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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12/8/24日    【字体:
作者:王荣国
关键词:  明清 海神信仰  
 
 
王荣国

 
[内容更摘要]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渔民的种种海神祭祀活动,尤其是渔船上神龛供奉的诸神合祀现象等,揭示了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目的归结到一点,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明清时期;海神信仰;渔业生产;关系

 
    海洋渔民是历史上最先走向海洋的人群,海洋渔业是人类最早的海洋经济活动。关于我国古代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乏论著,而我国古代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关系却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拟以明清时期二者的关系为研究范围作一番探讨。
 
 
    海洋渔民笃信神灵,出海前要举行诸多仪式,现择要述之。

    渔汛期的首航日多经海神确定。海上捕鱼受渔汛支配,这决定了渔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亦即周期性。在渔民眼里,每个捕鱼周期何时出海,关系到捕鱼丰欠。因此,渔民重视出海日子的选择,特别是每年第一个渔汛期的首航日。对此,渔民大都要到海神庙祭拜并以占卜确定。据记载:福建沿海古代渔民“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是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机良辰,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1]澳门渔民每年首航日也是通过占卜由神明决定的。[2]事实上,以占卜择定出航时间的习俗追溯至明代之前。据唐人《北户录》载:“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其骨为卜,传古法也。”[3]又《汉书》载,汉武帝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4]引文中的“粤”同“越”。可见“鸡卜”原先流行于南方沿海古越族中。笔者认(P.130) 为,东南及南部沿海渔民出海以占卜择日子的习俗与上古海洋民族古越族有某种承继关系。

    出海捕鱼前要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保佑平安。早在先秦,我国沿海渔民已远航深海捕鱼,为了谋取海洋经济利益而“宿夜不出”[5]。明代,我国远海渔业得到发展,以福建为例,渔民已多往浙江捕鱼,因为“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凤尾。凤尾在浙直外洋,故福、兴、泉三郡沿海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势而北。至春,渔乃渐南,闽船亦渐归钓。”[6]从福建到浙江凤尾洋面需要多日时间,而且一路风涛莫测,捕鱼的丰欠亦不可知。所以渔民重视渔汛期出航前对海神的祭祀。据记载:福建沿海渔民在择定出海日期后,“要从神庙(即妈祖庙)中将香火带到船上”的神龛,且“渔家要备三牲,带香烛、金箔、鞭炮等到海滩上设位祭神,由船主点香跪拜,祷告神灵恩泽广被,顺风顺水,满载而归。接着焚烧纸钱,鸣炮喧天……渔船缓缓驶向大海。”[7]不过,此俗因地方有差。晋江渔民在祭典后,“还要驾船只到土地庙或妈祖庙前的海面上绕道一圈,才正式扬帆出海”[8];惠安沙格渔村渔船出海远航前,则须到供奉妈祖的灵慈宫祭祀[9]。除春汛外,福建沿海渔村夏、秋、冬汛也要举行祭典活动,“祭礼仪式与第一次基本相同。”[10]浙江渔民将一年分四个渔汛期,亦即“四水”。每水首次出海前都要祭祀海神,其做法也因地而异。宁波渔船出海前先上香拜菩萨,并供以酒菜。船老大向娘娘菩萨参拜许愿,祈求捕鱼丰收[11]。舟山群岛每一渔汛首航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祭海时渔民备三牲礼品,“或在船头供祭龙王,或在船尾的圣堂舱供祭菩萨,点起香烛,三敬酒,跪拜祀祷……望龙王和菩萨保佑,一汛中平安无事,获得丰收。”[12]广东亦有此俗。据《广东新语》载:“天妃神灵尤异……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13]引文中的“济者必祷,谓之辞沙”,当然包括渔民。明清时期汕头渔民离岸出海打鱼则要祭拜妈祖,当船行至外海口妈屿时,还要到岛上的天后庙祭拜。[14]

    祭海仪式若顺利进展,被渔民视为好兆头。一旦出现不顺,就须采取补救方式。如舟山群岛“旧时,渔船离港出海先要点烛、焚香祷告,若烛火被风吹熄,即为风大不能开航,若三次点火被风吹熄,认为开船不利……还要再次举行祭海活动,误以为得罪海神,求龙王宽恕。”[15]

