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宁


 　针对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宗教问题所发表的讲话，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在《联合早报》提出他的看法。邱震海意识到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价值观与其主导精神已逐步被利益的追逐冲淡，所以宗教有可能弥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空缺。

 　邱文表示的意见，已有不少论者表示赞同。或许也正因中国政府本身也有同感，所以中共才如此高度重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进程和相关的社会主导力量，于去年12月18日召开集体学习会，并邀请党总书记发表总结演讲。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强调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至少有两种途径，而其中只有一种在长远看来是可行并可持续的做法。

                              宗教在经济发展下得到推广

　 如果中国政府纯粹是为了确保国家社会稳定、小康社会发展，即纯粹以经济发展为依据与考量的话，纵使年丰时稔、民康物阜，这样推广宗教思想恐怕只是管窥蠡测、井中观星的举措罢了。

 　诚然，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组织与相伴的道德伦理思想、人生尺量等都可能给国家带来稳定、给人民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如和睦、勤奋、诚恳，而以上观念大体上皆有利于经济昌荣、小康社会的普遍化。但宗教发展在这样的催化因素下油然而生是不能持久的。

 　这是因为这种途径的起点已经和宗教一项更重要的推动力背道而驰。宗教对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文明与思想的社会来说绝不该仅只停留在经济与政治考量上，而更应该唤醒社会成员确认自己的定位于信念，从而厘清自己未来长远的方向感。

 　宗教之所以应当在中国推广，是因为它对一个社会进化、成熟的过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果一个社会一味追求务利、一味只追求自我务实需要的满足，那其社会成员并没有尝试到务实以外的人生经验，社会总体的精神发展将停滞不前，而相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群众冲突、自然环境遭破坏等就将频频出现。

 　中国过去五年内就看到这些资本主义本身不仅不能解决，更将之日趋恶化的问题逐步普遍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给社会找一贴良药的当儿，在宗教里如果找到精心调配的答案，将会是和谐与稳定的长远之计。因为宗教往往教人关心金钱与自我以外的事项、教人互重互爱、爱护上苍所赐的大自然。

 　但如果中央推广宗教的战略着重于宗教本身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推广运动所带来的好处将不会持久。因为信徒还是会为了自我、逐利而改变信念。

 　为了赚钱，他们与其绕这个宗教的大圈，还不如继续在无神或疑神的思考空间中追求实利。因此，建基在经济务利、小康社会发展上的宗教推广活动很难给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带来长久的答案。


                                 超脱金钱束缚，走向成熟

　 然而，如果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为了真确想领悟精神上的美满而遵循宗教，而这又不以经济指标为前提的话，宗教的推广、伦理思想的普遍化，就很有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在总体上意识到人生思想超脱金钱束缚的可能性。这样的觉醒也就会倡导中国社会大体上的逐步成熟化。

　 如此通过宗教促使社会的进程不是纸上谈兵。西欧、北美、中东文明发展的历史事迹不胜枚举。

　 当然，中国文明也有它自己悠久的历史，但中国文明与一种一致性的宗教体系一直都没有相对太大的互动关系。尽管如此，当代社会如果欲求全面发展就不能没有对宗教的深入认识。

　 五千年前的中国没有宗教体系作为社会发展框架的支柱之一，因为当时的文史哲思想没有遭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当今世界各地都充斥着资本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其他与之对抗的体系（如超越资本金钱范畴的宗教），就自然带来一面倒的悲惨局面，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里的成员。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但如果让宗教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思想的成熟，中国政府也可能担心这样的社会走向终究造成九流百家的局面、社会与政治冲突的不稳定。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只是西欧、北美等地域在成长过程中必有的疼痛（growth pains）。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说到底，没有一套门路是一贴百灵药。中国政府必须在社会进程与经济发展间取得一个对中国长远来说最有利的平衡。

　 物速成而疾亡，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会谨慎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前绝对需要在经济急速转型的当儿为社会、为自己的精神、道德领域中弥补渐渐扩大的空缺。在人民重新认识自己传统节日、历史定位之余，也需要为自己未来的身份策划、需要为中国人自己把握宗教思想的方向。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

 

 

                                         （本文转载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