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刚 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对全球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就我国情况而言，宗教既关乎社会内部的和谐与稳定，又影响我国的国际交往与联系，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及宗教政策多有误解，并时有歪曲和攻击，这一方面是出于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另一方面也与宗教研究的话语体系直接相关：以建构于西方语境的宗教观念和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宗教问题，不可避免会造成误读以及理论和政策上的困境。要摆脱这种误读和困境，中国学者必须检讨宗教研究中所使用的西方话语体系，并通过探讨中国宗教信仰的特色，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一

    根据宗教社会学理论，宗教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某种需要。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指出，“宗教并非产生于人类的沉思或反省，也非产生于幻觉或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现实不幸，产生于人类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强烈的个人依恋与死亡这一最令人感到无奈和绝望的事情的存在，是宗教信仰的最主要源泉”。因无力控制生存环境而导致困惑，邪恶和不幸又让人备感无助，宗教则可以让人感到有一种比自身强大的力量和希望。马林诺夫斯基的这种功能主义把宗教的存在归因于人类个体的基本需要、内驱力和情绪，具有个体主义的和心理学的特征。

    拉德克力夫－布朗提出了另一种功能主义，即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宗教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或结构的需要。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需要有对价值、信仰和准则的大体一致的认识，宗教仪式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因为对地狱的恐惧、触犯了神明后的焦虑，或者对恶魔诱惑的担心等，都有助于保障社会的一致。

    涂尔干的隐喻平行原则也可归于这种结构功能主义。涂尔干认为，神圣世界是平行于世俗世界的，那些有可能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行为模式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害怕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按照涂尔干的观点，上帝实际上就是社会的隐喻，崇拜上帝就是崇拜自己的社会，人们意识不到这种投射过程，禁忌以及道德准则等就变成了不容置疑的绝对律令了。

    在西方宗教话语体系中，宗教实际上就是指这种具有结构功能的宗教，因为它有自己的道德秩序观念，要求信徒的主观生活必须服从于更高的具有超验意义的权威、善或真理，其核心价值就是要服从权威，这个权威实乃宗教自己的组织——教会。因此，宗教在西方的语境中是一种秩序意识形态，它与世俗政权必然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基督宗教产生之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以及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与欧洲各世俗王权之间的关系，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竞争关系。构建在这种政教竞争与张力语境中的西方政教分离观念，目的之一即在于消弭政教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张力。

                                                                    二

    随着当今全球政治的发展和文化多元意识的提高，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宗教理论包括政教分离原则等，其适用性是有限的，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纽约城市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和后殖民理论专家塔拉尔•阿萨德就认为，“宗教与权力分离是一种西方模式”，普遍适用的宗教定义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宗教的各构成要素都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把宗教看作一种跨历史、跨文化现象不过是现代西方的概念，“是权力建构了宗教意识形态，建立起某种宗教具备独特个性的前提条件，并规定了特定的宗教实践与话语，产生了特定的宗教知识”。加州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宗教学教授伊万•斯特伦斯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们在谈宗教的时候，常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和决定，或干脆出于自己的目的进行取舍，如传教士在遭遇佛教时，出于传教的目的，把佛教看作一种哲学而非宗教，认为宗教必须与上帝有关；而涂尔干则认为构成宗教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神圣，这样佛教就变成了一种宗教，涂尔干这样定义的目的是为了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国际著名宗教与全球政治专家、前美国宗教学会主席马克•尤尔根斯迈耶教授更关注西方宗教观念在应用于其他社会后所产生的后果。他在《全球反叛：宗教对世俗政权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当年西方人“以近乎传教士的热情”将政教分离原则输往亚、非地区，认为这是“西方送给世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份最好遗产”，实际上却给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埋下了隐患，“而当今伊斯兰世界宗教政治的发展，更证明了西方人这种移花接木的失败”。

