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
 

[内容摘要] 族群属性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属性之一，而族群最擅长编织网络。本文从社会网络的集聚黏合方式、网络的延伸与发展、网络结构的新变化、族群网络的发展方向四个方面，分析了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深入认识回族社会网络系统。
　　
　　
　　族群属性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属性之一，而族群最擅长编织网络。透视任何一个社会，它的事务大多是需要通过网络的形式而展开的。这种网络是一个特殊的由个体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状物。每一个个体因为其担当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分别位于网络的中心或边缘。

　　在中国，每一个族群，都有其自己的社会网络。具体表现为中国回族穆斯林有着自己民族独有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长期观察表明，中国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社会，存在着一个看似无形却时时处处都能够感知存在的社会网络系统。共同的民族文化是这一网络系统的基础构件，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是联络回族穆斯林族群情感的重要纽带。这个社会网络系统具有相对严密的组织性、高度的参与性、反应的敏锐性和内部联系的高效率性。尤其是在一些地区、部分教派门宦中，上述特征表现更为突出。
　　
　　一、社会网络的集聚黏合方式
　　
　　中国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虽然外在的民族特征不够显著(如没有所谓的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使用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共同语言充当交流工具)、民族风俗特色不具较多独特性(如回族并没有像藏、蒙古、维、壮等民族那样有专属自己民族的、鲜明特征的文艺表现形式——歌曲、舞蹈、曲艺)，然其民族性格却比较明显、族群意识却十分强烈，宗教信仰尤为坚定。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不同时间、空间决定个体的角色。网络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具有大致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个体角色会经常处于变动中，如某些人在某种时段、某种场合、某种情境下是授益人，实施义务，而在其他时段、场合、情境下却变为受益人，享受权利。授益人与受益人之间构成关系的复杂体系，授益方往往使用自身的权力、地位、财富和其他一些社会资源，去帮助护佑受益方。回族穆斯林们彼此之间，通过相对固定的形式保持着相互的社会联系。不同地方(如西北、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与乡村地区)回族穆斯林网络的密度有所不同——或是松散或是紧密地保持着族群联系。针对个体而言，有时这种网络处于暂时休眠的状态；而一旦启动，则很快处于高效率运作的状态。

　　综观回族穆斯林社会网络结构，通常以多种集聚黏合形式体现：

　　1．地缘——最常见的也是最普通的一种社会网络黏合方式，虽然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心目中，地缘远不如血缘与族缘那样重要。

　　2．血缘——回族穆斯林较为重视血缘关系，宗亲、姻亲等的联系过从甚密。“婚姻的职能即是有用的社会经济契约，这不但存在于男女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社会团体之间。……婚姻起着组织经济分配与合作方式的作用。”在中国回族穆斯林族群中，素有“回回亲、亲上亲，打断胳膊连着筋”的形象比喻。

　　3．族缘——在他族眼光中，回族首先是民族认同，然后才是血缘认同、地域认同等等。回族好舍散，注重资财二次再分配。散“乜贴”，缴“则卡提”，扶困救贫、周济穷人，首先围绕本民族展开。至于日常生活与经济关照，也多在同类中进行。因此回族穆斯林中又有“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的说法。族缘是决定回族族群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4．业缘——回族具有某种择业选择——即择业禁忌，有的即使收入再高也不能干。所以回族就业范围受到主观与客观限制，很多人往往多从事相同的职业，如“回回三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剥皮子，一把卖切糕”，即所谓回民多从事清真饮食业，牛羊贩运、屠宰业，羊毛、羊皮、羊绒的贩运业等，甚至于在回族聚居地区，垄断了当地此类经济门类。共同的职业，把众多回族穆斯林凝聚在一起。

　　5．教缘——浓郁、深厚的宗教情感，是中国回族穆斯林民族性的重要心理基础。宗教的社会网络，是城市与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基础之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1300多年，在当代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至今依然起着最重要的族群凝聚作用。相对于那些无宗教信仰的族群而言，教缘——是在地缘、血缘、族缘、业缘之外，为有信仰的回族穆斯林提供的一种重要的聚集方式与黏合方式。

