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历史背景。虽然美国在法律上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社会近年亦愈趋世俗化，但基督教的信念及价值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美国是当代西方国家当中，宗教最兴盛、最活跃、教派最多、宗教势力最强大的国家，宗教对美国内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研究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宗教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现将宗教对未来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简述如下。

 

 

    1. 奥巴马上台之前中美关系中的宗教问题

 

    中美建交以来，影响双方利益导致矛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贸（包括金融货币）、安全、台湾、人权四大领域。在前三个领域内（经贸、安全、台湾），无论中美双方有什么样的冲突、矛盾，双方都可以就具体问题讨价还价，互相妥协、互相谅解，通过双方政府之间运转有效的交流与对话机制，最终找出解决方案，缓和矛盾。无论双方国内政治领导人如何更迭替换，中美双方在解决三个领域中分歧的模式始终是行之有效的，没有改变。双方在三个领域中相互对话相互合作的成果是明显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配合默契，这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然而，在人权领域，情况完全不同。人权包括几个方面，其中宗教是最主要的方面之一。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包含了价值观、世界观与伦理道德体系，任何人都不会容忍对方在信仰和价值观上对自己的否定，这就是宗教的排他性。由于中美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双方在信仰体系、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上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因此，双方在宗教问题上的差异必然会体现出来，成为难以调和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局部或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根本性对立。即使不考虑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同，按照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双方在宗教问题上也难以达成一致。

 

    事实上，双方建交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交锋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朝野高度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美国各宗教组织的传教人员一直以各种方式在华进行活动；美国宗教领袖的对华态度及宗教组织的院外活动也一直影响着国会与白宫的对华政策立场。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促进国际宗教自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自1999年以来，美国每年将中国确定为在宗教自由问题上的“特别关注国”；历届美国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时一贯强调宗教自由问题；国会中也有一批议员经常关注中国宗教问题；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宗教问题的负面报道从未消失。对于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关注，中国一贯表示强烈愤怒，指责美国企图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在宗教问题上尚未建立常规有效的对话机制。

 

    过去30年里中美双方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大于共识，双方都不愿意拿信仰与价值观问题做交易，双方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无法妥协。总体上看，双方在宗教问题上美方处于“攻”方，中方处于“守”方；美方呼吁“宗教自由”，中方坚持“抵制渗透”。双方建交以来两国元首历次高峰会谈，美方都要提及宗教问题。但双方在宗教问题上的交锋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如此，宗教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主流。目前，宗教问题不是双方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作为影响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消极因素之一，它的存在，可以使许多问题复杂化。当双方国内其他领域发生问题或影响双方交往的国际因素发生变化时，宗教问题就有可能会与其他问题、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危害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是奥巴马2009年1月入主白宫时中美关系中宗教问题的大背景。

 

    2. 奥巴马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特点

 

    尽管奥巴马在大选中极力表白自己重视宗教信仰、推崇宗教价值，在演说中强调宗教信念对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的重要性，并因此获得了许多基督教选民的好感，但奥巴马本人在宗教上没有太多的特色，更不是宗教保守派。因此，奥巴马上台后，不会像布什总统那样，给白宫的政策打上强烈的总统个人宗教信仰的烙印。由于奥巴马主要不是靠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上台的，因此也不需要在其政策中刻意迎合福音派或强调宗教保守派的观点。未来的奥巴马主义将带有浓厚的奥巴马-民主党色彩，而不是宗教保守派色彩。但奥巴马在处理涉及宗教的问题上有两个特点，将会在其未来的施政中逐渐体现出来：

 

    第一，从奥巴马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理念看，奥巴马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公义、福祉与和谐问题。奥巴马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必须将其宗教信念及价值，以所有人都能明白的原则及表述方法翻译出来。这意味着奥巴马注重宗教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将会大力支持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慈善公益服务。奥巴马曾表示将会拨出5亿美元给教会，让教会设立暑期阅读训练课程，帮助社区儿童。因此奥巴马很可能会延续布什当局资助宗教团体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政策，延续和加强布什政府支持宗教团体参与社区服务的宗教策略。

 

    第二、奥巴马未来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时，将会继续不断地呼吁“宗教自由”。奥巴马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坚持所谓美国外交重视宗教自由的传统原则。另一方面，则是由民主党的特点所决定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支持“宗教自由”，但其出发点很不相同。共和党是基于保守派的立场，希望将上帝的旨意推向全球每个角落，希望用基督教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来格式化非基督教地区、非基督教社会；从神学上说，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更多地体现了基督教保守派（宗教右翼）的传统立场。而民主党对宗教自由的重视，不是基于对在世俗社会与非基督教地区实现和扩大上帝旨意的宗教热情与虔诚，而是基于对民主、人权、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等西方人权理念的极力推崇。由于宗教信仰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因此，任何妨碍宗教自由的行为，在民主党看来都是对人权的极大侵犯。至于所谓宗教自由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与基督教挂钩，不是民主党关心的问题。

 

    由此可知，奥巴马未来在对华政策中将会把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紧密挂钩，对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种涉及宗教的问题（包括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各种宗教）予以高度关注。奥巴马当局对中国国内宗教问题的“关注”，不同于布什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简单的“强硬”立场。布什的“强硬”，更多的是出于宗教保守派传播基督教的立场；而奥巴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则源于西方人权理论与美国民权运动的社会实践，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民主党的社会基础的特色，同时在广义上也符合各种宗教团体的利益。因此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有可能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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