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松

 

 

    宗教世俗化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向社会各方面的深入渗透,作为物质力量的社会经济基础更以一种必然的趋势推动和引导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发展方向；宗教有着深刻人性依据和漫长历史的精神意识和组织形态,其在世俗社会中的变化趋势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世俗化”一词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出现于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 -1648)结束语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里。瑞典、法国、德国等新教诸侯在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罗马天主教会势力衰落,加尔文教徒享有与路德派教徒同等的权利,原先由天主教会控制的大片土地也被迫转交给了瑞典、法国、德国等新教诸侯。Secularization一词①便表达了宗教改革背景下世俗政权对天主教权的胜利。随着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深入、市民阶层的壮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世俗化进一步渗透进了各民族国家教权与政权的斗争之中,宗教组织同社会权力机构、政治权威表现出了深刻的紧张和冲突。随后,世俗化逐渐从政治和教会扩展至社会其他领域,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关于宗教世俗化的理解,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希普里阿尼(Roberto Cip riani)在《宗教社会史》一书中列举了多位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世俗化表现了工业文明中神圣者退隐的宗教危机,对神圣者巫术式的利用已经终结,宗教传统和价值观不断衰落；认为世俗化表征了社会基本机制的变化,包括宗教力量的减弱以及对教会财产的征用,宗教边缘化成为人类事务；视世俗化为一种多维现象,包括社会(世俗)、制度和个人三个层面,宗教丧失了普遍特征,正式宗教活动衰落。【1】182-202 以上对宗教世俗化的看法主要以西方传统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形态为参照,一致肯定了社会变迁条件下宗教控制尤其是信仰心理和组织管理对信徒作用的减弱,在此基础上开始启动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历程。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在分析基督教的世俗化时也指出:“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2】128 但如果把宗教置于整个人类的文明演化历程,以人的精神本质和信仰心态为基础,考虑到宗教是各文化形态的核心要素,以及与社会各部门如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互动关系,并注目于宗教在现当代社会的处境,可以对宗教世俗化作一宽泛的定义:各传统宗教为适应社会变迁而在经典教义、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方面所进行的自我调整,以神学世界观为基础的信仰方式已经从个人和社会的心性结构和行为中逐渐退缩,政府机构和行政过程也逐步脱离于传统教会的管辖和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世俗观念和行政过程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特征,宗教本身或者适应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或者仅退回到私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实体是宗教脱胎的母体,是宗教得以与民众保持关系的中介,也是制约宗教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以社会变迁为背景,宗教世俗化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与政治的分离

    宗教世俗化首先意味着作为组织形态和社会实体的宗教日益被限制于一个单独的、自我维持的机构性宗教领域,宗教同国家政治及社会教育相分离,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重大的社会和思想影响。在欧洲,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把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普通民众的信仰心理牢固地限制在上帝的光环和教皇的威权之下,正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3】231 以上帝信仰和教权控制为核心,世俗的政治活动,民族外交,社会生活及日常的交往方式都深深打上了神学的烙印。

    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开始下降；此世的感性生活逐渐把彼岸和“无人身”的上帝、天堂从社会风尚中驱逐了出去,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与教育从经院哲学中分离出来。接着,社会的管理方式也越来越获得自己的独立性,现实的政治权利逐步明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意识及其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国家体制也成为近代世界史的主体。

    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首次在宪法上承认了宗教多元并存的现实,明确规定国会不应制定有关“确立某种宗教”或“禁止其自由活动的法律”,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考试。这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1923年,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首先成立了政教分离的共和政体,并从宪法上加以确认。随着民族主义思想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政教分离已经成为伊斯兰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战之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基本上都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政治体制。总之,这一时期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原则,对宗教的世俗化具有重大历史性的革新意义。

    (二)传统信仰的变更及其对世俗文明的妥协

    西方中世纪个人社会属性的获得是在宗教氛围与天主教组织中完成的,宗教见证同时也管制了个人在一生中所有的——如出生、教育、结婚、埋葬等——社会交际与行政事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现当代社会,教堂和严格的宗教仪式不再是信徒表达情感的唯一形式,宗教舍弃了规模庞大、信众数量巨大的集中和机构性的信仰方式；上帝或神灵观念逐渐淡化,宗教信徒不断退出宗教组织。

    据“欧洲价值体系研究会”1983年的调查表明: 1968年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数在法国、荷兰、前联邦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被调查人数中分别占到73%、79%、81% ,而在1981年,此数字却分别降至62%、65%、72%；相信天堂存在的人数在三国中分别占39%、53%、43% , 1981 年则分别占到27%、39%、31%； 1968年法、荷、德三国还有22%、28%和25%的人数相信地狱存在,而1981年却下降为15%、15%和14%。与此对应,信守宗教礼仪的教徒锐减,以美国为例,从60年代中期以来,居主流的各新教教会人数大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其中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基督教会下降的幅度最大,1965年-1979年它们的人数分别下降23.7%、17.5%、14.6%。【4】322-326 上帝观念的淡薄以及宗教仪式的松散表征了传统宗教神圣性的减弱,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意识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占据了更为鲜明的地位。

