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碧君　陈昌文

 

 

 

    婴儿是如何从没有“宗教本能”成为一个宗教信徒的? 社会学通常认为,人们并不是生而具有已准备好的宗教体系,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就如他们学习语言和各种规则一样,这都被包括在一种叫社会化的基本社会过程中。

 

    对个体而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因素最终决定着个人,并必然被内化。这里应区别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在化；一种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经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实现了内在化。前者是最普遍的模式——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中“成长为宗教信徒”,笔者认为,藏族儿童正是在浓郁的藏传佛教环境中“成长为宗教徒”的,基于这一观点,本篇将对藏族儿童这一信仰社会化的模式与机制进行具体的讨论,分析藏族儿童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怎样的过程,习得宗教知识、内化宗教观念与行为,并最终成为一个宗教徒。

 

    藏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且十分闭塞,这使藏族儿童的社会化环境更多地局限于家庭以及以家庭为单元所组成的社区(特指小社区)及村落(或城镇)范围内。可以说,以藏族儿童为中心、藏族儿童所属家庭——社区——村落(或城镇)为依托所形成的三重世界,构成了藏族儿童的成长环境。这个三层环境既是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区位空间结构,又是一个关系结构； 距中心越近的层对儿童的影响越强,依次递减；同时,这三层环境同质性较强,这使藏族儿童的社会位移程度降低。

 

    为方便分析,笔者将藏族儿童社会化的这一环境分为宗教环境与非宗教环境, 二者博弈的结果,最终决定了他们能否成为信徒,以及信仰的虔诚度。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环境决定论者,只是强调了藏族儿童在特定的宗教环境中,信仰社会化的模式与机制。

 

    一、家庭——藏族儿童信仰社会化的第一层环境

 

    作为影响藏族儿童宗教社会化的第一层环境,家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重要。

 

    1. 家庭构建的宗教性物理环境

 

    在藏族地区,家庭作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机构,为藏族儿童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微观环境,表现之一即是藏族家庭各种具有宗教意义的宗教器物设置,他们为藏族儿童构筑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物理环境。

    在藏区,随意进入一个藏族家庭,我们都体会并目睹到一种与汉族家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藏区又是一种共性,那就是藏民家中的经堂或意似经堂的摆设,包括画像经书、佛珠、护身符、佛器及佛教音像制品。每个藏民家庭墙上所挂佛画,不论大小、年代、主题,数量一般都超过15张,主要都是关于佛主、班禅、各种护法神及活佛的画像或照片；虽然藏民一般不读经书,但同样必不可少；转经轮的数量视家庭人数的多寡而定,一般都能保证家里成人每人一个,放在随手可拿到的地方,闲时就一手转转经轮,一手拿念珠,并念七字真言或其它较容易的经文；许多家庭还购置了录音机或简易的播放机来播放活佛的念经,除了停电,24小时播放。而经幡一般挂在房前屋后,上面的彩色布条(藏语称达尔基,舌头之意) 随风吹动时,即是在念诵经幡上的经文。

    大量研究显示：视觉最初发生的时间在胎儿中晚期,4～5个月的胎儿即已有了视觉反映能力；正常健康的胎儿一生下来就有听觉(至少可以肯定是在生后24 小时内),听觉可以说是与生俱来(Wertheimer,1961；Bower,1966) ,最新研究表明, 5～6个月胎儿已经开始建立听觉系统；对形状知觉的研究虽然存在许多争议,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婴儿在3个月时具有了分辨简单形状的能力,8～9个月以前就已获得形状恒常性,事实上可能比这还要早。也即是说,藏族儿童在感知觉发生之初所感知到的即是这样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物体。虽然这个时期的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物体所包含的意义,但在整个幼儿期,形象记忆占主导地位,起主要作用的是物体和图形(卡尔恩卡, 1955),那些带有很大直观形象性的佛画、佛像、转经筒、念珠等器物就这样深植在了藏族儿童的记忆之中,他们的语言与思维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也是这些他们所习惯并熟悉的东西，同时,儿童的行为也受到他们所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的刺激。

    笔者认为,家庭在这些宗教器物的布置之下,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场所,它为儿童提供宗教容身的空间和视觉空间,使儿童体验到宗教,进入一种与宗教及家庭内其他成员间持续交流的有意义的生活中(吴碧君,2006)。

 

    2. 家庭关系对藏族儿童宗教信仰的影响

 

    家庭是初级群体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一种,它表现的是人们最直接、最简单和基本的社会关系即初级关系,它包括以血缘和姻亲为基础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与祖孙关系。

 

    研究发现，儿童的宗教行为与信念往往与其父母的相同,且相似程度比政治行为、体育行为或其他领域的行为更为接近(Cavalli-Sforzaetal.,1982)。虽然,儿童对父母可能也具有对等的影响,不过,父母明显地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其中,母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父亲其次(Hoodetal.,1996)。在藏区,父母对儿童宗教行为与信念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家庭类型属于父权制,父亲是一切权威的象征,户主一般都是父亲,对父亲的绝对服从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次,母亲的宗教虔诚度往往超过父亲,她们参与宗教活动的次数与时间也超过父亲,而儿童更多的时间与母亲在一起,他们会与母亲一起到寺院,一起转经,并且在日常交流中听到更多的宗教神话与故事,从而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习得宗教知识,并模仿母亲的宗教行为。

