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江  严学勤

 

 

 

 

    基督教【2】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面临在异质文化坏境中所必然经历的诠释活动。尤其在1954年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步被纳入“三自”体系之下【3】，在与外界的隔绝和政治话语的双重压力下，基督教的本土化特质越发突出。然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对于基督徒而言，在很大层面上面临着当地传统身份与基督徒复合身份的张力与冲突。“当基督教这种‘洋教’试图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关键问题也许并不是二者在世界观上有多大冲突，而是这种观念能否有效的技术化。”【4】，这种“技术化”的机制恰恰构成基督教能在中国内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技术化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张力。描述这种机制及其实践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

    与上个世纪初“中华归主”运动中传教士对于甘肃地区传教困难的哀叹【5】不同，改革开放后西北内陆甘肃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从传教士记述的“广大未开辟的地区”【6】、解放前夕的信徒1万人左右，到1995年官方统计的信徒人数超过6万人【7】，尽管与东部地区相比，这里仍是基督教力量较薄弱的地区，但发展速度仍然是让人侧目的。历史上，西北内陆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多宗教、多民族状况分布普遍，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与本土文化特征，多语言、多文化、多民族与多宗教分布都曾构成对于基督教在该地传播的巨大障碍。而现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基督教在甘肃的发展与传播，与传统文化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冲突? 这样的视角能够使得我们跳出现有历史文献中单一的官方叙事，寻找事实本身的逻辑。

 

 

    榆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属甘肃省兰州市所辖三县五区之一，距省会兰州38公里。全县共辖8镇15乡268个行政村，总人口4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2万人，占总人口的的92.5%。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的必经通道，史称：“捍御秦雍，联络西域，襟带万里，控制强敌，北接沙漠，西控戎羌，为四方根本要扼之地。”县内居民多为古代战后戍边屯田的移民，地理多黄土沟壑，属重度缺水地区。【8】榆中县处于多民族聚居区的中间区域，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三角形中间区域，历史上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分布的显著特征。县内汉族居多数，回族在少数民族中较多，并且存在五教并存【9】的宗教现象。

 

    榆中县的基督教传入较早，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据榆中县志记载：“清光绪25年（1899年）英国内地会(西差会)传教士安牧师赴兰途中夜宿大兴营村讲经传道，农民沈学簾、孙得温接受宣传，组织教会，建造5间房屋作礼拜，发展信徒50人左右。此后，推荐青少年信徒到兰教会学校，医院读书，学医”，大量传入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另据县志记载：“60年代，大兴营教会发展到200 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会活动中止。1983年回复活动，加入兰州三自爱国会。1984年，有关部门拨专款3000元，加上教徒自筹，建教堂，有一个大教堂和十间平房，1985年信徒达200余人。”【10】

    榆中县基督教堂的分布比较广泛，城关教堂是规模最大，也是信徒最多的。据地方志记载：“县城基督教会原名神召会，民国15年（1926），建于县城北关校场街，始有信徒60余人。1950年加入兰州三自爱国会。1958年，该教会传教士被逮铺，教会财产被没收。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又一次加入省市三自爱国会。1984年，建成教堂一座。县内还有李家营，太平堡，祁家坡教堂。1990年，全县共有基督教徒1300多人。”

 

    在调查中，得到的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全县信仰基督教人数为2600多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有10个，分布在榆中县9个乡，80%的村里面有家庭聚会点。县宗教事务科负责全县的各种宗教组织以及活动的管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为全县的总的基督教管理机构，起管理指导作用。组织机情况为设主席1名，秘书长1名，副主席4名，常委9名，委员40多个。上述职务均由民主选举产生，主席任期三年，主管全面工作，副主席分管县内不同区域的堂点及涉教事务，其人选由各个堂点推荐选举产生。在财务上各堂独立。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在其内部组织结构及运作模式方面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教务系统和社会管理体系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正如李向平所说，中国的基督教管理组织“从一个国家行政权力直接控制的政治团体转型为一个雏形具备的社会团体，进而发展出既区别于国家机构又区别于自主性民间社团的权力关系及运作逻辑。教会、神职人员和教牧人员同政府、信徒处于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之中”（李向平，2004），其中凸现出中国化的宗教与国家的微妙关系。

 

    本项研究对于榆中县基督教信徒的调查研究始于2004年。在样本的抽样方面，以榆中县信徒人数总数2600人为调查总体，根据样本同质性较强的特点共抽取总量的5%（130人）作为信徒样本【11】，同时，还按照信徒样本数的2/3抽取了90人作为非信徒样本数【12】。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13】，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计209份。此外，还开展了实地观察和一定数量的深度访谈。

 

