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本文从一个似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开始：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几乎所有研究禅的思想家和学者都认为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禅宗史学权威海因里希·杜默林（Heinrich Dumoulin）多次坚定地肯定了禅宗的佛教性质。他指出：“禅宗深深植根于佛教，没有释迦牟尼和他的启蒙，禅宗之道简直无法想象。”他多次重申：“禅宗代表了佛教宗教本质的最纯净表现之一；它是那棵大树的果实和花朵，”“禅宗的基础支柱植根于佛陀的宗教和亚洲思想。”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描述的那么简单。铃木大拙是禅宗研究领域更有影响力的权威，他致力于让禅宗在西方广为人知，他大体上接受了这一共识，但又留下转圜的余地。尽管铃木大拙同意禅宗是中国精神和印度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但他在一些场合表达的观点等于是暗示禅不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是中国的一个思想流派：“禅宗诞生于中国唐朝中期，它不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形式，因为它起源于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禅是直接从印度瑜伽和佛教冥想成长起来的，但铃木大拙明确否认禅与这两种冥想形式之间的联系。铃木大拙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禅宗与早期佛教禅修的区别，后者受到瑜伽的启发。他先是解释道，“禅宗不是印度和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所采用的禅修体系，”接着又说明为什么禅宗和其他禅修的不同：“修禅一定要有开悟；一定要有一种普遍的精神剧变，它摧毁了旧的智性积累，为新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在其他禅修中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它只是一种宁静的心灵锻炼。”杜默林不同意铃木的观点，他批评铃木大拙过分强调禅宗冥想和印度禅的区别，并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种区别”是一种“胡言乱语”。

铃木大拙在《禅宗导论》中进一步将禅宗描述为一种几乎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和其他中国佛教派别的全新宗教和新思想派别。在回答“禅宗是什么？”时，他宣称：“禅宗自称是佛教，但所有佛经和圣典中提出的佛教教义都被禅宗视为废纸，其效用在于擦去智慧的污垢，仅此而已。”尽管如此，铃木大拙承认“禅宗的主要思想无疑来自佛教，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后者的合法发展”。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表明，对禅宗本质的看法是多么复杂！

在中国学术界，意见分歧更为严重。中国受人尊敬的思想家、学者范文澜提出了一个代表共识的观点：“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品味的佛教。”然而，其他一些学者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思想家任继愈先生一生致力于禅学研究，他直接宣称“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他进一步说：“禅宗，不是外来的宗教，禅宗的出现不是从中国思想的主流横插进来的一股思潮。它是中唐以后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它提出的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环节，是嫡系正宗而不是旁支别派。”最近，致力于禅学研究的学者麻天祥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禅宗是中国文人借佛教之名将道家，特别是老庄思想转变为中国宗教和思想而创立的一个学派。他甚至宣称：“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

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截然不同的观点迫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禅宗的真实本质？本文将采用历史探究、哲学思辨以及对禅宗文献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审视关于禅宗性质和本质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化实践、最终目的、以及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旨在为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笔者将重点关注那些将禅宗定义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并将其与印度禅和中国佛教区分开来的基本方面，关于禅宗的思想精髓则拟另外撰文探讨。

一、名与实：印度禅和中国禅

众所周知，中国的“禅”是印度“禅那”（dhyana）一词的音译，字面意思是“静坐”；但命名并不像公认的观点所承认的那样简单。汉语词汇“禅”有两种发音方式：shan和chan，最初的意思是“祭天”和“禅让”，后来才获得了现在这个“冥想”的意义。印度的“禅那”和中国的“禅”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有所不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汉语的“禅”在意义和思想上与印度单词“禅那”一致吗？为了更好地进行探究，这个问题应该重新表述为：中国的“禅”是否继承了印度“禅”的本义？通过对其命名的澄清，可以揭示出中国禅宗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一些本质区别。

