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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学对今天世界启迪几何?
发布时间: 2024/1/31日    【字体:
作者:陈士银
关键词:  明代 儒学 王阳明  
 


综观中外历史,有三大微笑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摩诃迦叶的微笑,这是领会佛教真谛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叶师徒传承的默契;二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是文艺复兴的微笑,代表民众走出神的光环,绽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则是王阳明临终前的微笑,这是儒者的微笑,代表内圣与外王的结合及从心所欲的超越。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第一流代表,他既开创了足以匹敌程朱理学的阳明心学,又立下了平定宁王叛乱这等盖世功勋,在整部中国儒学史中,王阳明都堪称内圣外王的完美典范。

 

“王阳明的微笑”背后有何儒学意义?

 

公元1529年初,王阳明弥留之际,露出一丝微笑,留下遗言“此心光明,复何言”。他既是一位儒者,又被奉为一代名将,这种全才在有明一朝乃至整个中国儒学史上都屈指可数。而其所创“阳明心学”则将儒学从僵化狭隘的程朱孔洞之中牵引出来,赋予它前所未有的空间与生机。

 

儒学本是文武兼备,知行合一,但到了明中叶,儒者普遍重文轻武、重知轻行。在他们心中,儒家的六艺之学萎缩成读书之学。王阳明在一次为言官仗义执言之后,被太监刘瑾追杀,后到龙场驿任驿丞。他为自己打造一口石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躺在其中感受死亡,思考人生,完成了“龙场悟道”,率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按照他的理解,当时儒者认为先要“知”才能“行”,但往往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而“知行合一”可避免知行分离之病。

 

王阳明儒学上的“知”和军事上的“行”桴鼓相应。他将儒家的仁义、诚正与兵家的杀戮、奇谲融为一体,从事儒学,便打开程朱理学的固化和局限,不适时代和现实的局面,阐明隐微的圣人之道与高妙的良知之学;他披甲挂帅,便平定积年盗贼,擒获反叛诸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与明朝开国以来的儒者不同,王阳明对儒学的理解没有拘泥于卷册之中和口舌之上,而是返璞归真,从寻找本来的良知入手。乱世之中,面对不公,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念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单讲知行合一,观照范围犹有局限,“知行合一”大体是以儒者为主,而很多下层百姓、低级士兵,他们辛勤耕种、死不旋踵,哪一点输于吾儒?有没有一种可能,打破这些阶层的壁垒,解锁儒学的开放性,找到一种可以将所有人联系到一起的途径?经过反复摸索,他愈发感到良知是关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奸佞小人?这就不能单讲良知,还需“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一直都在,只是后天受到昏蔽,迷失本心。如果说程朱理学还带有浓郁的知识精英的色彩,那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则呈现出强烈的打通士庶藩篱的趋向。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百姓,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找回本心,乃至成圣成贤。

 

“儒学王朝”的强大生命力何在?

 

有观点认为,儒学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工具。可是,哪个封建王朝的存世时间能与儒学相提并论?“儒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远迈唐、宋、元、明。即便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等人,也只能部分吸收或者利用儒学,就算有除去或消灭的想法,终究也无法打败或者消灭儒学。众多王朝的大厦竞相倒塌,而“儒学王朝”的基石坚定不移。秦汉以来,王朝的存在时间,少则二世而亡,多亦不过两三百载。儒学即便从孔子算起,就已绵延两千多年,这绝非出于偶然或者运气。

 

儒学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制定民族的价值标准,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也不仅在于涌现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比如郑玄、韩愈、朱熹、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等,还在于儒学的不断自我革新,顺应时代发展的脉搏,比如汉、唐、宋、元的儒学各有各的表现形态,即便同一个王朝,明代前、中、后期的儒学表现形式都不相同。

 

明初儒者多半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几乎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视为真理的化身。至于明中叶,随着阳明学的崛起,儒者再去固守程朱理学的旧知,很可能被视为迂腐。暨乎明末,很多儒者围绕在东林书院、复社周围,想要重整世界,而非做一个墨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的信徒。明亡之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既受到师承、家学的影响,拖着东林党、复社的影子,又对有明一朝的学术进行大反思,并提出诸多具有民主色彩、革命色彩的言论。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批驳,对民众福祉的关切,并不逊于同一时期的霍布斯、洛克等人。

 

17世纪中后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无法实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思想巨子的发扬,这些明代遗儒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给予世人推翻清政府的精神激励。退一步讲,如果说儒学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那么儒学同样具有“汤武革命”的精神,促成腐朽政权的覆灭。看上去,封建政权利用了儒学,钳制了儒学,实则儒学自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日月之光又何必与烛火争短长?烛火成灰有时尽,日月普照无绝期。

 

 “儒学之光”如何影响世界?

 

既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几千年来,儒学没有像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一样,积极主动地向其他文明传播扩散?

 

15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抑或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明朝都有能力探索乃至征服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非洲海岸,甚或更远的美洲、欧洲。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根据儒家的温和观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非“远人不服,派遣舰队征服之”,更非“远人不服,变成奴隶贩卖之”“远人不服,传播病菌消灭之”。要之,儒家学说体系中没有扩张的基因。

 

但是,没有扩张的基因并不能保证本国免于沦为他国捕食的对象。虽然在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力量远不足以征服中国,然而东西方势力的对比差异愈发凸显。如果儒者依然固步自封,拒绝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动态,又如何能推动国家的发展?从万历皇帝,到徐光启、李之藻等儒臣,再到数量庞大的士大夫,不少人都领教了西方的舆图、船炮、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等器物的精妙,却几乎没人愿意派出一艘帆船前往大西洋国一探究竟。其何以故?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块土地太让人安逸了。既然我们已经处于最富强、最繁华的中心,又何必远涉重洋到几万里之遥的蛮夷之邦受苦受罪?

 

同时,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并非只源于某个人,而是国家之间意志较量的结果。如果没有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天主教廷的强力支持,西方冒险家绝无可能开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利玛窦也极难谱写东西方交流的篇章。相较之下,明廷坐视本国两万多商民在家门口的海岛上被外敌屠杀(指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华人),尚且不能派遣一兵一卒,仅靠盛怒和谴责根本无济于事。西方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到,由于明清政府的“不支持”“冷漠”,以至于海外华商几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没有基本的安全感,更遑论去探索万里之外的新大陆。

 

此外,在我们拷问为什么儒学没有促成明清中国的“启蒙运动”之时,也不妨反问:启蒙的尽头是什么?

 

可能是更高程度的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也可能是封闭、压迫、专制、不公;可能是更广范围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处,也可能是通过不断竞争、不断革命引发对世界一轮又一轮的瓜分与破坏。不容否认,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人类开创新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迫害、灾难以及战争并没有显著减少,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回到17世纪中叶,无论朝代如何改名换姓,知识阶层想要改良社会,寻找路径,离不开对世界进展的关注(从历算、舆图、火炮等表层,到制度、思想、文化等深层),同时也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尊重。尊重传统并非盲从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理性地继承传统、厘革传统,从中开出新的生命。

 

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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