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霍尔(ཧོར་)：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

霍尔(ཧོར་)，一个颇具争议的藏文历史名词。最初，它出现在藏文史籍中可追溯到敦煌文献《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P.T.1283）。文书有载，在北方有霍尔王发布命令，及周围族群同霍尔作战。一般认为这里的霍尔(ཧོར་)所指区域或族群可能是指以敦煌或吐蕃为中心之北部或西北部的回鹘；日本著名学者森安孝夫反对历来学者将ཧོར་单纯解释为回鹘的观点，他通过令人惊叹的精细分析提出8—9世纪时ཧོར་即粟特的观点；史诗《格萨尔》中也有岭国与一个叫做霍尔国白帐王交战的文学传承情节。《吐蕃史世系明鉴》中还记载了松赞干布时期的一个大臣相布杰吉陈桑被指明是霍尔(ཧོར་)人。由此看来，霍尔(ཧོར་)一词的区域范围不断发生变化，泛指和不确定的意味较强，在学术界引起混乱。东嘎•洛桑赤列先生所著《东嘎藏学大辞典》中对ཧོར་的解释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有时指蒙古族，有时指藏北牧人，时而还指突厥国。”在同书相关词条，比如蒙古阔端汗，藏文写作ཧོར་རྒྱལ་པོ།。《藏汉大辞典》对ཧོར་的说明是，不同时期所指民族不同，如唐宋时指回纥（鹘）；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代指藏北牧民和青海土族。一般来讲，霍尔(ཧོར་)，是以古代藏族为中心往北部或西北部广大周边空间的泛称，但指代对象变化明显，不能简单一言概之，不同历史时期文献有不同的界定。早期多指北方草原“胡”系游牧民族，13世纪以后则专指蒙古人或融合化的蒙古人。但到了17世纪以后，ཧོར་的含义又有所变化，藏族人赠与蒙古人的ཧོར་专称变成了西藏区域内靠近北方的非藏系居民的泛称。

ཧོར་这一称呼，可能由于指称者不能及时了解周边族群发生的政权更迭和历史演进而相对滞后，比如它会指称逐鹿在北方草原地带的不同时期的各民族（如匈奴、突厥、回鹘、吐谷浑等）及后期的蒙古人，或者确切说，有北方、中亚游牧因素或蒙古因素的那一部分人。目前，不能就ཧོར་的祖源达成共识，但至迟到13世纪蒙古崛起北方草原并实现一统后，由于蒙古帝国及其漫长的后世继承者对周边的强大影响力，霍尔(ཧོར་)专指称蒙古人的倾向更为明显。

在当代的西藏北部、及靠近西藏边缘的甘青川地区有一片连起来的像欧亚丝绸之路一样的民族通道区域，都有关于霍尔的强烈的历史记忆。比如白玛措在《霍尔王：藏北的神谕与历史》中是这样描述最早来到藏北的霍尔人的：

“1330年左右，藏北草原荒无人烟的地平线走来七位身材魁梧、穿蒙古服的骑兵。烈日高照，只有山涧吹来的微风带走他们这一路的疲惫。他们也许来自与藏北接壤的青海，也许途径青海自更远的地方而来，但没有人知晓他们为何不远千里来到藏北。”

这段描述充满了浪漫、神秘色彩。据藏文史料记载，这七个人的首领是元朝皇帝图帖木尔的弟弟古润乌伦台吉（ᠭᠦᠷᠦᠨᠣᠯᠣᠨᠲᠠᠶ᠋ᠢᠵᠢ），他们在去萨迦寺的途中迷路停留定居繁衍在藏北。

同样，在一路东去的康区甘孜地方，也有许多历史传说描绘着口传下来的对霍尔人的记忆，广为流传的传说就是霍尔各土司是蒙古皇室的后裔：忽必烈或固始汗的儿子们是甘孜霍尔的祖先。他们对霍尔(ཧོར་)一词的理解即指蒙古（当然他是哪一部分蒙古人并不那么重要），忽必烈、固始汗这些蒙古历史上著名英雄人物的名字连着“霍尔(ཧོར་)”一词经常被当地人提起，虽然这时已有指称蒙古的蒙古语语词ᠮᠣᠩᠭᠣᠯ ，但藏文“霍尔(ཧོར་)”一词依然在青藏高原显示着历史记忆强大的生命力。但不管“霍尔(ཧོར་)”也好，“ᠮᠣᠩᠭᠣᠯ ”也好，13世纪以来蒙古因素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藏族聚居地区的深刻印记至今依然留存。

