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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分析
发布时间: 2010/2/11日    【字体:
作者:朴钟锦
关键词:  韩国 宗教  
 

                                         朴钟锦
 
 
[内容摘要] 韩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因而在教义上它们是对立的,但在法律上它们却有着同等的权力与义务,因而它们又是平等的。由于教义上的对立关系, 极易导致宗教间的矛盾与摩擦。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各宗教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宗教对话,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和平共存、互补平衡的稳定格局。但这种稳定与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因此保持多宗教的和平共存就成为韩国面临的一大时代课题。

关键词:韩国宗教;多元化;对立平等;竞争共存;动态平衡

 
    一、韩国宗教的多元化格局

    韩国宗教的多元化格局是指韩国宗教类别繁多, 教堂林立, 信徒多等。韩国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宗教大国”之称誉, 因为韩国是个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其中外来宗教有佛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民族宗教可分东学系、儒道系、巫俗系、新兴佛教系、新兴基督教系等12个系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道教(原名东学)、圆佛教、大倧教、甑山教等①。萨满教是韩国土生土长的最古老的传统民俗宗教。新兴宗教和新创教派到底有多少, 说法不一,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统一教、天教、圣德道、国际道德协会、太极道等。

    据韩国有关资料表明, 到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教堂90740余所、圣职人员499200余人②。宗教信徒, 据1999年末韩国各宗教团体的资料统计,当年韩国总人口为4686万人,信徒人数为76542839人,超过总人口的63%,其中,佛教徒占信徒总数的44.2% ,占人口总数的72.2%;基督教徒为24.4%,占人口总数的39.9%;儒教信徒为7.8%,占人口总数的12.8%;天主教徒为5.2%,占人口总数的8.4%;圆佛教徒为1.7%,占人口总数的2.8%;天道教徒为1.2%,占人口总数的2.1%;大教徒为0.6%,占人口总数的1%;其他教徒为14.7%,占人口总数的24%③。

    这里没有提到萨满教,但事实上,根据韩国学者的调查,萨满教不仅在韩国依旧存在,而且拥有众多信徒,以萨满教为业的萨满人数至少可达10万人,萨满教信徒则可能不下数百万。另外,儒教信徒登记注册的人数虽不多, 但实际生活中具有儒教信仰的人数却不止于上述统计的数字。据汉城大学尹以钦教授调查:在被调查者中, 91%是实际上生活在儒教信念影响下的实践性的儒教人;49.3%是实践性的佛教人;36.3%是实践性的基督教人和天主教人。根据该项调查结果和韩国信教人数超过人口总数的事实, 我们可以知道韩国有些公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④。

    韩国宗教的多元化特点不仅表现在“多”字上, 还表现在各宗教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平等关系、竞争的共存关系、动态的平衡关系上。
 
    二、韩国宗教的对立平等关系

    我们知道,宗教是以绝对的信念体系作为前提的,不同的宗教反映的是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因此,不同宗教之间、宗教内部之间、政教之间极易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和斗争,有的甚至经历长期的战争。这种情况至今还在南亚的克什米尔、斯里兰卡、中东的黎巴嫩等国和地区存在。韩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发展起源和不同的文化背景, 因而都有相互独立的宗教思想体系。

    佛教起源于印度,公元4世纪时,经中国传入韩国。佛教有小乘、大乘、密教之分,流传韩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事、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儒教发源于中国, 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入韩国。事实上儒教在韩国并不存在教会式的组织,但存在不少儒教社团。这些社团以《四书》、《五经》为经典, 并定期举行祭天、祭孔、祭祖宗教仪式,故在韩国儒教被归入宗教类。⑤儒教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等。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后来逐渐分化出天主教、正教与新教,主要流行于欧美国家与地区。其中天主教于1784年经中国传入韩国, 新教则是在1876年传入韩国的。天主教有一套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 除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酥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天主圣子之母。确信:天主圣父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天主圣子降生为人,救赎世人,并受难、复活、升天, 世界末日将再次降临,对世人审判、赏罚;天主圣神(即圣灵)圣化人类;教会为基督所创立,有赦罪权等。新教则否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主张教会制度多样化而不赞成强求一律;认为信徒与上帝直接相通而无须以神甫作中介;否认“炼狱”和“圣餐变体论”;拒绝尊玛利亚为“圣母”等。

