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古以来，中缅印交角地区一直是多民族共居并存和交流共生的地理区域，也是维系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间贸易交流的重要链环地带。在复杂地理形貌和多元文化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下，远距离贸易活动跨越群山和江河阻隔，需要依赖“贸易中转地带”和“中介民族”的传递输送，而持续不易的区内贸易和国际过境贸易之间，往往也存在着相互联动融合发展的状况。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历史并未被完全圈隔封闭在群山峡谷之间，源远流长的区内外远距离贸易让人与物流动起来，突破了地理与人文的重重阻隔，在交流互动的历史演进中起到了未曾断绝的基础性链环作用。全面认识中缅印交角这个三国交界的重要区域多向度远距离交往交流的发展历史，把握其作为链环地带多维度形成特质，对于重新认识和讨论“佐米亚”核心区域历史发展面貌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所指的中缅印交角区，主要包含中国云南滇西和滇西北地区、西藏东南和藏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和缅甸北部地区。该区域正好处于中缅印三国边缘地带，从地理空间形态上呈现出犬牙交错、连接交汇而成交角的特征，故有此称谓。进入21世纪，西方学者对这一多国边缘地带的研究逐渐升温。荷兰学者申德尔首次提出了“佐米亚”（Zomia）的地理概念，其主要范围涉及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云南、四川以及整个上缅甸和泰国、老挝、越南的北部边境地区。本文所研究的这个地区，从地理上看位于这个“佐米亚”区域的腹心地带。
作为历史上较早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通道地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中国学者方国瑜、谷春帆、夏光南等对主要途经中缅印交角地区的中印陆上商贸交流通道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升温，国内学者林超民、陈茜、蓝勇、饶宗颐、申旭等也加入相关探讨，并形成了较为丰厚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缅甸学者沙因、意大利学者珍妮丝·斯塔加特（Janice Stargardt）、荷兰学者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印度学者阿曼杜·古哈（Amalendu Guha）和哈拉普拉萨·雷（Haraprasa Ray）、美国学者纪尔施（C. Patterson Giersch）、瑞典学者冈内尔·塞德拉夫（Gunnel Cederlöf）都曾对这个区域的远距离贸易有过关注和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段渝、牛鸿斌、杨斌、刘志扬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中印、中缅历史贸易以及滇藏茶马古道贸易等专题开展研究。这些国内外既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但是，具体就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国商贸及区域民族之间商贸交流的具体历史状况、发展特点以及贸易联系载体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尚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研究，难以整体、全面地呈现和把握这一特殊区域的历史发展面貌。实际上，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跨国贸易和族际间商贸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是冲破和跨越各种地理地形阻力和区域发展局限，横向维系中国滇藏、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这一交错地带民族交流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该区域历史状况，避免孤立地看待区域内族群生境、单向度断定区域历史发展的隔离性和封闭性，以还原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对“佐米亚”区域内山地族群与谷地王国之间的历史演进关系进行梳理和论述，认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逃避国家统治的历史背景下适宜称其为碎裂地带和避难区域，其区域历史更多局限于山地与谷地之间小尺度空间内的联系与互动。但实际的历史发展状况是否如此，如何全面认识这个曾经作为古代中国西南与缅印之间的民族迁徙走廊和跨国交往的链环地带，如何整体呈现因“封闭和隔离”假象而被屏蔽的远距离交流历史风貌，是本文立足于以往研究冀求突破的方向。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提出“赞米亚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这样有失偏颇的论断，也是本文基于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地区远距离交流发展的历史事实，想要重点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一、历史悠久的国际过境贸易走廊
穿越中缅印交角地区，中印之间自古就有着密切且历史悠久的陆上交流通道。罗开玉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云南、西藏与印度地区就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彼此间存着若干民间小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著名史学家潘尼迦在其《印度与中国》一书中说：“我认为，宣称印度与中国西南部在很古时期就已接触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还进一步说道：“显然，早在至中国西北的路线开通之前，中印间贸易往来就已充分发展。”印度学者R.塔帕尔也认为，印度孔雀王朝与中国的最早接触，“要作出精确的判断是困难的……若是有过联系，它必然是经由阿萨姆与缅甸方向的东北山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在2世纪前“中国与印度已由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印度人开始知道有中国，好象是从这条道路上得来的消息”。中国学者方国瑜指出：“古代中印两国之交通线，约有三条：一自葱岭，一自南海，又其一则自滇蜀；而葱岭南海之道远，滇蜀之道近，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张星烺也认为，“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矣”。“故秦之名，亦可由巴蜀、滇越而至印度也”。中外史家的相似论述不胜枚举，基本一致认为蜀身毒道是中印间最早的交通路线，而且是“古代中国边民经缅甸赴印度的最短行程”。印度学者HaraprasadRay和Baruah都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期中国经缅甸及阿萨姆地区进入印度的通道就存在了，印度商人也由此通道到缅甸进行贸易。