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 清代史学家赵翼针对朱元璋“ 以不嗜杀得天下”，建国后则又“肆其雄猜”等现象，曾做出这样的评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1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朱元璋画像2，则似乎是在象征意义上展示了朱元璋的多面性格。这些画像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中的朱元璋，脸庞丰满，神态庄重，英武而不失慈祥（图 1）。另一个系列中的朱元璋，共同特点是脸长耳大， 下颌奇长而前突，面部布满大大小小的斑点。后一个系列细看起来又有所差别， 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种长相较为正常（图 2）， 另一种长相较为怪异（图 3）。究竟哪种才是朱元璋的真面目，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甚至会随时代而变化。有人比较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的朱元璋的插图，选择的是长相怪异的那种， 后来则更换为五官端正的那种，由于差别太大，判若两人，“让从事历史教学的先生们为难， 更让众多不谙世事的学子们疑惑”。3

其实，不仅是中学历史老师和学生，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也感到困惑，并试图辨别真伪，但大家意见亦分成两派。民国收藏家赵汝珍相信丑像为真，他在短札《明太祖御容之伪》中指出：“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 含有朱猪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 盖可知也。”4美国学者伊佩霞所著《剑桥插图中国史》选择了丑像作为插图 ( 即图 3)， 但其同时说明：“贬低太祖皇帝的画家把他描绘为一个丑陋的、脸上长麻子、下巴向外突出的人。尽管有些宫廷收藏的肖像显示， 太祖和其他皇帝一样英俊，但只有几幅反映他真实面貌的英俊画像保留了下来。”5胡丹也主张丑像并非朱元璋真容，并从相术角度做出解释，认为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从而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其后其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 ( 图 4)。6笔者认为， 图像和文本呈现的朱元璋的两副面貌，可能都是部分真实和部分想象的叠加，只是一种属于“神圣化”，而另一种属于“妖魔化”。本文以一些典型文本为素材，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二 身边的英雄：《国初事迹》对朱元璋的描述

限于文献资料， 今天要想确切了解朱元璋的真实面貌已不可能。即使关于他的个性特征和行事风格，不同文献中的描述也差异颇大。但要断定朱元璋是否被“圣化” 或“魔化”，又需要一个相对真实的参照物。幸运的是，有位曾在朱元璋身边工作、晚年又参与太祖实录纂修的官员，留下一本《国初事迹》。7该书撰写者刘辰，字伯静，金华人。朱元璋起兵之初，署吴王典签。李文忠驻师严州，辟置幕下，后以亲老辞归。永乐初，李景隆言辰知国初事，召至， 预修《太祖实录》8。关于《国初事迹》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

此书卷首，有“臣刘辰今将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迹开写”一行。后俱分条件系，颇似案牍之词。盖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于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明代史乘多采用之。9

此书记事，既非按年序列，又非以类相从，而是随意漫笔，了无统绪，语言质直而乏文采，可知刘辰虽通文墨，但文化水平不会太高。书中记事并非全为刘辰亲历，得之传闻者亦不少，所以不能完全据为信史。但此书要进呈御览，应当不敢信口雌黄，真实性相对较高。在《国初事迹》中， 刘辰记载了不少朱元璋值得称道的事实 ( 图５)。比如军纪严明、虚怀纳谏。

太祖驻师和阳，兵有纪律， 恩威日著。而名将常遇春等，领众数十人，弃聚来归 。10

太祖亲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书押大榜，招安乡村百姓， 岁纳粮草供给，谓之“寨粮”。后常遇春奏害民，太祖即禁止。11

太祖国初以来，朝政有失，无人肯言，立执法议理司，以汪广洋、李胜瑞为执法官。置白牌， 于上书“执法议理”，如有失处， 许持牌直言极谏。太祖从之。12

又如爱惜民力、不尚奢靡。

金华岁贡香米三十余石。太祖曰：“我访知民间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今后作秋粮，一体送官仓，不须岁贡劳民。”13

太祖尝曰：“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如桑、枣、柿、栗有实，及棕树、漆树，尤用心栽种，盖因有益于公私之用。苑园亭馆、珍禽异兽无益者，并不留心。”14