    由于韩国各宗教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因而都相信只有自己的教理才是绝对真理,而其他宗教的教理, 或是错误的,或者是相对的, 或者已经被包括在自己的宗教教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宗教之间是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这种教义上的对立排斥极易引发宗教团体、信徒之间的矛盾、摩擦甚至流血冲突。韩国历史上李氏王朝时期就出现过“抑佛扬儒”、迫害天主教徒的事件。宗教之间因教义对立而导致摩擦、矛盾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因信仰问题而产生的摩擦和矛盾,在韩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发展成为宗教战争。相反,尽管矛盾摩擦不断,各宗教之间大体保持了和谐共存的关系,特别是在现代韩国,“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的团体。”“哪一种宗教也不能主导韩国文化”⑥谁也不居于主宰地位,无法左右所有人的价值观。因为韩国宪法早就规定:一切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国教,宗教与政治分离。所以,韩国宗教虽教派林立,各具不同文化特质的绝对价值体系, 在教义上彼此对立、相互排斥,但在法律上,它们是平等的。换言之,现代韩国各个宗教虽然各具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信仰的绝对价值体系各不相同,但他们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也没有等级差别,彼此平等,谁也不居于主宰地位,谁都无法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左右所有人的价值观念,各种宗教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平等关系。
 
    三、韩国宗教的竞争共存关系

    多元化的韩国宗教还是一种竞争共存的关系。各宗教团体具有平等权利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关系。事实上由于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绝对信仰体系,各个宗教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在争取信徒、扩大教势等方面。为此各宗教团体采取种种办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 得以生存和发展。

    比如,每逢政治事件和面临现代化产生的新问题时,各教团多要表明各自的态度,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借以赢得国民的信赖。在这方面天主教、特别是新教走在了前列。比如20世纪初的“三·一”民族独立运动、70年代的反独裁人权运动、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民族统一运动、9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运动等等,都有新教的积极参与和率先垂范。因此,1980年以后,韩国新教信徒猛增(1985年信徒人数为6489282人,到1999年则为18699805人),现已成为韩国第二大宗教。

    为了教团的自立自营,各宗教团体都不同程度地从事经济活动,统一教甚至已成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国际财团。同时,各教团积极向海外传教,竞相发展社会文化和福利事业。据统计, 新教有财团法人104个、社团法人76个、出版定期刊物67种、海外宣教师9049人;开办大专院校40所、神学校74所、中学69所、医院30所等。天主教宣教团体7个、财团法人61个、社团法人9个、出版定期刊物18种、在海外有宣教师586人,国内外国传教士463人。创办大专院校15所、中学87所、医院75所、社会事业机关195所、出版报道机关13所。儒教财团法人17个、社团法人4个、出版定期刊物3种。佛教财团法人36个、社团法人44个、出版定期刊物24种、海外宣教师241人、开办大专院校7所、中学22所、社会福利设施41所。⑦

    面对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日益增多的形势,佛教有意或无意地以新教团体为榜样和竞争对手,致力于佛教改革,其许多改革举措都反映出新教的影响:比如通过大学、印刷品和广播媒体,宣传和普及佛教教义、佛教仪式和佛教术语;1970年开始在佛教仪式上使用“赞佛歌”,并努力推广之,以使人们像熟知基督教圣歌一样熟悉“赞佛歌”;编写通俗易懂能供广大信徒阅读的大众化经典等。⑧

    激烈的竞争很容易引发和加剧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但如果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迫害其他宗教教徒,在宗教多元、政教分离、提倡信仰自由的现代韩国社会里,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为了在多元的宗教社会里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韩国各教团意识到只有承认对方的存在,才能获得对方对自己的存在的认同,只有寻求与大家的共存,与其他宗教共同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于是,韩国各宗教团体,在努力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宗教对话运动。

    尹以钦教授在其《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一文中,列举了1919年以来16项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对话运动,并将其归纳为3种类型:“第一类型为宣教关系型对话”, 如“韩国宗教协议会”、“世界宗教和平者会议”、“韩国民族宗教协议会”等。其中除个别是以直接宣教为目的的消极性对话外,大部分都是以间接宣教为目的的积极性对话,即通过宗教联合体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寻求消除隔阂与偏见。但在对话实践中,各会员团体都强烈表现出确保自己地位和既得权的倾向。第二类型为“追求宗教之外的共同目标型对话”。其中有的是自发组织和参加的对话运动, 如“三·一独立运动”、“国产品爱用运动”等。有的则是在政府政策诱导下的宗教对话运动,如“和平统一自立委员会宗教分科委员会”、“大韩民国宗教艺术节”、“宗教文化遗址对话巡礼”、“其他宗教文化理解讲座”、“纪念‘三·一’节全民族手拉手运动”等。⑨第三类型是“追求共同秩序型对话”。其中由天主教修女、佛教尼姑、圆佛教靓女组成的“三所会”, 是以交流、合作、友谊为目的“纯粹追求亲睦性的对话”。而其余如“对话神学运动”、“韩国宗教学会”等则属于“追求社会规范和共同秩序理念的对话”。这类活动主要是以有关宗教对话的理论研究工作为主, 其中韩国宗教协会的活动对宗教对话运动影响巨大。