缅甸学者波巴信认为“上缅甸约在一千七百年以前，由于它位于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中国互相往来的陆上通衢之间，就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上枢纽”。缅甸学者貌丁昂进一步认为，“在早期历史上，人们认为海洋比陆路更危险，因此，印度与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贸易是通过缅甸进行的”。中缅印交角地区处于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更远的中亚及欧洲间交流交往的陆上中转地带，不仅是印缅陆上交流的重要中间桥梁，而且对于历史上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及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样起着重要而独特的纽带作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过境商贸交流有了一定的发展。据云南江川李家山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战国晚期的24号墓和22号墓分别出土了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和一颗质地坚硬的浅蓝色透明琉璃珠。云南考古学者张增祺认为，这些珍贵物件并非云南本地产品，而是由西亚或南亚地区经缅甸输入云南，这一路线很可能是蜀身毒道，“传播者可能是四川商贾，也可能是印度、缅甸居民侨居云南西部地区者”。英国人哈威认为，“（上缅甸）其地固与中国为邻，且自纪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已以缅甸为商业通道”。他还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进一步指出：“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换取欧洲黄金。”20世纪中后期，云南腾冲曾出土数千枚汉五铢钱，同时在印度北部也发现了窖藏的汉代五铢钱和三铢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途经中缅印陆上贸易的存在及发展状况。
魏晋时期，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国际过境贸易得到发展。《三国志》卷三〇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中，曾记有“闽濮、鸠僚、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和“骠越之民”出现在永昌郡中，方国瑜认为来此住居的印缅人主要是因经商而聚集于此。“云南与印度缅甸之交通，盖以贸易为主，往还既密，则不免有移民至者，故永昌郡境内，有住居之印度人与缅族”。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为发展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远途贸易，专门在高黎贡山沿途修建了驿站，“自永昌之越赕，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宋人杨佐入大理国时也曾记道：“（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商道的进一步开辟也促进了吐蕃、南诏与印度间三角贸易。“大赕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而据方国瑜考证，大赕大概是今缅甸北部迈开江上游大山中的坎底一带。据藏文史书记载，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境内主要有八个市场：“上部三大市场是勃律王土、突厥和尼泊尔；下部三大市场是葛逻禄、绒绒和丹玛；中部二市场是东东（疑为董东）。八个市场即八个山口，其中四大山口……在四大山口分设四小山口”，从而形成与“唐王朝、门巴、印度、尼泊尔、波斯、拉达克、于阗、粟特以及勃律、苏毗等地进行贸易的网络，给吐蕃的经济和文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不仅吐蕃与印度东北部存在贸易，而且吐蕃与印度和南诏间也已经形成三方间的直接贸易联系，“吐蕃商贾至大赕与南诏和天竺商人贸易”。据樊绰《蛮书》卷一○《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记载：“大秦婆罗门国界永昌北，与弥诺江西正东安西城楼接界。东去蛮阳苴咩城四十日程。蛮王善之，街来其国。”他接着记道：“小婆罗门国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肉，预知身后事。出贝齿、白、越诺。共大耳国往来。蛮夷善之，信通其国。”大秦婆罗门即玄奘所记的迦摩波国，在今印度阿萨姆东北境，小婆罗门则在今印度曼尼坡伊姆法尔以南。这些处于南诏通天竺道上的国家和部落，成为南诏与南亚地区相互往来的重要对象，从而形成“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岁时不阙”的局面。唐宋时期，以今天的中缅印交角地区为纽带，吐蕃、南诏、骠国、大小婆罗门之间的贸易兴盛、交流频繁，其跨国商贸链环地带的功能和作用得以进一步显现。意大利学者珍妮丝·斯塔加特认为，当时骠国“不可能仅被视为中印贸易路线上的中转站，但本身又是该贸易的参与者”。
横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滇印陆上直接贸易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经一度繁荣，但明清时期相关记载却逐渐稀见。元代早期还有云南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以及大理地区贝币“非本地所产，而来自印度”的相关记载。但到后来，海路贸易的勃兴挤压了滇印陆上远距离贸易的发展空间，出现了“滇人经商皆在缅甸境内，无一至印度者”的记述。然而，边远地带的民间贸易因其复杂性和隐蔽性，实际情况未必完全如此。如有学者认为，“13至16世纪，通过上缅甸有三条线路将中国云南与印度连接起来。北线是经缅甸北部八莫穿过大盈江进入缅甸伊洛瓦底江，然后向北经过莫贡集市，通过帕特科伊山口进入上阿萨姆；中线是沿着瑞丽江经向到塔贡，经过钦敦江向北穿过伊莫尔山口进入曼尼普尔”。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腾越经缅甸密支那至印度阿萨姆的陆上商贸有恢复发展的迹象。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川边改流时，藏南地区“珞隅酋长翁真降马率种人来归，翁真一无齿老人，在儿童时代曾见一汉人经此赴印度，今已四十余年，手上所带绿松石戒指即为当年所赠之纪念品”。民国时期，云南腾冲商人王灿寰曾详细记录了自幼自己如何从云南腾冲出境，从密支那到茶摩火车站，西行经岗板至户拱再到印度阿萨姆之雅里安利的行走路线。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先后被日军切断，横跨中国云南和西藏与印度、缅甸的陆上驿运通道成为连接世界的重要渠道，中缅印交角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后方联络联结盟友获取支持的链环地带。
历史上，中缅印交角地区作为沟通亚洲东部与世界的过境国际贸易走廊，古代时期其远距离过境的贸易物资，“取自缅印的商品主要有毡毯、缯布、真珠、金、贝、瑟瑟、琥珀，云南输往缅印的主要是丝织品以及金、银诸物”。这些奢侈品和贵重物品，供给对象主要是区域之外的亚欧各国贵族上层。近现代则主要是缝纫机、马灯、打火机、高级化妆品、西药等中国抗日大后方大量需求的物资。这些横跨交角区的过境贸易物资，主要流向是区外国际市场，因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过境贸易特征，其商贸走廊的定位也正基于此。
二、跨越群山江河的生活物资交换与贸易