再如禁止势家隐瞒田粮、与民争利。

汤和姑夫庸某，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太祖曰：“倚恃汤和之势，不惧法度，故敢如此。诛之。”常遇春力谏，不从。15

蓝玉令家人中到云南盐一万余引，倚势兑支。事发，太祖曰：“此是侵夺民利，沮坏盐法。但是功臣家中到盐引，尽行没官。”16

上引这类记载， 展示了朱元璋身上的许多优良品性，说明其能剪灭群雄、成就帝业，文韬武略确有过人之处。但《国初事迹》中又有大量刑罚诛杀的记述，展示了朱元璋的另一种面目 ( 图６)。比如：

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 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齿。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诈百端， 谲诡万状，宜此刑。”割饮冰之乳，即死；劓希圣之鼻，淮安安置。17

佥事陈养吾作诗曰：“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为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18

由此类事实， 可知朱元璋器量狭小、为人阴狠。再如：

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两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 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19

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友德领军马三百，与同徐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20

由此类事实， 可知朱元璋性格乖戾、冷酷凶暴。通观《国初事迹》， 朱元璋诛杀甚多，所用刑罚极为残酷，包括凌迟、杖杀、投水溺杀、处死碎骨、割乳、劓鼻、断脚筋、削鼻尖、刺字、漆黥等。

《国初事迹》描绘的朱元璋， 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的形象：一方面，朱元璋号令严明，处事果断，节俭爱民；另一方面， 朱元璋心胸狭窄，性格乖戾，为人残暴。可以说，刘辰通过杂乱琐碎的记述，鲜活地勾勒出一位从社会最底层崛起的草莽英雄形象。

刘辰撰写此书， 是为了进献皇帝以供史官参考，他肯定不想也不敢抹黑朱元璋。此书写了这么多有损于朱元璋正面形象的“事迹”，恐怕是因为在刘辰的心目中，这些事迹并不像朝廷史官或后人认为的那样是朱元璋的污点，而是反映了朱元璋敢作敢为的英雄本色。对于刘辰来说，朱元璋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象征符号，而是他曾经直接接触过的活生生的人物。刘辰在回忆朱元璋的事迹时，恐怕也是有所选择的， 他要通过这些事迹描绘“身边的英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无疑是一部“英雄小说”，其定型时期正是刘辰生活的时代。在今人看来，其中的英雄人物多有凶暴之举，然而这并未影响其在百姓心中的英雄形象，毋宁说，他们的凶暴行为，也是塑造英雄形象的构件之一。对于《国初事迹》的描写，亦当如此理解。

三 “圣王”的标准像：《明太祖实录》的形象建构

刘辰撰写《国初事迹》，旨在为纂修实录提供素材。但经笔者粗略检索对比，发现此书所述事实，被《明太祖实录》采纳者并不多。就是两书都提到的史事，也往往相互抵牾。如《国初事迹》记云：“癸卯年三月，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丰，士诚遂解围。福通奉韩林儿弃安丰，退于滁州居之。”21 而《明太祖实录》记此事云：“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22 一说刘福通奉韩林儿退居滁州，一说在安丰被吕珍所杀。参之《庚申外史》云：“ 先是， 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23 可见刘辰所说似更确切，实录盖隐讳之耳。

《国初事迹》所述朱元璋的负面事实，《明太祖实录》一概摒弃不录， 恐怕并非是因为所述不实，而是这些事实不符合“圣王”形象。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关于君主应当具备的品格和治理国家的方式， 各家存在不同的看法。儒家提倡的是“圣王”模式，即要求君主“内圣外王”，将政治与道德融为一体，按照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法家却将道德排斥在政治之外， 主张君主集权专制， 不受外在约束，这可以说是一种“暴君”模式。汉代以来， 儒家逐步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圣王”理想也就成为塑造君主形象的标准参照物。而明成祖纂修太祖实录的目的，并非“不溢美、不隐恶”地记录朱元璋一生的言行事迹， 而是要塑造一个上应天命、一言一行均合乎古圣先贤之道的“圣王”形象 ( 图 7)。在名义上由朱棣撰写的序言中， 这一意图已表露无遗。