 历史已逝。但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却以历史名词或文物遗迹的方式留存在霍尔人每一个涉足的地方。一个历史名词的迁移，同样折射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甚至一群人已经由于各种原因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他们依然执着地把自己的名称带到了新的领域，而他们存在过的地方，留下和后来的人依然也保留着那时的名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载频频出现霍尔(ཧོར་)而所指却有所不同的原因。民族或族群的迁徙和融合促成了霍尔(ཧོར་)一词更大范围的传播。

ཧོར་这一历史名词虽然由于时期不同所指亦有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包含了已逝去的各民族迁徙活动交融的关键指向。一段民族迁移史，就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融合史。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藏文中指称蒙古的，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词不得不提，这就是索波སོག་པོ。元以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也用以指称蒙古人。据相关研究，索波སོག་པོ可能源于契丹人称呼室韦人。也有学者（蒲立本、李方桂等）认为是吐蕃人指称粟特人。中古时期，“善商贾”的粟特人经丝绸之路进入古代中国吐鲁番地区，粟特商人是那一时期独特的存在，他们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承担者。由于地理位置的靠近以及粟特人的名气，可能吐蕃人就称呼其北部、西北部的人群为粟特的音译སོག་པོ并沿用下来。

二、甘孜霍尔：它和他们的历史

甘孜城啊，甘孜城，

甘孜城座落在霍尔遗址上。

——当地弦子歌词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炉霍、道孚县一带地处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属于藏族传统所称的康区北部，该地区曾被称为“霍尔地区”。《藏汉大词典》有一词条“霍尔巴ཧོར་པ། ”，解释为藏北牧民或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道孚、炉霍、朱倭、甘孜、东谷五地蒙古族人（按：这个解释笔者认为不太确切）。另一条有关甘孜霍尔的名词是ཧོར་ཁོག་ཁག་ལྔ། 霍尔五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道孚、炉霍、朱倭、甘孜及东谷五地总名。可见，康北霍尔，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性格，形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民族融合区域。这一带不仅历史上是康巴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亦是川藏茶马古道的北线，如今是川藏公路317线的重要节点。

有关当地霍尔人的历史，汉藏史料和当地历史传说具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汉文记载的固始汗后裔说。《甘孜县志》等记载：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甘孜白利土司以黑教摧残黄教，旋被青海固始汗派兵灭之，固始汗封其儿子7人于此，始有“霍尔七部”之称。即霍尔麻书、霍尔孔萨、霍尔白利、霍尔东科、霍尔咱安、霍尔章谷、霍尔侏倭。清末变为霍尔五部。这个说法可能受固始汗封自己的8个儿子在青海湖周边的影响。因为当时固始汗将康区交给第五子伊勒都齐子罕都统管，后罕都亲近噶举派被杀。

二是藏文记载的蒙古大臣后裔说。如据甘孜兰扎活佛珍藏的手稿、章谷寺格聪活佛藏文手稿、大金寺堪布《向巴克珠传集》等史料记载：1251年，元世祖忽必烈邀请萨迦法王八思巴到蒙古地区讲经传法，途经甘孜时看到现汉人寺地址是个吉地。八思巴向忽必烈建议在该地建一寺庙以利众生。于是，忽必烈即派一蒙古大臣随八思巴到康区选址建寺。蒙古大臣在甘孜建寺期间，与岗村地方（今甘孜县拖坝乡）一位藏女相爱。当他完成建寺离开甘孜时，藏女已有身孕。于是他将藏女托付给当地僧俗首领照顾。后来藏女生下一男孩，取名霍玛桑布，意为“无意所生蒙古之儿”。由于得到当地僧俗首领的照顾，霍玛桑布成人后在甘孜岗村等地娶女为妻，成为部落首领。至其第八代翁罗时期，他把所辖8个区域划分给5个儿子，使之各据一地，成为霍尔麻书、霍尔朱倭、霍尔章谷、霍尔东谷、霍尔孔萨五大地方官。在清末一幅驻藏大臣所绘地图中，能够清晰的看到清朝末年霍尔五土司的分布情况。

