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杰

 

 

    宗教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不可驾驭而产生的一种意识现象,是人类对于支配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反应,并且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古老的现象之一,它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伴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它既代表了人的精神追求,又体现了人的行为价值。基督教原本是一个统一的宗教,由于教会内部的争端,于1054年分裂为西方天主教和东方正教两个独立的教会。14—17世纪,东正教不仅在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是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因素,促进了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东正教会摆脱拜占庭牧首区控制以后,罗斯王公全力支持教会,政教关系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初期,东正教牧首受到沙皇与臣民的尊重与爱戴,牧首对国家事务享有很大的决策权。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俄国的皇权与教权之间产生了争端,特别是17世纪中叶争端尤为突出。纵观俄罗斯历史,政教关系主要经历以下几个时期:

 

    1.政教依附时期(10世纪末—17世纪中叶)

    10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从拜占庭帝国接受基督教,并采用东派教会礼仪。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季米尔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建立教堂、修道院,命令所有的俄罗斯人受洗入教。教会大力宣扬大公是上帝的代表、神的化身,要求臣民服从拥护他,效忠王权。大公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广大居民皈依基督教,斯拉夫的多神教退出历史舞台。拜占庭的宗教生活是一个整体,在宗教与世俗、教会与国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它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服务于帝国政权。俄罗斯的东正教是在拜占庭帝国的庇护下产生的,拜占庭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俄罗斯东正教继承了这一体制,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教会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

    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其他的异教派活动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东正教已成为俄国唯一合法的宗教组织。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覆灭。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得以提高,莫斯科宣布自己为东正教会首脑、第三罗马。这一摆脱拜占庭牧首控制和争取独立的过程是俄罗斯政权与教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在君主制形成的过程中,政权要得到教会精神上的支持,教会与国家的政教关系相互协调、默契,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

 

    2.各宗教组织的不平等时期(17世纪中叶—1917年)

    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上俄罗斯沙皇的宝座,开始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他迎回在反波兰战争中被俘的父亲,任命其作了牧首,于是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父掌神权、子掌政权的局面。政教合一的体制得到彻底的巩固。1653年,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推举尼康担任俄罗斯牧首,并支持他进行礼仪改革。其目的是要消除各教会在崇拜礼仪中的差别,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组织上严格建立起中央集权制。但尼康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要求,引起沙皇和王公贵族的愤慨,这场沙皇与尼康的政教之争以沙皇胜利而告终。政权高于教权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沙俄帝国的终结。尼康的改革导致了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官方东正教会和旧礼仪派,旧礼仪派的产生宣告了俄国一神教体制的解体。尼康的改革表明了教会的危机,它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并使官方东正教会更加依附于国家的世俗权力。

    俄国官方教会和世俗政权把旧礼仪派称为分裂派,他们相互勾结,对旧礼仪派进行残酷的迫害。1685年政府颁布法令将旧礼仪教派视为罪犯,禁止他们设立教堂。尼古拉一世时期对旧礼仪派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彼得大帝登基后,于1721年废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制度,成立最高宗教事务会议,负责管理全国教会。最高宗教事务会议的高级官员都由彼得大帝任命。彼得大帝进行的这一政教合一的改革,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已成为俄罗斯的国教,东正教会已经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机构,主教们就如同政府的官吏。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人民同西方文明的接触日益增多,旧礼仪派内部又经历一个分化的过程,俄国的宗教派别不断增加,产生了莫罗勘派、反正教礼仪派、鞭身派、阉割派、反教堂派等宗教派别。俄国教派出现了禁而不止的势头,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教派。俄国史学家称之为“宗教殖民现象”[2]。在诸多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国家赋予东正教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东正教作为沙皇统治制度的精神支柱,在国内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成为沙皇对外扩张的工具。其他各宗教派别都是东正教会和政府的迫害对象,各宗教派别的合法地位在帝俄时代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自彼得一世的主教公会改革以后东正教会就完全受控于沙俄政权,直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

