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

 

    新年伊始，有这么多朋友来社科书店参加读书沙龙，真是很感动。这些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联想起自己在学术层面的许多所闻所感。一是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近些年来已有上万家书店倒闭、关门，二是最近在上海听说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先生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而震怒，因为本应听他课的30多位武警学员为了给电影《色·戒》男主角在复旦演讲的场地维持秩序而集体缺课。学问与娱乐的错位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中国今天的物质生活确实已好了很多，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了世界第二位，但我们的民族魂在哪里？我们的精、气、神是什么？好像没有太多的人在关注，而对之较真的人则更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但我担心的是人们好像把重心转向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关心，而真正开始风行的也主要是通俗文化、功利文化，至于具有精神底蕴、思想深度的文化追求却尚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尽管今天的读书风气受到了网络文化、网络阅读的冲击，但整个社会的读书兴趣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虽有号召社会读书的呼喊，其效果仍然不尽人意，对读书的社会关注从宏观来看也很少很少。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回归、灵魂重塑的难得机遇和关键时刻；因此我们的社会媒体和大众舆论应该被引向对全民读书的提倡及拯救，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具有“煽情”特点的吸引大众参与、甚至倾心于娱乐“选星”、“创星”和“捧星”的宣传。可以说，我们要想真正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境界，能够自豪、且具有竞争力地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则有必要呼吁、号召全民读书，让社会营造出积极的读书氛围，尤其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读高雅之书、学术之书，以便能为重塑中华文化之魂、体现我们的文化自知、自觉和自强提供必要而有利的气场。

 

    就我们学术圈的人士而言，则应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现在谈得较多的是要创新、突破，要出新思想，达到高水平。其实，这首先需要有学术活跃、然后才可能出真知灼见，有创新思想。所以，我们的创新一是需要突破国外的模式，目前这种模式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甚至已经束缚了我们本来应该已经活跃起来、可以获得解放的思想；约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理论、学术体系和社会时尚基本上是在学国外，尤其是受西方和前苏东的影响，迄今仍未获得质的突破。二是需要突破传统的模式，对于自我传统之深厚积淀的偏爱不能泛滥为溺爱，我们在处理、对待自我的传统时必须张驰有度、弃扬适当，持有开放、进取心态。过去对传统采取了两种极端态度，或是彻底打破传统、全盘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忘记了我们今天的发展乃传统的积淀和扬弃，或是完全复古，不允许对传统说东道西。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态度来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发展。只有在参考并超越这两种模式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到有所创新，走出一条适应当今形势的新路。

 

    为了真正实现我们的学术创新，我想，我们应该努力的，一是学术标准上门槛要高，强调高雅的学术品德、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坚持科学的学术方法，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二是学术探索上门槛要低，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学者有思想性、发挥想象力，对其研讨的事物持有好奇心、怀疑态和惊讶感，允许学者有“奇谈怪论”、发“奇光异彩”。那种在学术问题上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只会把学术研究逼上绝路，让思想火花熄灭，尤其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应该对这种窒息大胆学术探讨的“文革”遗风坚决说“不”！作为学者，我们的学术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术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生命感受，也带给我们精神享受，折射出我们时代的文化写照；而且，学术追求让我们能够形成这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表达了我们的社会共在和思想共识。所以，我们这些人所表现出的爱文化、爱学术的忘我精神，就好似有着一股忘我投入“宗教般”的激情。“文以载道”，这已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生存现实和人生境界。中国学者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探究的先行者、摸索者和保护者，我们为此也应有一种文化追求上的殉道精神、创新意识，要敢为人先、勇立潮头。

 