人们也普遍认为，中国禅宗是5世纪达摩从西方带来的一个思想/宗教流派，但对其命名的调查显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早在公元前148年，早期的佛教传教士安世高就将禅带到了中国。安世高所传的禅以静坐为中心，以禅定达到一种宁静的心态。这一历史事实排除了达摩作为第一个介绍印度禅宗到中国的佛教僧侣。印度的禅与印度的瑜伽练习直接相关。瑜伽是一个梵文单词，意思是“连接、结合、驾驭、束缚”。它与英语单词yoke同源，yoke的意思是控制一个人的思想。由于与瑜伽的直接关系，“禅那”指的是控制一个人的思想，从而进入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胡适在研究中国禅宗的发展时说：“总起来说，印度的禅……都是‘入定’。”如果说“入定”是禅的精髓，那么，它显然不同于中国禅宗中的禅定。笔者认为，禅宗继承了庄子的坐忘和心斋思想，强调无念。甚至达摩的禅法（壁观），也与瑜伽的控制思维没有区别。汤用彤指出：“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汤用彤的这一观点印证了达摩禅学思想接近于思维控制的方法，而远离中国禅学思想的观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麻天祥断然否认：“达摩与中国禅宗没有直接关系。达摩之壁观禅法，理入、四行也不是禅宗思想发展的源头。”在考证从东汉的安士高到南北朝时梁朝的慧皎所论“禅”一词外延和内涵演变的历史叙述中，麻天祥充分证明了印度禅的翻译和诠释越来越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在达摩出现之前，它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的禅修方式，并越来越远离印度源头，成为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新观念。

到了达摩的时代，中国的“禅”一词被用来表示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在修行方式：1.一种类似于印度瑜伽和禅的修行方式；2.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哲学修炼概念。这两种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但同时存在，有时会融合或互换使用。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印度的“禅”不是中国的“禅”，达摩也不是中国传统禅宗学派的创始人和初祖。

二、本体论存在：空与无

在哲学中，本体论是“形而上学中处理存在本质的分支”。在本体论上，禅宗与佛教有着根本的区别，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化的佛教。佛教是建立在“空”的本体论基础上的，意思是事物的虚空。《普林斯顿佛教词典》提供了一个权威定义：“虚空是指任何和所有现象中缺乏或不存在的内在性质（svabhāva），所有事物的最终性质（dharmatā）和最终真理（paramārthasatya）。”基于对“空”的各种认识，该词典进一步解释:“空显然既不是虚无，也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一种错误想象的存在类型，即svabhāva。所有现象都是关联出现的，因此它们缺乏或没有以独立和自主为特征的内在性质。”相比之下，禅的本体论源于无或虚无，而无产生了宇宙中的一切。“无”源于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庄思想。佛教虚无与道教虚无有一些共同点，但有一个基本的区别：佛教虚无认为世界是一个基于缘起的本体论虚无，而道家的虚无认为世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实在。从惠能开始，中国禅宗用道家的观念重新诠释了佛教的虚空。禅宗的本体论存在是道家化的“空”或佛教化的“无”。它的最终形式显示了道教在其演变中的明显影响，这可以通过黄檗禅师（850）的一段话来说明。在他的语录《传心法要》中，黄檗作为禅宗大师仍然是用佛教的思想和术语来解释禅，但他的解释显示出明显的道家特征：

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趋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例皆广求知见，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在此一段话中，“学道人”“无”“无心”“无心道人”“悟道”等都是道家的术语，其中描绘“无一切心”的精神状态与庄子的“坐忘”说陈述的思想境界完全一致。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传心法要》的主旨虽然是如何悟道成佛，却不把修行者称为“学佛人”，而是全篇称其为“学道人”，并将开悟之人成为“‘无心道人’：“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术语当然只是阐述思想的工具，但《传心法要》的核心思想，来自六祖《坛经》的“无念”和马祖和百丈禅师的“即心即佛”“无心合道“，在根本上偏离了佛教的核心思想，采用了佛教化的道家思想：“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犹易，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尔。”

此处，庄子的“坐忘”说思想昭然若揭，甚至连佛教的本体“空”也被道家的“无”所取代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禅宗的本体存在是道家的“无”，而不是佛家的“空”。黄檗大师对佛性的阐释直接传达了这一核心思想：“问：‘如何是佛？’师云：‘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这段话仍然采用了一些佛教术语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关键术语来自道家思想，包括“道”“无”以及庄子的“齐物论”思想。黄檗大师谈到佛性“无”的本质时说道：“本来清净皎皎地，无方圆，无大小，无长短等相，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一切不如心真实。”此处的“齐物论”思想在另一段话语中得到更具体的表述：