    1905年俄国政府颁布《巩固信仰宽容原则》的法令,允许俄国公民在基督教各教派范围内信仰自由选择。直到二月革命后,政府颁布《信仰自由法》,规定:“俄罗斯每位公民都有信仰的自由,无论信仰如何,都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任何人不得迫害和限制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权利。”[3]至此,俄罗斯的各个宗教派别才最终在法律的地位上获得平等的权利。

 

    3.政教分离时期(1917—1991年)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俄国确定以工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苏维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被剥夺权力的规定一律废除；国家机关和其他公开的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活动时,不得举行任何宗教礼仪；任何教会与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财产；任何宗教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学校同教会分离,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公民可以私人教授或学习宗教教义等条款[4](P305)。这一法令的公布,标志着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沙皇时代政教合一局面的彻底结束。所有公民将不再受信仰的约束,一律平等,这在法律上确立了各宗教组织的平等地位,并且保障了无神论者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取消了东正教的国教的地位,剥夺了他的财产和拥有特权的地位。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是在抑制信仰宗教的自由,其目的是想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神论对有神论实行专政。

    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会具有传统的爱国思想,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教会奋力拯救国家于危机之中,它是人民的精神生活的源泉,是人们道德信仰的基石。苏维埃政权执政后,实行了过左的政策和瓦解宗教组织的政策,东正教会受到国家的监督和打击,教民出现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苏联历史证明,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简单地用国家的暴力机关去消灭宗教,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伤害了民族感情。反之,必须保护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要尊重教民的感情,才能激发教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稳定社会大局,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东正教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4.政教协作时期(苏联解体前后至今)
 
    自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他倡导的新思维和全方位改革,骤然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新思维的思想实质,即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实行改革、公开、民主化、多元化。俄罗斯人民同西方社会在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频繁,政治与思想亦日趋多元化。戈尔巴乔夫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允许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允许宗教人士进入苏维埃参政议政,允许宗教传播自由。法令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在罗斯受洗一千年的活动中,戈尔巴乔夫接见了国内外教会领导人,并发表了赞扬东正教的讲话。政府官员也热衷于宗教活动,宗教政党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一股新兴力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于1997年9月制定了一部新的宗教法《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该法规定,俄罗斯国家为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为国家义务宗教而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同国家分离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受到保护,包括单独地或共同地与他人一起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自由地选择和改变、拥有和传播宗教信仰及其他信仰的权利,以及从事相应活动的权利；依照自己特殊的教阶和机构建立并从事自己的活动,按照自身的规定选拔、任命和撤换自己的人员；依据宗教组织同国家分离的宪法原则,宗教组织不能履行政权机构,不参加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活动,不向这些组织和活动提供物质和其他帮助[4](P345)。此宪法是俄国有史以来最完备的一部宗教宪法,是在总结历史政教关系经验基础之上制定的。各宗教组织一律平等,国家保证各宗教团体在不违背国家宪法的情况下的一切活动。它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俄罗斯精神与文化的形成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在旧俄时代的政教关系中,世俗政权延续了拜占庭政教合一的特点,主张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用于统治自己的子民。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正教合一的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互相依赖,紧密结合,强化了专制制度的力度,但阻碍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速度,使俄国黑暗的封建社会得以延长。虽然经过几度教会改革,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教会屈从于世俗政权的关系,所以政教矛盾是俄国东正教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在当今的俄罗斯,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明确地指出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宗教地位,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仍是东正教。在政府的支持下,年久失修的教堂和修道院得到修缮。俄罗斯重新开始了拯救自己的探索道路——宗教兴国之路。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已步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1]胡春风.宗教与社会[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4.

[2][俄]巴·尼·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1卷)[M].莫斯科出版社,1994.134.

[3][俄]阿·尼克林.教会与国家[M].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97.365.

[4]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5.

 

 

            （本文转载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