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未经登记注册、未被政府任何机构承认的自发性群众宗教团体，一直在以奇特的方式有效地运转、发展，是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围绕如何看待家庭教会，出现了一批争议极大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各方理解很不一致。但要解决家庭教会问题，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家庭教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家庭教会是中国基督教徒的自发的群众性宗教团体。尽管家庭教会没有登记注册，但家庭教会不是政治组织、不是秘密组织、不是境外宗教组织在中国的代理。作为一个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群众宗教团体，家庭教会有千百万信徒，其中不可避免地有坏人，但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和信徒是爱国守法、拥护政府的公民；他们严格遵守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道德标准，头脑清楚，信仰明确，自愿加入家庭教会，不是“受蒙蔽的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是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群众宗教信仰需求的问题。把家庭教会定性为西方宗教敌对势力渗透的产物或海外宗教敌对势力在中国的代理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不能因为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教会就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家庭教会，这样做是错误的，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家庭教会要干什么？家庭教会要聚会，要过宗教生活，要按照教徒意愿，自主进行宗教活动。家庭教会除宗教诉求外，没有其他任何非宗教性的诉求。即使受到长期压制，家庭教会信徒坚持宗教信仰的诉求也没有改变。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体是基督教内的福音派。福音派在世界各国家都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他们追求个人信仰的提升（“灵命的增长”），而不是热衷于世俗社会的斗争；他们依据基督教的“国度观”对待“天国”和世俗政府。基于福音派的神学观，利用宗教搞政治的人无法取得家庭教会主体的支持，家庭教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为其他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那种认为家庭教会是“搞政治”或要将其行动“政治化”的说法，是对基督教福音派和家庭教会最大的误读。

    家庭教会的底线有两个，一是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教会组织被取缔、神职人员被关押判刑）绝不加入三自教会；二是要求教会的内部事务（人事、教务、财务）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控制。家庭教会的这两个底线不仅有利益上的现实考虑，而且有着深刻的宗教原因与神学依据，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家庭教会信仰的一部分。两条底线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持教会的独立性，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因此家庭教会在底线问题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对家庭教会来说，是否接受和承认政府领导，不是问题。虽然政府不承认家庭教会，但家庭教会从来都是承认政府的，是愿意接受政府领导的。双方在家庭教会身份的合法性上有分歧，但在对政府的权威上没有异议。政府的底线如果是要求家庭教会接受政府领导，家庭教会完全顺从。但政府如果以家庭教会是否加入三自教会作为承认家庭教会的前提标准，由于家庭教会不承认三自教会，不认为三自教会等同于政府，因此不可能接受这个标准。政府如果坚持这个要求，就会处于与家庭教会完全对立的状态之中。

    三自教会产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本来是阶级斗争时期党和政府用来联系和团结基督教信教群众的桥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过极大的作用，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这座1950年代设计、建造的“桥梁”，在新形势下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代变化的需要，无法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桥梁的设计、存在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党没有必要为桥梁的存在牺牲自己的利益。当原有的桥梁失去作用时，应考虑采用其他的可以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新的形式团结信教群众。家庭教会今日的发展，说明三自教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党需要能够在21世纪为党的利益服务切实发挥作用的更好的形式。如果无视这个变化，坚持要把三自教会这个宗教领域里的“国企”当做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办，把三自教会等同于政府在基督教中的管理机构，把“办好三自教会”作为遏制家庭教会的对策，其结果不仅办不好三自教会，反而只能刺激家庭教会更快的发展。

    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最大区别不在宗教上，而在办教方式上。虽然某些家庭教会人士认为三自教会中有人信仰不够纯正，或者有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双方在宗教信仰上并无绝对差别，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种宗教、两个教派。事实上，家庭教会大量使用三自教会印刷出版的圣经，许多地方双方基层教会的信徒互有交叉、重合，教徒之间并无矛盾。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不同，主要是教会创立与管理上“官办”与“民办”、“国营”与“民营”的区别。三自教会虽有“三自”之名，并无“三自”之实，各项事务受政府控制，缺乏自主性。此外，各级人大与政协都有三自教会的人士代表基督教参与其中，三自教会的领导人职位越高，政治色彩越浓，三自教会最上层的领袖人物已成为了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但基层的牧师长老对政治并无太大的兴趣。相比之下，家庭教会则是实践“自治、自传、自养”三自原则的群众自办的教会。家庭教会将三自教会看作是政府在基督教界中贯彻其意图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会，因此不愿加入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不接受的是政府政教不分、“官办教会”的管理模式。