    下海捕鱼前有很多事务,其处理妥与否,关系到捕鱼生产能否顺利进行。首先是海上渔业生产相关的人事安排,渔民们多请海神决定。船老大是掌舵人,是关系到船上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与海上渔业丰欠的关键性人物。渔船出海前必须选定船老大,出远海尤其如此。船老大的选择除了渔民自家独资造船自家人充任外,一般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几家合资造船,船老大由大家推举产生;二是船主备船,船老大雇人充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求充任者必须有丰富的海上生活与渔业生产经验以及临时应变能力。具备这些条件后,进行“卜筊”请海神决定。人类学田野调查表明:福建惠安崇武小岞村船老大一般要选有丰富的海上渔业生产经验、有一定威信者,如遇数人条件相当,就要到妈祖庙“卜杯”求神决定,以连续两次卜得“信杯”者当选。如果渔业产量长期不高,渔民们也会去妈祖庙“卜杯”,改选船老大。[16]小岞村渔民出海前还要举行“消度”仪式,不仅举行仪式的时辰要由海神妈祖定,且仪式中一些事务参与人选如持油锅者、撒盐米者、倒用油者,以及油中的黄裱纸球的数目等均得由妈祖决定。[17]其次,遇到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的事,渔民们也请海神决定。如福建惠安大岞渔村的渔民在祭海之后将要出航,但由哪艘船“开头只”,则须请海神妈祖决定。[18]又如福建漳州九龙江口的“疍民”信仰“水仙王”,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日为“水仙王”诞辰日,这一天渔民们要汇合庆祝,并抽签分派水上网位,免得为争网位而发生冲突。谁抽到哪一处“网位”的签枝,就(P.131)须绝对遵从神灵的安排。[19]这种信仰民俗一直保留到民国期间。

    上述海神信仰的诸种祭祀仪式都是在渔民出海之前举行,这是由于前程充满危险并存在无数的不可知之事,渔民们希望通过祭海仪式祈求海神保佑,并请海神择定出海日子,定船老大人选以及处理其他相关的人事按排,从而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坚定走向海洋的信心与勇气。
 
 
    海上捕鱼具有偶然性,时而满舱而返,时而空载而归,给人一种冥冥之中神灵支配的感觉。明代以前,我国沿海渔民就流行以祭祀祈求神灵保佑获鱼的习俗。[20]到了明清时期,举行祭祀海神仪式,希冀通过焚香祝祷以祈求捕到更多鱼的做法是渔业生产中不可少的“功课”。浙江宁波渔民在下网前要烧金箔,用黄糖水洒遍全船,也往自身上洒,以示干净,并用盐掺米洒在网上和海面上。[21]这种仪式既是驱邪,也是祈求。浙江舟山渔民潜水采集淡菜、海螺前也要祭祀海神,特别是每年八、九月采集旺季,要举行“开金秋”,在海礁上摆上香烛供品,祈祷海神保佑,口中轻声念唱相应的仪式歌。[22]福建渔民亦然。清张曲楼《官井捕鱼说》载:“吾乡渔利,以马鲛为最……每小满前数日,群鱼由外洋相率入官井卵育,以水暖浪小,鱼苗可保也。吾乡人于是早预絓縺,傍晚开艚。先于本洋放絓,每潮收放二三次,夜出早归,洋头四五日,俟潮大则驶往官井捕取,名曰‘下洋’。先以香烛往天后宫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后备薪米及一切用物。黄昏炊烟横斜,各艚驶至天后宫前,焚烧楮帛,鸣金放爆,庙祝亦鸣鼓以送之。然后转舵张帆,直驶而下,五十余艚同时并发……及到官井,先寄碇仙人瓦待潮,早后放縺……月轮满天,鱼帜飘扬……收网停泊,得鱼盈舱……。”[23]张曲楼是清代霞浦县竹江人。《官井捕鱼说》描写了当时其家乡渔民往官井洋捕鱼的情景。官井洋在霞浦,属近海,从竹江至官井洋四十余里水程,当地渔民在“下洋”前要往天后宫祭海神妈祖,从天后宫“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目的在于祈求海神妈祖保佑海上捕鱼平安,多捕鱼。

