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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社会关怀 ——以四川地震赈灾为例
发布时间: 2009/1/13日    【字体:
作者:守望
关键词:  宗教  社会  
 
  
                                         守望
                    
                            
    关怀社会,关心疾苦的人群是基督教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圣经》上清楚地教导,基督徒应当关怀社会,爱自己的邻人;教会的历史向我们显明,基督教会是一个关怀社会的信仰群体。社会关怀包括行公义、好怜悯(弥迦书6:8)。本文更多从“好怜悯”的教导来谈教会的社会关怀。
 
     一、历史的见证
 
    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价值是爱。《圣经》中给信徒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37-39)。历史表明,基督教会的爱和怜悯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于对困苦人群的爱和社会的关怀,教会在历史上创建了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盲人之家、收容所、精神病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和志愿者团体。
   
    早期教会:北非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告诉我们,早期基督徒自愿地、毫不勉强地设置了一个共同的基金会,在每月固定的日子或随时往里捐钱。这笔基金是用来帮助寡妇、身体残疾着、贫困孤儿、病人,以及其他需要帮助者。[1] 

    中古教会:基督徒和教会为了救助穷困,服务人群,保护奴隶、妇女、儿童的生命,维护和平,限制战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了大量的贡献。[2]
 
    近代教会:1865年威廉·布斯在伦敦创立“救世军”,在全世界范围解救困乏之人的为难。在美国,最早的慈善是清教徒发起的。当疾病在人群中肆虐的时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辞劳苦地为病人提供木柴、事物等。[3]
 
    现代:基督徒的慈善促进了许多国家建立政府福利制度。但政府福利并没有取代基督教的慈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慈善机构仍然是关怀社会,尤其是关怀困苦人群的最大力量。
 
    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是普世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东方也是这样。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教会在我国的社会服务工作也涉及这些领域,他们在反对妇女缠脚、倡导女子教育、反对吸食鸦片、提倡戒毒、兴办高等教育、出版介绍新知识书刊等领域的工作十分突出,社会改良的贡献卓著,受到众多赞扬”。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对社会关切越来越深。教会渴望去服务社会,关心社会上疾苦的人们。这次四川赈灾中教会的参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四川赈灾中教会的参与和问题
  
    “5.12”四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纷纷行动起来。基督徒个人和教会不仅捐款捐物,而且还差派了大量的志愿者奔赴灾区赈灾。据估计,参与四川赈灾的基督徒志愿者至少达50万人次,占总志愿者的63%,基督徒捐款数额达113亿元人民币。由于家庭教会没有被纳入合法的管理范围,很多教会不得不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来开展赈灾的工作,要想了解确切的情况相当困难。不过,同工基督徒和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对于基督徒参与赈灾还是有一些局部的了解。
 
    基督徒参与赈灾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那就是长期的关怀和参与。在灾后重建的工作,我个人所了解到为了赈灾而成立的机构或团队有:生活重建工作站、希望社工服务站、生命力家园、帐篷之家、彩虹重建计划、光与声行动、爱心行动、小羊之家、爱之家、圣爱基金、爱心植苗、成都荣美团,等等;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其中的项目包括残病人教育项目、茂县羌族文化保持项目、禹里乡重建项目、轻钢生态房项目、安县文化医疗站建设项目、幼儿教育项目,以及其他各种关怀和重建项目。他们本着“政府得帮扶,百姓得实惠,信徒得造就,上帝得荣耀”的精神,在四川灾区帮助救灾和灾后重建。这些机构后团队,有些已经完成了救急的使命,有些还在继续灾后关怀和重建的工作。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基督徒都在关注如何帮助灾民过冬。“爱在冬天”的援助行动就是基督徒在推到的帮助灾民过冬的行动。该行动从10月上旬就开始启动,目标是推动“百万基督徒向百万灾民同胞捐献百万件过冬物品(价值5000万)”。
 
    三、实例
 
    例一:
   
    香柏领导力机构,由基督徒企业家组成,基本上来自家庭教会。在绵竹和北川开展了很多的赈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在北川的擂鼓镇建立了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定向用于灾区教育重建救,帮助兴建简易房校舍,让学校尽快复课。5月份一次捐助了100万。之后,组织志愿者深入各乡村,搭建帐篷学校,为灾区小学生补课。启动轻钢生态房项目,为灾区的居民搭建轻钢生态房。
 
    例二:
 
    爱心行动,由一群愿意服侍社会的基督徒自愿组成,目的是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在全国十五个省市范围中,已有超过一百间家庭教会共同参与爱心行动。爱心行动在灾区十余个点进行扎根的赈灾工作,包括对灾区送新鲜蔬菜、猪肉;协助拆除危房;水管铺设、安置水箱、灾民探访、心理咨询、协助搭建帐篷与修补帐篷500余顶,建立帐篷小学并参与教育工作,派遣医疗人员协助医院等等。当前“爱心行动”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在灾民生活板房区建立文化医疗活动中心,帮助各村建立敬老院、图书室、医疗站、幼儿园、小学校等,并参与其长期的服务与教学工作。
 