    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内经常会有新兴教派出现，也会有人以基督教的名义组织膜拜团体即所谓“邪教”。但膜拜团体从来不是基督教的主流。在国内，家庭教会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登记注册，在政治上不被政府承认，但在宗教教义上是非常讲究正统的。基督教内各种异端与家庭教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社会中正常的宗教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异端，邪教就会作为信仰的替代品出现。对奉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家庭教会实行打压禁止，恰恰为“邪教”的滋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让家庭教会合法化，是对邪教最好的防范。家庭教会即使在未被政府认可的情况下也是坚决反对和抵制异端，邪教的；一旦得到政府承认，为了自身的利益，家庭教会将会更加积极地抵制邪教。

    有人提出，家庭教会的发展，是因为整体上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儒家思想缺失，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受到抑制，给了基督教可乘之机。只要国家采取扶持和鼓励中国传统宗教（佛、道、儒和民间信仰）的政策，就可改变目前的宗教生态环境，抑制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基督教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宗教生态平衡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宗教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任何一种宗教人为地扶植鼓励或打压从长远看都不会改变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官方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并不必然能够抑制基督教的发展，相反，还可能因此而放大这些宗教内部的弊端和负面因素，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果。真正的“宗教生态平衡”是不同宗教共存状态下自然调节的结果。特定空间区域内的不同宗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人为地干预或破坏这种关系是玩火，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历史上世俗政权的统治者支持或压制某一种宗教的结局都是适得其反。作为执政者，加入宗教竞争之中当运动员，不如置身竞争之外当协调员。

    家庭教会虽然没有得到政府认可，但在全世界基督教徒的眼里，这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对基督徒来说，世俗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教会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一种存在方式，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基督教界的公认。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国际组织、宗教团体或基督教人士认为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是正确的，国际舆论和世界主流媒体对家庭教会的支持与同情基本上是一边倒，而且一贯如此。尽管美国、西欧国家的某些反华势力总是试图把家庭教会问题作为人权、宗教自由问题用来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压，但不能说国际舆论和世界基督教界三十年来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共识与同情是美国或几个西方国家操纵的。长期对家庭教会实行打压，在世界各国基督教信徒中不得人心，必定导致国际舆论的负面反应，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损害我国的实质利益，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

 

    近年来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家庭教会（例如北京守望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广州良人教会、上海万邦教会等）甚至走上街头举行“户外聚会”，这是否表明，家庭教会要在中国与国外的“XXX革命”遥相呼应，企图煽动动乱，颠覆中国政府呢？不是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十年，它不是国外任何“革命”的产物，而是国内政策不合理、管理体制不适应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无论政府对家庭教会是何态度，家庭教会都会继续存在。国外有无“革命”、有什么样的“革命”，对家庭教会无任何影响。家庭教会的活动是基于其自身利益与宗教诉求的需要，不是为了呼应外界任何个人、组织、国家的需要。如果家庭教会中有人从事政治活动，政府可以对其依法惩处，但不能因此说家庭教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其存在是为了政治目的。

    尽管过去三十年来对家庭教会的高压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但当时的打击在短期内确曾遏制过家庭教会的发展。然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要实施由于政治原因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政府既不能依靠原有的单位所有制管理体系，又无法利用市场规律，只能依靠执法部门的硬实力，这就导致了管制成本的极大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投入。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能一时痛快，从长期看，效果极差，风险极大，容易激化矛盾，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把群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教会已经习惯于在高压下生存，他们不仅不怕打压，而且认为经常性的打压有利于强化教会内部团结、促进教会的发展。过去历次打击的结果都是家庭教会在更大规模上的反弹。用高压手段强行改变千百万人的宗教信仰，处理宗教问题，无论力度多大，都是不现实、不成功的。

