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宗教 生态 村治
    

    题记：2005年12月上旬，笔者在四川青城山脚下的香花村调查，其间接触到一些信教村民，现把我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写下来，或许对理解乡村宗教有所帮助。
    
    一、关于教 
     
    香花村现在存在三种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其中，信仰佛教的人数最多，有几十个，平时各人在家里烧香，每到庙会时，会去赶庙会，“周围的庙都去”。香花村解放前有一个庙，解放初被用作小学上课场所——变成了学校，后被拆，据说，那个参与拆庙的小学老师大病一场，“菩萨显灵了”。过后，在“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再加上大家都忙着找吃的，实在没有条件去信佛，似乎佛在香花村不存在了。但是，人们存在心中的信仰倒是没有消失，于是，分田到户后，佛又回来了。1000余人的香花村，男女老少都有信佛的，有几十个人，算是不少了：当然了，各人的虔诚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有“感应”的虔诚信徒，有些则别有所求，有些则纯粹是凑热闹。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庙会这个为政府所允许甚至支持的活动的存在，实在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让这个佛有点庸俗了。
   

    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但是，要想在山脚下的香花村发现所谓的道教的信仰者，其实很难。在香花村，道教是集至纯至俗于一体的宗教。一方面，要想成为真正的信徒，那只能出家，而且“别人还不一定要你”，否则，在家里是没办法宣称自己信仰道教的；但是，很显然的，道教似乎又渗透进了香花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许多的生活习俗都遵循了道教的规矩。比如，香花村的很多房子的门口都有八卦图，还会挂一个“照妖镜”；有人去世时，得请道士看风水，需要明白墓地的朝向：由于香花村处于川西平原的边缘地带，故而所谓的风水的讲究就是要考虑山的存在——具体而言，墓的正面到底要朝向哪座山好一点。从纯的方面看，香花村有两个道士，据说，有一个还“混”（用这个词似乎有点不妥，但是，村民是这样讲的）得不错，当上了成都的一个大的道观的住持；有一个则在青城山上出家，村里面如果谁想上山玩玩，说上他的名字，不用门票。
 

    香花村只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由于周围没有教友，附近也没有教堂，故而也只是在心里信。这位教徒有点孤单，“我说我信基督教，她们不相信”。可见，基督教在香花村还是不占有任何位置。
    
    二、关于信教的人 
     
    在香花村，佛教信仰当然是最明显的，主要都是中老年妇女。先看一个个案。杨大妈是这样信佛的：“我是真的有感应的”，一次是孙儿在四岁时得病时，一天晚上，病房停电，在阳台上祈祷，“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结果天空中真的出现了亮光，连护士和同一病房的人都感到奇怪，后来孙儿的病也好了；还有一次自己得了尿毒症，很难受，自己在此期间一直在心里求佛祖保佑，结果病也奇迹般得好了。经过这两次磨难后，杨大妈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杨大妈的形象则一点都不像是虔诚的信佛者。我们在香花村调查期间，天天看到她在茶馆里，叼着烟斗、戴着老花镜、吆喝着和别人打麻将。而且，我觉得杨大妈是很风趣的人，做事有热情，当然包括赶庙会。可以肯定的是，杨大妈的晚年过得很幸福，信佛至少会是这种幸福的来源之一。香花村信佛的每个人的具体过程应该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透过杨大妈的信仰过程，有一些共同的因素是存在的。一是在没有真正信佛之前，她们已经有了对外在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典型的如杨大妈的感应，病好是因为有菩萨保佑——佛教是一个已经内化于中国人心灵中的信仰，一旦有什么挫折，“菩萨保佑”是最常见的祈祷；而一旦结果如希望一样，便会把这种信仰外显出来。二是信仰的物质条件的存在。信佛是很方便的，可以在自己家中安个神位就行了；而且，长久以来形成的佛教设施，又为这种信仰的大众化提供了可能——庙会的出现是最明显的证明。三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信佛在历史上的积淀。这种文化积淀已经渗透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所谓的“烧香拜佛”，会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

    道教在香花村风俗习惯中的存在，似乎已经很难考证它的起源和可能有的社会功能了，我只愿意这样来解释：这是香花村村民的惯习——其信仰的形式可以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保留下来，并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文化再生”，从而延续至今。但是，那些出家的道士则是可以考证的。在成都出家的道士，之前曾经是党员，村组干部，但由于家里比较穷，“老实”，30多岁没娶上老婆，“干脆出家算了”；青城山上的道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家里比较穷，没娶上老婆，因而出家了。据说，那些道观不是随便要人的，只有家里“没有牵挂”的才接收——言下之意是没有娶上老婆，无儿无女才会有可能成为道士。这样看来，香花村的至纯的道教其实也不纯——这也好理解，出世之前都是入世的嘛。

