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宗教需求，往往以一种中国人特别喜好的扩散信仰（diffused religion）形式，而不会直接表达为一种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 的形式。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是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 )，后者则是一种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格局。【1】

    在此格局中，公共宗教是藉由着权力秩序，表达为国家机制的神圣化要求，同时也具有了强大的强制性特征；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则可以表现得比较自由随意，不拘时空，不太承受外在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这些私人信仰方式常以主导信仰与次级信仰之间，如儒道或儒佛间互补的现实呈现出来。因此，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信仰者个人面对强大的公共权力秩序，镶嵌于国家神圣化的强大要求之中，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暂时自在。

    时下里人们极为关注的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及其政教关系的再讨论问题，应当是在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间变异出来的宗教领域，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在国家与个人间的新生地带所所呈现出来的政教关系变迁。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独有的宗教社会学现象。它导致了中国宗教的发展，在如何进入宪政建设架构的问题上，不得不制约于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以及私人信仰的群体性、或组织性的表达路径。为此，公共宗教、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体——即宗教组织的制度化，建构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变量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宽窄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或制约了政教关系与中国信仰、中国社会宗教发展的内在关系。

    为此，本文把宗教活动、信仰表达的空间资源、信仰群体组织化必须具备的合法性条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何神圣化的基本前提等等，视为当代中国宗教与信仰体系必须具备的神圣资源，进而集中讨论这些神圣资源在国家、私人和社会三大层面之间的分配和使用状况，由此论述当代中国及其个人、社会、国家对于神圣资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层次结构，如何打造了“宗教社会化”以及“宗教法制化”的语境和困境。

 

 

    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如何使世间秩序得以神圣化，进而证明世间秩序的神圣化与合法性。

    就中国宗教而言，一个悠久和强大的儒教传统，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儒教信仰及其制度化要求，基本是因了公共权力秩序，而无法建构出制度型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中国人的主导型儒教信仰模式，一般就呈现为两大层次：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秩序，一个是私人的、采用儒佛、儒道互补、甚至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民间信仰方式。

    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儒教信仰的制度支持体系已经消解，但儒教的信仰却被以私人信仰的方式，保留在个人的精神领域里。当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之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神圣化的要求，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儒教传统的最大影响，即把天命的合法性源头转变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契合，用富有政治思潮特点的“主义” 证明模式，替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天命”信仰【2】，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秩序的建构，内涵了极其复杂并非常强大的神圣化要求。


    这种神圣化要求，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权发展的历程中。这一传统，不是宗教，却似宗教，甚至比制度宗教的神圣化要求更加强烈。它们并不具备制度宗教的组织特征，却依然对国家权力存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或者就出自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证明需要。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紧紧地纳入自己的权力秩序建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要从这种神圣化要求之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资源。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所内涵的神圣化要求，并不直接表达为宗教，而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以各种公共型象征符号、特别是对于神圣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等方式来表达。因此，这些神圣化要求，直接依赖并且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设置，进入了公共权力秩序。所以，国家权力秩序之中往往亦内涵了相应的神圣化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表达路径，大多不在宗教或法制的领域，却深深镶嵌在政治秩序及其公共权力的相关领域中。

    在这里，应当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权力及其秩序所必须的神圣化资源和神圣化需求如何满足？它们如何使用公共权力所能掌握的神圣资源，建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

    其基本特点是，公共权力层面这种独特的神圣化要求，大多是以公共权力对中国社会神圣资源的把握为前提，并使用了公共权力分配和使用神圣资源的最大职能。因此，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及其建构模式，大多是依赖着公共权力的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宗教管理和宗教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特别是因为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使它们不会进入宗教领域，而偏向于政教关系之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局限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场域。

    诚然，这一宗教－政治的社会学现象，已说明了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不仅仅是宗教法制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了政治民主化、宗教社会化的主题。所以，如何处理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应当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两权分立要求【3】、政教关系的梳理方法，如何纳入社会化和法制化领域的最重要前提。