 

    除了父母的影响外,长兄也对其他儿童的宗教行为和信念产生影响,原因在于藏族家庭习惯将长子送去寺院,他们是仅次于父亲的另一个权威。而祖母与祖父对儿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许多老年人都声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佛主的信仰也越来越虔诚,由于退出主要的生产劳动,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宗教活动。重要的是,在藏区,由于劳动力都从事生产,隔代抚养极为普遍,儿童的行为与去处在多数情况下是毫无选择的,他们也会跟随着祖父母去寺院转经,不论是出于好奇或其他原因,据笔者观察,儿童基本上都会跟着一起转经(虽然他们一般不会跟着磕长头),一般7岁左右的小孩对转经这一行为都已非常熟练。这种抚育方式牵涉到两种社会学习：一是模仿祖父母,二是不断强化并促成了儿童的宗教行为参与。同时,儿童在寺院这个社区中,观察和了解到了更为丰富和完整的宗教行为及知识,这就更坚定了他们的宗教信念,使他们具有更忠诚的信仰和更明确的道德观念。

    另外,由于藏族家庭的同质性很强,在若干年内,儿童如果没有机会通过其他途径意识到除了父母观点以外的其他观点,他们会很高兴地毫无批判地接受其父母的观点。

    3. 家庭的宗教生活与儿童的参与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完整地浓缩了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在藏区,无论是藏民获取与消费生活资料、解决个人生活来源的方式,还是社会交往方式、日常生活习惯,以及时间的利用与支配方式等都融入了宗教并受其制约与影响。而儿童的社会化即是在家庭中习得这种将宗教生活融入日常生活之生活方式。

 

    在藏区,多子女家庭模式很普遍,许多家庭都愿意送一个孩子到寺院为僧，一个原因是在宗教社区入寺为僧被视家庭极大荣耀,而更为重要的是出家为僧在牧区是一个更好的职业选择。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使出家为僧成为牧民获取生活资料、解决个人生活来源的最佳方式,也使儿童目睹并认同了这样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中,藏民习惯在孩子出生时,请僧人取名字；婚、丧、生病或有重大事情时请僧人念经；每年初请僧人打卦,预测来年的吉凶及如何预防。每天早晨,藏民会将经堂中7个碗换上净水,许多家庭都由小孩来完成,然后在闲暇时转经,时间和次数不一定,但一般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转经或磕头(虔诚的妇女或年龄大的牧民甚至会磕长头,一次一个小时左右),白天则看是否有时间。离寺院近的藏民还会经常去寺院转经,由于藏民家庭中的青壮年一般都去远牧,留在家中的都是老年人或妇女,而抚育儿童的责任一般都有他(她)们来承担。据笔者在麦洼寺的观察,来转经者妇女与老人居多,且多数带有小孩,小孩也会跟着转经。

 

    在上述日常生活中,儿童可以说是完全参与其中的,他们习惯并自觉地换圣水；习惯每天看到家人转经,直到他们成人时,他们也很自然的开始转经,这是重复刺激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请僧人念经时,他们是不能缺席的,儿童会被要求换上藏装(如果有藏装),他们也会积极参与准备请僧人念经所需的器物,念经仪式中,他们会与家人一起虔诚地跪在旁边,中途也负责一些简单的事宜,直至仪式结束。可以说,藏族家庭宗教生活方式的高度同质性决定了藏族儿童是没有选择的,这种有信仰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二、社区、村落(城镇)——藏族儿童信仰社会化的第二、三层环境

 

    社区和村落(城镇) 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他们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具有许多相似性,这里将二者放在一起来讨论。作为社会系统,社区及村落(城镇)具有一定的范围性、结构性、互动性和关联性。除了具有家庭的某些功能外,他们对儿童的社会化还具有另外一些功能。

 

    1. 社区及村落(城镇) 的地理及物理环境

 

    社区通常具有一定的范围,它包含了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以及这个区域内事物的空间结构与联系。藏族地区地域宽广,社区是藏族儿童除家庭以外,最常活动的场所。这就将儿童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单一的地理空间内,使藏族儿童无法或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区域以外的各种新的或不同的环境及影响,一定程度上,社区似一堵墙,隔离了儿童与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面,藏族地区的社区家庭同质性较强,即是说,藏族儿童在社区内活动所接触的物理环境与在家庭中所接触的是无差别的,本篇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家庭物理环境对儿童宗教信仰社会化的影响。可以说,社区及村落(或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和巩固了家庭对儿童的影响。

 

    2. 社区及村落(城镇) 内的同辈群体

 