    西方中世纪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宗教背景下成为了神学的“婢女”,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论证神学的无上权威和神圣,现实生活的有限和人类自身的罪恶渺小。宗教裁判所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更以“宗教异端”的名义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和对真理的追求。直至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和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才以坚定的理性思维和主体哲学展开了在思想和社会中驱逐上帝和宗教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面对宗教空间缩减,信仰人数减少的局面,宗教世俗化便意味着宗教不断适应社会进步,接受各项科学成果,协调与科学的关系,对世俗生活更加关注,积极参与现实世界建设；人格神的地位降低,宗教由注重出世转为积极入世,宗教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逐渐减弱。

    (三)新兴宗教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生

    与各种传统的宗教体制相对立,近现代以来逐渐兴起了各种个人化的信仰组织和信教方式,其中新兴宗教和宗教复兴运动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并构成了宗教世俗化的自我限制的反世俗化倾向的主要动力。

    新兴宗教是在改造传统的教义教规和组织结构、传教方式而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新型宗教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兴起并在70年代达到高潮,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各新兴宗教主要渊源于东西方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背景,如日本的新兴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来源佛教的日莲宗；美国的基督教科学派与耶和华见证会的教义来自基督教,而国际克里希纳意识教团的教义则来自印度教。

    各新兴宗教首先对传统宗教教义作出了适应现代社会和科学理性以及人的迷恋心理的解释,如摩门教将科学常识揉合进了其经典之一的《摩门经》之中；基督教科学派尽管承认《圣经》的权威,却同时否认基督教各派所宣讲的创世说、原罪说、耶稣基督复活说和救赎论,主张身体健康的绝对价值,认为最高的真理存在于其教主所著的《科学与健康》一书中。

    新兴宗教的信徒往往对领袖人物具有一种卡里斯玛式(Charisma,意指为上帝所赋予的超凡魅力的领袖资质)的狂热崇拜,试图通过瑜伽、参禅、静坐等超常体验来实现自我的灵性觉醒和与神的沟通,体证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新兴宗教中的邪教组织应当密切关注这类宗教团体仇视现实、宣扬来世、盲目膜拜教主、通过各种强制性的精神手段和暴力行为控制教徒,制造了种种违背人性和法律的恐怖事件。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支派”、瑞士的太阳圣殿会,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就是其中的典型。

    宗教复兴运动旨在恢复传统宗教的教义和仪式的原初本性,坚持信仰的纯粹性和宗教的出世品格,虽然在宗教教义、组织结构和信仰礼仪上与传统宗教相一致,但在根本目的上则提出了一些更激进的主张。19世纪末叶发源于美国的基要派,极力抵制社会和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反对世俗的人本主义和一切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神学,主张坚信《圣经》无谬误,童贞女生子,基督肉身复活,基督将亲自复临等传统基督宗教教义。伊斯兰教在20世纪初期也出现了复兴运动,标榜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上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经济与日常生活中的支配地位。20世纪70年代伊朗全面复活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便是这一潮流下的产物。宗教复兴运动拯救和扭转世俗社会下传统宗教的初衷,因其主张和行为难以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其在世俗社会的命运将起伏不定,难以做出一般性的预测。

    (四)现当代神学发展的世俗化倾向

    现代当代宗教世俗化在观念形态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宗教神学的转型。早期新教神学自16世纪产生时在思想和信仰上尚坚持传统的基督信仰。17世纪时,新教三大主要派别的虔敬主义运动(路德宗虔诚派、英国国教循道宗运动和加尔文宗信仰复兴运动) ,提倡《圣经》和神学研究,追求内心虔敬和道德行动,这削弱了神学思想和宗教礼仪已经形式化和繁琐化的新教尤其是路德宗的正统主义神学。17、18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神学思想,以理性原则奠定了信仰或启示神学的自然基础,通过各种情感主义和心理形式的解释,进一步将传统神学教义的客观原则主观化、相对化和世俗化。