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统承天命，龙飞濠梁，扫灭群雄， 除暴救民，拨乱反正，不十余年而成帝业。其间战攻讨伐，指麾号令，动如神明，无往不克；及功成治定，制礼作乐，立法创制， 纤悉备具，靡有所遗。诚卓冠于古今者也。于乎！天生我皇考圣智聪明，为启运创业之君，夫岂偶然。数十余年为治之迹，诒谋之道，光辉显著，昭如日月。朕命史臣修纂实录，垂宪万世，使子孙臣庶仰而承之，尊而守之， 可以维持天下于悠久。24

监修官夏原吉、总裁胡广等进呈的《修实录表》，也称颂朱元璋“天地合德，日月同明，膺景命而隆兴，握贞符而御历”，“身致太平，卓冠百王之盛，德兼文武，超越六籍之闻”。25由于缺乏其他来源的系统资料， 目前无法对实录的记载进行全面检核，但遗存下来的一些明初文献已足可证明，为了塑造朱元璋“卓冠百王”“德兼文武”的圣王形象，实录纂修者们本着为尊者隐讳、为尊者增饰的非历史主义原则，花费很大心力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裁剪、修改甚至编造。26

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贫寒， 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更拒绝攀扯名人做祖先， 常将“朕本淮右布衣”挂在嘴边，这显示 了他超越前人的自信和识见。但实录纂修者却不甘心于此，开篇即给他安上一个显赫家世：“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 人号其里为朱家巷。”为了证明朱元璋是上天眷顾的真龙天子，实录还把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采纳入史，也不能排除有些“神迹”本身就是史官编造的。如其母娠时梦黄冠赠白药丸、出生时红光满室、出生后夜数有光、道士预言其父八十三当大贵、西游合肥遇两紫衣人、在六安遇老儒言其命极贵等。27

而对于朱元璋那些有损“圣王”形象的言行，实录绝不肯据实直录， 而是轻轻带过或置若罔闻。比如，朱元璋以重典治世，观其自著《大诰》三编，罗列凌迟、枭令、夷族罪千余条， 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28用刑十分残酷。对这种法外用刑的情况，实录几乎无所反映，而关于崇教化、恤刑之类的记述却连篇累牍。就在颁行《大诰》续编和三编的那一年，实录有如下记载。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 盖欲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 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 但贵得中，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 恐流于滥，其可哉！”29

这段记载所披露的用刑观念，与《大诰》迥然有异。朱元璋的法治思想比较复杂， 思想与行动也不尽一致，上述记载可能确实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但问题是，实录取此舍彼，将他用刑残酷的一面完全掩饰， 展现的就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朱元璋了。

现存洪武七年（1374）纂成的《皇明宝训》，保存着较《明太祖实录》更为原始的一些资料。将两书加以对比便可以发现， 为了维护朱元璋的“ 圣王” 形象， 实录纂修者们经常大肆更改史实。30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 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 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 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 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 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 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31

关于这次对话，洪武七年所修《皇明宝训》中亦有记载，但与实录完全不同。

帝御奉天门，召见元朝旧臣， 问以政事之得失。诸人各有所对， 有色目人马翼独曰：“臣等皆元朝臣子，既不能死节，若又言元朝之得失，其罪愈大矣。”帝曰：“不然，朕欲闻元朝之失，正欲为朕之监戒。如行车者，前车既覆， 后车不当循其辙也。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32

根据《皇明宝训》，马翼因自己曾是元朝臣子，不肯言元朝之过失，而所谓元朝以宽失天下，本是朱元璋自己的说法。而实录竟然颠倒篡改，将此种言辞硬塞到马翼口中，又给朱元璋编造了一套“居上之道，正当用宽”的堂皇说辞，从而塑造了一个合乎“圣王之道”的仁爱君主形象。

四 获得天命的暴君：江南野史中的朱元璋形象

正如伊佩霞所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很少有像明朝那样深受其建立者个人个性影响的王朝”33。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对其创立的王朝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成为明朝人长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明中叶以降随着思想控制的放松，在大多出自江南文人之手的野史笔记，如徐祯卿《翦胜野闻》、祝允明《野记》、黄溥《闲中今古录》、沈文《圣君初政记》等书中， 出现了大量有关朱元璋的描述。所述故事五花八门，其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把朱元璋“神化”，着力渲染其真命天子的异兆；二是把朱元璋“ 魔化”， 着力渲染其残虐暴戾的性情。