    在藏族地区,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牧区,藏族家庭对儿童在学校教育上的期望值较低,藏族儿童来自学习的压力也相对较少,可以说,他们比汉族儿童更为愉快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笔者在红原县阿木乡调查期间,每天都会见到成群的藏族儿童(由于是在暑假期间,可以见到更多的儿童)聚集在村口玩乐和游戏。毫无疑问,在这种平等、轻松和毫无挫折感的交往环境中,藏族儿童获得了模仿、展现、质疑和沟通的充分机会,其中包括与放假回家的僧人之间的交往。虽然国家规定不能强迫未满18岁者入寺出家,但在我们连续三年的藏区调查中发现,低龄入寺现象依然十分普遍,这也许与本地教育水平跟不上及藏族的传统观念(藏族家庭习惯将长子送去寺院)相关。重要的是,除了节假日,寺院每年6～8月要放假1个半月,这个时间恰巧与入学儿童的暑假高度重合,除了与家中的兄弟姐妹有更多的交流时间外,他们也常常会与社区及村落(城镇)中的儿童一起玩耍,年龄越小的,频率越高。由于僧人在藏区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他们自然成为了儿童效仿的一个重要榜样。这些年轻僧人的信仰一方面直接影响了社区及村落(城镇)儿童,同时通过影响家中的兄弟姐妹,间接影响了兄弟姐妹的同辈群体。

 

    3. 社区及村落(城镇) 的公共宗教活动

 

    藏区聚落的突出特征是宗教聚落,即以寺庙等宗教机构作为村落的公共生活场所。藏区大大小小的寺院,常常会举行规模不同、目的不同的宗教活动。藏族儿童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极大地影响了其宗教信仰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宗教仪式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在参与宗教仪式的过程中,儿童学习了仪式中的各个程式要求、理解宗教观念、体验宗教情绪、模仿宗教行为,掌握仪式中象征符号的意义和用法。通过参加宗教仪式,个人逐渐获得信徒角色、明了信徒间的各种关系和行为规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信徒(杨宜音,1996),也使宗教信仰从观察模仿达到内化于心的境地。仪式不仅教化儿童如何扮演佛教信徒角色,还将藏传佛教的价值观、人生观灌输给信徒,使之成为藏族宗教文化的表达者和承继。

 

 

    不难看出,上述影响藏族儿童成长的宗教环境及因素是微观的,是儿童可以直接经验到的,这些都最为直接地影响了儿童的情绪。下面将分析这三重世界中的非宗教环境及因素,可以将其称为信息环境,他们是儿童间接经验到的。

   
    由于藏区辖区广阔,交通不便,对藏区儿童来说,要越出这个这三层环境的最外层——村落(或城镇)与外界接触就变得极为困难。且藏区县城与县城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隔着大片大片的农、牧区、或高山、森林无人区,导致藏区城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降低,也使各个城镇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减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非宗教环境与因素对藏族儿童产生的影响也极为有限。

 

    既然儿童难以逾越村落(或城镇),其它村落与城镇又无法辐射进来,这就使影响藏族儿童的非宗教环境和因素局限在了这个三重环境所包含的范围之内。工业文明开始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进入,使藏族地区与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一些现代化要素开始进入藏区,儿童也被卷入了这一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诸如媒体、学校教育、外出归来者以及进入者(开发者及游人)也开始影响藏族儿童的社会化。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现代化要素正在改变着藏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通过收音机、卫星电视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接触新的观念,进而影响他们的子女； 他们也开始转变观念将儿童送入学校接受教育；在旅游区,交通变得顺畅,出入于居住地变得更方便快捷,更多的人还参与到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中,甚至许多儿童也参与其中。可以观察到的是,旅游开发区的大部分藏民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及精力用于与旅游相关的经营活动中。相对地,他们每天转经的时间减少、去寺院的次数降低、宗教性消费也减少。但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信仰依然虔诚不变。

 

    应该说,外来者代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但调查发现,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对藏传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他们会不自觉地跟着当地的藏民一起转经、磕头和参加各类宗教活动。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观念带进来,反而更强化了佛教在藏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出：在藏族儿童的社会化环境中,家庭、社区及村落(或城镇)这三层社会环境的共同性超越了差异性,具较强的同质性,宗教环境带来的影响较之于非宗教环境及因素的影响占绝对优势。相应地,藏族儿童社会位移程度较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和谐的多重世界、一个相对“单一”的世界,在这种毫无角色冲突与挫折感的环境中,儿童欣然接受了父辈的宗教信仰及以此为依托的生活方式。

   

    虽然藏区正被拉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但现代发展的价值观念会在何种程度上将未来的藏族儿童卷入进来,目前尚无法确定。我们承认藏族儿童是“成长为宗教徒的”,是否意味着一旦他们成长环境中的非宗教环境和因素占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成长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理论上似乎应该如此,但我相信,在发展藏区之时,社会不会让水泥、汽车等现代性要素遍布整个藏区,“一心向佛、视身外之物为粪土”的藏民精神亦不会消逝不见。那时的藏民或许会形成另一种更适合其信仰传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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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2] (英)麦克·阿盖尔著,陈彪译，宗教心理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 山根常男，家庭与人格[M]，家政教育社, 1990。

[4] 陈昌文，圣俗边缘——西部社会的环境、信仰和行为[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5]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三联书店,1997。

[6] 吴碧，社会位移对学生社会化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5,(1)：471。

 

 

                       （本文转载自：《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