    19世纪后出现的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将宗教史看作是自然和进化的历程,拒斥传统宗教神学的形而上的思辨形态,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耶稣的人格,在世俗的层面重新看待基督教的作用。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将宗教理解为对于无限者或神圣者的绝对依赖和直接意识,将“所有的教义公式都相对化了”,更为有力地消解了传统神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绝对性和外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和世俗化地向各领域扩展,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理论表现出了更为世俗的人文特征和心理倾向。新教存在主义神学的代表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提出了“非神话化”或“去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概念,主张抛弃《新约》的宇宙论或末世论框架,试图对“新约”神话作出现象学、人类学或生存论的解释。美国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认为传统神学中作为宇宙创造者和人类救赎者的上帝不仅是有限的存在,同时也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抉择的权利；他将宗教理解为人类的终极关切,从而认为真正的上帝是一切存在的终极基础的“存在本身”,上帝相对于人的意义便在于使人从有限和同上帝、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疏远状态中再次重新回复到存在本身。德国神学家阿尔布利希特·利奇尔(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反对将神学建立在纯粹思辨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主张宗教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在《基督教关于称义与和解的教义》一书中提出了“实践的宗教观”,用实践替代了传统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神秘的感受,认为只有将对上帝的信仰外化为社会实践才能认识上帝及其救赎工作,即“上帝之国”的建立。人应当以现世的无私爱心和社会道德响应上帝的召唤,迈向上帝之国。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综合文化体系,宗教的持续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宗教世俗化的产生根源和动力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力的发展

    一般而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从而也决定宗教的历史形态和人们对待宗教的看法。在对宗教世俗化根源探索的理路中,许多学者比较倾向于采取注重社会分析和历史溯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从西方文明内部来看,宗教世俗化最初的载体就是现代经济过程,即资本主义运动。恩格斯曾言:“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5】545-546 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是宗教世俗化的基本动因,同时也是其能够深入发展的持续动力,资产阶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工业机械的运用在改变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也重塑了人们看待自我与社会的方式,这一切作为一个综合的因素共同影响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各文化部门发展状况。德国宗教社会学家卢克曼(Thomas Luckmann)认为:“工业社会可能看起来确实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它明显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已经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特别是宗教的认证。”【6】118 不仅如此,工业社会的世俗和理性主义还重塑和决定了宗教的历史形态。

    宗教在根本上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人是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人的社会属性。这种对人和社会的考察使用的是一种全面和整体的视角,并追溯了观念的现实根据,由物质的运动解释思想的存在和变化,原则上指明了人的思维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和社会心理、个人因素而实现的。尽管这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具体途径有待更专门、更精细的分析,但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二)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古代宗教典型地表现了神灵和神性事物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控制,中世纪的宗教独断也使得理性和科学成为了信仰的工具,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两次工业革命后,宗教的神圣性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作用逐渐丧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言:“我们时代的命运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识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对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准确地说,终极价值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7】32 这也是一种“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过程,人的思想中巫术性的成分逐渐被取代,这一过程不仅导致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政治组织的理性化,对人的心性结构或心态模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神圣者的隐退,是相应于对神圣者巫术式利用的终结及其世俗心态和理性精神而言的。

    人类借以标志自身从而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性就在于人的自我意识,而这需要较高级、较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作为基础。西方中世纪以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物体运动惯性原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康德天体演化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鲜明地体现了理性思维的物质力量。但人自身并不单纯是一种逻辑与思维的存在,宗教的存在恰好对应了人的本性中超越和情感怀的一面,这是宗教的人性依据,但在人的理性能力达到较高程度以后,宗教便需要更加多元化和个人化,也更加社会化、现实化。以宗教作为社会的主要思维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内容只是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主体意识尚未显现的结果,在生产力和思维能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世俗化是其保持宗教的信仰本质的基本应对途径。

    (三)近现代哲学思潮中人文化倾向的影响

    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主义和主体精神,这同时也是从自我出发而为传统形而上学寻找出路的一种必然转折,在黑格尔建立包罗万象的理性哲学体系之后,西方哲学的世界观、科学基础和道德指南的功能逐渐消解；现当代哲学家批判了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反思了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宗教神学中的议题也为众多哲学流派和学者所深思。

    分析哲学对思考宗教的神秘信仰和超越本性有着深远影响,初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的立场认定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无法证实、毫无意义的虚妄断言；后期分析哲学不再视宗教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意义为如同形而上学一样的废话,保留了宗教语句中的形而上学意义。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语言中为可说与不可说划定了严格界限,对于无法用逻辑命题说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这为不可说的宗教保留了信仰的地盘。