    例三:
 
    地震发生后,北京守望教会组织捐款,一次收到信徒捐款20万,送给灾区。之后,差派了20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赈灾活动。目前,教会还在开展针对北川任家坪村的对口关怀。从6月至8月,教会的志愿者在那里建立了帐篷学校,帮助孩子们补课。9月底,北川任家坪连降暴雨,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村里又被埋了30多人,其中帐篷学校的孩子们有4个死于这次的泥石流。闻讯后,教会很快差派原来在那里做志愿者的两个信徒去探访受灾的群众,特别是儿童。他们过去后,给这次失去亲人的灾民一些慰问金,并把一直在惊恐中的孩子带到安昌游玩了一天,让孩子们精神上得到放松和安慰。之后,教会又组织了对口关怀,教会的志愿者给那些有困难的孩子的家庭每月寄200-300元生活补助,并且与他们保持联系,不仅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怀他们的心灵。春节之前,教会还会派人去看望他们,给他们带去节日的礼物。
 
    随着中国教会的成长,教会对社会的参与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中国的教会被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之中。基督徒在这次赈灾的过程中被赶,甚至被抓的情况不计其数。

  我在四川做志愿者期间,10天时间内有两次被赶走的经历。我驻扎过的两个地方,都被赶出来。第一个是绵竹的卧云村,那次赶我们的派出所人员还比较客气。第二次是在安县迎新乡的大溪村,在那里的经历让人十分痛心。我们在那里的赈灾工作受到大部分灾民的欢迎。但是,也有些村民听说是我们是基督徒,觉悟比较高——照一位派出所所长的话说——就向乡政府报告。我们驻扎在大溪村的第二天,当地的副乡长和派出所所长就来了。他们向我们要政府批文。我们把四川省红十字会的标志给他们看,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副乡长对我们非常不客气,限令我们下午六点之前离开。我们让总部与政府交涉,但由于负责的同工在青川,赶过去来不及,到下午六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到了六点,那位副乡长和派出所所长又来了。他们看到我们还没有走,非常生气,说我们是在跟政府对抗。我们发现给他们根本无法沟通,就要求到乡政府去一趟,跟其他乡领导沟通一下。没想到到了乡政府,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份。那位副乡长跟书记一嘀咕,书记劈头盖脸地就开始破口大骂,说:“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挂羊头买狗肉。你们说是赈灾,其实是传教。”他根本不看我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也不问大多数村民的反应。他又说:“你们基督教是什么东西,中世纪你们干了什么?!”我听了火冒三丈,质问道:“你研究过基督教吗?你对基督教了解多少?”他答道:“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知道你们基督教中世纪干了什么。”接着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八点钟之前给我离开,如果不离开,我们不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这明明是恐吓。他又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不需要你们,请你们离开。……我告诉你们,我决不会允许你们在这里驻扎。”和我同去的那位弟兄气得直发抖。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弟兄,对村民的感情很深。他顾念那些顾念村民们的需要。他无法想象,村民们有那么多困难,正需要志愿者的帮助,这些干部却如此不顾村民的死活,竟然要把志愿者赶走。他对我说:“我就不离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乡里的书记一方面告到县长那里,说有一帮基督徒想在村里传教;一方面向村长和队长施压,说如果他们接受基督徒的帮助,政府的物资就不发给他们;谁家的孩子参加基督徒组织的活动,也不发。最后我们还是被赶出来。我们走之前,把东西送给了一些人家,看到很多孤苦无助的家庭,听到很多哀哭的声音,但就是无可奈何。
 
    我们离开之前,接待我们的队长垂头丧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很惭愧,实在对不起你们。你们来帮助我们,上面却把你们赶走。”大人们明白是为什么,可是那些孩子们百思不得其解。回来的路上,大家心情都特别沉重,有个女孩开到我们在那里拍下的照片,难过得直哭。
 
    我离开成都之前的那两正好下大雨。那天,我们接到大溪村一个孩子的短信,说因为大雨,家里生不起火,没法做饭,她肚子饿得慌。于是,我们给他们买了食物送过去。其他志愿者后来还想过去帮忙,但一直没有获得许可。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赏善罚恶。基督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赏善罚恶,基督教必定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的治理;相反,如果政府赏恶罚善,政府自己就会受到伤害,而这恰恰是基督徒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四川赈灾中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与能够帮助解决的。今天,社会上充满了家庭、心理、伦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政府愿意给基督教,允许教会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释:
 
[1] 参见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参加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重印;王美秀:《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上海三联书店,2006。
[3] 参见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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