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萍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吗？拜占庭与阿拉伯争夺领地的战争，十字军东侵，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统治，超级大国在中东的霸权，伊拉克战争，加之由西方控制的媒体的大肆渲染，不断强化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对抗乃至仇恨。这一切让人们淡忘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曾经和谐共处的历史，也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个有着共同“先知传统”、共同历史责任的天启宗教，难以携手一道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历史上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和平相处、彼此尊重、相互协作、互相依存的一面。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乃至近代中国穆斯林精英处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关系的具体实践，均可为当代建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和谐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一、《古兰经》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的论述
　　
　　伊斯兰教所蕴涵的宽容理念和普世精神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古兰经》经文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关系的教导，经过创造性的诠释，可为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互相尊重、彼此亲善提供经典依据。伊斯兰教认为，安拉的启示不仅降与穆斯林，而且降与全人类。安拉曾向诸多民族派遣过使者，故各民族的使者、先知、圣人都应得到尊重。“除依最优的方式外，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示我们的经典和降示你们的经典，我们的主和你们的主是同一个主，我们是归顺他的。”(注：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出自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古兰经》多次提到麦尔彦（玛丽亚）、尔撒（耶稣）和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有积极的评价，称其为最亲近信道者的人，“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最亲近的是自称基督教徒的人；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牧师和僧侣，还因为他们不自大。”(5：82)经文对麦尔彦和尔撒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赏，将麦尔彦描绘为受人尊重的形象，“是顺命的、有操守的”(66：12),是高于各族妇女的（3：42），《古兰经》第十九章以麦尔彦为章名。《古兰经》称基督教的耶稣（即尔撒）是与易卜拉欣一脉相承的使者，是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先知，尔撒的出生“是一项神迹”，他具有超凡的能力，如“在摇篮中和人说话”、“治愈族人中的瞎子”、“治愈麻风病人”和“使族中死者复活”(3：46，49；5：110)。尔撒奉命弘扬宗教，被赐予经典（福音书）和智慧，尔撒的生、死与复活都受到安拉的赐福，得享两世的尊荣。

　　《古兰经》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等教义亦有批评、驳斥：“昧主的人说，安拉就是玛利亚之子耶稣”，“昧主的人说安拉就是三位一体”，《古兰经》反复强调尔撒只是安拉的使者，“不是主”，“不是安拉的儿子”，是人不是神，强调把安拉的仆人当作主是大罪，尔撒未死在十字架上(3：42； 3：46，49； 5：110；3：45) 。对于基督教徒，经文在肯定其信守经典、温和中正、最接近与喜爱伊斯兰的同时（5：46-47，66，82-84），批评唯有基督教徒才能获救的思想。

　　根据《古兰经》的精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崇奉唯一主的共同信仰基础，拥有共同的“先知传统”，有共同的经典。“有经的人啊！要你们归纳到彼此间一句共同的话，那就是我们只拜真主，不举一事给他做匹偶，我们彼此不舍去真主另举一主”（3：64）。作为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社会伟大法典（great code）的《古兰经》，其历史影响非同寻常。创造性地诠释《古兰经》经文，引导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和谐共处，这是当代宗教界人士和学者共同的使命。
　　
　　二、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的历史考察
　　
　　公元313年拜占庭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后，利用传播基督教的名义扩张其势力，以对峙劲敌萨珊王朝。基督教传教士深入阿拉伯半岛建立教堂，到阿拉伯各市场传布福音，少数阿拉伯人接受基督教，有的还建立修道院，出家修行。传入阿拉伯半岛的基督教多为聂斯托利派及雅各派，聂斯托利派盛行于希拉地区，雅各派盛行于叙利亚，纳季兰是基督教在阿拉伯最重要的传播区域。

　　穆罕默德先知传播伊斯兰教之前，麦加、等地那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徒。先知的弟子台米姆·达里，原是基督教徒，信奉伊斯兰教后，能叙述很多关于魔鬼、死神、天堂、火狱等故事和传说。［1］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为“有经人”，承认其经典是神圣的、天启的。622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共同组成的麦地那公社是个多信仰、多民族的共同体，《麦地那宪章》确立了建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共同体的原则。四大哈里发时期，穆斯林领地扩大，穆斯林所征服的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叙利亚等地，受基督教影响较深。被占领区的有经人——包括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教徒以及琐罗亚斯德和印度教徒——成为顺民（Dhimmi），成年男性需要缴纳人丁税。顺民可自主管理社区内部事务，自由实践宗教，其生命、荣誉、财富、信仰和神龛均受保护。