    对家庭教会打压不行，可否转“剿”为“抚”，承认其存在呢？有人担心如果政府承认家庭教会，可能导致基督教被人利用或借机大肆发展。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家庭教会如果取得合法地位，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会特别珍惜自己的“合法”身份，会成为守法遵纪的模范，并因此抵制一切想利用基督教搞政治的人的企图。基督教向来主张顺从政府的权威，家庭教会一旦与政府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与反政府力量合作的。家庭教会是否会被人利用，关键在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态度。缓和、改善与家庭教会的关系，是主动预防别人利用家庭教会的战略措施，是明智之举。历史上，打压是制造宗教狂热的最好手段，所有宗教在遭受迫害压制时为了生存都会拼命传教、发展；而一旦得到官方的政治认可与支持后，反而会将精力转入到社会公益慈善服务上，成为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家庭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情况复杂。主张与政府对话，申请合法身份的“对话派”只是一少部分；多数教会对“对话派”的做法持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宁愿保持目前的状态，反对妥协，不愿与政府有任何接触。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对话派” 代表、主动向政府申请登记的北京守望教会并未受到政府的“优待”， 恰恰相反，守望教会屡次被政府赶出了租用的场所，自购的房产又得不到钥匙，最后不得不到户外聚会，结果又遭政府驱散。2010年的洛桑事件与2011年4月以来对守望教会的打压一方面使家庭教会内部出现了分化，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教会内部的凝聚力，打消了家庭教会轻易就能获得合法身份的幻想。家庭教会从其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教会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能够合法化，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取决于家庭教会。

 

 

    《宗教事务条例》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对宗教的控制，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回避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在法理上存在违犯宪法原则、以下位法代行上位法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贯彻执行。由于存在设计上的问题，“先天不足”，《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后，宗教领域中的老问题依旧，新矛盾难以应对。家庭教会继续存在，持续发展。在解决基层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宗教事务条例》形同虚设，是一个摆设。《宗教事务条例》的教训是，宗教立法必须遵循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邀请游戏参与者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群众不认可的东西，政府硬要单方面出台规则，只能成为行政部门一厢情愿的产物，起不到作用。

    对家庭教会来说，登记与备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政府同意家庭教会到民政部门进行无条件的程序性备案，而不是实质性审批，大多数家庭教是会认真考虑的；但备案如果是要求进行实质性审查批准，就变成了结果要由政府说了算的登记，家庭教会是不会接受的。搞有条件的分步登记，家庭教会也不会接受。究竟让家庭教会登记还是同意对其备案，政府不能搞主观主义、一厢情愿，要面对现实，与家庭教会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

    解决家庭教会问题最终要靠法治。目前我国的宗教立法严重滞后，宪法中虽有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宪法之下没有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宗教的基本法，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无法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列》则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以行政法规代行法律，不符合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规定。在国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方针的今天，政府、宗教界、学术界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制定《宗教法》的相关问题，以便通过法律而不是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家庭教会问题说到底，是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代变化的体现。只要这种宗教管理体制不变，不搞宗教法治，家庭教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了解了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教会的相关问题之后，再来讨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方案，就不是无的放矢了。解决家庭教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继续打击的问题；家庭教会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改革旧的宗教管理体制的问题，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必须面对现实、统筹考虑；科学筹划、慎重行事。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方案，作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建议：

    1. 抓住关键、转化矛盾。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与政府一直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双方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冲突的程度不同，但双方关系的核心问题没有变，这就是家庭教会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是家庭教会的身份问题、名份问题。这是家庭教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关键，家庭教会与政府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就会一通百通、围绕家庭教会身份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就会发生转化。因此，解决家庭教会问题对策的核心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家庭教会予以承认。只有承认家庭教会，才谈得上解决家庭教会问题，否则，依靠高压手段，与其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可能将其纳入政府的正常管理体系之中。

    2. 实事求是、化解矛盾。处理家庭教会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家庭教会有数千万群众，家庭教会的诉求是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绝大多数家庭教会与政府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家庭教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政府承认与不承认都不影响其发展，与其不承认，使其处于地下状态与政府对立，不如面对现实，承认其存在，在承认的同时，将其纳入管理体系，从根本上改善其与政府的关系，使其成为社会中的积极因素。

    3. 民生工程、以民为本。满足家庭教会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需求是精神与宗教领域内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人民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承认家庭教会不是向宗教投降，而是为信教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家庭教会，单靠三自教会是无法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的。仅就宗教活动场所而言，如果几千万家庭教会信徒全部加入三自教会，政府和三自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数量的教堂，解决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需求。现在，几十万处家庭教会活动场所完全由其自行解决，家庭教会向政府要求的不过是一个合法的名份。因此，承认家庭教会，将其纳入正常管理，只会赢得更多的人心、民心，受到信教群众的拥护。