三是当地历史传说中的忽必烈后裔说。与蒙古大臣后裔说的大体情形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人公变成了蒙古王子。据༄༄།།མདོ་ཁམས་དཀར་མཛེས་ཡུལ་གྱི་གནས་ཆེན་ཁག་ཏུ་བགྲོད་པའི་ལམ་ཡིག་བོད་ རྒྱ་ཤན་སྦྱར་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甘孜圣迹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邀请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其传授佛法，八思巴向忽必烈言道：“我想修建一座怙主庙，以萨班的供物为内藏，希望您能出资修建。”忽必烈欣然答应，并供奉一切所需之物。八思巴嘱咐途中收下的弟子噶•阿念：“让一白骡子驮着内藏，骡子停在哪里，就在那里以宝帐怙主自显相，修建一座怙主庙。”随噶•阿念出发上路的，有一名王子和众多随从。当一行人途径甘孜时，白骡不肯再走，于是在此地修建怙主殿。时间是藏历第五饶迥木猴年（1274），霍尔王子为施主。蒙古王子在甘孜建寺期间，与一藏女相恋，生一男孩，取名麻松布。霍尔王子返京时，把母子俩托付给一位苯教喇嘛。麻松布长大成人后，苯教喇嘛送给他几户“科巴”（差民），遂成为头人。霍麻松布之子霍南杰，霍南杰之子阿吉，阿吉之子本格杰，本格杰之子拉玛加，拉玛加之子南卡洛绒。南卡洛绒育有两子，长子南卡坚赞之幼子霍尔曲杰•昂旺彭措就是霍尔十三寺之第一寺——甘孜寺之创建者。

尽管以上记载和传说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佐证，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甘孜霍尔人与蒙古人的血统联系以及融合的事实，这些历史事实也长久地留存在当地人共同的记忆里。

三、霍尔(ཧོར་)人的遗产：曲杰•昂旺彭措与霍尔十三寺

曲杰·昂旺彭措是霍尔家族第六代首领南卡络绒之子，7岁时随叔父南卡俄色到拉萨哲蚌寺，在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座前出家为僧，得到五世达赖喇嘛的器重，成为很有名望的大学者。由于他具有蒙古人血统，因而与固始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固始汗的器重。返回家乡前，曲杰·昂旺彭措在五世达赖喇嘛面前发誓，要在康北建13座格鲁派寺庙。

1661或1662年，他创建甘孜吉祥达吉罗布岭。据甘孜本地流传的一部史书《明镜》ཀུན་གསལ་མེ་ལོང་记载，曲杰·昂旺彭措相继在甘孜、炉霍、道孚境内建立了甘孜寺、大金寺、孔玛寺、觉日寺、白利寺、章谷寺、扎觉寺、灵雀寺、孜苏寺、扎•岭日寺、扎•格沙寺、卡娘寺。霍尔十三寺自建成以后，与霍尔诸土司形成了紧密的政教关系。康南、康东受其影响，各地纷纷将原属其它教派的寺庙改宗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在康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根据《明镜》ཀུན་གསལ་མེ་ལོང་记载，于1661年建成甘孜吉祥达吉罗布岭后，依次修建了更萨寺、桑珠寺、扎觉寺、大金寺、孔马寺、西科觉日寺、尼卡娘寺、章谷寺、道孚灵雀寺、白利寺、孜苏寺，孜苏寺意为数满。这里只有十二寺。另在《瞻布金穗》里，只有霍尔十一寺的说法，而未出现十三寺一词。第十五饶迥水鸡年（1873），在新龙的布鲁曼与孔萨土司签订的协议里记载：“在《明镜》ཀུན་གསལ་མེ་ལོང་里登记的霍尔十二寺，加上杂岭如为霍尔十三寺”，这本协议是记载霍尔十三寺最详细的一个史料。另外，当代一些藏族学者认为，曲杰·昂旺彭措把东谷寺扩建也列入到霍尔十三寺中。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调研组日前对霍尔十三寺中的甘孜寺、大金寺、白利寺及东谷寺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甘孜寺

甘孜寺全名甘孜吉祥大金罗布岭，被称为霍尔十三寺之第一寺。

据༄༄།།མདོ་ཁམས་དཀར་མཛེས་ཡུལ་གྱི་གནས་ཆེན་ཁག་ཏུ་བགྲོད་པའི་ལམ་ཡིག་བོད་རྒྱ་ཤན་སྦྱར་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甘孜圣迹志》记载，甘孜寺距拉萨东部1368.4公里，海拔3400米，依山而建，坐北朝南。藏历饶迥十一水虎年（1662），由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霍尔曲杰•昂旺彭措创建。如前所述，霍尔曲杰•昂旺彭措发誓要在霍尔地区建立很多寺庙。后来，他回到故乡，扩建了甘孜寺，并修建了九层白色宫殿。关于该寺对三学、三藏、显密的修行，以及诵经的部分和纪律等，都是霍尔曲杰•昂旺彭措在自己的《黄丝绸大章程》里规定的，并把该寺命名为甘孜吉祥达吉罗布岭。