　　不同凝聚黏合形式，各具不同效应。

　　先举地缘产生的效应。新疆在1949年时仅有回族12万，迄今为止已逾100万人，除了自然增长以外，还有大量的机械增长——即自愿移民。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北甘宁青地区回民大量涌向新疆避灾就食，即民间所谓“走西口”。据载宁夏西海固地区就有6万余人(其中仅海原县有3万人)“走西口”。他们的这种移民方式，主要是依赖家族、亲属关系，一两人或三五人到达新疆某地站住脚跟后，便往往会呼亲唤友，络绎不绝。在今天的乌鲁木齐、伊宁、昌吉、米泉、焉耆、沙湾等地，居住着众多的回族穆斯林。新疆成为继宁夏、甘肃、河南、青海以后，中国回族穆斯林人口总数第五的省、自治区。

　　次举血缘产生的效应。由婚姻关系构成的血缘网络，典型如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主要由马、丁、敏三大姓和其他小姓，以其相互之间的联姻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乌玛”——宗教公社。而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哲赫忍耶的甘肃狄道(今临洮县)与宁夏金积堡，历史上也曾通过婚姻保持着密切关系。

　　再举业缘产生的效应。回族擅经营商贸业，固定的回族坐商、流动的回族行商，把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回族聚居区联系到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商业网络。其中西北地区甘肃一青海传统的“唐蕃古道”，新疆一内蒙古传统的“驼茶丝路”，西南地区云南一四川传统的“茶马古道”上，回族穆斯林的脚户通过马帮、牦牛(或骆驼)驮队，推动边远地区的商品流通，织成一个巨大的商业贸易网络。早在清末，云南省平远及河西等地的回民就组建马帮，从事昆明、思茅、景洪、勐海到缅甸景栋、泰国清迈、缅甸毛淡棉等地，以及云南与广西、广东等长距离的贸易活动，具有从事国际及省际贸易的经验，建立起相关的关系网络。

    最后举教缘产生的效应。西北甘宁青地区回族穆斯林聚居程度较高，其民族心理意识、遵守民族习俗的自觉性也较强，饮酒、吸烟的禁忌性明显，与异族通婚率也较低，然而宗教信仰意识最为强烈，对于因共同信仰产生的穆斯林认同——宗教认同通常位于认同前位；相形之下，因共同民族、因共同地域、因共同职业以及相近血缘关系产生的认同就位于教缘后位。而福建晋江陈埭镇丁姓、浙江百崎郭姓，民族认同高于其他认同。按照西北甘宁青回族穆斯林的标准属性衡量，陈埭回族是属于早已汉化了的，但仍然一定程度上坚持对“回族”的族群认同，对“穆斯林”的认同性较差。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现象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较多，有不少人声称“回族”而非“穆斯林”，即只认同民族，不认同宗教，反映出当地回人的族群认同较强，而伊斯兰教信仰已经淡薄。这与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的现象有着极大的差别。
　　
　　二、网络的延伸与发展
　　
　　“后天进化获得的种族或族群特性或‘气质’，具有遗传性，从而，种族或族群之间在种族或族群特性或‘气质’方面的融合或同化很难或者不可能发生，从而否定了同化的可能性。”研究的结论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作用，回族穆斯林与中国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融合或同化在相当长时限内较难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承认“族群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因而通过相遇、竞争、适应的过程，这种差别会发生改变，同化不可避免”。回族穆斯林为了抵制、避免同化的发生(或是延缓这种同化的进程)，通常采用聚族而居的方式，所以在中国各地形成了较多的聚居区。

　　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结果是在中国形成一些相对明显的回族穆斯林“民族走廊”。

　　“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上的回族穆斯林沿着兰州—东乡—广河—康乐—和政—临夏—积石山—循化—化隆—西宁—湟中—大通—门源展开。

　　而沿线的一些城镇如兰州的七里河、小西湖，广河的三甲集，临夏的八坊，西宁的东关……，都成为著名的回族穆斯林的聚居地、重要的交通节点、商业网络的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回民在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收购羊绒，足迹遍及整个西部边陲。甚至于深入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周边国家。

　　与“民族走廊”相对应的还有一些回族的“文化孤岛”。

　　大者如海南的三亚、广东的深圳、西藏的拉萨，小者如甘肃甘南藏区的拉仁关“求索玛”群体。长期以来，这些“文化孤岛”上的回族穆斯林由于交通与通信手段落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存在某些孤独与寂寞。然而现在改善了交通与通信手段，彻底打破了封闭状态，尤其是通过网络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融为一体，精神上并不感到孤独与寂寞。