    明清时期,沿海渔民不但通过祭祀仪式祈求海神保佑获鱼,而且还以焚香占卜了解鱼群信息,并请求神灵明示可否捕捉。清人《咫闻录》载:“渤海有鱼,厥名曰鳅。鳅之大,不知其几千丈也。逆而来水击数十里,怒而去潮吸数十丈……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者,从何以窥,客曰:子不知夫沿滨海若,灵于内地神祗乎。当春夏之交,渔民虫胃集于庙,焚香祷祝,掷筊而知其来,又必筊卜可捕,以为神之许也,则捕之”。[24]可见,由于鳅鱼(即鲸鱼)“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捕捉难度大,捕鳅前渔民往往要在海神庙“焚香祷祝”,求神明启示,通过卜筊了解鳅是否会来。鳅来后,又通过卜筊请示神明是否可捕,神许以“可捕”则捕之。

    上述祭祀所涉及的海神主要有龙王、天后娘娘、船菩萨等。沿海渔民还有将鲸鱼视为海神而加以祭祀的。鲸鱼到了明清时期成了渔民捕捉的对象。但由于鲸鱼庞大凶猛,往往会危害渔船的安全,因此人们对它怀有惧怕心理。但鲸鱼在海上追食鱼群时,渔民尾随其后撒网捕捞,常获丰收。因此,古代有些地方的渔民以为鱼群是由鲸鱼主管的,从而对鲸鱼产生崇拜心理并进行祭祀。如山东沿海渔民称鲸鱼为“赶鱼郎”,就是因为尾随其后捕鱼必获丰收的缘故。渔民见鲸鱼游行海中,视为吉兆,往往焚香烧纸,遥望祝拜。长岛渔民中至今流行这样的歌谣:“赶鱼郎,黑又光,帮助我们找鱼场。”“赶鱼郎,四面窜,当央撒网鱼满船。”[25]因此,渔民又将鲸鱼视同“财神”赵公元帅。[26]山东桑岛的渔民称鲸鱼为“老爷子”,无论在岸上还是在海里,(P.132)见到鲸鱼就烧香纸。据说,渔船跟着鲸鱼能网到大量的黄花鱼。因此,渤海湾里打鱼的船只,在渔汛期若见到鲸鱼追食鱼群,称之为“过龙兵”,船只不敢靠前,只烧纸钱祷告。等鲸鱼过后,尾随其后捕捞,可获得丰收。[27]出海前祭海,下网捕鱼作业前祭海神等,所有这些仪式,仅仅是表达渔民们的愿望而已,但捕鱼作业过程中不顺利的事还是在所难免。在捕鱼中一旦出现不如意的事,渔民们则立即举行仪式进行补救。如吴越渔民洒盐米于海上,并点燃稻草把,待冒出青烟,举之于船四周挥舞,以赶驱邪气。[28]

    显然,在古代,渔民们的科学知识贫乏,无法解释海洋渔业生产丰欠的原因。他们无法准确把握鱼群的行踪,而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海神,相信海神是神通广大的,它能够主宰海洋鱼类,能为自己驱赶来鱼群。

 
    明清海洋渔民大都在渔船设置神龛,供奉海神,以方便处于流动状态的海上渔业生产中的诸多祭祀活动。
海洋渔业生产特别是远海渔业生产充满危险,渔民出海前往往要将香火请入渔船的神龛中供奉着。如浙江舟山群岛渔船的神龛亦即“圣堂舱内香烟缭绕,火烟不断”[29]。福建惠安大岞渔村的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每条船上都供有妈祖,日日有人烧香供奉”。[30]显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航程香火不绝,希冀海神保佑海上航行与捕鱼安全。

    远海捕鱼时间长达半月或数月,必然要遇到所信仰神灵的诞辰、成道日以及牙祭日等。浙江舟山群岛的渔船在海上同样要按岸上的习惯举行祭祀。福建沿海渔船上设有神龛,渔民出海时“带些香烛、纸钱上船,以备途中祭日使用。”[31]“下海捕鱼期间,每逢初二、十六的日子,在船上还要‘做牙’祭神。而东山县等地是初一、十五祭祀。”[32]渔船在海上逢这些日子都要举行“祭祀妈祖、关帝、海龙王”。[33]

    海洋气候变化无常,突遇大风大浪时,渔民们即在船上的神龛前祭拜神明,燃香化纸钱,以祈求神明保佑平安。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船在海上遇风险,全船人均跪倒在娘娘神龛前烧香磕头,齐声祷告:“天后圣母娘娘显灵,保佑弟子平安。”[34]福建惠安沙格渔民在海上遇险情,人们总是虔诚地跪拜在妈祖龛前祈求庇护。[35]