此灵觉性，无始已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秽，未曾净，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象，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境物会，不可以功用到，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

禅宗思想的虚无本体论也被黄檗最著名的弟子临济有力而充分地表达出来，他说：

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不历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化。

杜默林承认禅宗的经验是不可言喻的，他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禅宗的开悟。在考察了历史上许多古代和现代的禅悟实例之后，他肯定了虚无是禅悟的本体存在：“在佛教的理解中，开悟是一种宇宙统一的经验，为虚无开辟了道路。”他接受安谷白云大师对禅悟的解释，认为这是对开悟本质的充分理解：

开悟意味着看透你自己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看透宇宙和万物的本质。因为洞察本质是开悟的智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本质为真理。在佛教中，自古以来它就被称为“真如”、“佛性”或“一心”。在禅宗中，它也被称为虚无，一只手，或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名称可能不同，但内容完全相同。

安谷白云也将开悟的源头定位在虚无的根源。当他意识到有一个弟子已经获得了开悟，他要求后者去看虚无的根源，因为他认为虚无的根源是无限生命力的源泉，而不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无生命的虚无”。在一本描述禅修神秘体验的书中，几位尼姑对开悟体验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虚无是他们开悟体验的中心。一位尼姑向住持师太抱怨没能获得开悟。在听到后者的回答后，尼姑被一种开悟的体验所吸引，她这样描述：“无论我看佛陀、师太、坐垫，都变成了‘虚无’，无边的虚无无限扩展，无处不在。”另一位在钟声中有过开悟经历的女性写道：“我坐在更加深沉的静谧中，坐在更加纯净的澄澈中。当我凝视着‘虚无’时，我感觉到雨点的声音和风在树上沙沙作响，在夜晚踏着脚步……噢，多么荣耀啊！噢，这辉煌，这浩瀚是虚无；就像大海一样，一切都是虚无。我的眼泪孤独地从身体深处涌出。”还有一位女士在理解了道元的诗的意义后体验到了开悟，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开悟经历：“是的，我的声音和我的身体。我是释迦牟尼。灿烂的天空、天堂和净土，鸟啼和蛙鸣，山边的新鲜树叶，跳舞的蝴蝶——都在虚无中，只有虚无。”

无门大师以“无”为中心的公案更深刻地证明了禅宗虚无的中心地位。在整个禅宗历史上，无数禅师、弟子和居士都致力于这种公案，并通过理解其基本信息而获得启示。“无”的字面意思是“什么都没有”，但通过对存在与不存在等一切二元论、以及具体决定因素和关系的否定，它被赋予了超越形而上学的“虚无”的内涵。由于它是禅宗修行——尤其是禅悟体验——的根源，所以“无”是围绕着身体、情感、心理、形而上学和神经学的非在（non-being）的节点，笔者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只能存在于人类出生前的头脑中（本人对此已从心理学等视角予以探讨，详情见已发表的中英文文章）。修学无门大师“无”的公案构成了开悟的表现方式之一。事实上，它帮助那么多禅师实现开悟，是对虚无作为禅学思想本体论的有力肯定。

三、认识论：法（所获知识）与道（自我认识）

认识论关注的是“对知识和论证性质的研究”，尤其是将信仰和观点予以区别的研究。佛教知识是一种基于佛法的宗教信仰，而禅的知识是一种基于道和悟的知识/宗教思想。人们对佛法作为佛教的中心原则没有任何争议；但要想证明道是禅宗的核心原则，还需要一些努力。在禅宗传统中，虽然禅宗思想家以佛法为中心原则，但道的概念一直被用来解释和代表禅宗思想的核心逻辑。道家概念在禅宗认识论中的运用不仅仅是一个空谈。在许多禅师的教导中，接受禅师训练被称为“学道”。许多其他大师，如黄檗和临济，都把学习和修行禅宗的人称为“学道人：（从字面上讲，就是修道之人）。佛教和禅宗中分别使用“法”和“道”这两个概念标志着佛教和禅宗之间的根本区别。“法”是一个与多种宗教相关的具有多重含义的关键概念，但在佛教中，它指的是佛法，它揭示了佛陀所教导的现实的本质或普遍真理，包括四圣谛和八正道。因此，佛教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之上的。相比之下，“道”并不仅仅是从道家借来的一个术语来解释佛教中的概念，而是构成了禅宗的内在核心。禅宗的“道”是什么？黄檗大师提供了一个答案：“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于心外著相取境，皆与道背。”很明显，禅宗之道是一种出生前的知识，类似于道家的“赤子之心”思想，但笔者则探讨更深的源头，称其为“胎儿之心”。因此，在认识论上，佛教和禅宗思想是建立在不同的认识和知识之上的。