    这次组织读书沙龙，我本来只是想为了促成它而出点微薄之力，将自己最近完成的一套学术散论丛书送给大家笑纳。没想到社科书店的黄老师和读书沙龙的组织者却要让我讲讲，不由得使自己害怕是否有自我炒作之嫌，更怕大家由此而笑话我自不量力。其实，这些散论的确很散，不足挂齿，不值一谈。当然，它们也反映出我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侧面，揭示出看似苦、累或复杂的学术活动给我带来的一种乐趣、充实和收获；或许，这也说明学术应从点滴做起，同样能在这些点滴中折射出学术的觉悟和真谛。通过这些散论的表述，我得以把自己零碎的做学问时间连成了一线，已使我的读书、谈书和写书乐趣串在了一块。而且，读书沙龙也是出思想、出思想家的地方，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休谟、霍尔巴赫（启蒙沙龙的创立者）等人就曾是学术沙龙的常客或组织者。英国伯明翰大学由著名宗教对话学者约翰·希克发题的“Open-end”沙龙是每两周举行一次，坚持了近30年，我访英期间参加过几次，多有收获。许多思想、学术信息，都是在这种沙龙中获得的。

 

    在这六本散论中，《学苑漫谈》是讲演集，其实质是与众人一起读书，谈书，评书。我的体会是与众人谈书能使我们作为脑力劳动个体户的研究者不再孤立，也驱赶了孤独，在群言中能集思广益，受到启迪、感染和鼓励。在讲演中可以感受校园气氛，获得那种教学相长的惊喜。今天社会相关阶层已在形成“读书班”之风，各种形式的读书班，读书会异彩纷呈，而我的所谓讲演也大多是这些读书班给我提供了机会，结交了很多知音。这些读书人来自各个不同行业，虽工作各异却共有求知兴趣，而且大家的文化层次都很高，志向也极为远大。我基本上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几乎每次都是讲宗教，但所触及的有不同宗教和不同宗教层面，以及其广延的社会、文化领域，悠长的历史、现实延续。讲演的准备就是一个多读书、猛补课的机会，让自己体会到讲“一碗水”和准备“一桶水”这种比喻的意义。其实，这些讲演并非独白，而是有问有答、有碰撞、有回应，讲者同样有许多意外收获和知识上的提高。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讲演，由此让我和大家多了许多讨论、交流，也获得了求同或达和的共识及共鸣。而且，在人们对宗教探讨感兴趣、对宗教问题有思考的氛围中，我们这一边缘、敏感学科的从业者就不再感到孤单、而是获得了学苑、家园的温暖。

 

   《以文会友》是序文集，这实际上就是读书心得、读书札记，而且对我来说也充满着成为学界朋友新书第一个读者或最早读者之一的那种“先睹为快”的快感和愉悦。虽然写“序”是给别人看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个对此阅读的介绍、引导或导读作用，但“序”者必须首先是其“读”者，“序”即读后感，因而其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观点的沟通和交流，文人以“文”会友，这在写序的过程中对此感受特别强烈。这些“序”本身就是与读书密切关联的学习、领会、消化、融合的过程，从“读”而走近作者、体会作者，进而以“写”来与作者对话，其中有回应、有争论、有悟出的新意，有“接着说”的延续。“写”是有感而发，言其理解、领悟、联想，以及所受到的启发和自我思绪的发挥。自己在给中国宗教学领域的这些学者朋友新作的写序过程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国宗教研究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凡历史、曲折过程。尽管这里所涉及的著述和为之而有的感触不过是反映这一当代中国宗教学创新发展的“吉光片羽”，仍能让人们享受到这一伟大时代的独特“光辉”。宗教学著作的出版非常不容易，几乎每本书在问世前都要经历审读之关、多有波折。而我之所以会不自量力地去写这些“序”，实际上也有在宗教学界“见义勇为”的原因，即设法去减轻这些作者们“闯关”的难度，尤其是给我们这一领域的学术新秀们多一些鼓励，多一种支持。

 