　　倭马亚王朝沿袭前朝政策，允许“顺民”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首都大马士革不少学者信奉基督教，帝国官僚机构任用基督教徒担任官职，王公贵族延聘基督教徒担任家庭教师以培养穆斯林子弟。不少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一起，翻译并详细阐述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科学、哲学、医学和宗教典籍，其中包括《圣经》。在叙利亚等地，穆斯林与基督教徒混居，清真寺与基督教堂毗连，穆斯林与基督教学者互相争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互影响，促进了伊斯兰教义学和哲学的发展。伊本·朱莱吉等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后从事学术研究，用基督教历史、传说、思想注释《古兰经》，曾经影响了穆斯林经注学家伊本·泰伯里。

　　阿拔斯王朝时期，曾有歧视、迫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情况发生，如哈里发哈基姆规定基督徒不得骑马、不能雇佣穆斯林等。尽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神学根据和信仰，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有时却被冲突所笼罩，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王国的军队和传教士为了争夺权力和灵魂而互相争斗。[2]一系列政治、军事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对峙，也改变了早期形成的友好关系。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穆斯林军队的交锋，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关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宽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而改变。13世纪之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在宗教层面的关系多从属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近现代，阿拉伯世界遭到西方殖民统治，基督教传教士借助政治、军事力量在阿拉伯世界不遗余力地传播福音更招致穆斯林的普遍反感，20世纪三十年代，埃及、突尼斯等国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人们纷纷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开展反耶运动，以抗议传教士诱使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行为。

　　综观数百年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历史，哈里发对基督教的政策是宽容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善的。艾哈迈德·爱敏认为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对持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特别是具有天启经典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可能是最为宽容的国家。穆斯林可以迎娶有天启经典的妇女为妻，穆斯林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早已有了血缘上的融合。随着商业、军事和学术交往的增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穆斯林能公正对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其中有些人还受到重用。当时逊尼派教法规定：凡没有血缘继承人的各教派的教徒，死后可将遗产交给该派教友继承。对基督教徒因没有继承人而应上缴的遗产，会交给死者的教友。伊斯兰教历4世纪初，仅巴格达一地就有大约5万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担任医生和书记官，有的还在军队总部任职，基督教修道院遍布帝国各地。景教徒在犹太教徒的帮助下，在容迪沙普尔建立了一座医学院，在哈里发的支持下研究医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以及逻辑学和神学。不少基督教学者投身于翻译活动，如哈里发拉希德时代，叙利亚基督教徒约翰·本·玛斯维在智慧宫翻译希腊书籍。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一道就读于科尔多瓦大学（建于968年）和开罗大学（建于972年），并对西欧大学的发展（如建于1150年的巴黎大学、建于1119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战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界开始合作，建立合作组织，开展对话会议，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开罗建立的宗教友爱协会（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Fraternity），与基督教积极开展交流活动。1948年以色列建国导致上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和叙利亚，穆斯林联合中东的基督教会，为巴勒斯坦声张正义。1954年穆斯林与基督徒在黎巴嫩召开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影响不断增强及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击等问题。20世纪七十年代建立的伊斯兰—基督教对话组织（Groupe de Recherches Islamo-Chrétien）在突尼斯、摩洛哥、法国和比利时都有分支机构，每年召开会议讨论公平、正义及信仰问题；此外，黎巴嫩的基督教—穆斯林联合组织积极致力于各地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对话活动，参与者有基督教各教会，也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等教派。1974年，伊斯兰世界联盟学者代表团前往欧洲，在巴黎、日内瓦、梵蒂冈、斯特拉斯堡，与欧洲议会、人权组织、教会等团体，就人权、妇女权益、环境保护、宗教对话、世界和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同年罗马教廷派遣访问团出访埃及高级议会，红衣主教裴格乃多利（Pignedoli）还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会见费萨尔国王。卡扎菲执政后利比亚政府常与梵蒂冈展开对话，共同讨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等问题。1995年一批杰出的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宗教学者及从事公众事务的人士聚集贝鲁特，由中东教会委员会（The Middle East Council of Churches ）承办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会议，会后建立了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对话行动小组（The Arab Working Group on Muslim-Christian Dialogue），其成员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埃及、约旦、巴勒斯坦、苏丹、阿联酋各国，他们通过致力于创造一个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共存的平等、自由、公正社会。穆斯林世界联盟与其他地区或国际教会组织开展不同级别的对话活动，并设置宗教事务部处理宗教间关系，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阿布杜拉·奥玛尔·纳赛夫强调，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可展示真正的伊斯兰教，消除其他宗教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埃及开罗高级法院首席法官、著名穆斯林学者阿什马维（Muhammad Sa‘id al-Mshmawy）就不满于政府歧视基督教和科普特教会，批评当局沿用百余年之久的法令对新建基督教堂设置繁琐的审批手续，并积极推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友善关系。[3]
　　
　　三、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唐初大秦国阿罗本把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长安，获允建教堂，发展信徒，时称景教。与此同时阿拉伯、波斯使者与商人把伊斯兰教传入长安、广州等地，此时两个外来宗教在华夏大地根植，彼此之间鲜有交流。唐武宗灭佛，景教受到冲击，教堂与经籍被毁，以后景教在中原绝迹。伊斯兰教因被视为“大食法”而得以幸存，在中国默默根植，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漫长“对话”与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宗教体系。元代基督教（也里可温教）再次传入中国，在蒙古上层中传播并有贵族皈依。元代来华穆斯林人数激增，颇受元政府礼遇，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蒙古人。元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多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教义、学理层面的交流始于明末清初，马注、马德新等学者开始撰文分析两大宗教之异同。民国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面对当时的反宗教运动的压力，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精英曾致力于谋求回耶两教亲善的运动，后因战乱而中断，但两大宗教缔结的和谐关系，深为后人称道。