    由于认识到西方传统宗教观念的局限性，学者们开始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去思考宗教理论和宗教问题。2005年，美国著名宗教哲学和神学教授大卫•格里芬主编的《深度宗教多元主义》一书集中探讨了宗教的多元含义，尤其是宗教定义的去西方化问题，认为目前西方对宗教的定义完全是从基督宗教发展而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又一表达”，因为它完全按照西方基督宗教的标准“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其实，即使在西方，基督宗教产生之前的希腊、罗马的宗教信仰，也更像马林诺夫斯基所分析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体心理或灵性的需求，无论是以宙斯（朱庇特）为主的奥林匹亚神系崇拜，还是具有神秘特征的俄耳普斯崇拜、密特拉崇拜等，无不是如此，其与世俗政治的关系也是和谐共处的，并不存在严重的张力和竞争。从这一历史维度来看，基督宗教产生之后西方社会的宗教以及政教关系等问题，似乎更像是一个特例，而并非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文化存在。

                                                                 三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我国的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更近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需求性质，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毋宁说是一种个人心理或灵性的满足与追求（而在西方宗教理论的框架下，许多中外研究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认为我国没有宗教，中国人大多不信仰宗教）。各教之间未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没有西方宗教史上那样残酷的长期的宗教战争，儒释道和平共处，在理论上关系日趋密切，外来宗教也在这种宽松氛围之下自觉接受其他宗教的影响。

    在政教关系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是一种“政主教从”的关系，尽管历史上也曾偶尔出现过迫害宗教事件，如“三武一宗”灭佛、北齐文宣帝禁道等，但都是暂时性的。大量证据表明，在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下，一种宗教只要不对社会构成挑战，不刻意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就能享受到广泛的信仰自由。这与洛克所主张的政教分离理论其实颇为类似，甚至直接就是洛克所追求的理想的政教关系，即信不信神、信什么神是自己的问题，只要不在公共领域中挑战政府的权威，政府就不会多加干涉。

    当代许多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中国宗教不同于西方基督宗教的方面。如著名英国宗教学教授尼尼安•斯马特就认为，西方宗教具有组织体制化特征，但如果从组织化视角来探求中国宗教的特征就会陷入误区：“社会学家把宗教组织分成教会、教派、宗派时，明显是按照西方，尤其是基督宗教现象来划分的……在传统中国是一种复杂的四种或四种以上传统的共生：道、儒、佛和民间信仰的共栖共存。”已故著名华裔美国学者杨庆堃提出的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概念，以及西方式制度性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运作，而中国式分散性宗教则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的论述，对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建构更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当代宗教研究中必须从更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尤其是要充分认识到宗教满足人类个体心理和灵性需求的维度，应该说，宗教的这一维度与其结构功能或制度化层面相比，更具原生性和普遍性，同时也更具灵性和现实超越性。由这种个体性宗教发展为体制性宗教，不仅是一种个案现象，而且还使得宗教更偏向于进行社会控制的俗世取向。关于这一点，涂尔干的隐喻平行原则其实已经暗含了，而威廉•詹姆斯的分析则更加直白。

    威廉•詹姆斯认为，个体宗教体验是深埋在私人内心中的经验，根植于意识的神秘状态之中，一旦体制化，形成教会组织，便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追逐世俗世界的权力，也就会导致灵性的堕落。詹姆斯说，“综观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是宗教的天才们吸引了追随者，产生了由同情者们汇成的各种群体，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当这些群体强盛到足以组织自身时，它们就成了拥有自己共同野心的教会机构。于是，政治的精神和独断统治的强烈欲望很容易渗入其中，并且玷污了原本纯洁的东西”。

    近年来，传统宗教信仰模式的影响力在欧洲社会有所下降，教会成员数量以及一些地区神职人员数量减少。但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信徒称自己追求的是精神生活，而非宗教生活，一些人甚至提出所谓“信仰而不归属”的说法，声称自己虽然不经常参与教会活动，但并非没有信仰，这其实是从衍生性的体制性宗教向原生性的个体性宗教的一种回归。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学者应该通过探讨我国及世界各地区、各文明、各历史阶段宗教信仰的发展特点，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宗教问题上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对源自西方语境的宗教话语体系必须有清醒的分析和认识。某些西方势力把政教关系理论当作普世价值强行推销和运用，对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而言，非但不具有建设性意义，反而会起到解构社会的作用。

       （本文转载自：中国宗教网-论坛（2011-10-08 ），载于《中国宗教》2011-08 。
          http://www.chinareligion.cn/luntan/2011-10-08/1363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