   《心曲神韵》是随感集，书名受到泰戈尔一本诗集中译名《心笛神韵》的启发，我的“心曲”虽不成悠扬的“笛”声，却也是自我思绪的自然流露，而且自感也在追求那种思无所羁、旨在超越的“神韵”。这些文章大多是“逼出来”的“急就章”，而且不少还是在即席发言之后的回忆补记。其写作场景也多在机场休息室、长途飞机上、以及开会的宾馆和出差的途中。不过，这种随遇而发、随感而言却是自己真实思想和学术见解的自然陈述，在其“自然”之中仍有“道法”。宗教学在今日中国是“可道”之道，却也绝非“常道”。随感、断想、意识流、沉思录，是颇有文学色彩的哲思，这些“小文”可能谈不上“文雅”，却有着爱智求睿的努力。它们反映出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不同“场景”和这些同仁们聚会时的学术氛围，折射出相关学者的学术性格及性情。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的立意为“文”小而“志”大，以学者的眼光和笔触论及社会、文化中的不少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对物质层面虽实而精神层面仍虚的现状发点议论、做些补救，而自己的思想聚焦也表达了自己的明确态度和期盼。因为尚未真正感到能否有把握以自己微薄之力来促进我们社会的美好发展，故而只能以己之“心曲”来求社会共识、精神共享的“神韵”。

 

   《间性探幽》是对话集，从两人谈、四人谈到众人谈，旨在“间”性（Between）中深层次地了解对话的双方，在细微之处来“通幽”，实现彼此的真正“走近”。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虽多为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原因，却也不乏双方不解、误解的复杂因素。在人际之间，往往会有理解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到处都会有误表、误听、误解之存在，故此才有解释学被视为理解的艺术之原端。我所取的书名受到去年贺岁片《非诚勿扰2》片尾曲“最好不相见”、以及由此流传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但曾相见便相知”等诗文的启发。所谓“相”就是“间”性的动态表达，“间”为关系定位，为空间性布局，“相”为关系互动，为时间性变动。人际相遇的最多方式即“间”性对话，“间”性沟通，进入这种“间”性是一种未知，也是一种冒险，“间”性之“相”就是这种探险之旅，其体验可能是“苦涩”，是“随缘”，也可能是“乐趣”，是“喜悦”。今天中国社会对待宗教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宗教的不解或误解，许多人不去细看、洞观，没有对话、沟通，而盲目地、并单边地批判宗教，否定宗教。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有必要把当事人拉入宗教与世界、尤其是宗教与中国的这种“间”性之中，并让尽可能多的人们听到其“间”性对话。我希望这种对话是敞开的、澄明的，以对话来求得人间真谛、真道之在，这样让我们在对待人生、社会和宗教时，能够更真实、更客观、更透澈、更开明一些。在这些对话中，我也在努力敞开心扉，以开放、平等、互尊、倾听的姿态步入“间”性。

 

   《西哲剪影》是以“爱智”为题而对我所特别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加以素描，其中也多触及我所关注的宗教、无神论等问题。思想、理论的形成要靠人，会体现人的个性、特色。人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创造者。所以，我个人认为思想虽会形成体制，却要靠思想家个人的追求，是一种悟、磨的慢功夫，其开窍、解蔽的偶然或必然很难事先构设。所以在思想领域做集体项目很难成就思想大家和严谨、统一的思想体系，这基本上是知识个体户的行为，是人之个性的奥秘，而且其在文史哲的创新中颇为普遍。当然，这一领域的资料整理、历史勾勒可以靠集体攻关、联合项目来实现，它主要是积累、搜集，回顾和反思，而思想学术创新则可能主要由个人来完成，靠一种学术个性的历练。所以，在西哲研究中我对作为个我的思想家、哲学家会油然起敬，深深感受到其孤独中的伟大，佩服其单行独立而达到的成就。在谈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时，有些人认为中国思想的前途乃在于摆脱宗教、进入哲学。但以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家中所得到的体会来看，宗教与哲学在方法论上会有一些区别，但在人类所向往的终极追求、超越境界上却并无径渭分明之别。因此，在阅读、理解西方哲学家时，我们有必要细心关注科学、哲学、宗教这三大领域的复杂关联，它们之间的历史冲突有些是认识层面的，但更多的往往是政治层面的。所以，在探究人之谜、宇宙之谜等终极问题时，要慎言它们的根本区别，而应多找其复杂关联。

 

