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时报：您能谈谈如何实现国度的连接与合作吗？

    于博士：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在层次与范围上也有差别，如：包括国内范围内的国度合作和国际性的国度合作等，我想于此重点谈一下国际性的国度连接与合作。

    今天，国际性的国度连接与合作已经不是要不要或能不能的问题了，实际上正在波澜壮阔地进行着。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政治结束了冷战的格局，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以及网际网络技术的普及；另一方面是由于神的国、神的教会、神的身体本质上就有一体化的属性，即所谓“大公性”，再加上职场事工本身的特殊性（市场本身是没有边界的），所以，国度的连接与合作是潮流，是大势所趋。

    在职场事工当中的国度连接与合作也已经很普遍了。香柏论坛中每一次都有一些海外的讲员和机构，至今他们已组织了两次海外的培训；圣则职场事工也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海外领导力培训；各地基督徒企业家团契请海外讲员做培训、做见证等等就更司空见惯了；有些合作，如温州教会和马鞍峰教会及韩国有些教会的合作，已相当稳定，相当具体，相当有效；此外，海外培训机构、大学、个人和有美好见证的企业到中国来举办培训，甚至在中国建立培训机构，也越来越多。可以设想，各种类型的国度合作今后会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的国度合作尚属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普遍存在着异象不明、目标不清的问题。比如许多合作都表现出一种随机的、零散的、即时的等特点，既没有在异象与策略方面的深刻共识，也没有制度性的搭建，所以也就谈不上合作的稳定性和事工的有效性。当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改进。

    第二、在组织方面存在着结构上的弱点。目前的国际合作有很多都是美方机构或人员直接到大陆来进行连接与合作，海外华人，如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以及美国出生的华人（即所谓ABC），主要是以翻译的角色参与其中的，核心信息、核心教材、核心讲员多由美方提供和担任，由于大陆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过去60年中所形成）的特殊性，使这种合作模式长期存在文化与沟通障碍。海外华人虽然在语言上可以协助，但在文化观念、知识结构和处事方式等方面实际上并不比美国人更了解中国，这就使这样的国际合作长期存在一种“二元结构”，隐含着不稳定和低效的因素。

    第三、合作带有明显的一边倒的特点。海外福音机构无论大小、也无论其在海外工作的成效，到国内来一般都是培训方，都担当着牧者的角色，有的一下子仿佛如鱼得水，到处搞培训，到处做辅导，到处受欢迎。但是，这些源自海外的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本土化不足的问题。表现为深度与相关度不够及可操作性有限。可是在国内许多人“求医心切”，常常囫囵吞枣，结果不仅消化不良，还过早地把自己局限起来，彼此分割，待到发现其中的不足，已是骑虎难下，调整起来，更是费时费力。

    所以，当前的国度合作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和改进。首先是要有真知灼见，知道自己的异象，弄清楚合作的目标，还要了解合作方的优势与局限，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合作的可能性、互补性等等，切忌盲目与跟风。

其次是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在这方面，我个人曾清楚地蒙受神的光照与带领，并有许多切身的经验。当前与未来的中外国度合作在人员组成上应该力求包括：大陆基督徒、海外大陆背景的基督徒、西人基督徒，以及（非大陆背景）海外华人基督徒。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已经成熟起来，有的已经成为属灵领袖，这批人对大陆的当代文化有着切身的了解，同时对西方文化与基督教也有了较深的体验，故他们应该成为消解中外国度合作“二元结构”的最关键的组分。

    第三是要针对国内的症结问题，开发一些本土化的教材和模式，进而发展本土化的神学，指导国度的合作，并回馈海外的教会，因为中国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怀疑与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等等不仅与西方不同，而且常常比西方要严重得多，所以，福音在中国的深入必然会产生出本土化的神学思考，并对海外教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合作才是健康的合作，成熟的合作，互益的合作，我深信也是神所喜悦和瞩意的合作。

    总之，现在国度连接与合作的条件都已具备，国度性的合作会发展很快，也会逐渐步入成熟。像“圣则”现在的国度合作发展是比较快的，合作方包括海外基督徒企业家、企业家协会、教会、培训机构、以及基督教大学等，现已与其中一些机构达成协议，进入了制度搭建阶段，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交流与培训工作的展开，这种合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具体，结果也就会越来越有成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度连接与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们的领袖有没有准备好，这是合作能否达成，以及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中国基督徒的领袖因为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里面，从语言、见识、经验、观念等许多方面和西方还存有明显的不同和差距，所以在合作中难免存在不平衡和一边倒的现象。因此，要想改善这种状况，中国的基督徒领袖就应定期和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工、参加国际会议、了解最新的国度信息、开展一些国际性的培训与交流，这样就会兴起一批有国度视野、见识和经验的新一代属灵领袖，那时，国度合作就会更上一层楼，就会结出累累硕果。