　　中国回族穆斯林网络系统以“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清真餐饮网络”、“商业贸易网络”以及“经堂教育网络”的形式，把回族穆斯林群众从各个广大分散的地域上联络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回族穆斯林地区最成功、最有效的“一系列以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个体相联系的社会体系”。在这些地方，穆斯林社区的相互合作与关照，通过亲属血缘关系来维持，再通过构建新的网络来发展。这一社会网络系统，增加了各个地区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向心力，奠定了稳固的民族文化的基础构架。

　　清真饮食业(包括清真风味小吃业)，是中国回族穆斯林最重要的经营领域。大分散、小集中，不仅是回族的居住格局方式，同时也是清真饮食业的经营需要所决定。深圳的清真餐馆在近20年内从无到有，如今已拥有1000多家。青海化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今仅在上海市一地，就有5 000多人，其中相当多的人从事清真餐饮业。湖北宜昌市从前几乎没有回族穆斯林，而当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后，随着旅游观光业的兴起，当地也先后有了二三十家清真餐馆。清真餐饮业，成为上述各地回族穆斯林社会网络集聚与黏合的载体之一。

　　各地的回族穆斯林青年，通过“游学”构建一个经学教育网络。三亚的回族穆斯林青年，不远千里，远涉琼州海峡，深人大陆内地甚至于西北的甘宁青内蒙古一带游学求知，学习伊斯兰经学知识。

　　在一些新的穆斯林社区，则有全新的联系纽带。深圳原本是一个小渔村，近20多年来，大批穆斯林人口涌入这个城市，原本分散的居住格局，无法像西北传统的穆斯林社区那样，但是通过电子网络系统，构建了虚拟的“哲玛提”(教坊、社区)。2004年，深圳的穆斯林在“开斋”节聚礼时，可以一次聚集8000人的规模。在这些地方，穆斯林内部的团结、互助与合作，主要通过网络这一载体，传播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维持族群关系。

　　回族穆斯林商业贸易网络性质：

　　1．家族亲属型

　　这是典型的血缘为纽带的类型，如N省T县X村回族农民M，曾经做过皮毛、羊绒、发菜等诸多生意——自称是什么来钱做什么。起初是以本家族的亲属为网络，一人外出生意规模做大了，急需人手时，便呼亲唤友，将自己家族中的侄儿、外甥带出去，属于典型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心态。好处是彼此知根知底、了解信任，不易发生拖欠、赖账、失踪、逃债等经济纠纷，即使发生也易解决，家产可作抵押，家属可充人质。
　　2．乡村地方型

　　业缘为主，地缘、血缘为辅的类型，如N省H县L镇，人口仅万余人，但大型康明斯载重卡车却有1000多辆。以甘宁青藏为主要活动范围。在各地设置大量货运信息部，提供货源服务。

　　3．市县区域型

　　地缘为主，族缘、业缘为辅的类型，如Q省H县是贫困县，人口10余万，但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仅在上海市就有5000人，主要从事清真餐饮业，开牛肉拉面馆，通常是夫妻店，或再雇一二小工，小本经营，其规模甚小——小到一间门面，晚上宿于店中，打开铺盖睡人，清晨卷起铺盖开店。尤其是风味小吃业，通常利润微薄，常人所不屑于经营，回族人却做到极致。

　　4．宗教教团型

　　有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典型如西道堂，有自己的汽车队，各地有商号，甚至拥有定点的丝绸厂，来样加工各种特需丝绸制品，网络遍布甘宁青藏等地。

　　三、网络结构的新变化
　　
　　中国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社会的社会网络系统，具有相对严密的组织性、高度的参与性、反应的敏锐性和内部联系的高效率性。尤其是在部分教派门宦中，上述特征表现更为突出。

　　1．西道堂的网络特征——西道堂是甘肃甘南临潭县的一个宗教团体，因其特有的教义思想而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教派之一，西道堂自20世纪初年创建始，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以其特有的“乌玛”——宗教公社集体经济、集体生活以及地方自治方式而著名。历史上西道堂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13个乡庄，构成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结构，“大房子”是其社会生活特征。

　　尤其是在甘肃临潭旧城和新城，青海玉树，四川松潘、甘孜，甘肃兰州、甘南，河北张家门等地设了10个天兴隆商号，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网络。“西道堂……在商业上的活动，向北在太子寺、河州、贵德、保安、兰州、宁夏、张家口；向西在拉仁关、浪木里、阿哇；向南在松潘、成都、甘孜、打箭炉，都有他们的分号或代办所，在洮州旧城再找不到如此有办法的商业组织。”