中国古代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 人们普遍相信，那些能够创立新朝的开国者， 一定得到天命眷顾，很多开国君主往往也有意编造一些神奇故事，以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朱元璋从穷僧一跃而成为皇帝， 极富传奇色彩，也免不了会经历一个“神化”过程 ( 图 8)。如前所述，《明太祖实录》早在编纂之时，就收录了不少神异传说。明代中后期的野史笔记，对于这方面更是津津乐道，而且所述故事越来越离奇，现转录两则于下。

淳皇帝及后族疾疫死，重四公继之，贫薄不能具棺穿穴。太祖与仲兄谋辇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绠绝，仲返计，太祖视尸。忽风雷震电，太祖避树下，闻空中神语曰：“孰袭取我土？”仿佛有应者，具淳皇帝讳，神曰：“为若人则已。”已而，暴风扬沙折木，天转晦。比明，往视之， 土裂尸已陷入，田伯刘大秀遂归其地而辞其价，即今凤阳陵寝是其地也。34

太祖在滁，尝濯手于柏子潭， 有五蛇扰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来附焉。”一日战毕，群坐籍土，蛇忽蜿蜒其侧， 帝乃掩以兜鍪。顷复报战，亟戴之而往，是日手刃者甚众。军法战胜必祭甲胄，众推帝功居多， 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雳大震，白龙夭矫自兜鍪中出，挟雷声，握火光，腾空而去，诸将等自是畏服。35

除了这类宣扬天命神授的“ 神化” 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野史笔记中， 讲述了大量有损朱元璋圣王明君形象的负面故事，比如心胸狭隘、猜忌多疑。

太祖既营大内，而以旧禁赐中山王，王谢不敢。继而觞焉，至大醉，使人扶寝禁内，密伺其意。已而达醒，惊拜殿下，帝闻之乃喜。36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 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 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请曰：“愚蒙不知忌讳，乞降表式。”帝因自为文式布天下。37

又如刻薄寡恩、伪善不义。

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甚，帝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且久， 病少差，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医工逃逸。未几， 告薨。亟报帝，帝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命收斩医徒。夫人大哭出拜帝，帝慰之曰：“嫂勿为后虑， 有朕存焉。”因为赒其后事而还。38

太祖尝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复税之。右正言周衡进曰：“陛下有诏已蠲秋税，天下幸甚， 今复征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几，衡告归省假。衡，无锡人，去金陵甚近，与上刻六日后复朝参，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矣。”遂命弃市。39

再如性格暴虐、残忍嗜杀。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书于灯，使人相猜， 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 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僇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40

高皇微行大中桥旁，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逊。上怒，遂幸徐武宁第，武宁已出，夫人出迎上，上问：“王安在？”夫人对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 夫人谢不知。因大惧，恐为王也， 叩首请其故，上曰：“吾为人欺侮。”夫人又请之，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为决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顷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诛之，当时顿灭数千家。上坐以俟返命乃兴。41

诸书所述朱元璋杀人事极多， 许多人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如“太学初成，幸观， 怒某处侈费，命埋督造部官于晷台下顷”。又如“詹舍人希原书宫殿公署榜，最后写太学集贤门，门字右文稍钩其末。上曰：‘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耶？’以此杀之。”42其中有些刑罚骇人听闻，简直把朱元璋描述成为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魔( 图 9)。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 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 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43

高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 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谓之“铲头会”。44

明代中后期野史笔记的作者，大多“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45，所述朱元璋事迹皆得自传闻，恐怕只能视为“ 齐东野人” 之语。比如前揭《翦胜野闻》所记徐一夔因贺表被杀事，以及诸书所记其他一些文字狱案，经考证多属子虚乌有46。不过，这些故事本身虽然并不可信， 但真实地展示了明代中后期江南人心目中的朱元璋形象。这种形象与《明太祖实录》所塑造的朱元璋形象相去甚远，但与《国初事迹》所展示的朱元璋形象却颇为接近， 只不过大大强化了朱元璋黑暗的一面。

