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状

    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本身是一个大题目，本文在此不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现状面面俱到的全景式描述，而是试图强调基督教现状中最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人数迅猛增加。基督教在中国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其信徒人数的增加。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估算，中国基督教徒有2305万，这是官方认可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最新数字。而学术界和宗教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中国基督教的人数应为5000万以上。有些海外宣教组织甚至认为，中国基督教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至1亿以上。这些数字究竟哪一个是准确可靠的，由于无法核查，很难做出科学可信的结论，只能说是一个参考。但所有人都承认，基督教是今日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

分布广泛。基督教发展迅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分布的广泛。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地市县，都有基督教，即使新疆与西藏也出现了基督教，中国已经很难找出没有基督教的地区。

    年龄较轻、文化较高。基督教成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中青年是中国基督教的主力。与之相对的，则是基督教信徒的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极大提高，这一点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教会中，尤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大都市教会中，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相当高，过去人们常说的中国基督教的“三多”（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2. 问题

    与对基督教在中国现状的表述一样，本文不是对基督教在中国问题的全面罗列，而只是想指出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若干问题。

    政教关系尚未理顺。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基督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与未能获得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同时在发展，它们与政府的关系都不正常。三自教会的问题是长期遭受政府管理部门政教不分管理模式的困扰，政府以各种方式干预、控制教会的人事、财务、教务，三自教会缺乏自主权。此外，三自教会无法摆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府赋予的政治使命，教会在宗教性之外，多了一份官方政治色彩。

    家庭教会遇到的问题则要严重的多，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长期以来政府对家庭教会实行不承认、不对话、必要时给予打击的政策；家庭教会则在政府的不承认与打压政策下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发展。近年来，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从全国来看，有所缓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家庭教会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局部地区，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时有发生，个别地区甚至已经白热化，达到了公开争斗的程度。由于家庭教会拥有庞大的信徒群体，在中国基督教内占有重要的比例，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已经成了基督教在中国最受关注的问题。

    成员结构分布不均。对于中国基督教的成员，需要具体分析。基督教信徒人数持续增加的后面，存在着基督教在主体人群中分布不均的问题。过去，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农村的农民，以及城市中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市民。现在，基督教徒的年龄普遍年轻了，但除了农民和沿海地区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之外，基督教新增加的信徒主要是大中城市中的各类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海归人士、大学生和企业白领，相比之下，在工商人士、企业家、政府公务员、国企工作人员、个体户、城市退休人员中，基督教徒的比例较少。基督教尚未成为中国社会各种人群中最普遍最大众化的第一大宗教。近年来，教会牧者注意到了农村与城市对教会发展需求的差别，但对教会成员职业构成的不均衡却鲜有考虑。鉴于基督教目前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及其所处的环境，除非教会自身采取新的传教与发展策略，将教会成员结构不均衡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待，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人口结构中的这种不均衡分布，不太容易改变。

    教牧人员匮乏。基督教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合格的专职神职人员，但三自教会的神学院招生数量与师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教会发展的需要，众多的基层教会中，神职人员的数量缺乏、质量不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家庭教会方面，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公开建立神学院，神学训练与教育更加困难，家庭教会的多数牧师未受过正规神学训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很重视神职人员的培养，近年来，双方都派出了一些人到国外的神学院接受训练，但这些人的数量毕竟极为有限；即使他们学成后全部回国，也未必能将在国外受到的教育中国化，适应中国教会的发展。因此，牧师的匮乏将是困扰中国教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管理不规范。教会的内部管理是制约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隐忧。多年来，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严格掌控着三自教会的人事财务教务，教会内部的管理其实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保证了三自教会的存在与发展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也为三自教会打上了“政治化”与“官办教会”的印记，从长远看，依靠政府、政教不分，只能使教会失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的能力，偏离基督教发展的宗教目标与神圣性，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在家庭教会方面，农村家庭教会过去长期遭受打压，多数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生存压力大，内部控制严，家长式领导、封闭式管理比较普遍，个别教会还存在类似中国民间社会秘密结社的管理模式。随着教会重心向城市转移和与政府关系的缓解、社会开放性的加大，基督教本身的教会治理理念的普及，农村家庭教会内部管理的民主性与开放性有了较大提高。相比之下，城市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注重教会内部管理的规范化、民主化，尝试建立比较规范的内部民主监督机制，由代表教徒群众的长老或同工对教会事务集体决策，并对牧师进行监督。但建立了民主管理监督机制的教会毕竟是少数，总体而言，中国家庭教会的内部治理目前主要还是以教会牧师个人为中心的领袖决策负责制，建立在由信徒选举产生的民主管理、监督机构基础上的集体负责制尚未成为教会管理的主流。教会更多地是依靠教会带领者的个人魅力，而非民主监督的机制。