根据对知识的认知理解，佛教徒和禅师遵循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获得终极实在或真理。前者采取了对虚无真理的自觉认识，而后者则采取了一种无意识的启蒙方式。为了获得佛学知识并验证其真理的有效性，一个普通的佛教徒依赖于像历史上的佛陀这样的大师或那些已经成佛的祖师，并相信关于世界和生命的真理是在大师的教义中传授的，这些教义成为了佛经和圣典。因此，它非常重视使用必要的语言来阅读佛经和深入思考人的存在，从而有意识地获得万法皆空的认识。相比之下，禅宗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通过大师的教导和书本学习获得的知识或真理。黄檗大师在《传心法要》一书中说：“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由于禅宗不是后天获得的知识，而是一种隐藏的先天知识，它拒绝任何对大师的依赖，无论他们是历史上的佛陀还是已经成佛的祖师。

在反对铃木声称禅宗几乎是一种新宗教的论点中，杜默林强调禅宗与佛教之间不可分割或共生的关系，并引用历史上的佛陀作为将禅宗与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关于这个[禅宗]之间的纽带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佛陀的形象，虽然这并非唯一关注点。更具体地说，关注释迦牟尼的形象，即历史上的佛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禅宗大师和修行者采取了激进的反偶像崇拜主义。在禅宗的历史上，有许多传说和故事讲述禅师如何教导弟子停止依赖佛陀或他的教导。在一个传说中，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禅师之一临济大师指示他的弟子要“遇佛杀佛，逢祖杀祖”方可成佛。临济的“反偶像崇拜主义”与庄子的解放思想以达到一种完全的虚无感和自由感的主张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以隐喻方式来强调禅宗的要旨：开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他在一条教诲中要求弟子们不要向外求法，如果他们想成为像佛和祖师一样的人，那就去观照内心：“尔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是尔屋里法身佛。”

临济的反偶像崇拜主义教导似乎是一个极为孤立的案例，但事实上，这正是禅宗与佛教的区别所在。这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来传授禅宗的终极真理。他继承了历代禅师的思想，特别是他自己的老师、被公认为临济宗的精神始祖或创始宗师的黄檗。黄檗主张不要依附于任何人物，即使是历史上的佛陀或著名的祖师。根据黄檗大师留下的语录，他告诫弟子，假如一个佛陀出现了，千万不要把他看做是觉悟之人或被蒙蔽之人、善人或恶人，要尽快摆脱任何依附他的欲望，斩钉截铁地斩断与他的关系！绝不能企图紧紧地抓住他，因为一千把锁也锁不住他，万丈长的绳子也拴不住他。因此，必须敢于努力驱逐甚至消灭他。由此看来，临济的反偶像崇拜主义与其师承的禅宗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是这一思想路线的顶峰，这使得禅宗区别于所有其他佛教流派。

临济的反偶像崇拜主义并不是证明常态的一个例外。禅宗的记录中充满了奇闻轶事和公案，它们很少对佛陀或佛教持虔诚的敬重之心。在这些记载中，禅师和修行者做了许多离经叛道的事，例如焚烧佛像、向佛像吐痰、撕碎佛经、杀害动物、殴打弟子、亵渎神明等。所有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破坏偶像的滑稽行为，而是亵渎性行为，在信众眼中是大逆不道的欺师灭祖，这些行为将导致任何宗教信仰者被逐出教会，但在禅门中，他们不仅被容忍，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还会被尊为至高智慧的表现。