    于博士：教会现在尝试做工商团契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目前在浙江、福建等地发展较快。但是现存的问题也较多，有的带有典型性。其中一个普遍现象是仍然用搞一般团契或牧会的思路与模式来做工商团契。聚会的时候或唱诗、或查经、或分享、或讲道，都有待于进一步满足基督徒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的实际需要，常常是把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工商团契搞成了另一个查经班、普通团契聚会、或者是另一次崇拜，其效果自然不够好。比如，某一沿海城市有一个已经做了三年的、曾一度满有影响的企业家聚会，最近不得不宣布解体，因为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意思，除了再来听一篇讲道或参加一次查经聚会之外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实际上许多牧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怎奈懂现代管理和中国文化的传道人毕竟很少，常常不自觉地把教会里面的东西过多地带入企业家团契，比如信息的内容、讲道的风格、聚会的形式等等。总的来讲，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创新不够”，而其根本原因是“异象不明”：不知道工商团契要如何开展？是做一个查经班？还是做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聚会？如果是后者，该如何做？等等。

    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有些教会又有失急躁和盲目，今天引进这个体系，明天引进那个教材等等，一年下来大家还是感到茫然而无所适从。原因是现在流行的关于职场事工的材料，大多是见证性的、技术性的和从海外引进的，有许多更是世俗的MBA管理理念和技巧的翻版；而缺乏系统性的、根基性的和本土化的内含。所以，无论怎样引进与推广，大家都无法得饱足，有的甚至被误导。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是所谓“回到《圣经》”，“回到根本”，表现为牧者花大量的时间和气力带领企业家按部就班地、系统地查经，这样的带领虽然有它的优点，但时间成本过大，且重点不够突出，很难有效地用《圣经》的总原则指导企业家的具体商业实践。

    由于在上一期的采访中我已就当前中国工商团契的挑战、异象与使命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想再与大家分享三条建议。首先，必须要有以《圣经》总原则为根基的、并且是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否则，工商团契要么回到传统的查经班模式或海外引进的某种“空降模式”；要么依赖于世俗的一些管理理论与经验，只此两极，别无他途。现在许多工商团契所请的讲员，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许多人所讲的内容与世俗的管理学大同小异。虽然这些内容对基督徒企业家有一定帮助，但许多内容并不是以《圣经》为根基的，企业家团契不应以这样的讲员和信息为主，因为有无数的渠道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如购买这一类的光盘与书籍、参加一些世俗的管理培训课程、修读一个MBA学位等等。基督徒企业家团契应该提供本乎《圣经》真理的管理理念、原则与方法，这是大部分基督徒企业家所渴慕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实际上已经听惯了世俗的管理学，非常想知道自己的信仰如何能指导自己的经营实践，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其意义，抓不住这样的机会，或是错用这样的机会，让世俗的东西来占据他们敞开的心灵，我们是无法向神交账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遇，开发本于《圣经》的、本土化的教材，或印成小册子，或制作成光盘，或编成工具书，装备教会，装备牧者，这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第二，要有制度和形式的创新。比如聚会模式、聚会规模、聚会频率、小组聚会的形式、联合聚会的机制等等，这其中最核心的是小组聚会的模式，它不仅是当今教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工商团契发展的出路。目前海外有不少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如C12小组模式，大家可以在网上获得一些必要信息。此外还要有具体事工的开展，因为职场事工的异象最终是在职场上“得胜”，故不能只有聚会制度而没有实践活动。这方面可谈的有很多，限于时间，只能先点出来。

    第三，要有领袖。一个小组能不能办好最核心的是领袖和领导核心。领袖可以是牧者，领导核心应以企业家为主，但他们必须是被神摸到的、谦卑的、饥渴慕义的。此外，如有讲道和理论思考能力则更是难能可贵。总之，不能只有理论和制度而没有领袖，那会没有凝聚力和执行力；但是只有领袖而没有理论与制度也不行，那会过分依靠领袖，他可能会带错路、可能在属灵上较幼稚、分享的多是一些个人情绪化的东西等等。

    对于这一问题暂时先谈这些，至于教会内的工商团契的国度化问题也很重要，也很紧迫，因其涉及教会的国度化问题，牵扯的内容很多，在此就不多谈了。

    于博士：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关乎我们刚才所谈、所强调的“本土化神学”，中国教会现存的许多问题，如我们所谈的异象的问题、领袖的问题，以及属灵路线的问题、培训的问题和未来福音如何真正影响中国的问题、文化使命的问题等等，特别是福音如何面对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的问题，都与“本土化神学”息息相关.