    中国社会的宗教要求，在其公共影响力层面，常常借助于国家权力秩序。它对宗教资源的神圣化要求，最为直截了当。宗教运作的边界，故不以制度为界，而以宗教功能的表达为要求，随着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可以突破已有的制度界限。倘若是国家公共权力的神圣化要求，它就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功能需求，淡化甚至消解了公共宗教的制度设置；同时，也可能因为对此功能的需求减低或者消逝，而把这种原来具有的神圣化要求，以其行政权力加以抑止、或使其边缘化。这说明国家权力对公共宗教的管辖模式，实际上是公共宗教在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功能时，常常要通过国家权力对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来实现。

    因此，由于中国社会中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宗教需求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等层面之间，大致建构了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宗教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这种三角变量关系之中的主要变量。就此而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在宗教需求层面的互动关系，常常呈现为如下几种格局：

    公共权力的宗教需求强大，社会的宗教需求就会弱小；

    社会组织的宗教需求弱小，个人的宗教需求就会强大；

    个人之间的宗教需求强大，宗教群体表达功能就弱小。

    在此三种关系变量之中，国家与个人的需求最为强大，呈现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在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如以弱小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个人就无法与国家机器直接对话、构成互动。一个常有的现象就是，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中国社会里却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公共权力甚至会与信仰者个人形成一种普遍的契合，甚至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同构合谋关系。它们都不喜欢宗教信仰的群体格局，不太愿意把个人的信仰整合、建构为一个体系化的宗教。公共宗教喜欢这样，私人信仰亦是如此。虽然个人的信仰，却常与国家、秩序无涉，但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个人的灵性满足，个人的利益回报，但是，私人的信仰与公共宗教之间的默契，即是在于私人信仰常常也不倾向、接纳于一个制度化的宗教体系，而在宗教生活层面就是对公共宗教最大的配合。因为，它们对制度宗教的需求都不强烈，因而才在私人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了最基本的互动。

    至于在社会层面，甚至包括了各类宗教组织，它们对于宗教资源的大量需求，则必须通过公共权力设置的宗教制度来获取。这就在公共权力的资源分配与使用层面，与社会与各类宗教组织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倘若国家层面所需要的神圣资源过于强大，社会与各个宗教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惟有个人的信仰追求，局限在个人的利害选择和精神超脱，通常不需要组织化的神圣资源，从而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悄悄地获得一份自在。传统的说法，所谓儒道互补、儒佛互补，六合之外，方外之交、身在江湖云云，说的就是这是互动关系。它的信仰表达、行动关系都是处在制度之外、庙堂之外。诚然，这些信仰方式，对于固有的权力秩序大多是无动于衷的。

    于是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构成了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两极，两者的力量和关系可以同时呈现，更可以相互整合。一方面，这种整合，显示了公共权力借助于神圣化资源，得以建构的国家认同和权力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扩散的、随性的、不需要组织化的个人信仰。然而，社会及其宗教组织对于神圣化的需求，如果得以充分满足和体现的话，个人的信仰往往就会被建构为群体信仰、变成了组织化的宗教体系，从而改变了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固有对应关系，演变成为公共宗教与宗教社会之间的制度互动。伴随着这种互动，宗教的社会形态就会要求在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渐渐博弈出一种双方能够接受、彼此认可的方法出来。

    然需指出的是，公共权力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出自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公共领域，因为宗教与法制的关系依赖于政治的民主化，促使神圣资源能够从权力领域之中“脱魅”出来，最终实现它的社会化，使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成为社会领域和宗教组织自己的事情，而非公共权力的直接负担。所以，宪政建设过程中的两权分离的关系，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宗教及其信仰的民主化要求，不得不以权力祛魅、去其神圣化、还原公共性的过程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或可换句话说，公共宗教权力与私人信仰权利的两权分离，实在是有助于中国宪政建设的有效进程。

 

 

