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重新发声，占据越来越大的舞台，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于是一门以研究中国为学问的“中国学”应运而生。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谈起来比较复杂，但要说在中国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毫无疑问是美国人费正清。他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曾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也曾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学习，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设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论文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为名正式出版，此乃后话。

费正清由于在清华工作，由于与蒋廷黻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因而和中国学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费正清的新婚太太费慰梅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专家，因而他们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其实就是梁思成这个时候替他起的。他的英文名是John King 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觉得，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与“清”两个字的读音与John King相近，这个名字像是中国人的，与他的职业更相合。

1935年年底，费正清结束了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次年1月返回牛津，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担任教职，与汉学家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并很快晋升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费正清被征召至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翌年被派驻重庆，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次中国之行，费正清负有考察了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使命，因而与在西南联大的一批老朋友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陈福田等教授建立密切联系，了解战争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他以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缓慢地陷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尤其是生活上的艰辛可能会毁灭这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种危机感和恻隐之心促使费正清从维护现代民主价值的立场，建议美国政府向这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提供援助。一年后他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到了1945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费正清重回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偏左的知识分子有广泛接触，对于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费正清认为责任大约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他甚至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为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实就是支持了内战，不仅不合乎美国的利益，也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背离。

1946年，费正清重回哈佛大学课堂。此后，他一方面在哈佛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培养弟子，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意见，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政学两栖的重要人物。

随着费正清在政学两界影响逐步增强，他在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主持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至1973年。他1977年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表彰他对东亚研究和哈佛的贡献。

费正清对西方中国学的贡献，一是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二是培养了众多中国学人才，三是组织中国学学者进行项目合作，四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咨询。费正清在这几个方面都成绩斐然，贡献良多。

就个人成就而言，费正清是西方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的过渡人物，他从古典的汉学研究转向现代中国研究，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重点、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现代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费正清的个人成就非常突出，一生中独自撰写及合作编辑出版的著作多达六十种。

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改写而成的。这部著作详尽探究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开端、中国的贸易体制以及中国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奠定了中国海关制度机构史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迅即为费正清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从事个人研究的同时，费正清特别注意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编纂。他与刘广京合作编写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与邓嗣禹等合作编写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以及《清代文献》等，都是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入门书，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排比提要或注释，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其实也是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费正清在一生中一直比较关注这项工作，且身体力行，他的《美国与中国》就是为西方世界一般公众而写作的有关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普及型作品。这部著作虽说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但确实是费正清多年中用力最多的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美关系的力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没有像一般的历史学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还原变化的曲折，而是以比较平实的笔调提纲挈领地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有关过去，有关现在，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殷切期待。

《美国与中国》初版问世于1948年，出版之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普遍欢迎，获得很高评价，被誉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中美关系史的经典之作。它后来出到第五版，对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前阅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目前在中国读书界流行的是第四版。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认同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式动手编写是在6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由该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想要充分吸收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最新的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特别强调选择作者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部书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好著作。

由于这部著作启动编写工作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高度封闭的“文革”时代，中国人的研究成果甚至中国内地出版的资料，费正清和西方学者并不太容易得到。中国学者在当时也几乎根本不知道这部著作，中外学术的交流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彻底中断了。直至中美重建外交关系，中国学者才渐渐知道有这套书，从1985年开始，中国学术界逐渐将这套书引进翻译过来。

最先引进中国翻译出版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本巨著出版后给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以极大震动，使如在井底的中国学者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自由表达，并不都像苏联专家所说的那样需要统一的说法、官方定论，更不要完整体系、整齐划一。在那之后，中国学者几度试图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方式组织编写一套或几套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型著作，希望以此反映中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的成就，但都因种种原因而作罢。

《剑桥中国史》这套超级论文集的引进持续了二十多年时间，这套著作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中国历史学界的表达演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与原来的苏联模式渐行渐远，使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多元化，表达方式多样化自由化，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繁荣。

费正清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而且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使用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曾经长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这一模型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但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西方人得以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宗教等，都随之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不前，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于是，西方势力的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看来对中国社会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面对的问题不是自生的，而是来自外部环境。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中国或许也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新进行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的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问题，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长期影响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的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慢慢成为诸多解释中国近代史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和内部需求。

《剑桥中国史》系列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都是记叙中国历史的典范之作，中文有不少版本，很好找，也很好看，是值得向党政干部和一般读者推荐的中国历史读本，通过它们可以知道西方怎样看待中国，怎样看待近代中国历史变化。

本文选编自《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