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廖云路博士在拉萨找到我，谈起他在当《西藏日报》记者编写采访报道同时，对西藏乡村和寺庙做的田野调查。一边感叹在西藏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传播学调研十分不易，一边苦恼自己的作品因为涉及民族、宗教、西藏敏感话题少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中国藏学出版社是藏学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愿意为专家学者提供优质服务。于是2021年初，廖博士的《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问世了。这本书从传播学角度回答了一个问题：单一民族社区是不是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即便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藏族村庄，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融入了现代社会。从政治上、法律上、民主制度上、教育上、民生保障上都是共同性远多于差异性。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已经把几千里外的山村与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根深蒂固。

此后，我们就有了做第二本书的想法，就是这本《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课题更敏感、更现实、更前沿、也更有趣。

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旧西藏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维护着封建权贵和寺院僧团自身的利益，还渗透到西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此生的生活和来生的希望。那些寺庙里的神佛、护法、活佛、上师是无上的存在，遇见了要弯腰、匍伏、磕头、吐舌，不能直视、指戳。1959年以后，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变革，宗教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西藏寺院作为社区的组成部分发挥独特职能，僧尼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作为普通公民享有权利和义务，各民族群众平等的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随着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就业选择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宗教不再是“唯一”的信仰，不再是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出家为僧也不再是农奴、奴隶逃避非人奴役的唯一选择，不再是普通百姓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藏传佛教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随之发展变化。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时代的课题，藏传佛教必须在所处社会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不能说藏传佛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也不能说藏传佛教已经中国化了，不需要再去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宗教在所处社会中不断相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鲜活过程。藏传佛教70多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中国化、时代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藏传佛教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寺院教育、学衔制度、宗教仪轨、节庆活动、生活环境、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代社会中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是值得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者关注的前沿课题。廖云路博士的新作《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是这一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是对宗教实体和周边社区细致入微的观察剖析，是在长期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归纳总结。他所调研的三座寺院都身处拉萨的闹市区中，各具特色，境遇不同，甘苦自知。扎基寺的香火兴盛可以说是经济繁荣的写照，每天来烧香贡酒的各族参拜者，通过扎基拉姆寄托他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祈求。策门林寺、丹杰林寺的地位衰落是时代变迁的结果。法王、摄政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的繁华不复存在，甚至被左邻右舍挤到角落里，但他们仍有存在的价值，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他们都在与社区的互动中不断调试改变，在大时代变迁中找准自身定位，维护合法权益，争取健康发展。

在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当下，《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一书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藏传佛教寺院的真实生存状况、消除当代对藏传佛教的一些成见、误解很有帮助。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藏传佛教是世俗化、功利化、商业化的存在；有的信仰者认为是超凡脱俗、神秘化、传统化的宗教。我觉得藏传佛教在西藏是生活的、具体的、满足信教群众需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宗教的神圣性通过满足世俗性要求才能成就，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不断的调试过程之中才能实现，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信众的需求，更是宗教界与时俱进的努力方向。

总之，《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是一本学术严谨性和趣味易读性很好结合的著作，不仅值得藏学、宗教学、人类学研究者参考研究，对于想要了解西藏寺院今夕的兴趣爱好者也是很好的参阅读本。

（本文系中国藏学出版社洪涛社长在《寺院与社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视野》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