    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基本倾向是一种对应、而非对立的关系。公共权力的神圣化与私人信仰的扩散型，往往构成正比关系，显示为一种正比例关系的增长或减少。这在制度宗教资源极其微弱的中国社会之中，这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很需要宗教－信仰，喜爱那种私人的、个人的、多元的信仰模式。这种自由的、松散的、不需组织化的信仰精神生活，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共权力神圣秩序之中的个人空间。但这种私人的、多元的、个人的信仰，并非如现代欧洲宗教多元化、私人化的结果，而是公共权力强制神圣化的结果。个人信仰只能是个人的信仰，不允许构成信徒群体，不允许构成组织化的信仰群体，所以，方外之交式的儒道互补、儒佛互补，或者是山高皇帝远的民间信仰，惟有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利害，独善其身而已。当然，这里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个人的精神追求，难以在这种强制神圣化秩序之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礼失而求诸野，另寻个人的信仰方式，即私人化、出离人间社会的精神解脱形式。这种中国宗教－信仰之间的公－私对应现象，我把它称之为“精神走私”。

 

    这既是传统，亦是中国人的信仰现状。它们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后现代信仰方式，反对任何结构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传统中国人的扩散型宗教的继承人。经由扩散的宗教模式，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之中表达为一种制度外的方外之交，非但不与强大的公共权力交往，而且是敬而远之，顺其自然，但求个人的精神慰安。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信仰空间是个人的，甚至是私密的。于是，就常有中国人认为，信仰是一种个人的隐私，获得了法律的保护，他人不得干预。因此，言及中国人的信仰现状，这是最难把握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现象。如果要以欧美宗教社会学制度宗教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的话，似乎难得其要领。

 

    因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所有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具有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民间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由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很是丰富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曾经谈论的信仰危机现象，似乎已经消逝了。

 

    可是，中国宗教社会化、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化问题，究竟出处何在？不在信仰，即是宗教了。但是，信仰与宗教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在公共宗教具有强大的神圣资源配置能力的时候，个人信仰依然能够自由选择，无碍大局？

 

    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个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表达。它们不需要什么外在的条件，无需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限制。个人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信仰对象，直接以自己的信仰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信仰。对此，公共宗教的态度基本有两种：一是任其自由。因为个人的信仰难以禁止，也无法禁止，况且个人信仰无碍大局，毕竟是个人的事情。另一种态度，则想方设法地把这种信仰方式限制为个人的信仰方式，并把个人信仰的表达方式，融会到各种民俗惯习、地方文化或知识体系之中，让其隐而不见，似隐却显。个人信仰能够与强大的公共宗教及其神圣秩序相安无事，个中奥秘就在这里。但个人信仰要在一个社会之中被认同为一种群体的信仰，构成一种信仰群体，并且要把信仰群体组织化、把他们的个人信仰制度化，予以制度化的信仰表达。其中的问题，就非同小可了。

 

    在这里，从信仰到宗教、经由个人信仰构成宗教体系的“中间逻辑”就呈现出来了，其力量还将表现得格外强大。宁愿你似个人的私密的信仰方式，却亦不同意无数个人的信仰构成为一个宗教体系。因为，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常常要与公共宗教争夺神圣资源，分割神圣资源的功能空间，从而也消解了公共权力的神圣特征，进而要使固有的公共权力秩序，另寻其他的神圣化证明资源，建构另外一种权力神圣化的证明方式。

 

    从信仰到宗教的、从信仰构成宗教的“中间逻辑”，之所以认为它是“中间”的，是因为它横隔在个人信仰与制度宗教之间，无数个人的信仰及其信仰认同，如欲构成一个宗教体系，必然要经由它，才能成为现实，成为无数信仰者认同的信仰群体。正是因为这个“中间逻辑”的过于强大，中国社会之中才会具有深厚而强大的扩散宗教、私人信仰的传统，而缺乏制度宗教的建构空间。至于中国宗教之所以会具有如此的存在模式，其基本理由，就是中国宗教的公共性，无不存在着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制度依赖，甚至不能使用制度宗教的制度本身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只能依赖于国家权力秩序。