　　1.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异同的学术探讨

　　清初以来，马注、马德新、达浦生等穆斯林学者关注基督教并从学理层面予以阐述。被称作“回儒”的马注在其著作《清真指南》（成书于1683年）第六卷中对“天主”与“清真”进行比较后，得出二者名同实异之结论。云南学者马注曾游历北方诸省，并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基督教的教义、教理有所了解，他指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真主的绝对存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造物主均持崇拜之心，此系两大宗教的共同之处。马注同时提醒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大宗教的核心理念 “天主”与“安拉”名同实异。在他看来，基督教所宣扬的耶稣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理念，违背了伊斯兰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核心信仰，故援引儒、释、道三家思想加以批驳。(注：问：天主与清真何别？曰：名同而实不同。问：何谓不同？曰：彼虽认主而却非主，因所拜非主；吾教认主而即拜主，因不拜非主。耶稣亦主钦命圣人焉，何谓真主降身！若耶稣即系真主，则真经则可自降，不得谓受经于主。既受经于主，又焉敢自认为主？后人不揣，以为耶稣即真主之降身，岂不渺小真主而陷耶稣以大逆抗主之罪？信如此说，儒门当以孔子为上帝之降身，不拜上帝而拜孔子，孔子亦可以造化天地人神万物，而称儒门之天主矣；玄教三清一气，文昌即上帝化身，大略类此……（《清真指南》卷六，问答一百章），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清真指南》。)

　　1864年云南著名学者、大阿訇马德新阅读《圣经》后，致信天主教某司铎，表达他对《圣经》、耶稣的认识及对基督教教义、信条的疑惑，请对方予以解答。马德新曾游土耳其、埃及等国近八年，1845年7月还与数十名犹太教徒共游圣城耶路撒冷。马德新高度赞赏《圣经》，赞其“谈理精深，立志诚笃”，是东方社会难得的智慧经典，可与儒家文化及伊斯兰教互为表里，并表示要撮其精华以注释《古兰经》。马德新认为，《圣经》所宣扬的天国后世的思想，赏善罚恶的思想，认主、拜主的思想，与伊斯兰教是一致的、共同的：“余教天敕之经亦载耶稣神奇感应，自初生至于升天，逢我教之人，皆称耶稣为大圣，无敢稍有轻慢”。[4]他同时看到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并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原罪、救赎等观念产生疑惑，故致函天主教司铎请其予以解答。

