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自杜尔凯姆与韦伯以降，西方宗教社会学历经了一百年的发展，由成立之初的一门宗教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已发展壮大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终成今日之“显学”地位。

 

    在中国，宗教社会学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引进的一个新兴学科。但在短短二十余年时间内，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方法，拟对当代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作一番厘清与分析，旨在提供一幅有关此研究的完整图象，并对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思考。虑及此文所需文献资料的数量庞大，有必要对本文所涉范围予以厘定。因此，本文范围界定如下：时间范围—“当代”主要指80年代初以来这段时期，这一时间界定就意味着本文所处理的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的时间和所研究的宗教现象发生的时间原则上都受此限制；研究主体范围—本文暂将研究主体限定为国内学者，尽管也有不少研究中国宗教的国外学者，但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将另文阐述；研究客体范围—主要于中国大陆区域之内的宗教现象，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

 

 

    （一）研究内容

 

    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类、梳理一番后，发现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文化之关系、宗教与社会变迁、信教者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民间信仰研究等六个问题，分述如下：

 

    1.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1993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科学论断后，得到了我国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表示，宗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学术界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个重要论断进行了理论上的研讨，主要探讨了下面几个理论问题：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二.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宗教；三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段启明，1998；王作安，1998；宛耀宾，1999；李立安,2000；龚学曾，2003；徐远杰，2003；陈树林，2003；高玉春、秦春艳，2004；冯今源，2003）。目前，宗教还有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因此根据中国宗教的“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可以预计有关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探讨，在以后一段时期仍将是政府部门、学术界与宗教界一个重要的课题。

 

    2.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研究中功能学派的奠基人是法国社会学家Ｅ·杜尔凯姆，他第一次明确地把宗教描述为一种社会性特别突出的东西，并指出：“当我们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和社会现象所实现的功能。”“要想完整地解释社会现象，同样必须解释清楚它的功能。”[2]美国学者托马斯·奥戴也明确指出：“没有功能的东西便不再存在，这是功能理论的公理。既然宗教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着，显然它具有某一方面甚至是一系列功能。”[3]用功能分析方法研究宗教，尤其是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这是摆在我国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应当说，关于当代中国宗教之社会功能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而全面的。一些学者在理论上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正面功能（孙尚扬，2000:205-216；曰生,2003；尕藏才旦，2004；邓子美，2004：232－250；李宏利，2004；来建础，2004）；还有学者兼顾了中国宗教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并注意到了宗教正负功能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变化（戴康生、彭耀，2000：322－329）；也有学者论述了宗教社会功能的实现途径与运作机制（张华，2003；加润国，2003）。另外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具体地点具体宗教的功能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杨志银，2000；吴亚魁，2000；张勇，2003；曾强，2004）。

 

    当然，关于此论题的研究仍不尽完善，诸如怎样发挥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具体途径？相关政策法规如何相匹配？等问题值得关注，需要理论界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3.宗教与文化之关系

 

     宗教与文化之关系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宗教文化蕴含着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伦理、审美和知识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和利用。

 

    有学者从学理上阐述了宗教的文化价值与伦理价值（冯今源，1997；高长江，1998；李远杰，1999），有研究者通过对云南省澜沧县两个拉祜村寨的田野调查，希望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开展研究（苏翠薇、韩军学，2004）。对上海市宗教学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于2003年组织了围绕“世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与“培育上海城市精神”两个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处于经济全球化中心和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宗教与文化、宗教与城市精神、宗教管理创新以及宗教的社会功能等议题（姚南强，2004；觉醒，2004；徐时仪，2004；张开华，2004）。

 

    4.宗教与社会变迁

 

    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社会性的一再强调实则包含着一层深意，即必须以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本身的变迁，处于社会中、受制于社会并且试图以自己的理想形塑社会的宗教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4]。

 

    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社会转型与变迁对宗教的影响。如王再兴以南充地区基督教会为个案，对当代基督教的信仰取向、组织结构以及发展模式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预示着中国基督教的教政组织体制将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走向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的格局（王再兴，2003）。孟钟捷以墉栖基督教会为个案，折射出当代乡镇教会的现代困境：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又如何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转型（孟钟捷，2004）？有的学者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教问题（刘元春，2002；曾文瑛、黄镇辉，2003；杨静、李向平，2004；姚南强、朱新阳，2004）；还有学者研究了宗教世俗化现象（冯丹，1999；宫哲兵，2003）。

 

    5.信教者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分析

 