甘孜寺1981年重新修建。现今所存寺庙文物举要，寺院大殿有十二根大柱子，并有金顶和祥麟法轮。大殿左边的三层楼上，有镀金时轮坛城。大殿中央供有镀金主尊释迦牟尼像，其左右两边供有镀金六胜二庄严，这些佛像的内藏是佛陀舍利子等殊胜佛像。东面是镀金千尊释迦摩尼像，西面是一千尊宗喀巴大师像。绕萨殿（甚明殿）的中间是镀金宗喀巴三师徒和十二尊佛塔，右边是三部《甘珠尔》和宗喀巴师徒三尊文集。梵藏千余本著名文集，左边是三部《丹珠尔》和赤羌仁波切文集为主的千本著作等等。甘孜寺曾有九位活佛。

（二）大金寺

扎西大金寺，位于甘孜县城西部约31公里，海拔3400米的卡攻乡。藏历饶迥十一水虎年（1662）由霍尔曲杰•昂旺彭措创建。寺院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为霍尔十三寺之一。据《哲霍大金寺历史明鉴》记载，寺庙有1900多名僧人，加上外出者等超过3000人。《绒坝岔史空前格言海螺妙音》又记载，在全盛时期，大金寺僧人3700多人。大金寺建成后，屡遭大火、地震等灾害，多次修复。1751年修复后，经过较长时间的繁荣，但缺乏史料记载。进入近代以来，大金寺卷入与白利寺的争产纠纷，寺庙不幸经历了一场灭顶大火，大量珍贵文物和典籍被焚毁。1938年寺庙修复完成。

大金寺寺庙文物有三层楼高的鎏金铜佛弥勒佛像、两层楼高的鎏金铜制宗喀巴师徒三尊像等，还有从卫藏地区请来的佛像、340幅唐卡等。藏经阁里有热振活佛、贡唐仁波切、嘉木样协巴、章嘉大师等人的全部文集。十卷甘珠尔、五卷丹珠尔等。寺庙主要活佛、上师、知名学者众多，在汉藏蒙等佛教交流、知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第64任甘丹赤巴洛桑扎西，拜六世班禅为师，49岁应清朝皇帝邀请，前往北京雍和宫。第三世甲登活佛络绒向巴1982年在北京拜见十世班禅大师，并汇报了大金寺情况，得到班禅大师谕示。1986年，十世班禅亲临大金寺。

（三）白利寺

白利寺位于甘孜县生康乡，距县城12公里，海拔3400米。据《甘孜圣迹志》，白利寺最初是格达持斋者的修行处，一名得道游僧在此修行时，建议格达持斋者在此地修建寺庙，将会功德无量。后由格达持斋者具体负责，从德格夏格巴家募捐木材开始修建。1639年，昌都白利地区的领主白利王邓珠多吉，被和硕特蒙古固始汗打败，打入牢中。白利家族被迫流落他乡。白利土司邓珠罗布时期，将寺庙改为苯教的寺庙，名曰白利寺。此后，白利家族中出了一位精通医术、崇尚佛教的人叫昂旺益西。少时在甘孜寺出家为僧，云游内地，弘扬藏传佛法。后觐见清朝皇帝，封政教之主，颁发金册。1649年，昂旺益西将白利寺改为格鲁派寺庙。但白利土司专横跋扈，加上教派偏见，未能将佛法发扬光大。

藏历饶迥十一水虎年（1662）霍尔法王昂旺彭措重修寺庙，另立教法，自认住持，纳入霍尔十三寺之列，将白利寺更名为白利吉祥众利院。格达之名，源自格勒达登修行处而得名。

白利寺有300多位僧人，鼎盛时期达500多人。白利寺是甘孜县三个文物保护寺庙之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六世格达活佛对白利寺进行了修复，现有僧人100人左右。

寺中文物有诸多佛像、唐卡以及《甘珠尔》《丹珠尔》等佛典和高僧文集。白利寺还在寺院旧址上新修建了两层楼的第五世格达活佛的纪念室，主要陈列红军长征时经过甘孜的历史画面，展现白利寺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