    慈善服务无门。提供慈善与社会服务历来是各国基督教的传统与强项。改革开放以来，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在试图积极参与慈善与社会服务。但由于政府在政治方面的考虑，尚未建立宗教组织进入慈善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在募捐、筹款、税收优惠等方面没有设立让宗教进入慈善领域的配套政策。慈善事业没有开放，官办慈善机构仍然是中国慈善服务的主体。尽管取得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也设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开展并完成了一些慈善服务项目，但这些项目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形象的考虑。全国各地的三自教会无法也无力独立自主、大张旗鼓地设立慈善机构，开办慈善事业，提供慈善服务不是各地三自教会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也不是社会大众认识与了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渠道，慈善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家庭教会，由于其身份问题尚未解决，现在还只能隐身于不为社会公众所知的阴影之中，无法进入“阳光”下的社会公共领域，合法地开展社会慈善服务。从长远来看，能否公开从事慈善与公益服务是基督教在中国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因素。中国基督教如果不能合法地进入慈善服务领域，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将会出现严重问题。

    文化上受到抵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基督教在中国被接纳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增加了不少；在政治与法律层面，基督教属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三自教会也是官方支持的教会，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官方媒体上反对或批判过基督教。但是，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基督教仍然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属于西方文化中的“舶来品”，基督教的“西方”的帽子仍然没有被摘掉。在基督教信徒中，尽管不乏农民，但在城市里，许多人都是那些懂英语或有机会接触“老外”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及沿海地区的人。作为一种信仰与伦理道德体系，基督教的中国化尚未完成，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资源除了官方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大多数人对基督教的偏见、疑虑与担心主要是文化上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出版物中，基督教仅仅是从被批判的负面角色改变为可以容忍其存在而无需公开加以批判的“中性”角色，但政府从来不曾对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有过任何公开的承认与肯定。在文化上，基督教的地位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极少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还会不时地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反对中国的文化工具，予以妖魔化。基督教的经典与出版物还不能自由发行。总的看来，基督教在文化上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还没有成为中华主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基督教从来没有在中国有过如此众多的成员；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和放大了它的缺陷与问题，中国基督教并非一片光明。尽管基督教比六十年前有很大发展，在政治-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在文化上仍然倍受怀疑、排斥；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基本没有地位，基督教仍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

 

 

    1. 外部因素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政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一贯被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对基督教的定性与定位长期从政治概念出发，以至当人们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将基督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任何涉及基督教的问题首先当成一个政治问题，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虽然官方媒体在文化革命以后停止了对基督教的妖魔化批判，也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教条，但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仍然非常负面。对于一个背负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工具帽子的宗教，一般人的态度自然是避之唯恐不急。由于基督教作为负面因素的形象长时间、大范围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基督教的错误定性与定位，加之长期妖魔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偏见、误解与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督教徒和教会的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甚至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排斥和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基督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基督教问题的政治性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内，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社会因素。由于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许多人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仍然把基督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基督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基督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基督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基督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文化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基督教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是无声的，未经宣布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有人甚至把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重要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基督教的影响。

    2.内部因素

    中国基督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教会内部：

    沉重的政治包袱。三自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官办教会”是国内外基督徒对三自教会的共同诟病。对于一般追求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日益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的三自教会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属灵组织。三自教会无论在真理教导、信徒生命培养、教会内部治理，还是社会事工服务方面，都因其结构与体制的原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支持与控制，越来越成为了三自教会难以承受的包袱。