    除了探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我也喜欢窥视这些人群的人性。而其学术与人生的结合，则往往可以“苦难辉煌”来表述。他们多有悲惨人生或孤寂人生，与他们思想成就及其广远影响截然不同。或许，这也给我们研究哲学的人带来一些“同命相怜”之感，当然也会因其“哲学的慰藉”而得以超脱、释然。思想家往往是孤独、孤寂、孤立的，和者甚寡，高处不胜寒。但同样也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作哲学家必须要有“水穷云起”、“宠辱不惊”的胸襟，在复杂的现实中要寻求“空谷幽兰”之隐。达不到此境或心力衰竭则有可能步入抑郁或精神崩溃的险境。西哲中有些哲学家成功了，但他们也真的把精神搞垮了。如尼采希望能有不需要“上帝”的“超人”，而他自己却成为了“疯人”。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期恰好就是尼采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时代。德国知识界非常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对尼采、海德格尔特感兴趣，因为他俩一是疯人疯语，一是晦涩难读，且与德国的近现代政治有着复杂关联。我想，这与我们接触和接受他们思想的时代有着复杂的关系，产生了与我们相呼应的一些联想和思索。当然，写这些人物剪影的目的，也是希望不知哲学有何用的社会对哲学、哲学家能有一些理解和宽容，允许他们在思想之探上单行独立，书真知灼见。我们需要中国当今的伟大思想和思想家、所以希望大家爱智慧，爱哲人，让新的思想能够脱颖而出。西方政客撒切尔说到中国当今发展时曾安慰西方世界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这种表述可以反映西方舆论在对华态度上的一种精神、心态上的狂傲。我们今天要迎接西方在文化软实力层面上对我们的这种挑战，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思想的独特、优杰和新颖之处，使撒切尔之类再不敢如此胡言。

 

   《田野写真》是由四个调研报告及其附录构成的调研集，基于今天中国宗教及宗教研究的现状讲了自己想说的真话，提供了一些话题和思考，力求悟真、求真和写真。当代中国社会已有许多新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出现了重组，社会文化产生了转型，人们的生活、追求和心态也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如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那样，我们已处于一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等领域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用以往的理论、学说和推断模式已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解决，而一些习惯性，机械性套用传统理论学说给出的解释也似乎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这都说明我们这一时代已需要新的理论学说、思想方法，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出新、创新的时候了，而不可囿于传统思想模式而贻误这一大好且急需的时机。所以，我想从一个宗教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试图真实地观察、描述今天的社会变迁，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我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宗教是人们鲜活的生活，既有传统的积淀，也有当今的体验。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社会、政治上的变化实际上告诉我们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批判在根本上立足于社会批判、政治批判，而不是宗教批判本身。如果今天仍强调中国的宗教“不好”、“落后”，则实际上在指责我们当今社会“不好”、认为是社会“出了大问题”，其实质则是要破坏、重组这个社会。我想，我们今天的宗教研究，是为了呵护、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是使我们的执政党有尽可能多的朋友和同盟军，而不是制造分歧、挑起矛盾，让社会陷入内乱。这里的确有一个如何思考、构设我们今天文化战略的问题。今天对中国宗教究竟应怎样看、怎么办，目前分歧很大、争议尖锐。我们学术界是弱势群体，并不占有话语权。但我们的立足点应是尽可能让我们自己的社会和谐，使我们的文化有其自知、自觉，让中国的国际地位稳固，消解内外阻力，力争长治久安。对此，我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涉及到一些前沿领域和敏感问题，讲了不少真话。

 

