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 王建新

[内容提要] 自1958年到1964年，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掀起了一场苏联战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反宗教运动，它不仅改变了苏联社会此前逐步走向正常化的政教关系，还以激烈的形式震动了整个苏联社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苏联共产党、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　赫鲁晓夫　宗教组织 反宗教运动

                                                               一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即于1918年1月23日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宣布宗教与国家分离，并将境内最大的宗教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他宗教组织的土地与不动产收归国有。其后又进一步从法律上对宗教组织及其活动作出规定。1918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除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外，还允许正常的宗教仪式活动，以及宣布宗教节日为休息日；1919年1月，苏俄又制定了《关于因宗教信仰免除兵役的法令》，从法律上对宗教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新政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界定．尽管新生政权试图采取相对温和的宗教政策，但由于对宗教组织财产的没收以及对其有史以来特权社会地位的剥夺，宗教组织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入严重敌对状态。

      其后的斯大林时代，在卫国战争爆发前，出于和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苏联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在严格限制非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依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成立宗教组织及正常的宗教仪式活动，并设置了归属于内务部的负责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但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宗教组织活动的严格管制，并且更加“细致”。在实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进行大规模反宗教宣传的同时，苏联政府不但在行政措施，而且在法律上严格禁止宗教组织议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方面的问题，禁止宗教组织建造任何非宗教性的设施，不允许宗教组织从事慈善事务；同时，要求宗教组织必须登记，人数不得少于20人，并且每人的名字都要登记造册，就连神职人员晋职都必须预先登记。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如俄罗斯联邦的刑法中，对各种宗教组织的“违法”行为有着详细的司法处罚规定与解释。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对信徒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普通宗教信徒开始融入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宗教组织的一些上层神职人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开始适应新社会，如俄罗斯东正教牧首还号召信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一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宗教组织看来，特别是对于仍受到严格限制的希腊正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被否定了合法地位并遭受到严重摧毁的伊斯兰教与佛教来说，[1]他们感到依然处于高压之下，其宗教活动也仍不能正常进行。

      卫国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宗教组织精神号召力与财力的支持，也因为像最大的宗教组织一俄罗斯东正教会主动起来支持苏联政府领导的反侵略战争，以及维护与同盟国的友好关系，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宗教的社会地位问题。1943年9月，斯大林在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代牧首谢尔盖时，允诺准许教会出版杂志、开办神学校，免除对教会经济收入的各种限制等。同一时期，苏联政府还与希腊正教妥协，并开始采取团结穆斯林僧俗群众的政策，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设立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委员会。[1]这些都表明，此时的苏联政府改变了反宗教政策，标志着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正常轨道”。
　
   　战争结束后，除对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以及战争期间有反苏行为的乌克兰与立陶宛的天主教会等宗教组织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外，苏联政府对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变化。

                                                                 二

      自斯大林逝世至1958年，由于忙于权力角斗，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为了标示自己的政策有别于前一时代和鉴于战时主要宗教组织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加强，赫鲁晓夫允许国内存在较大的政治自由，因而在其执政前期继续执行了战时较宽松的宗教政策，甚至一度更加“宽松”、“和缓”。人们普遍感觉，宗教问题似乎已经不再是苏联政府重视的问题。在公众眼里，“20世纪50年代主要负责莫斯科牧首区对外政策的尼古拉总主教似乎与苏联政府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G·G·卡波夫已经达成谅解，近乎是一个宽容如待己的协议。”[2](P324)宗教自由气氛浓厚，政教关系极为宽松。