佛教徒获得佛学知识的另一个基本途径是阅读佛经。在这方面，禅宗修行与佛教有着根本的不同。诚然，禅宗修行者确实阅读佛经，但这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而且常常被认为是无用的。据《临济录》记载，当地一位官员曾到寺院拜访临济，并与他进行了交谈。他信誓旦旦地向该官员宣布，他的弟子没有读过佛经，也没有学过冥想。在临济训练弟子的过程中，我们得知他甚至懒得教弟子们打坐。与佛教相比，临济在教学实践中对佛经的拒斥是相当奇怪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其他一些禅师甚至更进一步，公开指示他们的弟子焚烧佛经。

上述讨论表明，禅宗知识不是通过第三方或外部方式传授的。每一个立志成佛的人都必须亲身发现它、体验它。因此，禅宗知识可以说是深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无知识或先天知识。它不能通过佛教的方式借助语言和逻辑思维获得；相反，它只能通过放弃语言或通过一种无意识思维的矛盾方式来实现，其结果是通过放弃语言和文本来达到无思（无念）的心理状态。拒绝大师、抛弃大师的教诲、不用语言和思维的最终目的是回到胎儿在子宫中生活的出生前的心理状态，胎儿的思维不是通过语言和意识，而是通过纯粹的知觉和感受，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胎儿之心”。

四、方法论：他者救赎与自我救赎

所有的宗教体验都有其独特的方式，禅宗的经验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铃木在确定禅宗方法论的独特性时说：“禅宗和任何其他宗教经验一样独特；但从最具体的意义上讲，禅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论，它除了由一系列悖论、矛盾和非理性组成外，还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禅宗和佛教在方法论上有很多共同点，例如读经、冥想、守礼、苦行等等，但禅宗与佛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在宗教实践中实现最终目标的独特途径：佛教的涅槃和禅宗的开悟。虽然涅槃和开悟在实质性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获得个人救赎。禅宗和佛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获得个人救赎。简而言之，佛教通过他人或其他方式寻求救赎。在真实的情况下，修行的佛教徒要达到涅槃，就需要外部的帮助，无论是通过大师的教导，还是通过阅读佛经和冥想来个人修行。相比之下，禅宗是靠自己来寻求救赎的。一个禅宗信徒要获得觉悟，就必须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目的。这两种方法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他度”和“自度”。这种反差可以通过《六祖坛经》中的一个著名插曲来说明。五祖将象征衣钵传承的袈裟传给惠能，要求他尽快离开，以免受到其他产生嫉妒心的僧侣的伤害，惠能说他对那一带山区道路不熟悉，怎么能赶到河边并且逃跑呢。大师叫惠能放心，说从黄梅到九江驿站一路送他。他们最终到了河边，大师让惠能上船，打算亲自划船把弟子送到河对岸去。在船上，大师和弟子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这已成为一个传说：“慧能道：‘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度汝。’惠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这种对话具有双重意义，既有象征性又有启发性。在对话中，“渡到彼岸”既有字面意义，也有隐喻意义。字面上，它指的是跨越河流；但在隐喻意义上，它意味着宗教意义上到达彼岸的精神救赎。这两种渡越是指他人的救赎和自己的救赎。由于惠能的禅宗主张自救，它与其他佛教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依靠他人和其他方式获得救赎。更重要的是，在《六祖坛经》的关键位置，惠能在传法时发表了一个声明，但迄今为止，这一声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在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中，信徒们都希望在历史上佛祖诞生的西方获得重生，但惠能提倡他的革命性的思想，即人们不需要在西方重生来实现救赎；在东方，也就是中国，人们既可以得救，也可以成佛。惠能首先说：“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然后，在与出席其法会的刺史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使君……何须更愿往生？……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究西方。