    中国社会在今后五至十年乃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从文化战略和文化软实力构建的意义上，我想从中国之“士”的角度，以知识分子的良心，出自对国家发展的关心，在这关键时刻理应直言、敢言。所以，我基于目前的现实认知情况而指出了在对待宗教上有着上中下三策的可能性选择，上策是理顺关系，对宗教在信仰上尊重，政治上包容，社会上管理，纳入自己的社会整体体制，使之不要有异化、分化。这样可使我们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统一。中策是先不表态，灵活掌握、多观察、多接触、多思考，积累经验，选择良方，等待时机。下策则是突出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水火不容，人为地将之推为异己力量。从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及其历史提供的契机来看，我们应该力争上策，守为中策，避免下策。当然，我的所言也是开放性、商讨性、探索性、前瞻性的，欢迎回应、辩论、批评、补充和完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回到社会真实，找出能指引正确方向的真理。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更需要学术界对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文化发展不能只盯着通俗文化、仅注重文化产业，而要提高大众文化的品味，升华民众的精神境界，否则“通俗”就会脱化为“庸俗”，文化“物化”而只剩躯体、没了灵魂。我们社会的“物质”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了，而文化精神的支撑却明显不足。一些中国人在追求物质享受上的“奢侈品”，据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占了全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四分之一。而对精神享受上的“奢侈品”却难得光顾和“消费”。其实，关注学术本身也是追求精神层面上的“奢侈品”；中国人在物质消费上已有了享受奢侈品的势力，而在精神消费上却仍显得非常寒酸；为了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民族，我们理应引导社会的这种关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有这种精神“消费”。我在出差时曾看到一篇小报的文章，题为“他们现在干什么”：以描写作者的高中同学为由，说智商高的同学都经商、当官去了，只有几个智商低的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坚持考大学、考硕考博、甚至读博士后，因为贵在坚持而终于当上了研究员、教授、甚至博导。这种说法颇有讽刺之意，反映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做学问的看法或者说偏见。其实，现在一些政界、商界的成功人士回过头来又读硕读博。虽然他们声称此为“仕而优则学”，好似逆向之行比顺向的“学而优则仕”来得容易，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上层、有识之士对学术的敬畏。这至少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思想和文化回归。我们迄今只有思想输入，很少有思想输出，而能够输出的那一点点也是我们的老祖宗所留下来的，吃的是老本，而没能立新功。目前我们已从资本、资金、技术和产品等的对内输入转向其对外输出，但对我们的文化弘扬、国家影响真正起支撑、决定作用的应是思想的输出、是给世界提供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形成我们国家真正起作用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社会整体建设一定要防止外表华丽、内部朽坏、有体而无魂的窘境。我们今天强调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固本化外”，但究竟有哪些“本”需要“固”、有哪些“外”能够“化”，都并不十分清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文化发展可能会陷入盲区，在其方向的辨识上仍然非常模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给了我们文化发展的指引和警示。而今天在相关领域的理解或解读上对之尚有偏差，也不能排除会出现偏离的危险，结果可能会失去中国文化重建及繁荣的这一大好、且重要的时机。

 

    我们的社会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轻人文、少读书的状况，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虽然正向着多元方向发展，文化流俗的嬗变却使不少人离维系社会共在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已越来越远。媒体推荐的、大众接收的已越来越多是“快餐文化”、“娱乐文化”、“时尚文化”、“广告文化”和“做秀文化”，一些打着“文化”之名或有“文化”外包装的社会产品表面华丽娇艳，却缺乏精神灵魂。我们当然需要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娱乐调适，但不能比重太大，于此的精力投入太多。当前我们的文化战略并不十分清楚，相关文化举措中也缺少精、气、神的构设。所以，我们决不可因为今天表面上的多元文化繁荣而产生“莺歌燕舞”的陶醉，而需要有“危机四伏”的警觉和敏感。回顾百年发展，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已破坏得太多，从外面的文化中也引进得够多了，但在构建自己的新文化、形成当代中华思想精神体系上却做得太少太少了。今天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少德”、“无道”现象，已在不断敲响警钟，甚至已有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让我们警醒。我们今天文化佳境和文明优势的形成，不能靠任何“文化工程”来简单地突击完成，而必须是不断熏染、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民提倡人文精神、关注人文发展的社会氛围及共有气场，因此，我们要向全民提倡、推广读书教育、博雅教育，培育我们民族的优雅精神，形成我们民众的“重文”气质。一个民族如果灵魂脱体、精神朽坏，素质下降，其再强大的外壳也难以避免其坍塌。所以，今天的文化发展及文化繁荣，其核心应是弘扬文化精神，关键在于找回中华文化之魂。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庸和谐的精神、稳健含蓄的风度、海纳百川的包容、永无止境的探索、自强不息的持守上来体悟中国文化精神，找回中华民族之魂。为此，中国的读书人群体必须坚持并力争扩大，我们的书店应坚持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驿站和思想家园，使我们的文化创新努力能不断得到知识的调适和充实，能够思域开阔、博采众长。