（四）东谷寺

东谷寺位于甘孜县东北部，在四通达乡境内，距离县城50公里，坐北朝南，海拔3500米。1497年（明弘治十年），由第一世夏仲活佛达瓦嘉措建立，属名所切多吉岭启扎，系格鲁派，为东谷片区最大的寺庙。由于东谷寺建成很早，并不属于霍尔十三寺之列，也有学者认为藏历饶迥十一水虎年（1662）经霍尔曲杰改建，列入十三寺，但东谷寺与青海东科尔寺、蒙古阿拉坦汗、固始汗关系密切，作为与霍尔有关的寺庙，东谷寺不得不提。

由于建寺年代久远，寺庙高僧大德又与元、明、清三个朝代有着密切联系，留下了大量文物，主要包括来自涉藏地区各地和当地出土的文物以及各朝代皇帝的赐品。目前，寺内（福德珍宝宫殿）共收藏有大小金佛500多尊；唐卡画200多幅，珍稀唐卡画50多幅；古典经书700余套，用金粉、银粉书写的释迦摩尼论著100余套；各类文物300余件，价值连城，堪称民族文化交流宝库，是四川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要涉藏文物有：

一、历代皇帝赐给东谷寺的各种重要文物。寺内保存有明太祖朱元璋像（也有唐太宗或乾隆之说）。两对大钹，分别刻有“大明宣德年造”“大明宣德五年内加金银造”汉文字样（按：宣德年间为1426至1435年），并有龙纹样。还有白玉石雕刻的释迦牟尼像、象牙朝板等来自祖国内地的许多珍贵文物。

二、来自西藏及当地的文物。如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赐给东谷寺的自发甘露佛（俗称发汗佛）即释迦摩尼佛像。一尊护法神威德，高约十厘米左右，据言神面永远朝西。一尊有关达瓦嘉措活佛传说的金色伏藏佛。等等。

三、年代久远的珍贵唐卡。如著名噶玛噶孜画派郎卡杰绘于300多年前的《如意宝藤》，即释迦摩尼本生传记，共31幅（目前存29幅）。这套《如意宝藤》绘制于17世纪，东谷寺第六世活佛降巴更登嘉措命画师郎卡杰绘制而成，采用纯天然颜料及金粉、银粉绘制，画中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花卉鸟兽和谐，线条流畅、色泽艳丽。其中米拉日巴讲经图模仿汉地画法在只有几平方毫米的空间画出勒岩洞内米拉日巴在讲经，以及洞外猎犬和鹿听经等生动形象。

四、寻找“霍尔(ཧོར་)”：从寺庙文物看民族融合

历史上，ཧོར་人一度担当了康北区域的主角，也留下了霍尔十三寺这样厚重的历史遗产。如今，霍尔人已融合在民族大潮中，霍尔十三寺，是寻找霍尔因素曾经存在的实物证明。尽管由于日程安排，十三寺未能全部进行调查，但在甘孜寺、大金寺、白利寺及东谷寺的访问已让我们处处感觉到霍尔的曾经存在，不仅在前述当地人的历史传说中，也在霍尔十三寺等物质文化遗产里。

（一）一件蒙古文的鼎：蒙古阿拉坦汗与二世东谷活佛的往事

在东谷寺，我们发现了此行康北唯一一件标有蒙古文字的文物。该待辨识的蒙古文文物——鼎——置于东谷寺文物佛殿一角，上有梵文和待辨识的回鹘体蒙古文。经笔者辨认，此物上的手写刻字蒙古文共四行，21个字。能识者有如下几个，译成汉文为：

“始于九月，巳蛇日未羊年……10月20日内……做毕……”

其中第一行“九月”和最后一行“做毕”因鼎制限制，各只有2个字，第二行“始于巳蛇日未羊年……10月20日”，第三行蒙古文可能涉及为何而造或因何而赐或赐给何人等内容，但文字错讹难以辨识。据寺院管家介绍的线索，这尊鼎一直都在寺里保存，据说是蒙古阿拉坦汗赠与二世东谷活佛的。

据藏文《历辈东科尔传》、《安多政教史》及蒙古文《阿拉坦汗传》等史料记载，16世纪，藏传佛教再次弘传蒙古地区。其中东蒙古土默特阿拉坦汗（明写作俺答汗）和东科尔活佛一系尤其是二世东科尔（汉字音译也作东谷）活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安多政教史》记载，土虎年（1578），三世达赖喇嘛与阿拉坦汗在青海湖畔会面。土兔年（1579），圣者第三世达赖于前赴康区之际，和汗王会商决定：“为了联系汉藏黄金桥等……派遣东科尔云丹嘉措（སྟོང་འཁོར་ཡོན་ཏན་རྒྱ་མཚོ）为代表，前赴蒙古地区。”自此，开始了历辈东科尔活佛在蒙古的传教活动。二世东科尔活佛作为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随阿拉坦汗到蒙古地区传教，其足迹遍及内外蒙古，也直接影响了喀尔喀蒙古著名寺庙——额尔德尼召的建立。《阿拉坦汗传》记载到：