    香花村唯一的一位基督教徒是在路上被一个传教士给教化的。一个60多岁的老大妈，在香花村独守着自己的信仰：“我们只在心里信就行了，不花钱”，要“爱”，“可是她们都不信我（信基督教）”······基督徒在香花村的信教圈里是没有多少生存空间的，从这位老大妈的因为不为人所理解而苦恼的情景中可以看出来。
    
    三、关于“信” 
     
    很难对香花村的宗教信仰中的“信”进行解释。但是，至少可以作一点粗略的探讨。首先，信与不信是可以从人们的行为言语中区分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信佛的，还是道士抑或基督徒，都可以归为与别的村民有所区别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都是中老年妇女，一般都是比较闲的。如果一定要为这个“信”找一个原因，无疑“精神慰藉”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泛泛地谈宗教存在的理由，对于香花村的宗教存在状况并无不可。但是，如果要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会造成三种宗教共存但各自的存在境况不一这种情况，这种泛泛而谈的解释就不会有足够的解释力。故而，出于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解，则会造成不同的信的对象。信佛是出于对某种美好愿望的祈求，它是一个非常日常化的信仰，以至于甚至可以不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信仰：因为人们的日常思维方式本身就已经受到了历史的佛教观念的灌输，在自然的状况下选择这种信仰方式在香花村是很现实的。道教在香花村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屈服：说得极端一点，只是找一碗饭吃而已。至于保留有道教的仪式，则只是全民的共同遵守的风俗，至少不具有相对于别的信仰的特殊的“信”的意义。基督教在香花村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的存在，不会为具有强烈的佛的氛围的中老年妇女圈子所接受，而且，香花村的周遭地区就不存在基督教信仰的任何的物质的或文化的基础。无论如何，宗教信仰本身不会是一个私人的事情，它会有存在的生态基础。
    
    四、香花村宗教信仰的生态 
     
    香花村是一个传统保持地相当完好的村庄，人们印象当中的四川——茶馆里摆龙门阵，麻将随处可见——可以在香花村找到缩影。可以这样认为，香花村村民的农闲时间基本上就花在茶馆和麻将馆（有时两者合一）上了，无论是摆龙门阵还是打麻将，都是在熟人社会间互动，人们在这种休闲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生存空间其实并不大，即便是存在，也不构成人们生活的主导：真正主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 

    所以说，香花村宗教信仰的第一个生态要素就是公共空间的保留。这种公共空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保留了地域性的生活特征，使得人们保留有生活的惯习，不易于被一些外在的因素所打断；二是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成为笼罩性的村庄力量，使得任何的村庄里的新鲜事情都必须在这里过滤，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不适合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东西难以在短时间内嵌入村庄之中。从这个角度解释香花村的不同宗教的生存状况，不难得到一个较为完满的答案：佛教本身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信佛的老太太们只是把烧香拜佛当作摆龙门阵、打麻将这些休闲生活的补充，不构成日常生活秩序的打断，故而能够强势存在；道教的清静无为在这些爱玩的香花村村民看来，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因而，要信的，只有上山去，否则就不太可能在村庄里有立足之地；至于那基督教，实在是个新生事物、而且是外来的东西，在香花村的茶馆里，这是不可容忍的，这种反对性的批评声笼罩在香花村中，使得其发展大成问题。

 

    还有一个可能的生态要素是熟人力量在维护着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香花村，邻里被认为是当然的交往圈，红白喜事在这个圈子里互助。也就是说，人们维持着这个交往圈，使得可能以互助性为现实吸引力的宗教力量难以被嵌入进来。换句话讲，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人们不需要宗教这个东西来维持生活。
    
    五、在村治特征上理解乡村宗教 
     
    在调查过的湖北荆门地区和河南安阳地区，基督教在农村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突出状况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对比川西平原的农村基督教存在的状况，联系三个地方的村治特征，我们不难找到其中的结构性的因素。在荆门农村，基本上已经原子化，每个人都已经极端理性化，村庄内就不存在超出家庭的高一级的认同单位；而且，村庄内也不存在有力的公共舆论，人们的生活面向是朝向村庄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一旦出现挫折，而村庄外的追求又没法实现时，人们的困苦就不太容易在村庄中找到疏导的空间和渠道，因而，基督教这种外在的精神治疗就非常切合人们的需求——只要有人去推广，无论是哪种宗教，都会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而在安阳的农村，门子基本上不再有实质性的作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行动单位的只有联合家庭。但是，很显然的，联合家庭本身太小，不容易保证人们在村庄日常生活中需要，尽管没有如荆门农村一样原子化，但是，在面对基督教的攻势时，人们还是没有招架之力——基督教号召教友之间互相帮忙，很纯粹，切合人们的需求。
    

    乡村宗教有其存在的生态基础，要对农民的信仰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就应该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村庄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试图在他们的生活逻辑中寻找答案，从而基于对村庄生活的理解提出方案。

     
                   （本文转载自：贺雪峰主编：《三农中国》第八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