五 结 语

如同传世画像中朱元璋呈现两种不同面貌一样，在文字资料中，朱元璋也呈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形象，而且两者可以相互呼应印证。其中官方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显然是以儒家理想为参照而将其“神圣化”， 塑造了一位“ 身致太平， 卓冠百王之盛，德兼文武，超越六籍之闻”的圣王形象。而江南野史笔记的作者，如同实录纂修者一样，也高度认可朱元璋“膺景命而隆兴，握贞符而御历”，讲述了很多证明他得到天命眷顾的故事；但与此同时， 又通过讲述大量负面性故事把朱元璋“妖魔化”了，塑造了一个心胸狭窄、嗜血成性的暴君形象

然而，正如谢贵安在讨论实录纂修时所说：“无论怎么‘ 化’， 也都是在纂修对象基本性格和客观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增饰或诬诋。也就是说，修纂者是根据对象的不同和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对实录的传主进行不同的设计和塑造，不会完全不顾所载对象的个性特色和基本活动而肆意粉饰和诬诋。”47 参照记事相对可信的《国初事迹》， 可以看出， 朱元璋身上本身就存在“圣”与“魔”的二重性。如果单将前一方面挑选出来，朱元璋可与尧、舜、禹、汤媲美；如果单将后一方面挑选出来，朱元璋可与夏桀、商纣比肩。我们可以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世传的朱元璋两类画像：美观的一类是“神圣化”的产物， 展现了官方对“圣王”的塑造；丑陋的一类是“妖魔化”的产物，展现了民间对“暴君”的想象。

《形象史学》2017年上半年（总第九辑）

历史与秩序

注释：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六《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第 836 页。

2 王前华主编《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旧影》，南京出版社，2004，第 17 ～ 24 页收录了 13 幅朱元璋画像，可参看。

3 苗体君、窦春芳：《秦始皇、朱元璋的长相知多少——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图片选用》，《文史天地》2006 年第 4 期，第 46 页。

4 赵汝珍：《古董辨疑》，金城出版社，2010，第 202 ～ 203 页。

5〔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第 141 页。

6 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2015 年第 8 期，第 15 页。

7 此外还有《纪事录》一书，其作者俞本曾任侍卫朱元璋的帐前黄旗先锋。该书所展示的朱元璋形象，与《国初事迹》颇可参证。唯该书当时并未流传，到明末才得以刊刻。参看（明）俞本《纪事录笺证》，李新峰笺证，中华书局，2015。

8 参看（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五〇《刘辰传》，中华书局，1974，第 4166 页。

9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八 • 杂史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 年影印本，第 476 页上栏。

10 （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 68 页。

11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71 页。

12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85 页。

13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9 ～ 100 页。

14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0 页。

15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9 页。

16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3 页。

17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77 页。

18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5 页。

19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101 页。

20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6 页。

21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第 96 页。

22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癸卯年二月癸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第 148 页。

23 （明）权衡：《庚申外史笺证》卷下，任崇岳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136 页。

24 《明太祖实录》卷首《太祖高皇帝实录序》，第 1 ～ 2 页。

25 《明太祖实录》卷首《进实录表》，第 2 ～ 3 页。

26 参看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

27 参看《明太祖实录》卷一开篇对朱元璋家世和起兵前事迹的记述，第 1 ～ 4 页。

28 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 31 页。

29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第 2718 页。

30 参看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下面所举事例即引自该文。

31 《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庚子，第 759 ～ 760 页。

32 （明）宋濂等：《皇明宝训》卷三《论治道》，收入（明）顾炎武编《皇明修文备史》，《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第 34 页上栏。

33 〔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第 140 页。

34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0 页。

35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1 页。

36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53 页。

37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38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39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1 页。

40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翦胜野闻》，第 60 页。

41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3 页。

42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07 页。

43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2 页。

44 （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三一《野记一》，第 512 页。

45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〇《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 361 页。

46 参看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5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王春瑜：《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史林》1988 年第 3 期。

47 参看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