    前已述及,渔民下网前要祭海神,希冀海神送来更多的鱼,其祭祀多在神龛前举行。神龛前也是海上酬神祭祀的场所。浙江宁波渔民捕到第一条大黄花鱼,必须首先供船上菩萨。[36]舟山群岛的渔民捕上第一网鲜鱼,也要先供奉船菩萨。[37]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民出海捕的第一网鱼要取出敬龙王与天后娘娘。[38]福建渔民在海上“第一网捕到的鱼,要挑一只大鱼祭献神龛前。”[39]笔者认为,把捕到的第一条大黄鱼或从第一网中挑选最大的鱼献祭于海神,不仅是表达渔民的“酬神”敬意,更重要的是以此祈求海神为他们送来更大的鱼群,捕取更多的鱼。

    渔民在海上的祭祀活动大都在神龛前进行,那么,渔船神龛中供奉的主要是哪些神?这些神与渔村信仰的神以及海上渔业生产究竟有什么关系?据记载:福建沿海渔船普遍供奉妈祖。[40]惠安沙格渔村规模较大的渔船设有妈祖龛,较小的船只至少也要供奉一个香炉,将一条写着“天上圣母”的红布条贴在香炉存放处,表示妈祖与船同在。[41]惠安大山乍渔村渔船上大都供有妈祖。[42]不过,惠安其他渔村的渔船也有供龙王或王爷。漳州水上“疍民”的连家船供“水仙王”。[43]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渔船神龛供奉的海神称“船菩萨”、“船关老爷”,其情况较复杂,有男女之分,男性船菩萨有的供关公,有的供鲁班,有的供杨甫老大等;[44]女性船菩萨有的供观音,有的供寇承御,有的供妈祖。[45]广东、香港、澳门的渔船大都供妈祖,江苏海州湾一带渔船亦多供奉妈祖。[46]事实上,上述渔船上神龛供奉的海神大都是渔村中信仰的神明。渔民相信本村的神明能够保佑自己远航捕鱼顺风顺水,吉利发财。出海捕鱼时将本村信仰的神明请到渔船上,安置于神龛中。一船说来,沿海渔民的渔船上供奉的都是该村的护境神,如惠安沙格渔村其妈祖信仰在明代以前就存在。此外,还有观音妈、土地公、盘古爷等[47],但以妈祖为最高神。渔民下海即于渔船上供妈祖,对于海岛渔村来说,渔船上所供奉的则为其护岛神。以浙江舟山群岛为例,有人居住的岛屿中,“岛岛有岛神,有的一岛一庙,有的一岛数庙,所供祭的岛神有各岛相同的,也有某个小岛所独有的。[48]如其中的嵊泗列岛,天后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不仅在岛上建天后宫,供祀天后娘娘,而且在船上也供奉天后,尊为船菩萨。”关帝与天后一样,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在岛岸上建“关圣殿”、“关帝庙”供祀关公,在船上供奉称为“船菩萨”,俗称“船关老爷”。[49]

