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国

 

    我们认为，针对中国宗教的新生态、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现状，有关部门有必要继续开展多层面的调查研究，包括对五大宗教格局体制外的民间宗教、新兴宗教的存在状态，甚至海外华人（新加坡）的宗教信仰现状（提供管理的参照系）、港奥台地区的宗教管理政策等，从而为开拓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更富有前瞻性的、可持续性的战略管理思路。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国家在继承、创新宗教工作体制方面，同样应该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基本方针。所谓“不动摇”，在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推动宗教生态平衡，促进宗教间平等对话，确保国家宗教文化安全方面不动摇！所谓“不懈怠”，在宗教工作中继续坚持“民族、宗教无小事”，高度重视宗教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对外文明交流中的重要性，在预防宗教工作的政府失灵和宗教发展的市场失灵方面不懈怠。所谓“不折腾”，在宗教工作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尽量减少意识形态定位（如迷信、异端、邪教）和政治立场定位（敌我关系），尽量减少行政干预手段，尽量减少“管治”宗教的社会成本，尽量避免各类左的“宗教专项整治”运动。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宗教自治方面不折腾！

    毋庸置疑，在中国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国家审时度势地提出“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推动宗教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思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关键在于，如何从建立健全管理部门机构和职权职能、逐步消除宗教管理的计划体制痕迹、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方面给予落实到位，宗教事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如何理顺，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何进行有效的界定。

    鉴于中国宗教工作的固有传统、客观现实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亦本于“和而不同”、“非我无所取”的古典智慧，我们提出三种兼容性的路径选择方案，既希望小步快走，又期待迂回前进，目的是抛砖引玉，从而“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努力探索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有效办法和途径，不断创新管理模式”[1]。

 

    1. 在“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旗帜下，突破五大宗教的计划体制格局，逐步有序地开放宗教市场，给予本土宗教形态及其民俗形态合法的平等地位。重视本土宗教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提升文化软实力。严格遵照属地管理原则，推动宗教团体（包括活动场所）作为社团法人和非营利性慈善社团，依法登记或备案，并依法给予免税待遇。

    2. 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注重协商、照顾利益”的原则，逐步扬弃现行的五大宗教协会的计划体制和单位化模式，减轻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社会成本。允许并鼓励平信徒参政议政，慎重规划并减少上层宗教人士的政治安排，克服宗教人士的政治地位高于宗教干部的管治错位。

    3. 不断探索创新“政规教随”的新型政教关系，形成并夯实依法管理宗教的法律基础和司法机制。立法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充分考虑宗教因素，加大力度进行必要修订，补充和调整，推动宗教工作向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方向转变。鼓励针对“宗教和谐”和“宗教慈善”进行地方立法探索。

    4. 在基督教管理方面，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定位，弱化政府“三位一体”（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行政管教的模式。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和精神的大前提下，努力探索家庭教会合法化的路径和方法，引导家庭教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家庭教会的脱魅化、非政治化、阳光化，保障遵纪守法的平信徒的信仰自由权利。推动家庭教会依法登记或实行备案。构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对话平台，基督教会与其它宗教的对话平台。

 

 

    1. 与时俱进，改善、健全现有的五大宗教协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职能。在属地管理原则下推动协会间的横向联系，消除等级化、一元化组织模块的消极因素，使之成为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平台，成为政府与教界良性沟通的平台。国家的相关财政支持或补助，应参照地方的宗教生态情况，遵照公平、均衡、公开的原则实施。

    2. 切实加强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培植信众“政规教随”的法制观念，引导宗教界善用选举民主和协调民主方式，选贤与能，推选教职及管理人士，在政治安排上减少行政干涉，加大平信徒人选比例，以切实加强信教群众工作，避免宗教人士的官僚化、威权化、职位终身化。

    3. 以宗教事务部门一家为主，多家配合，建立国家、省、市县各级的常态化的宗教对话机制，有效地促成国际各大宗教间的对话，国内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教派间的对话，建制化宗教与非建制化宗教间的对话、区域或社区内宗教徒与非宗教徒、政府职能部门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对话，减少宗教极端主义或基要主义的风险，推动宗教理解、宽容的氛围，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4. 旧教旧办法，新教新办法，大胆探索多元化、横向化的政教关系模式及宗教管理模式。在五大宗教的计划管理模式之外，允许规范化的民间信仰（庙宇管委会或董事会）、具有慈善性质的民间教派（如华人德教），以社团法人或非营利性慈善团体登记或备案。对于隶属于五大宗教格局，但未纳入协会管理的教派团体、信仰分类组织、平信徒组织，鼓励依法登记或备案。

 

 

    1. 建立健全各级宗教事务部门的组织机构，强化其管理宗教事务的职权和职能，增加人员编制、预算经费。建立健全宗教干部培训机制和应急反应机制，加强垂直管理力度和干部轮值制度。在中央、省级及副省级、特区建立宗教事务发言人制度，积极主动，定期向国内外通报宗教工作，提高宗教工作透明度，掌握宗教工作话语权。加强《宗教事务条例》之开放性的释例和修正工作。

    2. 选择条件较成熟的省市，如沪、闽、浙、琼、粤及现有的经济特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进行宗教管理体制变革的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农村宗教工作和社会工作相结合的机制，“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建立乡（镇）、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依法加强对农村宗教事务的管理”[2]。选取家庭教会发展较典型的省区及非典型地区进行开放管理的试点，再结合经验教训，点面结合，推动全局性的政策调整。

    3. 继承创新，批判吸收中国本土之宗教管理的历史资源，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治天下也，非治天下必本于神道，亦神道为治天下之一端也。”善用国际游戏规则，旗帜鲜明地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加大保护本土宗教文明的力度，特别是应该从维护民族文化特性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3]。主动出击，开拓传统宗教资源的话语解释权，展示宗教文化的中国特色。

    4. 从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新形势下的党员干部信教问题，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适度地包容大批信教的党员干部，防止政治信仰资源的单方面流失和嬗变。[4]在“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旋律下，借鉴越南、古巴经验，慎重考虑默认并开放退休党员干部信仰本土宗教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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