应请满珠锡里之化身呼图克图喇嘛前往，

敬重彼胜喇嘛如同对我一般，

定要顺从其言不以其言为非，

彼尊者将扶助宗教（使之发展）。

此处之满珠锡里即二世东科尔，是阿拉坦汗赠号。蒙藏文《历辈东科尔传》、《阿拉坦汗传》还详细记载了二世东科尔活佛在阿拉坦汗处五年的弘法活动。三世东科尔继续受到阿拉坦汗后裔火洛赤的邀请前去传法。

从四世东谷（也称东科尔）活佛开始，受到卫拉特蒙古和硕特固始汗的供养，该寺的根据地从康北转移到了青海湟源地区的东科尔寺。并从五世东谷活佛开始变为西宁东科尔寺和甘孜夏仲东谷活佛两个传承发展支系。西宁东科尔活佛成为在格鲁派与蒙古各部之间进行联系的代表人物。而康北的东谷寺也并未在长河中消逝，并以夏仲一系传承。

由此看来，这件标有回鹘体蒙古文的文物昭示了一段蒙藏关系的精彩往事和对霍尔长久的记忆。此物可能是阿拉坦汗赠与二世东谷活佛，并由东谷活佛带回的。至于为什么鼎上的蒙古文与兰扎体相比很不规范和美观，不排除可能是制造者完成后仓促手刻上去的抑或后补刻上去的。有关该鼎的蒙古文刻文的识读和文物说明工作还需进一步研究印证。

（二）《蒙人驭虎图》在霍尔十三寺

《蒙人驭虎图》是格鲁派寺院常见的壁画内容。一般绘于寺院、大殿及廊殿、门廊的墙壁上。尽管对这副壁画的内容解读则根据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主要人物蒙古勇士是当仁不让的画面主角，也透露出蒙古人在青藏历史长河中重要的参与者身份。

在白利寺，笔者在白利寺格达活佛纪念室一二层中间的楼道壁上，拍摄了一幅《蒙人驭虎图》壁画，体现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多元性。

另外据《甘孜圣迹志》，东谷寺经院门廊也有《蒙人驭虎图》。在四世东谷多居嘉措所建的大金岭寺内还收藏有蒙古王阿太赠送的一庹剑、铠甲、头盔等文物。

（三）历史记忆：霍尔曲杰、嘉木样嘉措与固始汗

继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及其后裔火洛赤之后，另一位在甘孜霍尔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蒙古人就是和硕特部固始汗，他在霍尔十三寺的历史记忆里经常被提及。前述县志载，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甘孜白利土司以黑教摧残黄教，旋被青海固始汗派兵灭之，固始汗封其儿子7人于此，始有“霍尔七部”之称。有霍尔血统的霍尔曲杰是霍尔十三寺的创建者，也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在拉萨时与固始汗关系密切，并受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授意兴建十三寺。四世东谷活佛嘉木样嘉措1646年在前藏时也受到固始汗的无量供养并给与土地在青海建了东科尔寺。

五、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的霍尔十三寺与汉藏蒙民族

文化传承发展是中华民族自信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阐释，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挖掘、整理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优秀案例，深化对中华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史学工作者新时代的新担当。

作为历史上汉藏蒙等各民族宗教来往通道上的霍尔十三寺，成为川藏古道上的重要文物象征和宗教中国化的例证。由于交通的便利性，实际上在这条川藏北线的草原路以及延长线上，历史时期，康北地区与西藏、青海、蒙古以及内地产生了频繁而多种多样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尤其宗教活动与土司制度的结合更为瞩目。上述几座代表性霍尔寺以及在汉蒙藏关系方面非常重要的东谷寺传承至今的历史和文物遗产，已足以体现了川藏古道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景，这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民族历史宗教底蕴。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通过此次调研，康北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本身及所存大量珍贵的寺庙文物是我们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及民族三交史的重要载体。加强寺庙文物保护和研究利用，也是今后藏学领域应着力关注的重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