　　1945年著名阿訇达浦生在其《伊斯兰六书》中亦谈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分歧，他从认主之道和获救之道两个方面加以阐析：

　　一、两教认主之道不同：基督教认主之中心，是“三位一体”。伊斯兰教认主之中心，是“独一无二”。(注：盖救世主之说，实由三位一体中演变而出。彼所谓“三位一体”者，以圣父为耶和华，圣子为耶稣，圣灵父子共有之三者，虽有父子之殊，其性则一也。换言之，即一灵二身，耶酥血肉有形之身，托耶和华清虚无形之灵而降生，分灵以降世，舍身以救人，故有救世主耶酥之说。伊斯兰教认主“独一无二”，除真主外，皆被造之仆，凡人绝不敢称主！穆圣乃真主之仆，真主之使者。遵真主所降之经，劝善止恶，报吉传诫而已矣。至于救世一节，皇皇真主赏罚自有权衡，托身救世之说，乃伊耶两教不同点一也。)

　　二，两教获救之道不同。余曾闻耶稣教某牧师云：“人生在世，须要相信基督耶稣是上帝之子，是救世主，苟能笃信‘三位一体’，即是耶酥门徒，既是耶酥门徒，即能获耶酥之救，将来死后即能跟随耶稣脱离火狱而进乐园，永享乐园中无疆之福。”(注：达浦生对此表示怀疑: 余闻是言，因未尝研习耶教，不敢乱道。不过某牧师所谓“只要信仰耶稣，即可得救，即可进乐园，享无疆之福”云云，余闻斯言，未敢深信。)……至伊斯兰教认主之中心有三：一曰信，二曰行，三曰诚是也。此三者，含有许多哲理……凡属穆民，欲获后世之救，在今世必须三者具备，缺一不可……故须三者具备，始能获救也。此伊耶两教不同之点二也。[5]269-270

　　显然，随着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交流活动的增多，穆斯林对基督教的认识渐趋理性。清代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往来较少，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缺乏深入了解，误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三位一体当作多神崇拜，从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出发，对基督教的上帝观进行激烈的抨击。与马注、马德新相比，民国年间的达浦生阿訇对基督教的认识，较前辈更客观，他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根本差异归为“认主之道”和“获救之道”的不同，虽未准确地概括出两教之间的本质区别，但与前辈学者相比，显然更深一步。在达浦生看来，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与伊斯兰教的安拉，“其性一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样，都崇拜独一无二的主，至高无上的主是宇宙和历史的创造者、审判者和统治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神学、教义学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在宇宙观、圣人观、人性论、后世说、复活说、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的思想，以及社会伦理观等诸多方面。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及其与伊斯兰教之异同的认识，尽管带有一定的辩教色彩，但这种学理层面求同辨异的探讨，对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富有积极意义。

　　2.《回教考略》风波

　　1911年英国传教士季理斐著《回教考略》一书，“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称伊斯兰教“附会耶稣”，“无非托古以自立”；将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与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政治、军事扩张相混淆，称穆斯林“恃强好斗”；对穆罕默德先知亦多诽谤之言。《回教考略》经在华基督教会翻印后传入各地清真寺，引起穆斯林激愤。上海一位穆斯林撰写《正道溯源》严厉批评基督教会，孙德春在《据理质证》序言中也批评教会“印刷小册，便寄各地寺院及回教人士。或任意攻击，或从事诱惑，破坏信仰，无所不用其极” [4]序言。

　　北京和上海的著名阿訇则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与教会交涉，和基督教会一起妥善化解了矛盾，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1914年王静斋阿訇本着“重和平而以真理为断” 的精神，节译印度学者赖哈麦图拉的著作《抑祝哈尔汉格》一书(注：又名《回耶辩真》，此书系19世纪中叶印度穆斯林对旅居印度的基督教牧师帆德尔《若密札奴拉汉各》一书的回应，也是对1854年4月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在阿克拜尔阿巴德城公开辩论的记录，主要阐述新旧约之变更、《古兰经》经文之废止、基督教三位一体等五个问题。)，对原著中印度穆斯林学者的激烈言辞和两教互相指摘的内容“概置不译”。王静斋希望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众互相了解、互相尊重。[6] 上海的哈德成阿訇前往尚贤堂拜访李佳白(注：李佳白，又译为吉尔伯特．里德(Gilbert Reid)，1857～1927年，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长达40余年。 1897年在北京创立传播基督教文化思想的机构尚贤堂，英意为“中国国际学会”，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03年李佳白来上海重建尚贤堂，邀章太炎、太虚等社会名流与宗教领袖演说、讲经，尚贤堂成为各宗教交流传播之中心。)，他旁征博引，条引书中乖谬诸事，一一批驳。‎‎李佳白态度诚恳，赔礼致歉并焚书毁板，于是风波顿息。