地理上的隔离，并未阻断僻处于大山深处和江河谷地的各个族群，相互间始终存在着远距离跨地域贸易联系。基于必要生活物资交换联系的远距离交流，成为促进这些山地族群维系生存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性保障。
布匹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地区各族群重要的生活需求物资。两汉时期盘踞在蜀身毒道要冲哀牢山一带的哀牢人，不仅能够“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而且其所生产的桐华布“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并作为商品在流通。饶宗颐认为，汉代时哀牢夷用桐华布“以覆亡人而后服之”其实是印度佛在世时的一种印度风俗，是受印度文化浸染所致。任乃强认为，今天缅甸北部的密支那作为商贸城市的形成也与布匹贸易有很大关系。“密支那三个字，在印缅语是‘支那人’之意。《史记·西南夷列传》纪大夏人语，所谓‘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即指此地。其地当印缅陆路交通中枢，蜀贾贩苎布聚于此，销印、销缅皆便。故印缅人称此中国商人汇集之地为密支那”。从秦汉、唐宋南诏大理国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史料记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布匹作为生活必需品一直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流物资之一。及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布匹还一度和海贝一起成为中缅印交角地区的重要货币，“以缯帛及贝市易”。
盐作为不可或缺的生存物资，是中缅印交角地区各族群聚居区主要交流物资。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和缅甸北部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缺盐少盐地区，主要依靠云南和西藏的产盐地以及南亚次大陆的海盐来输送补充。据《隋书》所记，在今西藏昌都、林芝一带立国的女儿国，“出输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盐井历史上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区盐的重要供给地。其地“产盐而近云南阿墩子，商贩往返，熟于商情，本城尚有汉蛮商店十余家，由此购置盐、茶、铜器、杂货，输至察隅以西野人地方，掉换药材，就地出售或赴阿墩子出售，行以为常”，“商场虽不如阿墩子之繁华，亦日渐发达”。“盐井货物，由印度或四川、云南输入，以布匹杂货为最多。输出以毯子、虎皮、羊皮，及药材、麝香、贝母、虫草等，但甚少，出品以盐为大宗，在西康各县夷民所食者，均仰给该县”。盐井仅盐一项，“每年由两万驮至三万余驮，若以科学按管汲水当不如是，此盐销于康南各县及云南边西一带”。云南贡山县与西藏察隅地区相邻，两地长期存在粮食换盐的贸易。“菖属尽食钞盐，产于西康省盐井县，由察瓦蛮人运贩，概系以粮谷调换，用银币购买者少。因察瓦龙产粮甚少，故运盐换粮，运回自食”。察隅“一般所称之杂瑜区，在经济方面观察，并不限于本区，其附近该区西、南两部之珞瑜地方，一般野人之狩猎品茸、香、皮类均携至杂瑜，以调取所需要之食盐、茶叶、银耳环、佩刀等物”。印度学者也发现印度东北部地区与西藏之间存在历史悠久的盐业贸易联系。“历史上，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商人每年都要经过达让北部的卡里亚帕尔、杜阿尔，直接从南边到达西藏边界，在那里交换他们的商品，他们需要交换的重要商品主要就是岩盐”。有印度学者认为，阿萨姆王朝繁荣时期，与西藏的贸易活跃，西藏向阿萨姆出口“岩盐、羊毛、金粉、马、牦牛尾巴、麝香和中国丝绸”，以换取阿萨姆的“花边鱼、棉花和丝绸，大米和铁”。居住在阿萨姆一带的那加人把“蒌叶叶子、棉花和辣椒也出售给阿萨姆平原地区人民，换回食盐、鱼干和衣服、被褥”。我国藏南珞隅地区河谷地带的阿帕塔尼人聚居区，灌溉农业较为发达，粮食产粮较高，除满足本民族自需外，“尚有余粮同邻近民族和运赴阿萨姆平原上去交换棉花、牲口、盐和其他一些货物”。怒江和独龙江一带的怒族人和独龙族人，长期以来一直依靠云南和西藏的食盐供给，因此在当地人中便一直流传有这样一句谚语，“盐自东方来，人心向东方”。
大米贸易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地带山区和坝区、河谷区和干旱区季节性常年保持的一项重要商贸活动。西藏与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存在长距离的跨区域贸易，用盐和羊毛换取亚热带平原地区的大米。具体而言，西藏商人用岩盐、金银交换阿萨姆人的大米等货物，其贸易线路大致是从拉萨走两个月的路程到今印度北方邦的周纳，再至阿萨姆吉甘苏尔。通过中国西藏达旺进入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贸易商道，“藏印间的教徒、商贩，早已利用这条狭弄，互相往来”。这种以盐等西藏特产物资换购阿萨姆大米的贸易行为，一直持续着。根据英国人蓝姆的估计，19世纪初叶由于阿萨姆平原产米，中国西藏商人“带有白银、砂金、羊毛、食盐、麝香、丝绸和牦牛尾巴来购买或换购阿萨姆地区的大米。1809年西藏通过达旺地区与印度阿萨姆贸易总额达二十万卢比”。
自唐代起，茶叶逐渐成为西藏及周边地区藏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茶叶的输送和流动，成为中缅印交角地区内贸易关系维持发展的重要纽带。西藏等地藏民用茶历来以川滇两省供给为主，清代以后，滇茶输藏量大增。“云南对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品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千万驮粗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织，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19世纪晚期，英国在其控制的印缅边境一带鼓励种茶，影响到野人山一带部分地区的种植结构，同时因需求量大，茶叶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外销物资。“茶叶，产于小江流域江心坡及野人山一带。每年产量丰富，除自行饮用外，上销坎底，下销密支那”。当时中缅未定界地区野人山一带的茶叶，当地族群在自用之余，也销往下缅甸地区。1916年，经过滇商杨守其和马铸材的共同努力，开辟了中缅印陆海联运滇茶入藏的新路线。“凡佛海、五福、车里等地所产（茶叶），自阿墩子一途阻塞后，初由澜沧之孟连土司地出缅甸，西北至缅属北掸部中心之锡箔上火车，西南经瓦城、沙什而达仰光，换船至印度之加尔各答，由火车至西哩古里，换牛车或汽车至加邻旁，又改用骡马入藏。嗣以缅甸公路通至公信（亦作贵兴），遂舍西北一线，改由佛海驮运出打洛（属佛海） 至缅甸之景栋（即孟艮），换汽车至公信达瑞仰，换火车至沙什达仰光，转加尔各答入藏”。
以山区特产换取生产生活所需物资，是中缅印交角地区跨越族群和地域边界的重要交流形态。除了盐、布匹、茶叶以外，铁农具也是交角区内各民族向外寻求的生产物资。西藏察隅商人至滇边购买铁具，“杂隅土产，以黄连为大宗，闷空之处巨贾，常赴滇购办铜铁器具，来易黄连、麝香等物，杂民往往先取器具，后上黄连，故往返一次，多则七八月”。察隅邻近野山人一带，也因此成为清代滇商深入野人山腹心地带开展贸易的前进基地，“所有之土产，每逢七八月间，有云南行商购诸野人山”。中国内地喜爱的黄蜡等，野人山户拱一带的景颇族人也会采来到腾冲等地销售：“蜡有黄蜡、白蜡、栗蜡三种，野人上时携下售。”野人山当地崩龙民族“平素以农为本，兼营工业贸易，以资补助；而所制草席，花纹精致，英属南坎欧人住宅，多购以铺地”。清末川边改流之后，藏南杂隅一带的“倮倮”也被卷入药材商业化种植和贸易的浪潮之中：“故倮倮于交易黄连外，绝少交涉事件。”当时新设的科麦县“产桃、梨、杏、葡萄，特别丰美，桃梨重有半斤者，食之蜜甜，每年收获销于昌都、察雅等县，成为特产”。川边察雅县“人民谙于经商，以药材、狐豹皮等输至康定县，掉换川茶、绸缎、杂货运回销于本地，亦有以牛羊皮毛运至云南阿墩子出口，购买铜器、铁器，行以为常也”。察隅地区的“杂瑜（杂隅）为纯粹农业区域，农产品以水稻为大宗，茶叶次之，小麦、青稞、黄豆等又次之，其他豆类及各种蔬菜亦应有尽有，尤以野生药材及鹿茸、麝香之产量为多。该地所产米稻，除小部供本地食用外，其大部远销于盐井、察瓦绒、昌都、德格、玉树等地”。