 

    这个理由，就是横隔在信仰与宗教之间的“逻辑”。当信仰者是个人的时候，这个“中间逻辑”会隐而不见；当信仰者个人要组织宗教体系的时候，这个“中间逻辑”就会无处不在，功能强大。因此，有信仰，无宗教的现象，成为中国人的偏爱，成为中国宗教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人与其去信仰一个宗教，到不如自己去信仰一个神灵，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轻松自在。他人无涉，法律无涉，国家无涉，社会无涉，去掉了许多麻烦。

 

    他们具有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合法性。他们以私人信仰交通私人信仰，干脆就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有点类似于“人人皆祭司”了。所以，中国人在此层面表现的神圣需求，最是丰富，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神圣资源，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人为条件。然而，他们的信仰方式就其社会学本质而言，恰好也是一种自然模式般的信仰。在特殊的时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面对特别的信仰对象。如果要把他们纳入制度宗教的轨道，如何是好？反而产生了妨碍信仰自由之嫌？这是我们今日讨论宗教的制度化关系时，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和现象。

 

    这种信仰的社会学特质，恰好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人关系的表达。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可是，这种信仰方式之中，就不存在问题吗？显然，这种私人信仰，常常采用的私人表达方式。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之中，许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宗教精英，在他们表达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时候，却又更多的借助于公共资源或民间社会资源。这样，他们使用了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和民间社会资本，表达的却又是以私己的信仰，表达的却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神圣需求。

 

    这种信仰方式，大多假公济私，自我为中心。它的增长和演变，很可能会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怀疑自己的信仰，会因为信仰而难以彼此认同，难以你我沟通。

 

    其中，最基本的法律问题应当是，这些私人、个我的信仰方式，在他们利用手中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这种使用方式同样是要被纳入法制程序的。既然是个人的信仰，其表达信仰的方式也应当完成是个人的，而不应当假公济私，以公共资源表达私人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此与公共宗教借用公共权力来分配、使用他们手中的神圣资源，把公共权力神圣化的现象，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它们都是把信仰给弄得面目全非了，不知何谓信仰了。

 

    在这种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样也内涵一个信仰及其信仰资源社会化的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在如今的宗教公益事业之中，许多信仰者难以说明他们的信仰资源，甚至害怕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碍于种种外在的政治、社会因素，他们只能把信仰收藏在个人的私密之处。

 

    个人的信仰、信仰表达的资源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信仰表达的社会空间如何获得的问题。它与公共宗教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表达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宪政建设的层面上，其问题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如果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公共宗教，而是政治民主化的形式，进而把神圣资源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信仰者群体自己，那么，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就不会局限为个人私密的形式，不会把信仰视为一种现代公民的隐私了。为此，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着是否值得挖掘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在这里，这个个体化即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得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它的目标是个人而不是集体。“如果还以为个体化只是影响某个群体，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变化，并通过社会学分析把这种作用揭示出来，那就完全错了”。就现代社会公民之间的共识和认同方式来说，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社会影响，那就是：“私人的便是政治的。”【4】从个人信仰及其与公共宗教神圣资源社会化的关系，再度展开了另一种中国“宗教社会化”的时代主题。

 

 

    在一次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我曾记得一位温州农村的村长对我说：中国人有两种人最难管：一种人是权力最大的领导，一种人是身份最低的农民。权力最大的领导和身份最低下的农民，都是没人管的。他们不像你们城里人，有很多单位、公司来管你们。所以，中国的事情要做好的话，首先就是要把这两种人管好了。

 

    这位村长的话，很是深刻，实在难忘。就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公共宗教与权力表达方式，及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法，十分类似于这位村庄说的两种人。在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和私人化的信仰方法之间，缺乏了单位和公司，缺乏了公司和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何能够把法制的因素和原则嵌入进去？一个偌大的公共权力机构，面对的却是微不足道、并且扩散的、个体的私人信仰。它们之间如何对话？如何沟通？其常有的结果就是，私人的永远是私人的，国家的还是国家的。一个是国家政治认同，一个是私密式的个人信仰。那么，这个公共宗教，这个私人信仰，同样也是当今中国最难“管理”的事情了。