　　《回教考略》风波的妥善解决，彰显了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界的开放胸襟和宽容精神及通过和平方式化解矛盾的睿智，为后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交流铺平了道路。

　　3.基督教对西北穆斯林传播福音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传播福音。一些传教士带着浓厚的宣教意识主动接触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计划地向中国穆斯林传教。(注：Samuel M. Zwemer（1867-1952年）是基督教会向穆斯林宣教的代表人物，他向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的穆斯林传播福音达十余年之久，著有《朝向基督的伊斯兰教》等多部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ZWEMER极力主张并鼓励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布道。参见松本真澄：现代中国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和睦共处——宗教对话中的胡籁明·胡理门，《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

　　1877年中国内地会在陕西设立传教点，之后内地会传教士到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宣教。在伊斯兰世界传道十余年的萨默尔·兹维默（Samuel M. Zwemer）特别强调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教的重要性，在其鼓励下，伊萨·梅盛（Isaac Mason）夫妇等传教士前往西北穆斯林地区传播福音。基督教会还成立“中华穆斯林之友会”，意在联合“穆斯林的所有基督教朋友为向穆斯林布道而祈祷和工作”[7]。传教士在穆斯林地区建教堂、办学校、设诊所，散发阿拉伯语的《圣经》，向穆斯林传播福音，历经数十年，约有四十名穆斯林改宗基督教。[8]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地区有千余年的历史，有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加之中亚和西亚伊斯兰教之强大力量，那些在中国西北感化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反思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甚至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主义立场，改变了基督教的教义高于伊斯兰的想法和主张。[9]

　　4.回耶亲善运动

　　回耶两教的关系，异于其他宗教。《古兰经》昭示，穆罕默德先知是延续易卜拉欣、摩西、尔撒的启示，换言之，就是一贯的教道。对此，马松亭阿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作出了独创的解读，他认为，凡耶教的先知，就是回教的先知……世界上多一半的优秀民族，隶属于两个同出一派的宗教旗帜之下，所以谋回耶两教的亲善，即是谋世界各宗教民族之亲善，是谋全人类之友善。而（回耶）两教亲善的途径如何呢？我想第一步须由互相谅解、互相研究始……致力于宗教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回耶两教亲善的运动，暨提高回教民族地位，是致力大同的途径。(注：1933年马松亭阿訇应胡籁明之邀在基督教华语学校的演讲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马松亭、王静斋等穆斯林学者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信奉基督教的汉族学者结下深厚友谊，在北京、上海、开封等地，阿訇和穆斯林学者还应邀到基督教会演讲，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刊物纷纷介绍基督教。《月华》、《成师月刊》（成达师范学校校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震宗报》、《天方学理月刊》、《云南清真铎报》、《回民》、《穆民》、《正道》、《清真周刊》、《伊斯兰学生杂志》等穆斯林刊物刊发文章，或介绍基督教教义与经典(注：如《月华》、《天方学理月刊》载“由基督教徒的信条说到他们的圣经”，“读《马太》以后”，“十字架与赎罪”等。)， 或阐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异同(注：如“回耶和平观的比较”，“《古兰》与新旧约”、“穆罕默德与耶稣之比较”等。)，或介绍国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注：如“埃及回教徒护教运动”，“（埃及）反耶运动之评价及其他”等。)，或著文批驳歪曲伊斯兰教的著作(注：如“驳《宗教问答》”、“漫驳《回教考略》”等。)。1929年《天方学理月刊》第十五期还以“回耶辩真”专号集中讨论两教关系。