    西方的神学，实际上在应对世俗化方面已经力不从心，美国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更为坦率地认为“是打了败仗”。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福音派神学，还是上个世纪初兴起的、如今颇具影响力的灵恩运动，抑或是源远流长的敬虔派神学，都很难说可以打赢这场针对世俗化的属灵争战。在18世纪启蒙运动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自由神学，在信仰上很快地把欧洲给葬送了。美国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仅受到世俗化的大举进攻，而且还每每成为新一轮世俗化的发源地。而美国现有的主流的所谓福音派神学和基要派神学对此可谓一筹莫展，在强调福音使命的时候而没有给文化使命以足够的重视，在末世论上认为耶稣随时可能再来，抢救灵魂是最关键的，所以大使命是第一位的，其它使命都是次要的，结果会众得不到整全的装备，在世俗化面前常显得过于幼稚，眼看着这样一个蒙神祝福的伟大国家因偏离了上帝的旨意而颓败下去。灵恩运动所带来的复兴与神学，尚不足以对社会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敬虔派神学本身过分强调“分别为圣”，更不强调文化使命，结果是任凭世俗化大行其道，到头来自己也很难洁身自好，所以不少会众在教会里很敬虔，在社会里很庸俗，宛若“两面人”。不仅如此，美国的教会界也深受世俗化的影响，许多信息与做法都已掺杂了世俗的内容。所以，在神学上单靠拿来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故而，用美国现有的基督教神学去影响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容易。

    目前，中国的“本土化神学”建设并不乐观，因为这项工作不仅很庞大，而且尚有争论。深受西方神学熏陶的海外华人教会，不自觉地希望中国照搬美国模式；到西方进修的大陆背景的传道人，学成后也莫名其妙地希望中国教会“全盘西化”。这实在是一种简单幼稚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中国福音的症结问题以及中美两国间的巨大差异，很令人遗憾。

    中国福音化的关键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如何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批判中国文化是中国基督徒必须面对和完成的历史使命。对这一问题，华人教会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想与中国文化“联姻”，千方百计地想在中国文化中发掘支持基督教的东西，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先知和特殊启示，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信仰的混合主义，与佛教相似，基督教被搞得走了样，最终不知道是用中国文化成全了基督教，还是基督教成全了中国文化。第二，采取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排斥，最后反倒被孤立起来，这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有经验与教训。第三，想对中国文化有应对，有扬弃，有成全。这似乎是最应该选择的一条路，但目前却无从下手，因为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基督徒很少，信了主以后，更是不愿再了解，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够在一旁摇旗呐喊。

    中国本土化神学的首要和关键的任务是根据《圣经》的总原则对中国文化有个系统和深刻的批判与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扬弃的工作，做到既不彻底否定，也杜绝混合主义。为此，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是“厘清”，先要搞清楚各自在谈什么，要知道基督教谈的爱和儒家谈的爱是不同的，基督教谈的义和儒家谈的义也是不同的，基督教所谈的志和孔子所谈的志还是不同的，所以仁义礼智信都是不同的，远非像有些学者谈的那样，认为大同小异，而实际上是“小同大异”，似是而非。做好了这一工作，我们才可以谈互补，谈承接，谈扬弃，谈成全等等。第二是“正位”，把中国文化中可保留部分的地位做个限定，边界做个标明，使其既不越位，也不被轻视。

    我很同意刘平老师的观点，中国文化有非常强大的世俗同化能力。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如以前所谈到的，首先，中国现行的无神论是“捆绑式的”超强版本的无神论，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实证的科学主义结合而成，使人完完全全地关注现世今生，所以有超强的世俗同化能力。第二，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儒家思想体系本质上是现世功利主义的，它“敬鬼神而远之”，不谈死，只谈生，所以，孔子的思想主要是让人关注现世，注重今生，含有非常强大的世俗化的酵母。第三是长期有一个强大的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中央集权政体，现今更是以无神论为其世界观基础。其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世俗化繁殖的最肥沃的土壤。曾几何时，中国还是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纯而又纯的国家；十几年后的今天就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

    总之，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中超强的世俗同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应该担负起这一使命，解决好这一问题，否则是很难向神交账的。深望中国的基督徒能认识到这一点。

   （本文转载自：“基督日报”http://www.gospeltimes.cn/news/2010_10_29/152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