 

    最难管的中国人，加上最难管的中国事情，宗教无能，法制无语。然而，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共权力吞噬社会所造成的“社会”的缺席现象。诚然，这里使用的“社会”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不是中国社会、民间社会、香港社会、美国社会……的泛社会概念，而是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如何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时候，如果只有“主义”，没有“社会”的话，这个社会就只能剩下一堆意识形态的东西了，自然就只有两种中国人和两种中国事了。它只有国家和个人。 

 

    所以，这里的社会概念，是在国家权力和经济市场之外的，经由个人信仰共识、利益分享、人们共处的原则彼此能够接纳的团体型互动领域。无数个这样的领域的整合，它们就将建构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来说，合法性的个人信仰，应当就是这样一个团体社会的细胞，信仰群体之间实现有机互动机制的文化基因。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之中公民的个体活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利益互动等等，如果被当作一个“当为的秩序”来解释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存在。与此同时，公民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也由此开始了。【5】为此，这个“当为的秩序”，就是个人信仰社会化、政治民主化、乃至宗教社会化的核心问题。它在共同理解中所生产出来的规范的有效性，无法不会涉及社会，无法不涉及国家认同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就是说，只有在互动建构并提供了规范，而且这规范能够提供了互动交往的标准时，只有当规范决定一个行动如何与另外某种行动相联结时，社会才能够产生。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宗教在社会层面的神圣需求最少，国家和个人最多。这就自然造成了社会缺席、国家强大、个人松散、宗教难处的宗教社会学现象。在最是需要社会组织的层面，在最是需要把个人的信仰整合起来，予以制度化和组织话的时候，社会却失踪了、社会也失语了。社会组织信仰的要求，常常需要制度形式来支撑，更是需要法制的话语来诉求。在承受到公共权力神圣化需求难以满足的制约情况下，国家神圣而社会世俗，权力合法却信仰私密，那么，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神圣需求关系，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一种错位、颠到、不断分化的三角变量关系。

 

    显而易见，在这些变量关系之后，制度宗教的神圣资源，总是被镶嵌在制度之中，难以脱魅。这种艰难，使“制度宗教”转成了一种“宗教制度”，转成对于神圣资源分配与使用的相关规定。而在应当社会化的宗教组织层面，它们的神圣化需求，却形成了神圣资源有限、需求有限的状况。除非这些神圣需求，不在制度形式之内，否则，就会受到公共权力层面的神圣需求的制约。

 

    社会缺失或社会领域的狭小，或直接被公共权力所吞噬，从而造成了中国文明不以宗教组织社会的普遍特征。社会层面不需要神圣资源，也不需要神圣化的意义表达。因此，中国宗教的存在领域，不是公共权力秩序，就是经济市场；最好的存在空间，莫过于民间社会了，走向一种民间信仰的发展路径。

 

    对此现象，即使是使用宗教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讨论的话，它只能说明中国宗教的关键之处，总是在于神圣资源的需求层面。神圣资源的供给层面，经由宗教组织提供的宗教资源层面，它们也很重要，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在此供需关系之间，是需求关系制约了供给关系，特别是公共权力的需求关系制约了个人与社会——包涵各类宗教组织对于神圣资源的需求关系。因为在神圣资源的供给层面，它往往受制于需求层面所能够给予的神圣资源。所以，由宗教组织呈现的宗教产品供给方，即使是具有广大的神通，它亦等同于缘木求鱼；即使是各个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为各个宗教的信仰者提供宗教产品，就不一定能够完全吸引信仰者对本宗教的接近和委身。在这里，宗教与信仰者难以建构一种直接的契合关系。他们所拥用的私人化信仰模式，存在于所谓的私人空间，中间隔有从信仰到宗教的“中间逻辑”。