    神明偶像是人们信仰心理的象征,渔船上供奉的海神偶像反映了渔民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信仰心理的需求。其一,渔民在海上讨生计,希望海神能够保佑他们海上航行与捕渔作业的安全。妈祖是航海守护神,能保佑渔民航海与捕鱼平安;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能救渔民的苦难;关公生前是位刚烈勇猛的武将,在渔民眼里能威镇海域;鲁班是木工的祖师爷,也是造船的祖师爷,渔民供奉他不仅出于感激,而且希望他能保佑渔船不受风浪的损害。在渔民眼里,海上捕鱼实际上是在龙王的疆域里讨生计,捕捉龙王的鱼兵虾将,便担心龙王震怒,因此供奉龙王是为了讨好龙王,免得其兴风作浪,危及捕鱼生产与渔民生命安全。其二,渔民在海上捕鱼作业条件极为艰难,需要群体的团结协作。“一人难以背船过海”,这是渔民中代代流行的一句俗话,它反映了海上捕鱼生产作业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具有明显的群体性与调协性。渔民群体的团结协作需要彼此讲义气,重义气的关公则为渔民所敬重;而寇承御狸猫换太子救了宋仁宗皇帝,至死不吐真情,被视为烈女,其“义气”同样为渔民所敬重。因此渔民供奉关公、寇承御等,是希望这些神灵能保佑同一船上的人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地投入渔业生产。其三,海洋中的鱼群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捕鱼是否能获丰收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个别富有技术与经验的渔师或船老大能通过观察水色、听水下声音,辨别鱼的种类、鱼群的去向以及鱼的数量[50],这些人死后往往为渔民所崇拜并加以神化。船菩萨中的杨甫老大生前就属于捕鱼技术高超与经验丰富者。相传他为福建一位寡妇捕鱼,捕来一船梅童鱼,进港过鲜却变成一船大黄鱼,使寡妇发了财。寡妇前往舟山致谢时发现杨甫老大竟是定海岑港老白龙化身。此后,渔民便尊他为船菩萨。[51]广东潮汕的“长年公”[52]生前因富有捕鱼经验与技术而受渔民信仰。江苏海州湾的“楚太”专门保佑渔民多捕鱼与安全捕鱼。[53]应该说,杨甫老大、长年公、楚太等是渔业的专业神,渔民供奉的目的在于祈求保佑捕鱼丰收。必须指出,渔船神龛中供奉的海神并不定于一尊,许多远海捕鱼的大渔船往往供奉多尊。如浙江舟山渔船在船菩萨两旁还供奉顺风耳、千里眼两个小神偶。[54]福建沿海渔船除供奉妈祖或龙王、王爷外,也同时供关帝[55]等等。渔船神龛的这种诸神合祀现象值得探讨。一般说,合祀数量越多,亦即海神偶像种类越多,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保佑功能也就越多,越齐全。这种合祀现象是漂泊于大海(P.134)上讨生计的渔民复杂的信仰心理需求的表征。

    显然,渔船设置神龛供奉海神是渔船出海远航前海神信仰活动的延续。渔船供奉海神像使海神信仰活动能最直接地贴近海上渔业生产,方便了海上渔民对神灵信仰的祭祀活动,使所供奉的海神能伴随、保佑着整个航程和渔业生产过程,随呼随到,保佑周到。
 
    总之,海洋渔业与海神信仰密切相联。渔民的海神信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目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所有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事实上,明清时期渔民有关海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仅仅是消除其紧张的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战胜惊涛骇浪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注释:

[1]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 转见陈衍德《澳门的渔业经济与妈祖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 段公路《北户录·鸡骨卜》〈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影印本,1983年版,第六编,第一册,第190页。
[4]《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版。
[5]《管子》卷十七《禁藏》〈诸子集成〉第5册,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6] 董应举《护渔末议》,《.崇相集》第2册,1924年重刻本。
[7]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8]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9] 丁毓玲《妈祖民俗文化的社区分析》,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第88页。
[10]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1]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12]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13]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六《海神》。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隗芾《潮汕诸神崇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15]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16] 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小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7] 石奕龙《惠安县大岞村的妈祖信仰》,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第387页。
[18] 石奕龙《惠安县大岞村的妈祖信仰》,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第387页。
[19]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0] 张震东、杨金森编著《中国海洋渔业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21]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22]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23]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24] 慵讷居士《咫闻录》〈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
[25] 马咏梅《山东沿海的海神崇拜》《民俗研究》1993年第4期。
[26] 马咏梅《山东沿海的海神崇拜》《民俗研究》1993年第4期。
[27] 郭泮溪《山东海乡民俗拾零》,《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5期。
[28]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29]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30] 石奕龙《惠安县大山乍村的妈祖信仰》,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
[31]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2]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3]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34] 刘兆元《海州湾渔风录·三》《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
[35] 丁毓玲《妈祖民俗文化的社区分析》,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36]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37]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38] 刘兆元《海州湾渔风录·一》《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39]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40]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41] 丁毓玲《妈祖民俗文化的社区分析》,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42] 石奕龙《惠安县大山乍村的妈祖信仰》,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
[43]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44]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45]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46] 刘兆元《海州湾渔风录·三》《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
[47]丁毓玲《妈祖民俗文化的社区分析》,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48] 金涛《嵊泗列岛古庙宇及岛神信仰》《民间文学季刊》1989年第4期。
[49]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2期。
[50]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第1981期。
[51]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52] 隗芾《潮汕诸神崇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7页。
[53] 刘兆元《海州湾渔风录·三》《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
[54] 金涛《独特的海上渔民生产习俗——舟山渔民风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4期。
[55] 林国平《福建省志·民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本文转载自:《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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