“贸易将世界上曾经孤立的区域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转移简单的商品乃至复杂的内在的所有东西”。虽然从总体历史情况看，由于族群分布复杂，山地环境险峻，中缅印交角地区内外联系渠道建构困难，但从较早历史时期开始，贯穿于崇山峻岭和奔流江河之间的各类通道，构织起不同面向的交流渠道，使得僻居于山地丛林之中的人们得以维系生存发展、互通有无，使族群之间的交往联系始终未曾断绝。中缅印交角地区族群之间的商贸是加强跨地域交往的重要推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内部的联系和整合。从秦汉时期至清中期，有关中缅印交角地区商贸活动的中外史料记载基本是以区域性的宏观情况记述为主，突出显示了该区域作为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商贸交流的中间地带特征，彰显出商贸交流的国际性，但对于区域族际之间的商贸情况则记载较少。我们认为族际之间的贸易交流在此前并非就是偶发而少见的，而是史家更偏重于记述丝绸、黄金、珠宝等贵重商品长距离贸易需求的国际性影响。实际上，区域内族际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交换，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广度、深度和活跃度都存在差异，但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贸易联系始终未曾断绝，只是受时代条件局限，未能在历史上被具体、详细地记述而已。
三、维系远距离跨地域商贸交流的基本途径
历史上，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跨区域国际贸易和跨族际商贸交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形成了与区域地理和社会条件相契合的维系途径和纽带，而对这些维系途径和纽带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远距离跨地域商贸历史发展特性，揭示出维系发展的多向度动力。
（一）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权对区域交流发展的带动与推动
秦汉时期，随着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政治版图，中原王朝对其的治理和开发力度逐渐增强。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蜀身毒道，在滇西设立“雋唐、不韦、比苏、邪龙、云南、叶榆”等六县，属益州郡，并组织大量人力修建了横跨澜沧江的博南古道，时人曾以“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以记之。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在哀牢国故地设立了永昌郡：“绥哀牢，开永昌。”永昌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郡域西北涵盖今缅北直至中国藏南地区以及印度东北部一带。当时的永昌郡郡治所在地今保山一带，南来北往的各国商贾云集，“闽濮、鸠僚、骠越、裸濮、身毒之民”齐聚，黄金、象牙、犀角、光珠、琥珀、翡翠等珍贵异物汇聚，成为中国西南连通南亚、东南亚、中亚及至欧洲的商业重镇。此外，日用生活必需品如桐华布、兰干细布、盐等各类生活物资也在这里进行交换交易，是区内外各民族离不开的一个生活物资补给中心。今天缅甸北部商业重镇密支那，果如任乃强所言，是因为两汉时期大量中国商人在此聚集经商而得名，那么大规模商人如此远距离的流动聚集，离不开商路的联通和通畅，离不开两汉王朝的治理经营和保障支持。
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先后兴起了吐蕃、南诏和大理国等地方民族政权。吐蕃兴起后，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联系和交流，如前文所述，曾先后设立了上、中、下八个市场，其中便有专门面向印度、南诏等地的商贸渠道。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大力开辟贸易线路，加强与吐蕃、骠国、大小婆罗门国间的联系，还曾修建了通过穿越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贸易驿站，“西开寻传，南通骠国”，促进了陆上过境贸易和区内贸易的发展。当时以今天的中缅印交角地区为链环地带，吐蕃、南诏大理、骠国、大小婆罗门之间的贸易兴盛，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联系与交流。
元代以后，云南和西藏结束了地方性割据状态。在元王朝的边疆治理推动下，西藏与云南间的驿道交通逐步得到改善和加强，促进滇藏商贸的发展。明清时期，滇藏间省际联系在中央王朝推动下更加紧密，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和西藏对毗邻的印度和缅甸等周边国家及族群之间的贸易交往。英国人麦肯齐曾观察到清中期西藏与印度阿萨姆贸易的繁荣：“每年在这里可以看到极有趣味的景象。从西藏各地、从拉萨和以东、以西，甚至以北的地方来的商人成群地到这里来，他们有些穿着中国的服装，使用中国的器具，无论从哪点看都像是中国人。许多人带着家属，用壮健的矮马驮着他们的货物。每年由几百匹这样的矮马带到集市来。”
晚清时期，为了应对边疆危机，清政府通过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加强对西藏和云南临边境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在地方资源开发和交通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区际及族际间联系。“自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等处设置设治局后，汉人来傈僳社区者日益众多。支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或互相贸易，以通有无；或‘打老干’联为弟兄；或通婚姻，结为夫妇。寄居傈僳社区之汉人，就地学说傈僳话，而本族（傈僳）亦从汉人学汉语”。“因有政教、俗习、贸易往来，有迫切之关系，所以白傈僳族多能操汉语，尽量吸收汉人文化、婚丧、礼制，每喜仿汉人俗习”。“江心坡头人、山官极喜我国花衣（戏衣蟒袍之类），始行穿着炫耀闾邻。其他我国之铁三脚、铁锅、矛、戟、大银线及布匹之类，亦甚喜欢”，“向慕中国之心理，在在均足表现也”。
（二）依托“商贸中转地带”的囤聚与转输
在文化形貌复杂多元、群山江河阻隔、族群联系有限、商贸交换交流困难的条件下，中缅印交角地区贸易联系的维系，地理条件相对适宜、易于被交易双方所能接受的中转地带便往往成为山地贸易环境下特定的区域。于是以特定的商贸中转地带为交易枢纽，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区域和跨族际贸易转输关系得以建构和发展。方国瑜、陆韧等前辈学者在论及这条道路上贸易运输特征的时候，都倾向于沿途接续性这一方式。这种方式，或许是最符合远距离跨越复杂地理形貌和多元文化空间的贸易途径。而我们特别强调依托商贸中转地带，其缘由也就在于考虑到远距离接续性贸易得以完成的这一内在需求。对于古代时期的发展状况，由于具体文献记载的缺失，难以做出一个具体的描述和判断。但从近代开始，区域内外贸易依托商贸中转地带运行的情况，便随着相关记载逐渐丰富而明晰起来。