    陈旧的管理模式。以教会带领人为核心的封闭性管理体制则是导致家庭教会封闭、缺乏民主监督的重要原因。以教会领袖个人负责为特点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久影响的产物。在教会刚刚建立、成员较少、压力较大的特殊时期，个人负责制与神秘主义有利于教会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但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相对平和的发展期之后，教会组织内部的民主与监督就会自然地成为每个有责任心与参与感的教会成员的自觉要求；教会领袖如果不能适应组织发展带来的这种对领袖角色转变的要求，不能真正实现教会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实现教徒对领袖的权力监督，原有的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就会严重阻碍教会进一步的发展，使教会难以继续以信仰为大旗，以上帝为唯一崇拜对象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吸引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进入教会。许多教会正是由于无法在这个节点实现转变，于是便陷入了教会增长的停滞期，乃至最后不得不以内部分裂作为这一陈旧管理模式的终结。这种模式的不断重复循环，使教会的发展，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小规模的层次上，发展的形式始终体现为无数小组式微型教会在数量上的积累，而非真正宗教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信仰团体；教徒个人的信仰水平与神学修养也难以提高。作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宗教组织，小型、封闭、带有家长制特色的教会缺乏其他开放性社会团体为自身发展而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的氛围与机制。家庭教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其组织力、动员力、行动力、社会影响力都与其成员的数量很不相称，也无法与国外的宗教组织相比。

    封闭的社会态度。中国基督教虽然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但许多基督徒（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却忘记了每一个信徒应该“既在教会、又在社会”这个基本道理，不愿主动打破教会与社会的壁垒。有些教会领袖与信徒受极端基要派的影响，以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为荣，孤芳自赏，过分强调“追求属灵”与“个人得救”，人为地制造和扩大教会与社会的壁垒。许多人加入基督教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回避矛盾，企图将教会作为脱离社会压力与家庭矛盾的避风港。教会的活动本身也带有极大的单一性与局限性。几十年来教会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有效的、持续不断的教会——社会互动。教会不关心社会，社会更不关心教会，教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教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庞大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那些渴望解决信仰问题或加入民间组织的社会精英与草根大众而言，基督教在信仰上还没有成为众望所归的首选。

    盲目的优越感。中国基督教会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缺乏与政府、其他社团组织、其他宗教、知识界之间成功地开展对话的经验。无论哪里的教会（包括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没有与教会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政府）建立有效的对话平台。中国基督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在操作层面上，教会不能也不在乎是否能够正确地使用公共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更糟糕的是，一些基督教徒在掌握了圣经的片言只语之后，往往喜欢将一些十分动听的圣经话语挂在口上，心里却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属于“得救”之人因而“高人一头”的优越感。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基督教的爱心与谦卑，而是毫无道理的盲目自大与虚拟的精神胜利。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向本教会外的群体、组织、个人学习。他们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却沉浸在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形式主义地比赛“属灵”，抽象地追求“个人得救”，满足于教会能够维持简单聚会的现状，对教会之外的事物，不屑一顾，不知情、不关心。

    盲目自大的另一种表现是“身在中国，不知中国”，尤其不了解今日的中国，这是许多中国教会领袖与信徒的共同特点。中国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的变化将影响整个人类，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但许多基督徒除了知道某些基督教与圣经的基本知识之外，缺乏对中国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学习的兴趣；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国际形势，无法与非基督徒对话，甚至以无知为荣。教会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对教会的评价差距极大。如果中国教会的领袖不能改变某些基督徒这种“身在中国，不知中国”，“身在社会、回避社会”的心态，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基督教在中国的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就无从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缓慢的本土化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基督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化，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成败的关键，也是历史上基督教屡次进入中国却未能立足的教训。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督教神学；有为中国信徒认可的全国性教会领袖；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教会事工；有符合中国人需求的慈善服务事业；有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文字、音像读物。总之，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这是中国基督教的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没有基督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人数再多，也是暂时的、表面的，没有前途的。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呼吁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个世纪过去了，基督教在中国化、本土化方面，有了许多进展，但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近三十年来，与基督教在中国人数上的增长相比，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显得十分缓慢。基督教的“洋教”帽子，在口头上摘除了，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摘除。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内部的挑战。许多人把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往往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因素中，又把所谓“政治因素”即“政教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完全是一种误判误读。诚然，“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变化也最容易。执政党是否愿意调整政策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一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策。而真正困难的是社会因素的改变，社会因素能否改变取决于大众的认知与理念，而不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即使如此，社会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难改变的是文化因素。历史上，在政权更替、政党更迭之后许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因此教会在看待外部的挑战中，不应该单纯把政治因素视为最大的困难，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改变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作为教会事工的战略目标。