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因为它实际上是慧能禅宗的独立宣言，宣告了中国禅不同于来自西方的佛教，而是一种中国宗教。惠能的讲话使中国的禅宗从印度和中国的佛教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像儒家一样的世俗宗教。禅宗不仅在精神上提倡和实践自救，而且在物质上也提倡和实践自救。佛教寻求普通民众和政府的庇护，佛教出家人依靠皇室和民众的慈善、捐款，甚至僧人以乞讨为生。僧人寄生性生活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救赎形式：本来应该给别人带来救赎的人，却需要别人在物质上拯救他。相比之下，禅宗信徒从事农业和商业，并将禅宗实践与农业相结合。编撰《禅门规式》的百丈大师，将禅修与农耕相结合的禅寺生活方式制度化，要求禅师自食其力。他自己遵守自己的说教，在田野里工作，直到劳作到老。他留下了一句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如果说惠能的《坛经》是中国禅宗从印度和中国佛教中独立出来的宣言，那么，马祖道一大师和百丈怀海大师为中国禅宗独立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创新的基础可见于一句名言：“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两位禅师恰好是师徒，他们发起了一场制度革命，使中国禅宗从佛教机构中分离出来，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思想流派。任继愈在研究了百丈的规章制度后，高度评价其开创性的自立自足的改革对禅宗的重要性：“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他还指出禅宗对教义发展的意义：“我国禅宗所宣传的自觉、自足、自悟的精神境界完全是他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农禅经济使百丈说出了另一句名言：“搬柴运水无非是禅。” 它还引发了另一禅宗格言：“人生即禅。”它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一个前现代概念，即“日常现象学”:“应该捕捉人类存在的整体，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真实个体的能力以及我们对世界和他人的全面参与。”有趣的是，禅宗的“平常心”与海德格尔强调的“当我们陷入实际事务中时，普通的、预先反思的作用”相吻合。

五、修行的终极目标：涅槃与禅悟

佛教和禅宗的根本区别在于终极目标的差异。前者的核心是实现涅槃，即所有世俗欲望的熄灭，甚至是无生命的物质状态，禅宗的本质是致力于获得禅悟，即无意识存在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这两个不同的目标是由对世界的本体论理解所决定的。当佛教寻求通过佛陀所宣扬的四圣谛和八正道来实现涅槃时，禅宗寻求通过一种瞬间的无意识存在状态看到一个人的原始本性（胎儿之心）来实现觉悟，这首先见于庄子的坐忘和心斋思想，其后在惠能的无念中得到深化和系统化。

铃木大拙正确地肯定了禅的核心是开悟：“要理解禅，必须有一种被称为开悟的体验，因为没有开悟，就无法洞察禅的真理。”在其与胡适关于禅的正确理解的辩论中，他认为只有经历过开悟的人才能理解禅的本质。作为一个经历了开悟的禅修者，他认为自己对禅宗的理解比胡适更具优势。历史上的佛陀和佛教的所有派别也谈到觉悟和自我觉醒，佛陀被称为“觉悟者”。禅宗开悟不同于其他佛教派别所持的觉悟，后者最初源于佛陀，本质上是对自己真实本性的自觉意识，与希腊德尔菲的格言“认识你自己”没有太大区别。铃木在解释开悟是什么时，强调了佛陀和佛教觉悟的本质：

开悟是日语词汇，即汉语的“悟”。梵文菩提（bodhi）和佛陀（budda）来自同一个词根bud，意思是“意识”，“觉醒”。因此，佛陀是“觉醒者”，“觉悟者”，而菩提是“开悟，觉悟”。“佛教”是指觉悟者的教导，也就是说，佛教是觉悟的教义。因此，佛教所教导的是实现菩提，即“觉悟”。

“觉醒”，无论是经过自己还是他人之手，都是有意识的觉知。因此，佛教的觉悟是对现实和自我的后天理解，是对直觉知识般若（prajna）的获得。铃木大拙区分了直觉知识般若和话语或分析知识毗阇那（vijnana），并将前者视为禅宗觉悟的本质。他还认为开悟是“获得一种新的观点”：“开悟可以被定义为直觉的内观，与智力和逻辑理解相反。无论定义如何，开悟都意味着一个迄今为止在二元思维的混乱中未被感知的新世界的展开。”

笔者冒昧地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我认为，禅悟是胎儿在子宫内经历的一种出生前的心理状态，它不是知识，无论是直觉的还是分析的。事实上，这是无知识的心理状态。它不是意识，而是人类在出生前所经历的无意识。这一出生前的存在已经被实现开悟的禅师们谈论过，笔者曾在两篇英文文章中对禅悟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探索，并得到神经科学研究的合理证实。例如，盘珪将开悟视为达到佛心的条件，并将其描述为未出生的心：“你们每个人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都是佛心，这个心从未诞生，充满智慧和光明。因为它从未诞生，所以它永远不会死。但我不称它为不死（不朽）。佛心是未出生的，通过这个未出生的佛心，一切事物都得到完美的管理。”盘珪的“未生心”思想是《坛经》中惠能“无生法”的继承和进一步阐释。