近代以来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使得区域腹心地带出现了察隅、阿墩子（今德钦）、盐井等开展中缅印跨国贸易的中转站。当时察隅附近的珞瑜等地狩猎品，如鹿茸、麝香、牛羊皮均汇集于此，滇西阿墩子及察瓦绒等处商人不远前来收购，然后雇请力夫背负货物口粮，均沿薄藏布江（土人名为珞曲）运至与印度交界之夺拉贡售卖，购回毛织品及香烟、呢帽与（其他）各种舶来品来察隅等地集中销售，获利颇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及中缅公路、中越铁路等主要对外交通线基本中断，对外贸易严重受阻。滇藏商人利用察隅与印度交界的便利条件，积极拓展中印缅陆上贸易，察隅地区遂成为面向印度的“国家小通道”。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细致考察中印公路沿线民情的地理学家严德一认为，察隅是通往印度的重要中转地，因为“每年冬季时有察隅土人至塞地亚一带贩货、做工”，“在滇缅路断后已有小贩，时经察隅来往印度贸迁”。阿墩子也成为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贸易中转地。其地“商业不十分发达，因生活品只需茶、盐输入，其他生活资料一般可以自给。但因当地进藏出滇之孔道，为藏货（皮、毛等）输出、滇货（铜器、茶等）进藏之必经地”。当时西藏察雅、盐井一带的药材、狐豹皮、牛羊、皮毛等特产一般都输送到阿墩子市场，以换取茶、绸缎、杂货、铜器和铁器。自古作为中缅印交角地区重要产业地的盐井，随着交角区贸易的活跃，其影响力扩展到察隅以西地区。“产盐而近云南阿墩子，商贩往返熟于商情，本尚有汉蛮商店十余家，由此购置盐、茶、铜铁、杂货输至寨隅以西野人地方换掉药材，就地出售，或赴阿墩子出售行以为常，此地商场虽不如阿墩子之繁华，亦日渐发达”。滇西北邻近中缅边境的兰坪营盘街在民国初年发展很快，成为澜沧江流域最活跃的中转地之一。其“街逢五日一市，四方商旅来者极众，怒子尤多，携黄连、贝母、茯苓、沙金、木耳、漆油、酥油、麻线等物到此交易，而古宗、么些亦不少，为澜沧江两岸之人之第一互市场”；怒江边的落么木登（今称鹿马登，属云南福贡）也在民国初年形成了一年一次的定期集市，成为辐射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又一市场：“每年七月互市一次，怒、俅各种及澜、潞两江东西岸之人，并丽、鹤、剑、兰、中（甸）、维、云龙之山货商人会集于此……交易之货为麻布、漆油、黄连、冬虫夏草、贝母、木耳、香菌、白生、青皮、麻线、鹿茸、麝香、熊胆、蟒胆、虎豹皮骨之类。”
（三）借助“中介族群”的衔接与串联
复杂的山地地理形貌和多族群文化间的差异，使得族际贸易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更依赖彼此信任和交往基础。而在这种贸易环境中，某些具有多种语言文化交际能力和多地域类型生存适应力的族群，就成为跨越文化差异和地域阻隔，联系多个族群的贸易中介。
在秦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缅印蜀身毒道沿线的哀牢族，就曾起到了联接中印交流的“中介民族”作用。其所产的哀牢木棉织品，“有输到蜀而称蜀布。蜀贾人取自哀牢转输至身毒国，亦以蜀布称之……哀牢部族对于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多有贡献，输运哀牢布，当始于汉以前”。
唐朝时曾经云南到印度的僧人慧琳，在其《慧琳音义》中说：“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五天竺）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涉。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慧琳的这段话既说明当时经云南到印度陆上线路的交通重要性，同时点明了须在土人引路并译解数种蛮夷语言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介族群”在相关贸易交流活动中的重要性。
历史上，“博嘎尔、义都、僜人、米新巴、米古巴等部落的生活区域与藏区相连，阿帕塔尼、德根等部落又与阿萨姆地区毗邻，因此这些部落都或多或少地充当了传统贸易的中介，连接了藏族生活区域和阿萨姆地区，使得商品的流通路线大大延长”，“珞巴族诸部落之间、他们与藏族之间以及与阿萨姆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循环的贸易圈，以此来互通有无。博嘎尔部落从阿萨姆地区、阿帕塔尼部落购得贝壳、大米再与藏族交换盐巴，同理按照需求会用皮子、药材等物品从藏族人的手中交换来盐巴、棉花等再与博日、民荣、阿帕塔尼等部落交换大米”。这一地区的米什米人“经常光顾萨地亚附近的市场，并成为中介，一方面与西藏进行年度贸易，另一方面与阿萨姆邦进行贸易”。
中国藏南地区的鲁苏人是珞巴族的分支之一，主要居住在门隅的德让宗以东，鲍罗河以西，阿萨姆河谷以北，善于经商。近代以来，他们从“阿萨姆平原贩卖布匹、毡毯、刀”，并从事转卖贸易，把这些物品转卖给附近的部落，加强了该区域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喀科和西蒙分别位于雅鲁藏布江西岸和东岸，是珞巴族亚波部落重要聚集地，各有居民300—450户。长期以来，这两个村庄实际垄断着阿萨姆同西藏之间的货物交换”。
19世纪早期，阿萨姆与缅甸存在一定的贸易关系，通过缅甸与阿萨姆米什米、阿迪斯和布迪亚斯等边境部落之间开展商贸活动。辛菲人和康康提斯人开展了从阿萨姆邦边境的康昌河谷，经旁舒山口到胡康山谷之间的贸易活动，交易商品主要是琥珀、银器、口香糖和中国丝绸。当时活跃于印缅边界的那加人与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人之间也建立了商业联系，并成为两地间的交往纽带。
藏东南的察瓦绒地区，“其人性喜经商，故云南西北部与康定、昌都等地，处处皆有察瓦绒巴之庄号与骡帮踪迹。门空一带，富商尤多，且多与滇商有感情，在康定贸易之察瓦绒巴，则全部加入滇商集团，视如同乡。故凡滇商赴察瓦绒各地经商，颇受当地人士所欢迎，不惟进出无阻，纵令发生困难，亦多得土人之协助”。察瓦绒一带的藏族商人，不仅对于滇藏、川藏贸易有重要影响，而且在勾连中印、中缅贸易上借助于地缘和族缘优势，也曾作出过自己特有的历史贡献。
在中缅印交角地区贸易活动的“中介族群”中，广泛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盐井、察隅一带的纳西族颇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历史上，丽江作为联结缅印与中国内地间重要的中间地带，汉、藏、纳西、白、傈僳等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互融，赋予纳西族商人多元文化沟通的能力，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交际力。李有义曾在民国时期深入中缅印交角地区调查后说，“他们在滇、缅、康、藏接境的区域，跑得很熟”。同一时期，曾在中缅印边境一带调查的张正东发现，维西、中甸、丽江一带的傈僳族与纳西族（么些族）“或通婚姻，或互相交易，彼以往来，联络情感，且本族（傈僳）最爱吸收么些族之文化，仿其俗习，循其礼教，甚而服饰也喜欢为么些装束，学么些语言，能操么些语者极其普遍”。不仅当地傈僳族人的商贸联系以纳西族为主要交易对象，而且当时中缅印交角地区不少族群的贸易联系和物资供给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纳西族这个“中介”来完成。