    这就使宗教－信仰层面的供需关系中，需方决定了供方。而提供神圣资源的主体，往往又和使用者无法同处在同一社会－宗教领域，却高高在上，身处于公共行政权力范围。即便是那些社会－宗教组织，它们在其宗教制度之内，也无法全面满足和体现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要求；而公共权力却正好采用了与此相反的方法，它们在限制提供社会－宗教所亟需的神圣资源之时，也就最大效度地、同时呈现了它所追求的合法性与神圣化权力要求。

 

    正是这样，中国宗教经济学的短缺现象，【6】不在于供给方面，而在于需求方面，在于一种需求的强大，制约、限制了其他层面的需求。在神圣资源的需求远远大于它的供给的时候，这些需求的满足，就只好另辟蹊径，在社会－宗教的领域之外，在公共权力的缝隙之中，或者在经济市场的浪潮冲击之下，出现了中国社会最最普遍的“精神走私”现象。私人信仰成为私密化的信仰，悄悄地选择，私密地表达。宗教无法神圣，制度因此失灵了，法制则难以捕捉。因此，社会层面对神圣资源无有需求，所以社会层面的宗教功能最是脆弱。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神圣需求最为普遍，影响最为突出。它们之间那种类似于同构与合谋的互动关系，甚至会制约了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真实建构。

 

    然而，这种短缺，不仅仅是神圣资源的短缺，而应当是为宗教提供制度基础的社会的缺失。惟有的社会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尚能补足这一缺失，在公共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建构一种能够彼此互动博弈的空间，最终使宗教与社会之间能建构一种真正互动的机制，把宗教还原到社会之中，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神圣资源供需模式。否则，权力优先，社会滞后，个人自由。问题还是在于宗教社会化的缺失。宗教不在社会领域，类似无家可归；信仰不在宗教范畴，如同孤魂野鬼。

 

    诚然，这种宗教之外的神圣化需求与宗教本身的神圣需求关系，以及那种存在与宗教制度之外的信仰方式，使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格外地扑朔迷离。只有把这些关系给予一个清楚的梳理，今日我们讨论的宗教与法制的关系，才会水落石出。

 

    至于我在这里讲的当代中国神圣需求的层级化结构，主要是指那些位于社会－宗教之外的神圣需求，如何制约着社会－宗教本身的神圣资源的供给方式。特别是指那些渗透在各个公共权力层次的神圣需求，因为它们尚未完全从那些非宗教的要求之中分化出来，所以常常会导致一种宗教之外的制度要求，导致中国人寻求一种宗教之外的精神满足，最后就导致了固有制度宗教的空洞化和宗教制度的某种失灵。在这里，既有公共宗教层面的问题，亦有私人信仰层面的限制。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信任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将最终导致信仰也出现了如何被信任的危机——更为深层的另一种信仰危机！

 

注释：

【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实际上，中国语境中的“制度宗教”已演变为“宗教制度”；而镶嵌在公共权力秩序的中国宗教，大多呈现为一种公共宗教现象。所以，我说的“公共宗教”，与杨氏“制度宗教”不同。

【2】对待宗教，有一深厚的中国传统，即功能主义方法。宗教功能不仅有正、负之分，还能因时因地因人之要求，可以随时替代。所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曾出现有伦理替代宗教（梁漱溟）、科学替代宗教（陈独秀）、美育替代宗教（蔡元培）等社会思潮。因此，“主义”替代宗教，亦可为中国传统的现代版本而已。

【3】关于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应具有公共权力与个人信仰权利的两分关系。参李向平《私人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解读》，《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9期。

【4】[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71、83、60页。

【5】[德]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2、45页。

【6】关于中国宗教短缺经济学现象，详参杨凤岗《中国宗教的短缺经济学》，《制度与认同：第四届宗教社会学年会》会议论文，2007年7月13－16日，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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