解释伊斯兰教，而是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对宗教改革，王储比较谨慎，在强调面向未来的同时希望保留宗教与习俗。沙特王国是建立在基于伊斯兰教、部落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沙特文化和信仰的独特属性之上的。“这是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摆脱它，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会崩溃。”过去五年多来，沙特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对其未来，乐观者有之，悲观者有之，反对者和批评者也不少。在一个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成功绝非一日之功。“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公众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传统社会的改变。”王储富有勇气的大胆改革也伴随着巨大风险。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尤其是触及沙特社会根本的巨大变革，必然会带来很多不适应以及思想和利益上的强烈碰撞。重大改革必然会遭到保守宗教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带来社会关系剧烈变动，带动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常态。从历史上看，伊斯兰国家的激进改革有过不少惨痛教训。伊朗巴列维国王因推行激进世俗化改革而被推翻就是前车之鉴。在沙特，1975年费萨尔国王遇刺身亡和1979年禁寺暴乱，也与沙特的开放政策有着密切关联。自然，穆罕默德王储推行的改革也在国内外遭致批评，一方面西方批评改革不彻底，并非民主化改革，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分子和保守势力则抨击改革偏离伊斯兰方向，警告电影、音乐会等将导致“堕落”。因此，沙特政府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政治、经济和宗教社会改革这两组关系非常重要。政治保持稳定和经济改革取得成功是确保宗教社会改革推进并保障改革成果的关键。中国在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关系上的经验可为沙特提供一定借鉴。总之，沙特的改革刚刚起步，沙特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不会一帆顺风，但改革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4期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