纳西族商人贩运的货物以茶和糖为主，其次是布匹、铜铁器和酒。他们的贸易竞争力突出，曾有人认为当时滇康藏边缘区的物资供应，“以至一针一线，皆仰给于纳西族商人”。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缅印交接地带的一些藏族聚居区还仍然把来自云南的茶叶叫做“纳西茶”。清乾隆时期，怒江流域一带的怒族人，“精为竹器织文麻布，么些不远千里往购之”。可见，怒族和纳西族人之间显然也存在着特殊而特定的贸易交往关系，即使彼此相隔重山。总结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发展经验，王明达认为，纳西族人不仅在纳藏贸易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而且在汉藏、白藏贸易交往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方国瑜也曾在民国时期调查注意到，当时较为僻远的印度大吉岭、中缅“未定界”野人山地区和卡瓦山一带，均有来自丽江的纳西族或为英国人种茶，或为当地土著制铜，或以经商谋生，分布之远、扩散之广，颇值得关注：“在此荒僻之区, 亦有丽江土人移殖”，“盖其民族耐苦而善营生理，挟橐走边，习久落籍，故虽远穷荒陬，往往有丽江移民焉”。时至今日，西藏察隅一带还有历史上移民到此的纳西族聚居。在中缅印交角地区流动的分散性和广泛性，或许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纳西族作为族群交往和贸易的“中介民族”，在这个族群类型丰富、文化地理复杂地区具有较强的生存力和适应力。
（四）区内贸易与过境贸易间的互联与互动
如前所论，区内族群之间生活物资交换和贸易，是中缅印交角区贸易联系维系的重要动力和纽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上就处于古代中印、中缅之间跨境商贸交流的中间地带，过境贸易也一直是重要的外现特征。
元代张道宗记道：“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棉、毡布、珲琚、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从其所记商贸物资来看，当时作为中西交通咽喉的滇西地区既有奇珍异宝汇聚，也有盐、棉等民众日常生活物资的交流，说明古代这一地区一直有远距离过境贸易和区内族群间日常物资贸易相交汇融合的情况。历史上，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同样存在类似情况：“西藏及其边境地区的传统贸易依赖于盐、羊毛、谷物和茶叶的地方和区域交换。除了这种易货综合体之外，还有麝香、药材、宝石等奢侈品的长途贸易。”
19世纪中叶，英法殖民势力进入到中缅印交角区后，近代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断扩散和深化，区域内族群生活物资供给和地方特产过境外销的规模和层级都发生明显变化，商业化大规模采集黄连等山货药材，洋纱布、洋火、洋皂等西式日用品以及枪支、鸦片等物资逐渐也成为族际之间贸易的重要物资，国际贸易影响区内族际贸易发展的特征更加明显。正如上述所言，近代以后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虫草、贝母、黄连等珍贵药材不仅外销需求甚旺，就连滇金丝猴也一度成为销于外洋的重要特产。与此同时，此时，英属印缅的货物也进入了交角区腹地，不可避免地对当地民族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夏瑚奉命巡查当时中缅未定界的野人山木天王地一带（今缅甸北部葡萄县），见当地人食用鸦片，“询其烟种，自印度传来，三十年前，尚无此物。此则木天王地四通八达，风土人情之情形也”。除鸦片外，“在木天王地，一切绸布服饰器具，概系洋货”。在怒江、独龙江流域一带，“怒江地区的土特产，生猪和食盐运往密支那销售，然后又将英国、缅甸的日用百货等商品运到怒江地区销售”。
20世纪40年代中国滇藏到印度的陆上长距离国际贸易因时局变化迅速发展，云南的纳西族、白族、汉族等商人从滇西南茶山收购茶叶并制成紧茶，卖给沿途民众，途中在鹤庆、丽江购买土布、红糖、铜器等日常生活物资，到印度噶伦堡等地返程时，又从当地购买内地急需的药品、手表、棉纱、香烟、牙膏、香皂、打火机等物资，一路买卖并完成山货药材等特产的交换收购。不少藏族商人包括僧侣也都加入了贸易大军，他们先从印度大量购买棉纱、药品、生活用品等抗战后方急需物资后，沿途把生活用品等卖给各地居民，以换取牛羊皮、麝香、药材等山货，然后转运到丽江一并销售；返程时从丽江购进茶叶、粉丝、火腿、红糖、铜器等藏民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后，卖给各地各族村民。南来北往的商旅既参与着国际过境贸易，也扮演着沿途百姓生活物资供给运输员的角色，突出体现了交角地区族际贸易与国际贸易间交错交融的发展特征。
无论是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还是唐宋时期的西川通天竺道，这条横穿今天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其形成首先是一条民族迁徙与交流有无的走廊，族群聚居地之间因互换和交流需要而开辟的交通路线和交往基础，是长距离贸易线路得以形成和存续的基础。正如方国瑜所言：“开通这条蜀身毒道，经过西南地区，是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建立起来，而且是在这地区的居民开发的；就是说在这地区甲地与乙地之间的居民有往还开辟了一段路，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与丁地之间，也如此联贯起来，开成一条漫长的交通线。这条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是在一定条件下走出来的。”英国学者莱曼也认为：“特别是考虑到从公元二世纪以来，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贸和政治支配关系中云南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许多云南族群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扮演了‘文化中间商’的角色。”因此，对于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历史贸易，我们应该看到区内族群间生活物资贸易开展的基础性，当然同时也应该看到长距离跨国贸易的带动辐射性，二者之间始终是互联和互动的关系，一直交错存在于区域商贸历史发展的始终，只是各个时期二者之间彼此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和区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怒江流域的外销黄连价格曾经价值半开5元，大理土布每件只值半开15元，1斤黄连可换3件布匹，做两套衣服尚有剩余，所以有个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几乎都穿上了棉布衣服，后来一段时间外销黄连价跌，深入福贡一带的商贩大幅减少，当地民众经济交换渠道被中断，于是又恢复到自种、自纺、自织麻布的状态，甚至连食盐的供给也一度难以保证。
四、远距离商贸交流影响下区域历史发展特性再认识
（一）中缅印交角地区是维系跨国交流的重要链环地带
20世纪90年代后，以荷兰学者申格尔和美国学者斯科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逐渐关注以中缅印交角地带为腹心的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和中国西南地区，并将这些跨越国家分界的边缘地带整合起来命名为“佐米亚”地区。特别是斯科特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山地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与演变的限制性解读，证明其反复强调的山地族群在“佐米亚”地区逃避国家统治、寻求“无国家化”斗争和博弈作为区域历史发展主线的正确性。这种单纯强调跨国家边界地域属性的“去国家化”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有助于发现区域内族群自我历史建构的主体性，找到族群生境变动的区域社会共有一般特征。