    通过尹以钦教授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韩国宗教对话运动主要不是宗教教义上的对话,而是以宗教之外的共同利益为主要对话媒介的。这种求同的对话运动对消除宗教间的隔阂与矛盾,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理解,促进相互间的和平共存,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韩国宗教的动态平衡关系

    多宗教的韩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宗教矛盾的激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和宗教武装冲突,还与韩国各宗教之间保持了相对平衡的关系有关。这里所谓平衡关系是指各个宗教在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在激烈的竞争与宗教对话的过程中,努力寻找各自的位置,并在各自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秩序的互补关系。

    基督教是一神教,因此,比起其他宗教来,最具排他性。基督教新教自传入韩国之初,就标榜个人主义和排他性,对韩国固有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采取排斥和蔑视的态度。但对于韩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新教却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态度、甚至是在引领潮流。新教强调社会改革,提倡教育和创新精神,传播现代科学知识,高举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和民族统一大旗,这一切不仅促进了韩国的发展,也为它赢得了国民的信赖,所以新教很快发展成为韩国第二大宗教。天主教先于新教传入韩国,它和新教一样,轻视韩国传统文化,但在解决社会问题, 如民主化运动、社会福利、促进南北民族统一、妇女运动等方面同样也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因此,天主教徒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总之,基督教被称作是“社会的骏马,文化的牛车”。

    儒教正好与上述宗教相反,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得不够敏感,不够迅速,但它作为韩国的传统文化却已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意识深处,虽然它作为国家管理体系的职能随着近代“西学东渐”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教育职能和礼仪职能, 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说,儒教的“忠、孝、节、义”观念、“五常”、“五伦”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观念。尊敬老人和父母、服从上级、尊师重教, 仍然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嫡长子制的传统和男尊女卑思想仍然非常强大。儒教哲学的因循守旧虽与现代化有些摩擦,但儒教提倡的稳定与和谐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仍有现实意义。总之,西方或基督教文化中的“民主、平等”观念意识只停留在外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上, 而内在的具体生活方式如人际关系、亲属观念、家庭观念等都依然依靠儒教文化来调适。包括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们在其家庭和职场生活中都在不自觉地遵循着儒教文化的规范。所以,登记注册的儒教人数虽不多,但在尹以钦的调查中,实际的儒教人占被调查者的91%,这个数字充分证明了儒教文化在韩国人的生活中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如果说儒教为韩国人提供了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那么佛教则为韩国人提供了佛教人生观和佛教情绪,即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对脱俗超凡的渴望。韩国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可能非常儒教,但在遇到挫折,面临不幸时,却总是非常佛教的,常用“因果报应”、“自业自得”、“前世因缘”、“前世修来的福”等佛教观念来解释一切和安慰自己。面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弊病,韩国人希望在佛教的“禁欲”、“求道”等观念中寻求医治的妙方。因此,有人说,韩国人既是儒教人,也是佛教人。由于佛教在韩国的社会文化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佛教成为韩国最大的宗教团体。不过,佛教虽然拥有最多的信徒,但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它同儒教一样,没有起到积极的社会先导作用。

    萨满教是土生土长的民俗宗教,既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创始人,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礼仪,更没有寺庙和成文的经典,它比起其他宗教,不具备先验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民俗。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萨满教徒,但萨满教确实存在于韩国,而且仍在发挥着作用。比如,许多人包括老人、年轻人常找算命先生为自己占卜、预测考试、升学、恋爱婚姻、事业工作等各方面的吉凶。在农村村民常祭祀山神、土地神、龙神等,乞求神灵保佑,降雨祛灾,五谷丰登。显然,萨满教的原始特点决定了它难以为现代韩国人提供实现社会价值或实现道德自觉、理想人生的生活准则,它只能通过祈祷禳福仪式,为那些求子求福、祈愿祛病除灾、风调雨顺的人提供一点精神慰籍。然而,萨满教作为韩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根源,对韩国人的影响却是深层而隐性的,它作为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土著宗教,在漫长的岁月中“塑造了韩国人的生活和形成于其中的韩国人的性格。反过来也可说,韩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欲求创造和发展了韩国的巫教。”⑩

