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仪式是象征性和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俗的，但它应当是“超常态”的。早先的仪式研究理论也大多集中于神话和宗教范畴，如涂尔干和特纳都强调仪式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客观存在，其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宗教心理学特别强调信仰者个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在宗教生活中的意义，他们把信仰者个人的主观性感受和体验视为宗教最本质的东西。

在史前考古中，最易于辨识且研究最多的仪式行为也与宗教或“泛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因而本文所谓的仪式行为也特指这一方面的内容。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仪式行为的展示性及其为参与者或观看者带来的视觉体验是最值得关注的。这些行为在考古学上的表征，既包括宏观层面诸如地理景观的构建、遗迹的设计和修筑（场景设置）等，也有诸如遗物形态、尺寸甚至颜色等微观层面的内容。

牛河梁遗址：宇宙知识和祖先崇拜

位于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与祭祀中心。遗址地处努鲁尔虎山前谷地周边的山梁之上，遗存呈点状分布，在大约5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核心遗址点16处，其他遗址点67处。核心地点视野开阔，均面向大凌河和木兰山，后者视觉壮丽，形似猪头或熊头，被认为与宗教信仰有关。这些遗址点的视域大多集中于遗址前方一条东西向河谷。其中，发现女神庙的1号地点和发现“金字塔型建筑”的13号地点视域最佳。

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牛河梁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是由若干修建在由垫土和砌石边墙构成的台基上的建筑群构成，面积达10万平方米。很明显，牛河梁人群对遗址所在地理景观进行了重塑，以南北向山脊为轴，东、西两侧逐层升高，将平缓的山体改造为富有层次的、包含强烈视觉冲击的神圣空间。孢粉分析表明，遗址所在的大凌河上游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但牛河梁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采集的样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草本和灌木花粉，以蒿为主的草原植被占有较大比例。环境考古学者认为，这或许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红山先民可能会有意识地砍伐高大乔木，清理地表，以更好地展示这些仪式建筑。

最南侧的女神庙是最具宗教氛围的仪式场所。它位于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南部最下方，其北部两侧新发现了两条排水通道，顶端有一条通往山梁台基建筑群的道路。出土遗物以泥塑为主，体形高大，有的甚至相当于真人三倍大小。有研究者认为，她们是整个族群的祖先神，受族群所有成员的尊崇。牛河梁第二地点地势平坦开阔，在这里发现了六座东西排列的圆形或方形积石遗迹，有人认为它们表达了红山先民早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许多积石遗迹的下方还发现了大量墓葬，随葬品多为动物造型的玉器。分析表明，这些玉器大多表现了墓主蜕变、转化，以及维持宇宙秩序的能力，他们可能是掌握宇宙知识的小部分人群。

良渚古城：高等级贵族葬仪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一般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具备国家形态的社会，良渚古城则凝结了其文明发展各个方面的代表性要素。城址分内外城，内城中心为占地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这是一处人工营建的长方形土台，与南部的皇坟山、陆城门构成一组中轴对称式建筑群。

与红山人群一样，良渚人也通过改造地理景观来凸显一些场所的重要性和展示性，以纯净黄土堆筑金字塔式的台基建筑成为他们的选择。但是，这两处土台上并未发现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大莫角山附近房屋众多，东侧城外钟家港河道出土了大量的手工业成品和半成品，暗示此处人群往来频繁。因此，大莫角山更可能是首领们居住和处理民政事务的场所，或许还会举行少量世俗的仪式活动。

相对而言，与宗教仪式行为更密切的是位于内城西北角的反山。反山同样是一座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墩，考古工作者在其西南侧共发现高等级墓葬11座，墓葬中大多随葬丰富的玉器，包括琮、璧、璜、钺和锥形器等。在后世文献中，玉琮、玉璧和玉璜等均是祭祀常用的礼器。许多玉器上都雕刻了精美复杂、颇具神秘气息的神人兽面纹，被发掘者称作“神徽”。很多研究者也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将其称为“神权国家”。其后，有学者发现，这些刻纹玉器大多是墓主个人所有的装殓物品，整个葬仪并没有展示墓主的社会关系。而这些所谓“祭坛”上方也都没有发现与宗教仪式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它们更像是专门为大墓准备的高台，即便上面存在过仪式行为，也与丧葬有关。