    与基督教发展的外部阻力相比，教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承认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存在与发展，就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实现两个转变：在社会中从边缘向中心转变；在教会中从领袖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向民主监督的集体管理模式转变。没有这两个转变，就没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这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必须实现这两个转变。

    基督教在中国不是社会的主流，不是政府认可与欣赏的社会积极因素，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但在法律上不是非法组织，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宗教上不是邪教。历届中国政府从来不支持、不鼓励基督教，但也不禁止基督教。中国宪法允许信仰自由，基督教是中国人公认的正规宗教，但加入基督教组织、参加基督教活动，却总有那么一点让人不踏实的感觉。中国基督教这种色彩不清相互矛盾的身份，难免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有什么样的前景”？应该说，根据近三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看，基督教在中国有着非常美好的前途和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基督教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还取决于基督教对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的认识以及应对的战略与策略是否正确。

    1. 机遇何在

    信仰危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说，需要选取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应该是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受大众关注、最需要解决而政府和任何其他组织、其他力量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信仰与道德危机。目前的中国是经济空前繁荣、精神空前贫困、思想空前混乱、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堕落、环境空前恶化。信仰与道德危机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其后果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由于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诚信，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身心疲惫、痛苦不堪，都是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和谐、稳定与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种矛盾，将人性中的各种丑陋、社会中的各种罪恶、体制与制度上的各种弊端放大到了极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日益强烈的失望与不满。

    官方意识形态失效。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建国以来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丧失了其作为信仰理念体系的效用。中共虽然拥有8千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凤毛麟角。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一步地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灯塔、中国人的向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作为一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官僚化组织，中共虽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但却无法实践这个理论，并在事实上正日益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面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乱像，特别是信仰缺失，中共无计可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儒教”风光不在。由于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和马克思主义的无效性，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希望向传统要资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在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可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畅行的当代社会中今人的需要。此外，从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说，儒家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提倡教化，但却不讲灵魂，不信超验，不谈来世，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不是严格的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应该继承其精华，一些学者也为此在努力，他们被称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中国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将其宗教化、立为“国教”，则是不现实的，尊孔复古的倒车行不通。

    其他宗教各有局限。中国传统的佛道教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信众，但却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佛道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却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众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难参悟佛道教深奥的教义。僧人道士中学识渊博、精通佛经道藏、造诣深厚的大师寥寥无几，多数佛道教僧侣忙于应付法事、修庙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为名，大肆聚敛钱财，完全置佛道教的宗旨与特色于不顾，将宗教变成了生意。以至于佛道教表面上虽然金碧辉煌，神圣庄严，但其内部却由于某些败类混迹其间而难免人欲横流、铜臭泛滥；在思想上、教义上、信仰上无力占领制高点，无法大规模地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资源的各类精英与具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偏重养生练功的特征，虽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却使其在宗教上更为衰落。至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则更是重形式、重活动，只在“民间”、草根中流行。它的文化性、娱乐性与反智主义倾向使它远离神学思辨、远离理论；它从未试图从神学、哲学与思想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与上层人士，而没有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大量介入与参与、没有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社会营养与文化营养，佛道教与民间信仰是不可能从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成为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的，这是现代社会冲击下中国传统宗教与信仰面临的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分布广袤、根基雄厚，但它们都只是某些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身份与特征的代表，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带有极为明显的民族与区域特色，难以在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中传播，难以影响中国的主流社会。

    与基督教同根的罗马天主教，在中国除了背负一般意义上“洋教”的“恶名”，过去曾被严重“污名化”之外，还受到了两个特别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中梵关系的制约，政治上高度敏感、与政府关系复杂；二是经历了“梵二会议”后的罗马天主教虽然做了重大改革，但天主教传统而严格的教义与教规，使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仍然相当困难，尤其难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所接受。这两个因素制约了中国天主教的大面积发展。虽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从1949年的400万增加到现在的800万至1200万，但其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无实质性的提高。在中国众多的宗教中，它更像是一个带有浓厚历史印记的特殊群体，而不是一个开放的、与现代社会同步的、生气蓬勃、面向所有人的大众宗教。