    4. 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家庭教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要调整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操作上，都需要精心设计、全面考虑；出台的政策必须在时机上适宜、步骤上协调配套。为了降低难度、提高效益，我们设想的政策调整将会分步走，力求将政策调整的震荡降到最小，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

 

 

    对家庭教会的政策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政策调整的目标是通过给予家庭教会承认，将其纳入管理范围；承认的方式是实行家庭教会活动场所备案制。家庭教会场所备案制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备案内容。对家庭教会（含10人以上的聚会点）场所实行自愿备案，备案受理单位为当地县级民政机关的社团登记部门。备案内容包括教会（聚会点）场所负责人信息、场所房屋信息与在场所活动的教徒人数。

    2. 备案性质。备案的性质为程序性登记，受理单位只记录备案信息，不对申请备案的教会负责人资质、教会信仰与教义、教会人数、场所规模、经济能力等各项实质性内容进行审查，也不存在批准与否问题；申请备案者要如实填写备案登记表，对备案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3. 备案原则。家庭教会场所备案采取自愿原则。对不愿登记的家庭教会，不劝说、不强迫、不歧视。

    4. 与三自教会关系。凡申请备案的家庭教会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均无需与三自教会发生任何关系；无需经过政府其他管理部门的审查、授权、批准。经过备案的家庭教会可在备案场所所在地享有与三自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同等的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

    5. 责任义务。备案后的家庭教会场所应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凡有违法行为的，由国家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民政部门注销其备案。

    6. 慈善服务。备案后的家庭教会场所可组织公益慈善服务机构，由民政部门按照“民办非企业”模式或民间非营利组织模式，按有关法律法规注册登记，享受与其他非宗教公益慈善服务团体同等的权利。

    目前我国的《宗教法》短期内还难以出台、宗教领域的法治还很不健全，要一下子在法律层面上完全解决家庭教会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推出家庭教会备案制，就是向着鼓励家庭教会从“地下”走到“地上”，从没有名份变成有名份，实现家庭教会“阳光化”。这是家庭教会从与政府对抗走向对话，从“非法”走向“合法”的重要一步。

    1. 获得真实信息。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教徒、有多少家庭教会，因为难以统计，严格地说，谁也不知道。对政府来说，家庭教会活动场所一旦进行了备案，国家就可大致掌握一个地方家庭教会的真实情况，将家庭教会纳入正常管理，这对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个基督教基础信息的建设工程是任何机构任何调查都无法做到的。

    2. 降低操作难度。由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对抗，家庭教会对政府的恐惧与不信任非常严重，双方的对立情绪与猜忌心理不可避免。政府如果要在组织层面上一步到位实现对家庭教会的全面承认，就会涉及对每个家庭教会组织的评价与鉴别问题，在操作上难度极大，甚至会导致新的冲突。此外，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同志也需要时间转弯。但如果只对家庭教会使用的场所进行备案，可以不涉及组织问题，不涉及评价问题，承认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可操作性。场所备案制不过是对已有的既成事实的追加承认。最终随着宗教法的出台，就可全面实现整个基督教教会团体与机构的创立、发展、撤销的法治化管理。因此，家庭教会活动场所备案，虽然在承认的层面上处在最低一层，但其难度最小，最容易成功。

    3. 消除冲突隐患。目前家庭教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要求得到政府完全承认的合法地位，而是每周都存在的聚会场所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近年来许多家庭教会与政府冲突的矛盾焦点。上海万邦教会、广州良人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山西临汾浮山教会、北京守望教会，都曾因场所问题与政府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导致信徒上街，举行户外聚会，造成宗教群体事件。如果对家庭教会目前使用的场所进行备案，就可使其得以安全地继续使用已有的场所，极大地减少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冲突，避免宗教群体事件的发生。