 

    在我自己所从事的宗教学研究领域，我也是在以“守土有责”的学者使命和义务来坚持读书、写书，希望从宗教这一领域切入我们的文化关注及文化战略，旨在理顺我国社会、文化中的宗教关系，维系并发展中国的和谐社会。其实，这一研究的关键在于对“信仰”的理解，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现象，信仰有不同层面，包括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种政治信仰，是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员不要有信仰，这实际上把共产党人的精神持守、理想追求都否定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信仰、中华民族应该有信仰；如果没了信仰，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也就没了希望，失去了目标。信仰是人类求知的产物，是对“未知”的一种具有模糊性、神秘性、神圣性、整体性的把握。信仰是世人超出其理性认知而对时、空整体的一种独特把握，是人在意识到这种时空整体存在、包括对无限时空的推测，以及意识到人之自我和这种自我有限性时的一种人生追求和自我超越。科学家承认，在已知世界中科学能真正说明、解释的仅为其百分之四；此外的部分加之未知世界，人只能靠信仰来把握、来界说。这种信仰把握在目的上具有绝对性，而其实现则仅有相对性。在此，“信”是一种前瞻、一种托付、一种投身、一种冒险，因为“信”本身即是对某种尚未实现、并非可以确切证实的观念、理想、预设的追求、持守和忠诚。人生构设的这类目的实际上就是人的信仰，虽然在其人生中这种目的不能真正实现，人却会对其信之、仰之，甚至可为其殉道、牺牲。一旦其真正实现了，信仰则不再是信仰而为真实。所以，信仰关涉未来学、预测学，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对尚未实现的目的之信仰，反映出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信仰层面的共性，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在目的上的区别，则是在于政治信仰相信其目的在此岸（此世）的未来会实现，而宗教信仰则相信其目的只能在未来的彼岸（来世）得以实现，但这种彼岸信仰仍会影响、制约其信奉者的此岸人生。其实，在信仰追求中，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把握、欣赏或警惕这一过程，把研究、解决信仰问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现实过程之中，而不能放在说不清、纠缠不完的未来或彼岸上。

 

    信仰所问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何来”、“人往何去”，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准确的答案。实际上，“人从何来”，不知道，也不需要弄清楚；“人往何去”即归宿去何处，也不知道，同样也不需要说明白。而人在来去之间的过程则可以知道，这才是真正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的；只有从其来与去之间的过程才能回答、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关注信仰、关注宗教信仰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研究、重视，是其今生今世而不是什么“彼岸”之“神”。探讨有“神”、无“神”，弄清“唯心”、“唯物”，实际上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并非社会存在论问题。“神”之有无，或“心”、“物”之所“唯”，恰如一个硬币上的两面会同时存在，相辅相成，这在认识论上未解，在存在论上则无解，故而会长期为人类之问，且答案多元。从纯学术层面可以继续不断地探究这一问题，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则可以对之扬弃、超越，不必过度纠缠；因为争论不休、让彼此生出异心反而会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局。所以说，宗教学与哲学虽关联密切，但其与社会政治的关联则可能更为复杂、更加敏感。必须坦言，宗教研究这一领域“水太深”、“雷太多”，难以坚持却也贵在坚持。在这一敏感雷区30多年的摸爬滚打中，自己也留下了不少断想和散论，有着颇多感慨和叹息，将之结集在此，其意蕴是既向大家求教、亦向大家求助。谨此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2012年1月3日在贡院沙龙“新年读书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