    宗教活动的最终载体是信教者——即那些具有特定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的信徒。但是，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之间、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不同信徒之间，他们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不尽一致。所以，关于信教者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的调查研究，一直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一般说来，要了解信教者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必然要采取实证调查的方法，包括深入访谈、调查问卷、参与观察、田野调查等科学方法。有的学者就采取这些实证方法研究了当代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杜景珍，2004）、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分析（梁丽萍，2003）、宗教信徒的群体行为与管理研究（张勇，2003）。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李素菊、刘绮菲承担了一项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课题，专门针对青年（18－35岁之间）信仰状况以及青年基督信徒的宗教态度与宗教活动的参与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李素菊、刘绮菲，2000；）。还有专门对当代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研究（张寿芝，2003；左鹏，2004）。

 

    6.民间信仰研究

 

    除五大宗教外，我国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民间信仰，它是最具有乡土特色的，带有某种深刻的历史、民族、文化渊源的信仰现象。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研究。李利安于1999年夏对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境内的太兴山地区的民间宗教现状作了专门的考察（李利安，2003）。范丽珠考察了北方农村的一个地方性民间信仰实例，这个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之所在，即民间信仰都强调实际帮助，信徒具有很强的功利心理（范丽珠，2003）。她还对深圳市的民间宗教信徒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考察信徒个人的心路历程来看当代中国人对超自然信仰的追求，个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范丽珠，2004）。罗伟虹通过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对当事人的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了上海农村民间信仰状况（罗伟虹，2004）。吴在庆考察了厦门市民间信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加强民间信仰的管理（吴在庆，2002）。何善蒙对福建潇田地区（以象山村为样本）的三一教状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何善蒙，2004）。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如覃德清对华南部分壮族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自然宗教与普化宗教的特征，总结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几个基本特点（覃德清，1997）；孟慧英研究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论述了萨满教的性质与内容构成，还考察了起源与发展形态（孟慧英，2000）；蔡富莲对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进行了考察（蔡富莲，2003）；石硕研究了川西藏区的民间宗教形式（石硕，2002）。

 

    需要提醒的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民间信仰认识和研究严重滞后，始终未能对其性质作明确规定，未将其纳入法定宗教管理范围，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除上面当代国内外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的六个论题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论题，如宗教组织与宗教管理研究（张克运，2003；吕得志等，2003；季剑虹，2003；潘明权，2004）、宗教经济研究（冉昌光，1998；杨志银，2000）、新兴宗教研究（曾春宁，2001）等，学术界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投入。

 

    （二）研究方法

 

    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面：宏观的理论研究与微观的应用研究。宏观的理论研究包括：进化论、功能主义、冲突论、现象学、互动论、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而微观的应用研究，其具体方法包括：跨文化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法、控制试验法、参与性观察法、内容分析法。[5]应该说宏观的理论研究与微观的应用研究互为补充、支撑和推动，宏观的理论研究离开了微观的应用研究就如空中楼阁，经不起时间和现实的检验；而微观的应用研究离没有宏观的理论作为指导就如同盲人摸象，不能对所获资料进行系统的、有条理的深入分析。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可知，当前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绝大部分归于微观的应用研究，尽管很多研究是以西方宏观理论研究方法作为指导，这恰好反映了目前中国学者在提炼本土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方面的缺失，笔者将在后面详细论述。这里先将微观的应用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归纳为下列四种：

 

    1.理论分析法：不存在纯粹的理论分析，理论分析都是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当然，这里之所以要归纳出理论分析法，盖因有些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论题，主要采取的是学理上的逻辑分析，较少采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方法的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段启明，1998；王作安，1998；宛耀宾，1999；李立安,2000；龚学曾，2003；徐远杰，2003；陈树林，2003；冯今源，2003；高玉春、秦春艳，2004）。其次在探讨“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孙尚扬，2000:205-216；吴亚魁，2000；曰生,2003；邓子美，2004：232－250；尕藏才旦，2004；李宏利，2004；来建础，2004）和“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冯今源，1997；高长江，1998；李远杰，1999；姚南强，2004；觉醒，2004；徐时仪，2004；张开华，2004）时多采用理论分析法。

 

    2.文献研究法：收集整理既有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后得出逻辑一贯和有意义的研究命题。只有极少数研究主要采用这种方法（张化，1998；朱文娟，2003），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在对特定区域、某一宗教的田野调查当中充分地收集、整理并分析本地与宗教有关的档案、信函、县志、记录等文献资料。（冯丹，1999；宫哲兵，2000；妮玛哪姆，2002；王婕婷，2004；杜景珍，2004；范丽珠，2004；唐戈，2004；罗伟虹，2004）。

 