六、禅宗：一个独立的思想和宗教流派

杜默林坚定认为禅宗是一个佛教流派时，举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作为支持：“自从禅宗运动在西方出现以来，宗教学者区分‘佛教’和‘禅宗’并不罕见。这确实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我们可以像分开的宗教一样将这两个宗教并立而置，这一错误相当于在不提及其共同基础——基督的情况下对新教和天主教进行描述。如果我们将佛教视为特定宗教传统的总称，那么禅宗就是该传统中的一个宗派。”杜默林以基督教中的两大教派为例，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论点，相反能说明禅与佛教的差异，因为禅宗具有与佛教格格不入的思想和实践。笔者已经提到了临济与众多禅宗大师的反偶像崇拜主义。在禅宗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破坏偶像的行为。其中一些行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可被视为亵渎神明。根据无门大师的记载，当一个和尚问云门大师：“如何是佛？”云门道：“干屎橛。”这种亵渎神明的行为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禅宗传统。在日本禅宗史上，道元大师形容佛像是一条藏在盒子里的毒蛇，并告诫弟子：“即使你现在所认识的佛陀有着明显的标志，散发着光芒，像释迦牟尼和阿弥陀佛一样，有着传法的美德，造福于人民，如果禅师告诉你佛陀是癞蛤蟆或蚯蚓，你也必须相信。”如果在所有提到的叙述中，“佛”指的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或一个觉悟的个体的形象，在无门大师的记录中，他在几个场合公开表示自己完全不尊重佛教在历史上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有一次，他挑战了传说中关于释迦牟尼出生时的名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无门大师厉声斥责道：“如果我在他说话的那一刻和他在一起，我一定会一拳把他捅死，然后把尸体扔进一条饿狗的肚子里。”在另一个场合，他对历史上的佛陀在会众面前拈着一朵花将佛法传给假定的印度禅宗初祖迦叶的传说表示怀疑，并称佛陀是一个黄脸骗子，搞了一场恶作剧。

在《禅宗无门关》的原始版本中，无门大师表达了这样的斥责：“黄面瞿昙傍若无人，压良为贱，悬羊头卖狗肉，将谓多少奇特。只如当时大众都笑，正法眼藏作么生传？设使迦叶不笑，正法眼藏又作么生传？若道正法眼藏有传授，黄面老子诳呼闾阎；若道无传授，为甚么独许迦叶？”

无门的尖锐评论涉及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传说之一。它触及了禅宗的精髓及其对正法眼藏的传承。这个传说在禅宗的历史上获得了如此神圣的地位，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它的真实性。然而，在无门大师眼中，这是一场纯粹而简单的骗局。在这番刻薄的亵渎之词之后，无门又加了一首赞诗：“拈起花来，尾巴已露，迦叶破颜，人天罔措。”这些对佛教创始人的无情攻击不仅仅代表了反偶像崇拜主义；这纯粹是佛教徒无法容忍的亵渎神明。从常识上讲，绝对无法想象马克思主义会容忍否定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基督教会容忍否认耶稣基督为其主的基督教派别，儒家会容忍否认孔子的儒家流派。基于同样的道理，佛教在对历史上的佛陀进行去圣化和否定时，将一个学派视为佛教的一个分支，这是违反佛教常识的。这个特例证明了禅宗不是佛教流派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禅最初是作为佛教的一个卑微的分支，但随着广大信徒和民众越来越远离抽象的理论、玄妙莫测的学说以及复杂而乏味的佛教仪规，禅宗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佛教派别，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以满足出家人和居士寻求物质、情感和精神救赎的实际途径的一般要求，并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思想，奠定了其基础的主要理论和实践包括儒家，道教，阴阳五行学说，本土萨满教，内修和各种哲学流派。现在，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宗教，中国禅不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教派，而是一个依附佛教存在的中国式宗教；作为一种哲学，它不是属于佛学思想的一个流派，而是老庄哲学的深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有基于儒家的社群性特征，作为修身方法，它具有儒家的心性论路径和道教的准科学的实用性。这一结论似乎颇为惊世骇俗，甚至荒诞不经，笔者将另外撰文从多学科的视角对这一结论予以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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