    萨满教是多神教, 信仰万物有灵论, 因而不像一神教那样具有排他性。而且萨满教的各神灵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不存在主宰一切的上帝, 只要各神灵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宇宙秩序就能维持。萨满教所包含的这种开放、包容、追求秩序的现实主义观点,对韩国人开放、宽容、追求调和与现实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这种开放、宽容、追求和谐秩序的现实主义思想,才使得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韩国生根发芽,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体保持了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发展趋势。直到今天,韩国宗教多元共存、和谐相处依旧是主流。

    如果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之间的互补关系用三层同心圆模式来表示, 萨满教居于最核心位置, 因为它是固有宗教,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因而是深层而隐性的。儒教、佛教居于第二层,虽是外来宗教,但它在韩国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韩国传统文化因素,因而早已与萨满教一同构成了韩国文化的传统部分。儒教、佛教对韩国人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伦理道德规范和人生观等具体的生活方式方面,因此,它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显性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位于最外层,因为作为外来宗教,它的作用,如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尚停留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表面、外围的层面上,还没有渗透到韩国的人伦关系里。而且,因其排斥韩国传统文化,故一直没有摆脱掉外来宗教的形象,离韩国化还相差很远。

    上述宗教的互补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始终是变动不定的,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巫俗信仰、祭天仪式等在古代社会就是韩国人的全部宗教活动,但后来随着儒教、佛教的传入, 在不断与儒、佛、道等外来宗教因素相互吸收的过程中,逐渐退居台下。佛教曾经是三国时代新罗国和统一新罗时代的国教,但自李氏朝鲜实行“抑佛扬儒”政策以后,佛教遭到儒教文人的批判,佛教僧侣也被列为社会的最低层, 直到大韩民国建立才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近年来,受到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刺激,佛教也在积极致力于佛教的现代化,对社会活动开始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是刚刚起步, 但这预示着未来的变化。儒教在“抑佛扬儒”的李朝时代,曾以其至尊地位, 批判佛教与道教、巫教及民间信仰等均为“淫祀”, 朝鲜后期又以儒、佛、道三教合一为传统文化的立场, 严厉排斥西学——天主教。但最终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下,儒教失去了其国家管理体系的职能,也因“儒教非宗教论”而失去了宗教性。然而近些年来受到其他宗教发展的影响,《儒教学会报》1985年提出了韩国儒教宗教化、孔孟化、韩国化、大众化的口号,试图在多元宗教的现代韩国社会里,恢复和发挥其作为宗教的功能与作用。与此同时,一贯排斥传统文化的基督教新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信徒举行传统的祭祀祖先仪式,表明基督教对传统文化也开始采取包容态度。天主教则干脆提出“土著化”的口号,并实行韩国语弥撒等。这些历史事实和种种现实动向无不证明韩国各宗教现有的稳定秩序和互补结构,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时都会被打破,矛盾、摩擦随时都会产生、激化,因而隐藏着危机与不稳定因素。这样,消除隐患,增进和提高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性,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始终保持宗教的多元共存关系,是韩国面临的一项时代课题。
 
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金东勋:“韩国宗教文化略论” [J],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②韩国文化观光部:《2002年文化政策白皮书》,第287页。
③黄心川主编: 《当代亚太地区宗教》[M],第11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④黄心川主编: 《当代亚太地区宗教》[M],第11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⑤金东勋:“韩国宗教文化略论”[J],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⑥尹以钦:“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J],载于《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第3期。
⑦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M],第107、127~130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⑧APA Publications编,赵媛等译:《韩国》[M],第64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年。
⑨韩国文化观光部:《2002年文化政策白皮书》,第290页。
⑩柳东植:《韩国宗教与基督教》,1965年,引自《韩国人的意识与行为方式》[M],第55页,金在恩,梨花女大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
 
参考文献:

1. 尹以钦等: 《韩国人的宗教观——韩国精神的脉络与内容》[M],汉城大学校出版部, 2001年8月。
2. 韩国文化观光部: 《2002 年文化政策白皮书》第287~300页。
3. 金在恩: 《韩国人的意识与行为方式》[M],梨花女大出版社, 1987年第一版,2001 年第三次印刷。
4. 尹以钦: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韩国宗教对话运动的历史考察” [J],载于《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第3期。
5. 《韩国手册》(中文版) [M], 韩国海外公报馆, 1992年。
6. 黄心川主编: 《当代亚太地区宗教》[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
7. 金东勋: “韩国宗教文化略论”[J],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998 年第4 期。
8. 侯尚智、孔庆峒: 《韩国概览》[M],人民出版社, 1996年。
9. 《辞海》[D],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10. APA Publications 编, 赵媛等译: 《韩国》[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2 年。
 
 
            (本文转载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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