    1. 选择试点。对家庭教会来说，走出“地下”，接受场所备案，实现“阳光化”，是一场巨大的转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思考、观察，反复激烈的内部讨论、才有可能接受。因此，实行家庭教会场所备案制不能一窝蜂、追求数量。应在全国范围内分别选择具有不同类型家庭教会特性的若干市、县，例如河南省唐河、浙江温州、江苏徐州、山西临汾、北京海淀等地作为家庭教会场所备案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对那些一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备案的家庭教会，应坚持自愿原则，不劝说、不歧视，耐心等待，使其有一个观察与思考的过程，这样才有利于争取大多数，有利于场所备案制的平稳实施。

    2. 尊重底线。家庭教会的类型各有不同，但其诉求与底线是一致的：

    （1）不加入三自教会。这是家庭教会最重要的底线，这里既有政治原因，更有宗教和信仰上的原因。任何想要利用场所备案的方式将家庭教会并入三自教会体系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2）保持独立。这是家庭教会在组织体系上的最大特点。参加场所备案的各教会之间完全独立，一律平等。每个教会的内部事务（包括人事、财务、教务、教堂）均由各教会自主决定。

    政府不使用管理三自教会的办法对待备案的家庭教会，也不提出超越家庭教会底线的要求，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互信。

  
    1. 对话协商。目前，我国的家庭教会与政府的接触主要在公安国保系统，属于治安层面。家庭教会场所备案后，政府可将与家庭教会接触的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即通过对话机制与平台，由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而非公安部门的官员与其对话沟通，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促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为最终《宗教法》出台后，通过法律处理宗教问题准备条件。

    2. 联席会议。在试点地区成立家庭教会问题联席会议，由当地各家庭教会代表与政府代表共同组成，下设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为双方的联络协调机构，为家庭教会与政府沟通交流提供技术性、事务性服务，不具有任何权限。联席会议是双方对话交流、协商沟通的平台。

    3. 行业协会。建立市、县一级的基督教联合会（可包含所有基督教会），基督教联合会不是宗教组织，是为基督教团体服务的非盈利机构，由各教会人士选举产生领导，实行任期制，协调本地区基督教内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团体及政府之间的各项事务；经费由各成员教会共同分担。

    4.保留三自。三自教会系统现有的一切政治待遇、教堂教产、人事等均保留不变；但国家在三年内逐步减少和停止对三自教会的财政拨款，鼓励三自教会实行“自养”，逐步实现国家在财政上与三自教会脱钩。

    5. 试行法治。法治是解决包括家庭教会问题在内的所有宗教问题的根本出路，没有立法，家庭教会问题只能做技术处理，不能得到根治。

    （1）设立试点地区和全国性宗教法起草小组，由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宗教界、学术界、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组成，开展立法调查；贯彻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宗教法》立法建议；汇总各地各类立法建议稿与各届群众意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立法草案报全国人大讨论。

    （2）在试点地区试行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同时暂停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参加备案试点的家庭教会内部实行三自原则，政府不介入其内部事务（人事、财务、教务）；对家庭教会在其场所以外的活动和涉及的业务按其内容分别依照相关法律处理；对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由当地宗教行业协会代表与政府协商临时解决办法，作为过渡时期处理宗教问题的依据；同时将这些问题列为宗教法草案讨论议题，交由全国人大宗教法起草小组考虑。

    （3）在试点地区的宗教管理业务从行政管理转为法治管理之后，政府不再保留宗教行政管理部门，现有的宗教管理干部可充实到公安、安全、司法、民政、外事、教育、卫生、食品监督、城建、旅游、出版、文物等部门，加强政府各部门依据各专业领域法律处理宗教相关事务的施政能力。

    6. 舆论先行。家庭教会场所备案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必须要舆论先行。应允许专家学者在官方媒体上就此问题发表议论，以使公众对问题有所了解。达成一个社会共识，以便降低政府政策调整的风险，不会形成政府屈从于宗教压力的误解，即使调整方案有不妥之处，也属于学术见解，政府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项政策的调整基本如此，这是一条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7. 逐步推广。实施家庭教会场所备案制要由点到面、稳步推行，试点需要一年，再用二年全面推行。实行家庭教会场所备案不在于一下子完全解决家庭教会问题，而在于借此消除政教对立，逐步和解、摸索解决基督教问题的经验，为在政治和法治层面上解决政教关系问题，为宗教立法和实现处理宗教问题的法治化做准备。

 

                 （本文转载自：《领导者》2011年6月号（总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