    对信徒调查的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基督教信徒的阶层分布较广，在榆中县农村明显的呈现女性多，中年以上（41岁以上）者多，文化程度较低（小学及以下）者多，农民及家庭主妇多，收入低者多的现象。此外，部分特殊年龄段群体，如（24-40岁）信徒群体，中等文化程度（初高中、中专）的比重较大，这部分群体将构成以后教会发展的支柱力量。

 

    二、“技术化”机制与实践——社会情境下的基督教

 

    教会与信徒离不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情境，往往生产出一系列应对化的技术性措施，这些技术化的机制有的是适应化的产物，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是教会为了发展和壮大，构建牢固的群体认同而发展起来的一套体系。吴飞（2001）在他的乡村天主教群体研究中具体阐述了“技术”在天主教群体中的运用，描述了教堂的世俗治理技术、教友群体的集体技术、教友的集体记忆技术等的运用，在本项研究中，力图对于甘肃情境下基督教发展起来的技术化机制作简单探究，探究基督教的宗教治理及世俗传播的“技术化”机制，同时对“技术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作描述。

                         表一、基督信徒问卷基本信息统计表

    注：比例不足的部分为拒答值，TOTAL ：209份

 

    1. 宗教治理技术——宗教活动及仪式的适应化调整

 

    信徒数据表明：在本地正式教堂参加活动是大多数信徒参加宗教活动的选择（80.0%），家庭聚会成为信徒补充的宗教活动形式（9.2%）【14】，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在其传播的过程中, 往往经历“适应化”的过程，在实行方式、时间方面作种种技术性微调。如洗礼仪式方面：一般基督徒入教要举行洗礼，分点水和浸礼两种。但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在我们走访的教堂中，只有城关教堂举行的是浸礼，其余的均为点水礼，各个教堂的洗礼方式也不一样。

 

    此外，圣餐是信徒经常领受的重要圣事，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我们走访的除了城关教堂每月领圣餐一次，其余的教堂领圣餐的次数都各不一样，但大部分仅每季度甚至每年（圣诞节）领圣餐一次。圣餐的内容由于经济限制如葡萄酒在个别教堂(如李家营)也换成了葡萄干熬的水。但尽管经济条件限制了很多，在农村对这些的重视程度和神圣程度并没有因此降低，在我们走访的教堂里，做圣餐的餐具以及饮具等都是单独的，并不是与日常物品混用的。

 

    除这两件基本礼仪外，最经常举行的是主日礼拜，在我们走访的几家教堂，由于受各地农忙时间的限制，举行礼拜的时间也各不一样。如LGD教堂(H乡)，SLG教堂(J乡)，LJY聚会点(X乡)的礼拜时间都在中午，即周日中午1点到3点。只有大的教堂（如CGZ教堂），历史久的教堂（如DXY教堂）还保留着比较严格的礼拜时间，在周三晚和周五晚也进行查经礼拜活动。基督教的节日，最主要的是“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复活，时间在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星期日。此外还有圣诞节、升天显现节、圣灵降临节等许多别的节日，但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中，多数教会都不重视复活节还有别的一些节日，都只是过圣诞节。由于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圣诞节也不是每年都过，但大部分教会还是很重视的。圣诞节的庆祝仪式也大同小异，主要是讲经(讲圣诞节的由来与相应经文)、唱诗、做祷告，大一点的教堂有诗班献诗，但大部分农村教堂的庆祝活动几乎变成了农民的联欢会，有农民自己的圣诗朗诵，有快板，有民歌式的献诗，有个人或是全家的宣信，还有简单的圣剧表演等等。

 

    2. 世俗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与伦理的日常化

 

   （1）传播方式的熟人逻辑：

 

    从传播方式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熟人关系逻辑：信徒问卷中显示受家庭影响从小信教（25.8%）；经朋友、同事、邻居介绍（28.3%）；而其他途经则较少。而非信徒大部分对于基督教只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50.6%），非信徒了解基督教的途径中，朋友、邻居、同事也是主要的信息来源。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中，因病、因生活逼迫、因精神痛苦等原因往往构成信徒入教的内在原因，在信徒中很普遍。如LJY 教堂长老就是由于有病治不好而入教的。SLG教堂一信徒（SXP），女，40岁左右，由于车祸失去亲人，精神痛苦而入教。

 

    基督教对于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一家庭成员初信阶段并往往会造成家庭传统的抵制，但家庭的抵制力随该家庭成员的信教年限增加，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并且家庭成员的身份（是否是家长，是否在家庭结构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抵制力强弱有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在家庭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家长）的成员归信，更易于造成全家归信的现象产生。【15】

 

          表二、信徒与非信徒对基督教的了解途径

 

   （2）基督教网络体系的构建技术

 