但是，其研究偏重于在山地与谷地的局促空间里，描绘并建构山地族群逃离国家统治、主动寻求边缘化发展的历史图景，放大了所谓“地形阻力”对族群交往的制约性，从而难以在更广阔空间里审视到区域内各族群寻求跨区域远距离交流与互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缅印交角区作为被西方学者称为“佐米亚”的核心区域，其本身复杂的地理环境形塑了诸多族群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局限着区域内族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流。“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播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这一区域内山地与谷地间简单往复的博弈抗争与驱离逃避，也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它一直就是一个隔离于周边多重文明之外的封闭区域，其内部则又是一个个被群山圈隔的破碎化地区。然而，我们在该区域远距离跨地域商贸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中缅印交角区的历史并未被完全圈隔在高山峡谷和群山之间，源远流长的区域内外商贸交流让人与物流动起来，突破了地理与人文的重重阻隔，在交流互动的历史连续演绎中起到了始终未曾断绝的基础性链环作用。
或许正如美国学者纪尔施所言，我们应该避免将“佐米亚”简单视为一个只是基于自我地理环境适应而与周围世界无关的区域。
但实际上，持续未绝的跨区域远距离贸易不仅是中缅印交角地区联结外部世界不可或缺的纽带，也是区域内跨越族群维系“远距离认同”的重要联结。中缅印交角地区虽处于相对偏远的多国边缘地带，区域内族群之间不仅存在小尺度空间内的联系和交流，而且通过不同形式介入到远距离跨地域贸易，和更远的地区联系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交角区内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基于此，为客观认知中缅印交角区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我们认为应将这一世人传统观感中的“碎裂地带”放在一个多维度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才能掀开其被隔离和封闭所屏蔽背后的历史全貌。对于这个被西方学界以“佐米亚”命名的多国边缘地带，既要看到其因自然和社会原因而导致隔离和封闭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曾经作为东亚与南亚和东南亚乃至更远世界进行联接交流的中间地带这一特殊作用，更要看到区域内外始终未曾断绝的形式多样、长短距离兼具的贸易联系及其影响，由此才能更全面地看到这一特殊地域历史发展样态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远距离持续联系基础上的内在整体性。
综上而言，作为所谓“佐米亚”地区腹心地带的中缅印交角地区而言，以过境贸易和区内生活物资交换和补给为纽带，不仅一直存在着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交流，而且也有着山地与谷地、近邻与远朋间丰富而多彩的交往与交流历史。因此，以所谓“最大最古老逃难区”或者山地“破碎地带中的隔离区”这样的认识简单去识别或界定历史表征，既是对这个区域作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交流链环曾发挥重大作用的无视，同时也抹杀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摆脱封闭束缚，翻越高山峭壁、跨越江河天险寻求跨地域交往交流的努力和抗争，屏蔽了区域内外各族群之间跨越地理阻隔和文化形貌差异，因交往而信任、因交流而共生，逐渐相互聚合、互动发展的历史图景。“蓦入柴门便卸鞍，客巴来也一声欢”，描绘的正是滇西北边远村寨的人们迎接远道而来的“客爸”（互助伙伴）时的喜悦之情。德钦梅里雪山脚下的藏族村落加郎村，虽然僻居雪域高原，但因商人的远途贸易而受益，每当商客到来，便载歌载舞表达谢意：“大理是个美丽的地方，洱海的茶叶香遍加郎，请将哈达和酥油收下，把我的歌声带回你的家乡。”这些充满了友善和谢意，洋溢着满满温情的场景，绝非冰冷的“逃难区”和“隔离区”所能涵盖和体现。所以，封闭与开放并存、隐匿与交流共生，这才是中缅印交角地区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域历史发展特征。不能仅仅为了强调诸多历史面向中的某一局部，而冠以所谓“最大最古老的逃难区”这样的错误称谓。无论从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还是从尊重中缅印交角地区人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认同角度，所谓“逃难区”的说法都是偏颇而单向的。
（二）斯科特“佐米亚逃难区中国主要致因说”有失妥当
詹姆士·斯科特认为，“佐米亚”地区“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对于其中的“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这个论断，将其臆想预设的所谓“最大最古老的逃难区”的成因简单归咎于中国，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的片面之论。综合我们文中相关部分的梳理和研究，该论断之谬误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边疆治理对中缅印交角地区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和贡献。从文中对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地域远距离贸易的历史梳理中，不难看出，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无论是其作为国际过境商贸走廊通道地位的形成和作用发挥，还是族群之间远距离生活物资的交换和补给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我国历代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权的治理经营建设在其中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两汉以来中缅印陆上远距离商贸通道网络的不断开辟和维持，交角区各族群盐、茶、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交易流动和持续供给，都与我国王朝治理下的边疆开发与进步息息相关。“盐自东方来，人心向东方”，这一句曾经流传于中缅印交角地区独龙族、怒族等跨境民族的谚语，便是对这一历史影响的淳朴表达和由衷肯定。