　　马松亭等阿訇和穆斯林学者还与基督教友人共同致力于开展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亲善运动，并对中国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及基督教会开展的社会福利事业予以高度评价。王静斋认为“世界各教皆负有维系人心、补助法律所不及之责”，且充分肯定基督教会开展的慈善事业：“若基督教者，刻下虽受科学之影响，然仍如奇花怒放，芳草横生，举凡慈善机关，公益组合，无一非博爱主义之表现，亦且与发展教务有所辅焉。”[6]序言中国伊斯兰教经过清代之摧残、压抑，呈衰落之局面，而基督教在国际、国内的发展速度之快，社会参与之广，影响之大，已远远超过伊斯兰教。王静斋阿訇对基督教徒的爱教热忱和真诚信仰深表“满腔之同情与十分之敬意”。致力于向穆斯林传播福音的雷曼·豪沃（Lyman Hoover）同北平的穆斯林学者和阿訇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每周到东四清真寺学习两个小时的阿拉伯语，并为成达师范即将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青年学生补习英语，与成达师范师生的友好往来使他认识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彼此理解的重要性。在雷曼·豪沃的努力下，马松亭、马善亭、达浦生等人应邀为基督教友演讲，介绍伊斯兰教。1932年北平基督教传教协会邀请花市清真寺阿訇马善亭（1882～1943）举办伊斯兰教讲座。1933年马松亭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作《回教与人生》之演讲，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宗教宣传运动(注：其宗旨是“联合各宗教的学者，讲演各教关于人生的精义，使社会上的人们任便选择，任便研究，使宗教真理由此而光大，社会思想日进于大同”。)予以高度赞赏，称之为“伟大而普济的举动”。他向八百多位听众阐述了伊斯兰的基本信仰及伊斯兰教对人生的贡献等问题。(注：马松亭指出：回教是入世的，非出世的；是治世的，非弃世的；是进化的，非退化的；是乐观的，非悲观的；是顺性的，非戕性的；是发挥本能的，不是汩没本能的；以超脱的精神，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进取的、负责的态度，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同情的立场、经济的原则，来指导人们的物质生活；对于人生全部，有极大的贡献。)次日，基督教青年会部分成员参观东四牌楼清真寺（今东四清真寺），受到赵振武、刘柏石及谢晋卿、马自成、庞士谦等阿訇的热情接待。(注：参见《月华》第五卷第三十五期。)

　　在两教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穆斯林反抗帝国主义和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得到了基督教界的支持。雷曼·豪沃欣赏中国伊斯兰教的宽容和活力，钦佩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热忱和勇敢精神，支持中国穆斯林的抗日行为并向西方媒体进行了如实报道。[10]
　　
　　四、结语
　　
　　综观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关系，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经验，可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既有冲突、矛盾、对立的历史，也有和平相处、彼此尊重、相互协作、互相依存的历史。当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引导民众了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历史，颇有意义。第二，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开展的求同辨异的学术探讨，对促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富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两大宗教信仰者和谐相处。第三，妥善解决矛盾与分歧，彰显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界的开放胸襟和宽容精神，通过和平方式化解矛盾，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交流铺平了道路。这对处理当代国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关系颇有借鉴意义。第四，放弃宣教主义立场，平等看待其他宗教，是构建宗教间和谐关系的根本前提，也是不同宗教信仰者彼此欣赏、互相交流、共同担负历史使命的基本保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属启示宗教，有共同的先知传统，但就其核心信仰而言，尚有许多不同之处，需要彼此加深了解、彼此尊重。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日益普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尤为重要。考查历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既有矛盾、纷争的历史，亦有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的经历。历史上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沟通、交流活动，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共处的成功经验，可为当代建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和谐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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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三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埃斯波西多.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Carolyn Fluehr Lobban： Against Islamic Extremism: The Writings of Muhammad Sa'Id Al-'Ashmawy［M］.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4］ 马德新.据理质证［M］.民国十四年刊印本.
［5］ 达浦生.伊斯兰六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6］ 王静斋,译.回耶辨真［M］.民国三年刊印本.
［7］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J］.中国穆斯林,2005（4）.
［8］ 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J］.西北民族研究,1994（1）.
［9］ 松本真澄.现代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和睦共处：宗教对话中的胡籁明·胡理门［C］.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
［10］ 松本真澄.基督教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文化帝国主义与伊斯兰的觉醒［C］.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