    教会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如轮回做工、团契组织、探访等形式巩固着自己的网络体系，使得教会内部的成员能感受到教会作为一种集体性归属的存在。其中，轮回做工体系通过组织受过系统训练的讲道员在各区【16】轮回讲道，而讲道员往往是各堂点的精英力量，实际上起着各个堂点之间的信息沟通桥梁作用，各个教堂都组织不同特色的团契聚会活动【17】，通过对于不同的分层体系，形成着不同群体的认同体系。而探访，则是传达教会关爱，沟通信徒与教会的另一途径。此外，主日聚会，节日聚会，唱诗，代祷活动等都是构建网络体系，增强群体认同的主要技术手段。

 

    在很多教堂，“以堂带点”是发展教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大的堂点通过在临近村落设立聚会点来发展因交通不便不能常来教堂的信徒，教堂也对聚会点的发展承担一定的管理和支持义务，等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可能审批为正式的堂点，这样的发展模式在榆中地区很普遍，通过这种体系，县城教堂，乡教堂和村的聚会点形成着一套复杂的连带体系。

 

    （3）基督教伦理的日常化

 

    基督教通过把基督教伦理与日常生活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的基督教化解释，如对于中国传统的“孝”，“罪恶惩罚，因果报应”等的基督教阐释，从而构建中国化的基督教化的基督徒日常伦理。

 

    问卷显示：基督教对于信徒的心理状况有明显改善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到信徒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达到了自己信教的期望值，即“生活充实、心情愉快”（90.0%）、“心胸开阔、性格平和”（67.5%）、“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和谐”(68.3%)，同时，大部分基督徒认同基督教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教会的慈善活动体现了基督精神（85.7%），教会的慈善救助活动减轻了政府的负担（74.3%），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提高了当地的社会文明水平（85.5%），有利于社会的稳定（89.0%）。

 

           表三、信徒与非信徒对于基督教社会功能的认同情况

 

    与信徒问卷有明显差异，对于基督教社会功能的认定，大部分普通农民没有显示出较高的趋同度，均远低于信徒选择比例。大部分普通农民对于基督教及其活动是陌生的，都显示不好说，不好评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25.8%）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越来越多，与信徒问卷数据显示一定趋同。

 

    基督教取得大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遭遇与原有社会传统及体系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现象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跳出很多研究中对于基督教发展一片繁荣的宏观印象认定，而进入基督教遭遇到的尴尬本身。

 

    1.数据的反映

 

    在问卷中，我们考察了信徒信教后与周边居民和民俗活动的冲突问题：周边居民对信教人的态度选择较为友好（34.2%），非常友好（21.7%），一般化（24.2%），不太友好（6.7%），不好说（8.3%）。可见农村里面对宗教信仰已经有了很高的宽容度，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有个别人仍对基督教的传播持反对态度。在我们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也只是对没有危害到自己利益的事情不怎么关心，但如果一旦基督教妨碍到自身利益，那么他的态度马上就会发生转变。而非信徒数据中则显示：在基督教给社区带来的影响方面，有61.8%的人选择不知道，与前面我们分析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是相符的；另有6.7%和15.7%的人选择其提高了社区的文明水平，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还有2.2%的人选择其给社区带来了一些麻烦；有13.5%的人选择其他。这说明，一方面，在文化娱乐活动缺乏的农村，基督教的存在，如其唱圣诗，做礼拜等丰富的形式，给农村带来了很多乐趣，也成为其之所以传播迅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的传播打破了一些人的平静的生活，从而引起反对。

 

    可见，基督教很多时候还是会遇到与周围社区和居民沟通的问题，而且，大发展的过程往往是只重速度，而忽略了内部及外部矛盾的产生，就我们的研究区域——甘肃榆中县来说，多民族、多宗教及地方传统文化对于民众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尽管基督教发展迅速，官方统计中信徒人数是最高的輥輶訛，但基督教在该县的影响却是边缘化的，使得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冲突和发展困境。

 

    2.与当地传统信仰及权威体系的冲突

 

    基督教信仰与当地信仰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基督教保持着一种与民间信仰的趋同，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也发生着与民间信仰的冲突。“文革”对权威的消解、市场经济以来的“众声喧哗”，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一个诸神竞争的时代。在冲突方面，L教堂所在地区曾发生过一起土庙收捐事件，由于基督教的教义里规定基督为唯一真神，就导致基督徒对别的偶像的坚决反对。在土庙收捐事件里，基督信徒拒绝给修庙摊派捐款，而在这种冲突里面，收捐的庙祝就动用传统的力量来威胁，说信基督教的死后不让在村里的土地里埋。在这里，传统与基督教的冲突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尖锐的程度，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冲突，可以说就是传统与外来宗教权威体系间的排斥与争夺。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冲犯了中国民间信仰在乡社中的权威体系，于是双方由矛盾酿致冲突。奉行入土为安的农民，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对这些基本的东西又该如何面对呢?据我们得知，L教堂的信教人数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很多了，也许正是与这种冲突与传统的压力有关吧！

 