    存在主义者认为理性不能揭示宇宙万物的真相,不能阐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将传统人神关系或主客体关系的重心转向人的主观体验和情感意志。尼采否定了传统基督教和传统形而上学,以“上帝死了”的口号宣告了传统宗教意识和形而上哲学概念体系的崩溃。针对尼采虚无主义的神学批判,海德格尔一方面从人的生存状态(Dasein)出发,排除了神的创世对象和救赎对象,逻辑地取消了有神论的上帝观；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主张“信仰的绝对性”,从存在意义上来讲,人们可以借助于存在之光而洞见作为最高存在的上帝,获得存在者的勇气,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形上思考和终极追问中重建人生的意义。而萨特把“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上帝已经死亡”或不存在,人获得了自由。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自身谋划、选择,否定自身,使自己和世界获得意义,不再需要基督信仰和期待上帝的救赎,从而解除了上帝规定的伦理约束。

    以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为代表的过程哲学被一些神学家发展成了过程神学,过程哲学怀疑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宇宙生成论观念的绝对性和普遍性,认为宇宙的“变化”比“存在”更为重要,具体的“事件”(events)比普遍的形式更为根本,上帝观念应该转变为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处于一个时间过程之中的积极参与者。上帝就是一种能动的、现实的过程和面向完满的、永无止息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的活动使得自然、人类社会和上帝结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统一体。

    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整体转型和思维方式的变更相适应,宗教自身力图结合哲学的最新理论,以当前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处境为出发点,就传统宗教命题——如信仰与理性、精神与肉体、短暂与永恒、善良与罪恶、直觉感悟与逻辑论证——展开了系统的讨论,回答“生活世界”向传统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挑战,出现了人格主义、新正统主义神学、新托马斯主义等各种宗教哲学思潮,大多数神学家采取现实的态度,调和信仰与理性,援引科学研究成果,认为上帝不是理性意义上的全知全能者,而是一种为世俗社会和技术理性中的心灵空缺提供意义支撑、情感抚慰和终极关怀的信仰对象。但在理性主导的世俗环境,哲学无神的超越维度与宗教一样,提供了一种满足情感关切和精神慰藉的心灵安顿方式。这种状况一方面突出了哲学与宗教的平等性,但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下移和萎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宗教相对于自身意义世界的价值及其与其他精神生活方式的平等关系。因此,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Shiner, Larry)认为宗教世俗化的内涵应当包括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8】411-418

    (四)社会建构的理性化和官僚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政府的行政过程也对宗教的世俗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共教育体系的确立不仅为工业社会创造了所必需的技术条件和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劳动者,而且也有利于产生和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念和信仰,促进社会变迁。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历史的主要进程描述为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合理组织,而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得力于富有事业心和工于算计头脑的资本家,他们必须合理地组织生产以显示利润超过成本,一切都从提高效率而合理组织经济事业的必要性出发。【9】30-31 而且,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是多个宗教组织和派别并存,一方面各种宗教组织和派别在争取信徒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不得不处理好与非宗教组织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宗教组织结构的理性化也就是官僚化,这往往会削弱传统宗教教义和信仰礼仪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特点。新教在组织结构上废除了天主教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提出人人皆可为教士的口号,并逐步按照科层化的方式维持宗教组织的日常运转,有的还同时举办各种社会活动,形成了如同乡会或团契的社会团体,这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世俗机构特征。

    再者,国家世俗政权也以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无形中限制了宗教向社会非信仰领域和群体的渗入。我国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众的宗教情感,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运用国家的力量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完全杜绝宗教向国家政治领域延伸的可能,避免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干涉和破坏公民私人生活。这是宗教在现代民族国家一定范围内表达宗教信仰所不得不考虑和正视的现实政治与法律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宗教不会消亡,而且将在世俗社会和现代文明中进一步突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即更注重终极关怀和意义家园的精神属性。

 

注释:

① 英语世俗(secular)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包含着“时代”与“此世”两层含义,古希腊人在时间的意义上将世界理解为始千创世、迈向圆满的一系列事件,后受基督信仰韵影响,用secular二词表示变化中的此岸世界与永恒的宗教世界的对立关系；而对宗教世俗化源头的探寻,寇克斯认为圣经倍仰三种核心要素导致了世俗化的三个向度,即:创世神话导致了自然的祛魅,出埃及记象征了政治的非神圣化,登山宝训则表达了价值的世俗化。(哈维·寇克斯:《世俗的城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贝格尔认为新教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天主教的圣礼与仪式,并从而摆脱了神圣者的神秘、奇迹和魔力,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世界的祛魅。他还认为宗教世俗化的根源早已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宗教之中,《旧约》记载的以色列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两次出走,便象征了以色列宗教的超验化、历史化和理性化。(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版。)这是一种从《圣经》信仰和西方哲学传统中探析基督教世俗化源头的思路,细致深入地描述了基督宗教的信仰与理性、此岸与彼岸、有限与超越的辩证关系,具有严密的理论解释深度,但宽泛意义上的宗教并非信仰心理和神人关系的理论体系所能完全界定,因而二者的分析便显得片面和狭隘,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上的分析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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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