　　现在虽然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及历次的政治运动，打破了西道堂的集体经济、集体生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构架，但其内部的网络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随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西道堂内部的宗教、经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网络系统特征更加严谨。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今以兰州、临夏、临潭、陇西、西宁、拉萨、玉树、阿拉善等地“天兴隆”商号为中心，西道堂的教下们构建了一个运转良好、高效有序的商业贸易的网络，联结了甘、宁、青、川、藏、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的商业网点。有专门的丝绸生产厂家，专门的运输车队，专门的批发和中转中心以及专门的信息网络。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义的基础之上，在宗教的感召下，西道堂穆斯林群众表现出来的除宗教集体主义和族群凝聚力外，他们的商业才华以及对于与商贸有关的现代化手段(如先进的电信、交通工具)的积极应用，也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哲赫忍耶门宦的网络特征——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哲赫忍耶，在宗教社会网络系统方面的表现更显得典型。哲赫忍耶堪称是中国西北历史上，回族穆斯林社会组织最严密的宗教群体，在教主的最高权威下，以“热依斯”(即教主的代理人)为中介，统领散布于西北各地乃至全囤许多省自治区的哲赫忍耶一个个“哲玛提”(即教坊)。哲赫忍耶在所有教派门宦中，是最富活力的门宦，同时也是对于西北社会最具有影响的宗教力量。它的这种影响，表现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多次对西北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和震荡。特别是当代西北哲赫忍耶穆斯林通过“上坟”(即赴各地教主以主持伊斯兰先贤拱北祭祀)的方式，构成其在中国西北地区最富个性的内在联络方式，并形成了他们全新的宗教网络。通常甘、宁、青、新某地的穆斯林可以一次性组织数十人、上百人，使用各种大中型客车，完成诸如宁夏—吉林—河南—贵州—云南—新疆这样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方式，完成他们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仪式。通过到全国各地“上坟”，加强了整个哲赫忍耶门宦内部网络的社会联系，密切了宗教凝聚力，并不断强化着人们的集体记忆。

　　3．虎夫耶门宦洪门支系的网络特征——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虎夫耶，洪门则是其分支之一。它的网络特征也呈现严密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它虽然分布甚广，但是网络结构严密。平日里，洪岗子拱北大片的建筑群大多处在沉寂中。然而在其干大型“尔曼里”(伊斯兰教的祭奠仪式)时，却可以迅速集结起数万人。当仪式结束后，数万人又神奇般的迅速消失。

　　4．伊赫瓦尼的网络特征——伊赫瓦尼的“海乙”——即总寺——制度，可能是中国教派中最具集权性的，与老教——格底目的单一教坊制度不同，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内，绝大多数的清真寺属于一个清真总寺。民国时期，青海的伊赫瓦尼教派的清真寺，几乎都由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委派。现在情况虽然有所变化，但我们仍旧可以从下列事件中见识一下。1999年西宁清真大寺改造扩建，共获得372座清真寺的资助。其中属于青海省内的清真寺的资金来源就有345座，主要来源于西宁、大通、湟中、民和、化隆、贵德、门源、祁连等市县。
　

  　四、族群网络的发展走向
　　
　　全球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手段、通信手段甚至于高科技的互联网，对中国穆斯林生活的渗透与影响响彻云霄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的流动性大为强化，信息的大量灌输(被动的、主动的)，封闭的地理环境、封闭的心理环境被不断打破。市场经济、利益原则愈来愈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量度。商品交换意识，使农村的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逐渐发生变异，导致人际关系愈加复杂，而原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愈来愈疏远。已经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网络系统形成了挑战。

　　但是，族群认同是族群最为基本的特征，文化差异只是族群认同和族界维持的一种牵涉或结果，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必然会产生族群区分的文化的维持族界的标志。人们有理由相信，按一般性规律，随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构建，现代化传媒的普及以及各族群间的交往的增加，族群差异将逐渐消失，族群间的同化不可避免。然而历史经历了1000多年，回族的民族特色尽管消失了许多——如语言、服饰、姓氏、日常风俗……，民族文化方面的同化现象确实大量发生，一些生产、生活习俗确有逐渐类同的趋势，但是回族的文化边界依然存在，它的某些文化符号依然存在，族群认同依然明显，“我者”与“他者”的划分依然鲜明。在可见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不同文化问的纠纷、矛盾与摩擦也有增多的趋势。但是，文化上的某些趋同并没有带来族群间差异的消失，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情感认同、族群意识甚好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其社会内部网络建构也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