    3.田野调查法：这是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为了获得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所进行的长时间地实际参与观察、记录。此方法为民间信仰的研究和宗教文化的研究（覃德清，1997；李利安，2003；范丽珠，2003，2004；蔡富莲，2003；苏翠薇、韩军学，2004；唐戈，2004；罗伟虹，2004；何善蒙，2004）所较常采用。还有研究者在研究城市宗教变迁（宫哲兵，2003）与社会转型对宗教的影响（王再兴，2003）时也采取了田野调查方法。当然，大部分田野调查过程中也夹杂着其他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方法、深入访谈、问卷调查法等。

 

    4.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这是社会学研究最常使用的两种方法。研究者根据其研究假设，设计问卷或问题来询问被研究对象，然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或对访谈记录再作整理分析。上面所归纳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信教者的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的研究（罗伟虹，1999；梁丽萍，2003；张寿芝，2003；杜景珍，2004；左鹏，2004）一般问卷与访谈两种方法并行，大部分研究某一地域宗教现状的研究成果（陈三弟，1999；杨志银，2000；王凌云，2000；赵文，2000；施哲，2000；牟本理、郭长东、马虎成，2001；王申讧，2002；王潇澜，2002；吴在庆，2002；张勇，2003；曾强，2004；范丽珠，2004；苏翠薇、韩军学，2004；唐戈，2004；罗伟虹，2004；姚南强、朱新阳，2004）较多采取访谈法获取资料。

 

 

    综上观之，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当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与不足，希冀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实证研究过于薄弱，理论范式没有形成。

 

    美国学者杨凤岗教授界定和区分了西方在宗教研究的发展中“神学的”、“人文的”和“科学的”三大进路。指出科学的宗教学使用实证的方法,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来理解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6]宗教社会学正是对宗教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众多学科（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包括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历史学等分支学科）中的重要一种。

 

    而现在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现状，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讨论，能够走出书斋或象牙塔、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的学者不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两点，一是宗教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算是起步较晚，大部分研究者是“半路出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还不具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素质与能力；二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较与自然科学研究处于边缘化位置，研究经费相对很少，在客观上制约了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更勿论大规模、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型塑了学者们在书斋里文本解构与不太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意识和研究习惯。另一方面，从上面所归纳、总结的研究成果看来，应该说许多研究者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尝试着运用实证方法（包括参与观察、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实证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调查报告”的层面上，偏重于事实和数字的罗列，缺乏理论上的归纳与提升。

 

    迄今为止，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主要历经了三个研究范式：功能主义理论、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论，三种研究范式在西方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提供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较为合理解释。但是，由于中国宗教具有相异于西方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社会和政治现状，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注定不会对中国宗教有多大的解释力。所以目前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最紧要的进路，应当以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为参照和借鉴，从本土宗教的现实状况出发，加强对本土宗教的实证研究，以期能提升出能对中国宗教具较强解释力的中国式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

 

    2.学术团体不够壮大，学术交流有待加强。

 

    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若要得以成熟与兴旺，首先需要形成一个稳定的、专注于此领域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次是需要围绕一个学术带头人、以研究所或大学院系为依托而形成一个有研究特色的研究范式。但纵观整个二十余年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历史，却发现在中国大陆很难找到一个长期致力于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现在耕耘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是由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转行过来，算是有了一些涉猎此领域的“散兵游勇”。本来加入此研究领域的学者就不多，除却一些以宗教社会学为副业的非专业研究者，算得上真正致力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已是所剩无几、寥寥可数了。再加上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展风华，似乎要各自开辟一块研究领域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学术界交流不够，难以看到论文与论文之间的对话与争鸣，更是难有像样的研究范式得以形成。可喜的是，近年来宗教社会学界开始在努力改变这种尴尬处境，连续召开了几次很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如2003年10月8-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和美国路丝基金会共同承办的“当代宗教与实证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为中国宗教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培育和学术交流的加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要承认的是，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要形成有规模的学术群体与有特色的研究范式，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有赖于政府、学术界、宗教界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最后，笔者提请各位将中国大陆目前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状况与台湾当下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现状[7]两相比较，可以得知中国台湾本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在历经不到二十年的发展而形成今日蔚然壮观之势，相信你也会和笔者一样对中国未来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充满信心和希望。毕竟，与台湾同一样的中华民族，数百倍于台湾的面积，加上数十倍于台湾的人口，中国大陆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当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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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也有学者认为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2页；还有学者认为宗教社会学即是社会学，也是宗教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见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盖因关于宗教社会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对本论文主旨无关紧要，故暂存不论。但可提请我们注意到宗教社会学之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交叉、复杂的特质。

 

[2] 杜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3] 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4]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5]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页.

[6] 林巧薇：《杨凤岗博士谈宗教社会学的范式转型》.载于《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 关于台湾本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研究现状，可以详见张珣、江灿腾合编：《当代台湾宗教研究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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