其二，不能客观辨析所谓“佐米亚”地区各地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及其成因的复杂性。不可否认，历史上一些族群曾因战争、文化冲突等原因，出现过迁移外流，但这不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也不能据此就简单把中国西南及毗连的周边国家区域整体视为一个“最大最古老的逃难区”，并把形成原因主要归咎于中国。在斯科特所划定在“佐米亚”区域内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自秦汉以来，历史上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不仅从未施行过民族驱离政策，还以“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为思想精髓的多重治理方式尽可能适应地方变化，寻求边疆民众的向心归附，以实现“华夷一体”的大一统为目的，不断推动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使其并存并容发展共生。差异化和包容性极强的多元化边疆治理模式，不但为边疆历史上大规模深层次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创造了发展条件，而且也为今天中国西南成为各民族交融共生、各美其美的世界性和谐家园典范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历史基础。马健雄批评斯科特在“佐米亚”研究中，只是将中国西南当作18世纪以后的缅泰山区的简单延伸来进行错误解读，从而忽视了中国中原王朝在西南边疆治理经营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以及地方社会的反应和交互过程。这是言之成理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因其筹划的“佐米亚”横跨中、缅、印、泰等国交界区域，即便从跨区域整体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出发，也不能仅针对中国西南边疆，其所界定内的其他区域均应结合历史实际来审视区域历史的变动进程，何况基于地域类型构成复杂性之上的区域历史本就具有多向性和分异性，岂能如此单向以及绝对化地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具体而言，在对广袤而复杂的“佐米亚”地区的历史状况缺乏细致把握的情况下，斯科特未能深入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响该区域内各地、各族群历史走向及其成因的复杂差异，只是想当然地将之笼统归咎于中国所谓“超前扩张”，在历史事实面前，其所谓“佐米亚逃难区中国致因说”在学理性上不仅经不起推敲，也完全站不住脚。
其三，对非中国因素的负面影响选择性“失明”。历史上，缅甸的蒲甘王朝、东吁王朝、贡榜王朝以及阿豪马人建立的阿萨姆王国，都曾对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族群迁徙和流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19世纪英国人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殖民侵略，先后将印度和缅甸变成殖民地。为了殖民统治利益最大化，大肆入侵中缅印交角地区，武力野蛮镇压各地部族反抗，强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不断以所谓国家边界设置和勘界控制为理由，严加限制山地族群与中国内地间的交流和交往。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为了控制中国西藏，想方设法在中印传统边境设置障碍，严格限制来自中国的非藏族商人在中印边境从事贸易贩运活动，不肯轻易发给签证。当时纳西族、白族、汉族等民族商人作为滇茶输藏的主力，为了维系西藏与内地间的经济联系，不得不乔装改扮为西藏人，方得出入中印边境。在当时中缅未定界地区，“往昔华人小贩，尚可自由出入”，但英国人开始蚕食这一地区后，为了割裂其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该地区被严加禁封，勒令华人“不许出入”。以往在传统王朝国家“宗藩”边界空间里迁徙流动的联系和自由、因族群生计和交换需求而构建的跨区域交流传统网络，都逐渐被英国人一手导演的边界利益争端所阻断、割裂和破坏。二战后，英国人“积极帮扶”印度和缅甸继承其“殖民地遗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强化了缅印交角地区山地族群被动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边缘状态，聚居地域也因国家间的边界利益斗争而被导致现代化发展进程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英国殖民统治对中缅印交角地区造成的这些伤害，直接深深影响了区域历史走向，更应被反思和声讨。
五、余论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边疆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一直得益于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动，类似中缅印交角地区这样的多国边缘地带发挥了“中间地带”的链环作用和桥梁功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和社会进步。
中缅印交角地区不仅对连接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纽带作用，而且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与变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光绪十九年（1893）云贵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指出当时属于中缅印未定界地区的“树浆厂”地理方位及其区位重要性：“所谓树浆厂者，在西藏之南，云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龙川江、潞江直至澜沧江，凡诸江上流皆是也……以地势而论，当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与诸边毗连，为藩篱锁钥之要地。”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对这个“藩篱锁钥之要地”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调查，导致晚清及民国时期与英国人的边界争端中我国屡屡陷于被动，损失惨重。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申格尔和斯科特等有关“佐米亚”研究的关注成果甚多，其中不乏颇有创见的学术讨论，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对“佐米亚”地区族际生存博弈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展开回应、争鸣和批评。但遗憾的是，迟至今日，我国学界都未能对斯科特的一些偏颇观点及时做出应有的回应。其中缘由，还是在于对所涉及区域特别是被作为所谓“佐米亚”腹心地带的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诸多历史问题，我们还缺乏深入、具体的专门研究，无法对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周边跨区域历史问题，展开深度对话。
实际上，对于这一涉及中国西南及周边国家的跨国界区域的历史发展问题，不仅应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和回应的话题，更应是我国历史研究不能失语的重要命题。因为只有回到贸易交流、族群流动、治理经营、文化传播等多维度交叉的区域史研究中，才能对多族群生存样式的独特性和区域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更全面、更深入、更客观的认识。对于类似中缅印交角地区这样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交角地带，应从跨区域交流史视角予以更多关注和研究，由此才能更好发现这些链环地带在中外交流交往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进而更深入全面地揭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贡献和影响。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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