    综上所述，尽管基督教已然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至少从非信仰者的角度看，它在汉语语境中的合法性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似乎被一条无形的河隔断了，大多数的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生活是很陌生的。实用性入教成为基督教在农村吸纳信徒的主要原因，但这样同样给基督教的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和滞绊。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一些村民不知道与自己住所相隔很近的就是基督教堂，我们寻找教堂的努力也往往需要找到与教堂有关的人员才能达成，这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执教多年的芬兰神学家考斯奇卡利奥（Toivo Koskikallio）曾经说：在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疏离上帝的，是邪恶之人；而在非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不信教只是因为“无动于衷”而已。尽管想通过上帝的“灵恩”建立一种思想上的“卡里斯马”权威（charismatic power）是很多传教士的梦想，但在诸神竞争的时代，基督教并没有占有相当大的胜面。

 

    四、小结

 

    在我们的上述研究中，我们探究了基督教在甘肃农村传播的“技术化”机制及其实践，我们力图通过整体性方法的介入，来弥合单纯的量化研究或者质性研究在宗教实证研究中可能出现的缺陷，而且我们欣喜的看到这种结合似乎发挥了它的效用。通过对于冲突个案的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跳出官方叙事，而寻出基督教本身发展的逻辑。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能够使得我们思考和挖掘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运用的卓有成效的“技术”及其实践形态，同样，我们也发现这种“技术”并不能完全弥合基督教和基督徒作为一种“异质”力量所遭受的身份张力。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又传统力量深厚的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必定会受到多种传统力量及既定秩序的压力，而基督教起特有的适应性与“技术化”机制也很值得学者探究，而反之，在保持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也应该使得传统文化有更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才能在全球化文化竞争的舞台中获得有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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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篇论文的主要数据来自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基督教文化在甘肃地区的传播”项目调查。项目得到了香港九龙浸信会的资助。

【2】“基督教”在历史上，指基督新教、天主教及东正教的集合，后有学者提出以“基督宗教”和“基督教”的概念区分泛指的基督宗教与基督新教，如果在下文不作特殊说明，本文所指基督教只指基督新教。

【3】195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从此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了“三自”的发展体系之内。

【4】李猛：“探寻他们是谁”，见吴飞.麦芒上的神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M].道风书社，2001.

【5】【6】具体记述见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R].1985:246-260.525-532.

【7】甘肃省志.宗教志》初稿，2002.326.

【8】【10】榆中县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9】五教指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回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

【11】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由于抽样的限制，在教民样本中未区分其是否受洗，只是以他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为准，因此，样本中有部分为慕道友。

【12】由我们的研究目的决定，非信徒样本主要用来与信徒样本作对比研究，此外受时间和精力限制，非信徒样本选择量少于信徒样本量。

【13】这样的抽样结合方法即先通过访谈宗教局和教堂管理人员，得知各教堂的日常信徒容量，然后在相应教堂参加周末礼拜的人中间随机抽样。

【14】家庭教会的存在方式往往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很多地区，家庭教会只是没有受到正式批准但和三自体系内的信徒保持密切关系的一种状态，是正常礼拜活动的日常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然，也有少量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类型，这部分是受严格限制的。

【15】如个案访谈中的记述：J 长老的信主，刚开始家里抵制的厉害，但J 长老坚持信仰，后来感动老伴信主，后来大儿子、儿媳、女儿相继信主，小儿子正在上高中，也常随家里人祷告和去教堂。

【16】基督教贯彻“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方针，轮回做工大部分仅限于一个教区内的教堂之间，如榆中县属于兰州市，则轮回做工的组成人员多为兰州市内教堂的讲道员及部分乡村教堂的讲道员，但偶尔也会邀请外地的讲道员来讲。

【17】团契有不同的分类，如按成长阶段分：可分为青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大专团契、社青（未婚）团契、夫妇团契、中坚团契（40岁～60岁）、老人团契（60岁以上），依性别分类：弟兄团契（已婚社青一中坚），姊妹团契（己婚一中坚）；依牧养环境分类：校园团契，工厂团契，外出青年团契，家庭小组团契等；依服事的性质分类：传道同工团契，教牧人员团契，教员团契等，依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团契：如职业相同者（教师团契、路加（医生） 团契等），生活型态相同者（如家庭主妇团契、商人团契等），为了教会事工需要而设立者（如祷告团契，医院布道团契等）。引自生命之光网站http://www.smzg.com/tjc/jmsw/tqllysw/072405172.shtml

【18】官方统计宗教徒人数标准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数据，对于佛教道教信徒只统计登记在册的寺庙、道观中的从业者（和尚、尼姑、喇嘛、道士）的数量，而对于基督教信徒人数的统计则按各堂报上来的每年施洗人数的累加。因此出现官方统计中基督教人数最多的情况，但实际影响力不能按数字推论。

 

                 （本文转载自：《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10月第19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