      一时间，宗教信仰的大门敞开，加上斯大林时代结束及其后经济改革给人们心理、思想造成的剧烈冲击，在苏联社会泛起思变的风潮，导致信教人数迅速上升，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东正教信徒人数已经降到不及十月革命前l亿多信徒的l／10，而此时，在全部苏联人口中，至少有5—6千万东正教信徒．为了便于传播宗教思想，1956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将《圣经》译成现代俄文，并编纂出版了大量宣教书籍。[3](Pt9)在莫斯科，有一半左右的新生儿接受洗礼。宗教因素在苏联城乡的影响急速扩展，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重新兴起，重大节庆活动仪式又出现宗教领袖的身影；流亡国外的一些宗教首领也返回苏联；教会经济收入的限制也放宽，使得教会的经济收入增加；被关闭的清真寺重新开放，佛教寺庙也在复修。以往的一些禁令被打破，如允许吸纳年轻人人教，1955年，斯塔夫罗波尔神学院的250名学生，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下；为增加宗教的吸引力及扩大影响，有些宗教组织还从事某些慈善活动。[4](p281)

      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宗教不再是公众谨慎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他们不得不敬而远之的事物，好像宗教在苏联重新得以复兴．苏联政府也已经关注到苏联公众中宗教热情的不断升涌。1958年，一份苏维埃新闻刊物特别提及，“大概最近5年，一些信徒正在显示出他们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增强”。[5](p330)
　
   　到了1958年初，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的赫鲁晓夫，为了排解内忧外困，更是为了尽快实现他提出的20年内将苏联建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赫鲁晓夫决定拒斥一切自由化浪潮和公众宗教意识的回归。他要求“动员群众，大胆和坚决地摧毀一切阻碍前进和守旧的东西”及“不符合社会主义准则的东西”。[6](P141)1958年，赫鲁晓夫在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时说，教会头顶将要有暴风骤雨[7]与此同时，党内也大肆加强反宗教的无神论组织力量，强化对公众的宣传力度。一时间，苏联社会再度掀起反宗教风暴，政教关系重陷紧张态势。

　   苏联政府先是在中小学中开设无神论教育特别义务课程，建立科学无神论中央研究机构，大量发表反宗教文章；宗教活动必须登记，宗教协会成员的数量限制为20人，其管理由一个3人组成的平信徒委员会负责。[7](p297)后来，1958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要求缩减寺院使用的土地范围，缩减寺院与修道院的数量，提高教会所属企业税率及向神职人员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在1959年第21次党代表大会后，苏共中央又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在实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年计划过程中，计划到1966年，“大体上”彻底消灭宗教组织，在全部宗教组织中，仅保存几个“实用”教堂以安慰外国参观者和旅游者。[2](p343)而在如此短时间内达到此目标，消灭与民族传统密切相联的宗教，用说服、教育等渐进、和缓的方式是不可能的。1960年1月10日，苏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开展反宗教宣传”的号召，赫鲁晓夫本人也强调要对反宗教措施予以较多的“注意”。[8](p10)当时对“宗教残余的规模”甚感忧虑的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列昂尼德。伊利切夫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坐等宗教消亡。”他还将他的要求浓缩成14个标题，要求在一切领域进行一个强化运动，“在同宗教斗争中要利用对人进行思想影响的一切杠杆，利用一切社会组织”。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要求地方要“预防宗教观点扩大，特别是在孩子和青年中”。[9](P166)于是，苏联国内的反宗教团体组织迅速增加，中央政府还将许多处理宗教问题的权力下放给地方。[5](P344)国家还进一步明细法律条文与政令，下令禁止组织朝圣者去宗教崇拜场所和在教堂过夜；规定，“怂恿唆使少数人加入宗教团体的行为，为违法行为；不准在家庭中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如有18岁以下的人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就可以对牧师进行起诉”。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关宗教法的文章也全都被更替。[5](P354)上述一系列反宗教活动的命令、措施，使得反宗教运动进入了更加剧烈、从“物质”上削弱、消灭宗教组织的阶段。

      通过上述宗教政策与法规，苏联政府一方面企图割断或减少宗教组织的经济来源，以削弱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从而达到彻底瓦解宗教组织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用关闭寺院，惩戒神职人员、甚至信徒的方法与手段，迫使人们放弃宗教信仰。以苏联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例，其在全国的神学院由原来的8所减少为3所；修道院由20世纪50年代的90所减为60年代的17所；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关闭了约2万所教堂，有3万多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寺院和修道院。政府还以种种理由取消牧师及其他神职人员的登记证，即实际上取消了他们从事神职工作的许可证，也就是取缔了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也屡屡发生，以至激起一些民众的强烈愤慨，并对政府产生了一种“厌恶感”。[10](P75)