这种在平地筑土台并修建墓葬的行为，在环太湖地区有较悠久的历史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崧泽文化时期。从进入内城的主要方向和道路看，反山恰好处在最偏远的位置，颇具隐私性。反山南侧的姜家山、桑树头亦发现有墓地，它们沿着内城最西侧分布，远离人群往来频繁的城东区域，暗示了这些举行葬礼的场所并不对大众开放。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目前考古所见的良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仪式行为——高等级贵族的葬礼，具有很强的私密性。

石峁遗址：“异域”物品和萨满式仪式行为

神木石峁遗址位于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处欧亚草原与中国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遗址以石墙划分为内外城，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目前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外城的东门址、内城的皇城台和其他一些居址地点。东门址位于遗址最高处，地势开阔，由内外瓮城、墩台和“门塾”组成。外瓮城石墙错缝中发现了玉铲和玉璜，地面下方还有两座各埋置24具颅骨的坑，死者多为年轻女性，推测与城墙的奠基仪式相关。

发现更多宗教仪式行为证据的地点是位于内城的皇城台。皇城台依山峁而建，逐层斩劈山体并修建石墙，整体呈阶梯状截锥形，顶部面积达8万平方米。周围砌的护石墙总高超70米。由城门、主门道、广场、夹道和大台基等重要遗迹组成。城门的特点是狭窄、曲折，道路坡度达19°，反映了皇城台的防御性和禁止性。通过门址后可进入一条长100多米、宽约9米的夹道，其西侧为登顶大台基的铺石道路，北侧即为大台基的南护墙。

夹道内的倒塌堆积及南护墙出土了70余件石雕，绝大部分最初应当都是镶嵌于南护墙中。石雕题材多元，包括动物、神兽、人头和符号等，兽面和人面与后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雕图案相似，石人则可能深受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的影响。这些石雕的图案内容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叙事框架，且部分摆放方向和位置错乱，“杂乱无章”。近期，一件圆弧形转角石雕的发现，表明它们本身就是为台基所作。那么这至少说明，石雕位置的错乱并不影响其功能的实现。夹道踩踏痕迹清晰，且并未发现与仪式行为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它更可能是一条展示多元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艺术走廊”。

大台基顶部才是频繁举行仪式行为的场所。东护墙下方的倒塌堆积中，发现了大量与仪式行为有关的遗物。包括20余件被认为有沟通人神、祭祀先祖功能的骨质口簧，20余件体形巨大的陶鹰。此外，在东护墙北端墙顶，还成层分布了100余片卜骨。据此推测，石峁先民的主要仪式行为包括：以鸟（力量）崇拜为仪式观念，钻灼卜骨为仪式手段，并吹奏口簧、饮酒入迷。临近的北亚地区，从古至今盛行萨满教，许多特征与此接近。石峁遗址出土的许多遗物也揭示出石峁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

人为改造地理景观

综上，牛河梁遗址、良渚古城和石峁遗址都是通过有意识地改造地理景观来增强仪式场所的展示性和神圣性。无论是牛河梁和石峁的依山而建，还是良渚古城的人工夯筑，都是为了营建高大巍峨、富有层次感的仪式空间，希冀从山川形胜中汲取超自然力量。

牛河梁所代表的红山社会以祖先崇拜、掌控天文和宇宙秩序为主要仪式观念，人群普遍参与，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展示性。牛河梁的建设者毫无疑问也注意到了地理景观、仪式行为和个人视野的相得益彰，故而在这些远离世俗居住地的山梁之上，耗费大量劳力打造了一座“仪式圣地”。石峁人群更热衷于展示蕴含多元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石雕“艺术品”，向周边或临近地区的访客炫耀自己获取或生产异域物品的能力。他们生活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深受来自北亚的文化影响，其仪式行为也表现出明显的萨满教特征。其仪式活动有严格的准入规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或旁观。相对而言，良渚社会的仪式行为最具私密性。以人工高台安置贵族墓葬，并在上方举行葬礼。虽然随葬的刻纹玉器具有很明显的宗教属性，但其尺寸和出土位置表明，它们都是秘不示人的私人物品，参加葬礼的人数也十分有限。良渚古城外围完善的水利设施，池中寺发现的巨量炭化稻谷堆积，以及钟家港河道内出土的玉、石、漆木器的半成品和废料等，均暗示该社会运行最基层、最根本的动力可能还是世俗的经济活动。

这些遗址年代差异较大，地处不同区域，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他们的许多仪式理念和行为也被后来的夏商周等王朝吸收，成为构建和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