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昭印 石建国

 

    韩国是具有较多基督教徒的亚洲国家。据统计，近代韩国基督教徒占韩国人口总数的6％，约每14人中就有1名基督教徒。而在中国，大约每600人中才有1名基督教徒。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要早于韩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获得了较大成功，而在中国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

 

    虽然中韩两国在近代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两国人民反对的目标却有所不同。信奉基督教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肇事者”，直接促使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敌对目标，而当时韩民族的主要敌人却是非基督教的东方国家日本。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自主传教权，这为基督教的传道业蒙上了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受到英，法等国掠夺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侵略者信奉的宗教，反对教会的斗争风起云涌。1860年至1899年间，中国各地人民与基督教会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冲突，有240多次公开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的教案达30多起。此后，西方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教会学校也遭到了抵制。由于“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攫取中国文化‘解释权’的机构化体现，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1924-1927年中国出现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规模宏大的反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可见，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西方传教士试图使中国基督教化，其目标与中国人民的诉求是不一致的，自然很难使中国民众认同其文化。对此，秦家懿和孔汉思就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上述事实也说明，在反抗和谋求摆脱西方控制与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把反基督教与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强权政治相结合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强烈抵制，后来遭到巨大失败就有某种必然性。

 

    与此相反，在民族危机压力下寻求精神安慰和解脱的韩国人却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精神寄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基督教徒积极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日爱国斗争前列。1908年亲日的朝鲜政府顾问，美国人史蒂文斯在旧金山遇刺，1909年暗杀伊藤博文和李完用，都是朝鲜基督徒的行动。在1919年著名的“三。一”运动中，有2033名基督教新教人士和57名天主教徒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起诉，2039名基督教徒被捕入狱，还有不少基督教徒为韩国的独立而牺牲。

 

    其次，基督教会为保存韩国民族语言和文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推行奴化教育，不许人们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这使韩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逐渐洞悉日本的险恶用心，促使韩国民众把获得拯救的目光投向了基督世界，一来可以在心灵上得到慰藉，二来借以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尤其是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以保持民族的血脉。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为赢得韩人的信任，除直接布道和传教活动外，还兴办了大量的学校，医院和诊所，传播了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客观上有助于促使韩民族觉醒。不仅如此，基督教徒在教会中继续使用韩语进行宗教活动，在大学里冒着危险研究韩国语言文化，也有助于粉碎日本殖民当局消灭韩文化的阴谋。由此，基督教会成为亡国后韩人民族主义的温床。与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的基督教成了部分韩国人重要的精神支柱。

 

 

    中国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社会，三教在中国文化的整体内共存互补，分别承担其独特的社会使命。此外，在中国广大民众中普遍盛行祖先崇拜。在多数宗教中占优势地位的儒教没有唯一绝对的神，而只有天命思想。天命思想的主体“上天”虽然是一种超越者但不是人格神，所以人们仅敬畏而尊之，却不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对象。这与只信一神耶和华的基督教很难达到相互认同。至于在中国民众中影响很大的祖先崇拜更是与只拜天上之父，不祭祀祖宗的基督教格格不入。

 

    韩国社会也并存着佛，儒，神等教，但神教也就是萨满教与基督教之间有相通之处。萨满教是一种通过巫师的中间作用向天神祭祀，举行咒术的宗教，它建立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基础之上，千百年来一直活跃于民间。19世纪下半叶，萨满教势力增长，甚至影响上层阶级。据估测，在20世纪初期，以主持萨满教崇拜的众神之中，有一位于其他所有神灵之上的最高神Hananm，朝鲜的基督教徒不仅承认Hananim是至高无上的神，而且确认它为基督教至高无上的上帝。信仰萨满教的朝鲜人把他们信奉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看作是同一个神，自然也就容易接受基督教。本土宗教与基督教的互相认同，是基督教得以在韩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对于一个民族的思想潮流有导向作用。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基督教徒中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黄宽、黄胜、马相伯、马建忠。实际上，就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俩来说，前者因“对自认为代表这种信仰的传教士的不满”，一度脱离教会，后者与教会彻底决裂，两人后来都积极投身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这从侧面反映出基督教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两难境地，使其难以完全认同西方传教士主导下的基督教文化。历史事实还表明，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得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无疑对中国民众具有重大的影响。

 

    基督教在近代韩国的传播除遭到比较保守的儒生反对外，并没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基督教徒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表现出的爱国热忱，也使他们在韩国民众中树立了较好的形象。1903年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成为韩国青年在精神和体育方面健全发展的重要活动中心，为破除社会封建恶习，促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不少知名人士与该会都有联系。知识分子是韩国基督教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笔者认为：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中韩两国都遇到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的强有力挑战。基督教的传播之所以在韩国获得成功是有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的。恰恰因为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时，韩民族的主要敌对目标是非基督教的东方国家日本，基督教能够与韩国的爱国独立运动结合，而且基督教与韩国本土的萨满教在上帝观念上相互认同，当以理学为基础的韩国儒学陷入困境时，基督教就成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部分韩国人的精神支柱，从而培植了基督教传播的土壤，创造了基督教传播的“奇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所以不成功，并遭到强烈的抵制，同样是与国情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与儒学作为外来文化的韩国不同，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其影响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迫使中国走向沉沦的是与基督教相伴而来的英法等西方国家，这就使得基督教背负着“侵略者”的骂名，难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认同。上述问题在近代并不少见，它多少反映了文化传播中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困扰着现时代的人们。

 

    历史使现实的一面镜子。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的不同境遇，使我们不难获得一些启示：

 

    其一，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生存或衰弱的。以今天的视角回溯基督教在近代中韩的传播，不难发现，正是当时两国的主流文化－－儒学的困境造就了基督教传播的环境。

 

    其二，文化传播与交流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而基督教在近代中韩的传播只是历史的瞬间，但它引出的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平等原则基础之上，不可把自己的文化凌驾与其他文化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态度，更不能使用武力和强权。文化传播是个系统的宏大工程，除了传播的意愿，还要考虑对方需要的程度和社会准备的条件，倘若强势文化要强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就会造成社会的对抗和不幸。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不同命运，其实已部分揭示出了问题的答案。

 

                    （本文转载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