                                                                    三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这场反宗教运动，以其激烈的形式曾震动了苏联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谴责。它不但恶化了一度宽松、“和谐”的政教关系，而且给苏联国家、苏联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并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

      此次反宗教运动是对苏联既定的政策、法规原则的一个冲击，大的宗教组织，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因而在其对外活动中减弱了与苏联对外政策相协调的做法。部分高级神职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所处的所谓“困境”传达给驻莫斯科的外国通讯机构。一些宗教组织及信徒还不断向国外世俗政权及宗教组织发出所谓“呼吁”，非难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谋求外界支持。[5](p454，p358)俄罗斯东正教会还采取了同以往有实质性差别的做法，打破自我孤立政策，努力弥合与其他基督教组织、派别的分歧，尽可能多地与外界建立关系或接触，积极扩大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使“东正教最终赢得充满俄罗斯生活的机遇”。[5](p361)结果，一方面使西方得到许多据以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阴暗面”素材，正如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BA库罗耶多夫在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的谈话中所讲到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辖区几年来……在国外没有进行任何大的举动……大部分情况是在进行……揭露我国教会和宗教方面的诬蔑性的”宣传；另一方面，还有利于西方通过宗教渠道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其次，反宗教运动严重破坏了苏联信教公民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基础，挫伤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甚至把他们推向与政府为“敌”的对立面。

      时值20世纪50—60年代又正值苏联社会发生复杂变动之际，普遍出现的反宗教过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群众(尤其是青年)思想意识的反向运行。对于众多的信徒来说，如此的反宗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刺激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虔诚，甚至激发起相当多的“其他民众”对宗教的“好奇心”、“同情心”，加上教会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打击所采取的所谓“世俗化”传教手段(即改变传统传教方式，采取通信或秘密、直接到信徒中去做宗教仪式，以及让信徒直接参与的形式)，进一步扩展了教会的影响，增强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信教兴趣。因此，虽然大量的教堂寺庙被关闭，但信教人数在苏联总人口数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许多有关宗教方面的研究文章称，信教人数在“城市总人口中是10—15％，在农村人口中为15—25％。”[5](p357)苏联政府也承认，“教学、宗教组织的数目虽然减少了，但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相对来说仍然是很多的”。

      第三，地下宗教组织得到加强，其活动也渐趋活跃。事实上，这一象在沙俄时期就普遍存在，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其势力受到极大削弱。例如，此前，俄东正教会辖区内的地下教会由于未被莫斯科牧首区的承认，因而牧师极少，数量严重不足，其发展、影响都极其缓慢和弱小。而由于此次反宗教运动，大量被剥夺资格的东正教会牧师转入地下教会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甚至对地下教会组织的活动还表示出赞赏的态度。[5](P375)事实上，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地下教会采取了默认态度。此外，这些“地下”牧师并未终止自身同莫斯科牧首区的联系，因而，这些地下教会组织的力量得到增强，其活动也频繁起来，得到信徒的认可。与此同时，好多异端教派也借机重新复活，特别是在西伯利亚极北部地区扩展很快，严重扰乱了苏联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远比公开的宗教组织活动危险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次反宗教运动从反面为宗教组织与宗教思想在未来苏联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制造了某些有利的条件或机会。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苏联社会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加重了城市和国家的负担。由于信徒中有很多是农村中的老人，因此教堂、寺院被关闭、损毁或另派用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众多老年人向城市迁移。在1958年以后，苏联城市人口猛增了16％，而同期苏联的农业总产量仅仅提高了6.6％。[4](P224)
总之，这场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法制轨道的反宗教运动给苏联党、国家与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它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民众中的传播及影响力，而且使宗教问题一跃成为赫鲁晓夫执政后的苏联社会的至要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到了70年代，所谓争取宗教自由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人权运动这些组成苏联社会中分离运动潮流中的一股强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