    基督教的优势。反观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现有的各种宗教与信仰体系中，尽管目前身处边缘，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基督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产生于中东、发达于欧美、流行于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无可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历史上，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是否流行，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以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别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把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道德基础服务于自己的人民与社会。

    在神学教义上，通过高度发达的宗教思辨哲学，基督教构建了精致、庞大而又开放的神学体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神学家，不断地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家在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所做贡献的精华，对涉及真理、宇宙、生命、灵魂、死亡、救赎、罪恶等一系列人类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按照时代的要求，及时地进行论证与回答。经过二千年来无数神学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道德标准发展的相当严密、完备，既体现了圣经原则与基督教传统，又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极强的普适性。对信仰基督教的个人、民族、国家而言，基督教在作为信仰体系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传播上，每个基督教徒都将传播福音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这种人人主动传福音的特点，使基督教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基督教非常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神学思想。基督教的文字事工也极为发达，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应有尽有。更最重要的是，各国基督教都是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存在的。事实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圣经原则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基督教传到了哪里，就会在哪里出现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版本。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传播，自身也在不断地汲取营养、发展壮大。

    面对人类遇到的种种挑战，基督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以个体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要务，重视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强调正义与公正、秩序与敬畏以及末世审判。基督教对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欧美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根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制定了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以反对或批判这套规则，却无法脱离这套标准另搞一套。相对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基督教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队，没有基督
教作为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基督教国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优势，虽然并未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中得到认可，甚至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未必完全了解，但环顾中国的宗教与信仰市场，就解决信仰危机的能力与效果而言，还没有比基督教更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

    突破口。基于以上原因，如果中共作为执政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拿不出能够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精神产品，解决不了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就会丧失作为中国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与道德标准官方维护者的资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而中国的其他宗教又无力或无法填补信仰产品供应者缺位造成的空白，无法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最需要精神信仰、最需要解决信仰危机的时刻，提出解决方案。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如果能以社会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及时地站出来，担当为中国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大任，为解决中国人的信仰缺失做贡献，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执政者，就会彻底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突破口！

    2. 如何抓住机遇

    面对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危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基督教能否抓住机遇，成为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现有各个宗教、各种信仰的竞争中胜出，要看基督教能否克服自身弊端，策略得当，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定位要明确。中国基督教首先应该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社会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的供应者、道德标准的制定者与捍卫者，并以此身份占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积极主动地承担和弥补中国人道德缺失的社会责任。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力争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大前提。只有从绝大多数人的实际信仰需求出发，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可以方便得到的、可信赖的精神信仰产品与满意的灵性服务，基督教才能在主流社会、主体人口中得到承认，才能真正在中国发挥价值。

    主动是关键。能否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基督教的主动进取精神极为关键。此时此刻，中国基督教不能再等待、再无动于衷了。如果中国基督教此时不能或不愿意填补中国信仰缺失造成的真空，不能主动地实现在中国社会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支柱的危机问题，就只能留待别的宗教、别的信仰体系来填补，去解决。基督教在中国人、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时刻的缺位，只能导致自己与上帝为其在中国打开的历史性的发展之门失之交臂。

    培训“新人”。中国基督教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教会不是私人企业，不是秘密组织，不是传销训练班，也不是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风港。教会是基督徒实践上帝话语与自己信仰的中心，是树立信仰、净化心灵的圣洁之地；是灵魂得救、生命更新的开始之地；是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德孵化器”与“新人培训所”，也是练习民主与法治的舞台。“个人得救”与“作光作盐”的载体是个人，但其结果却不仅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教会，为了整个中国。如果一人皈依了基督教，就会被公众视为是有信仰、有道德、有爱心、守纪律、甘于奉献、尊重生命、服从法治、清廉公正的“新人”，基督教就在中国社会中成功地建立了“山上的城”，重建了中国人心中的灯塔，基督教就不会继续停留在社会的边缘，基督教的影响就会远远大于它的信徒数字，这是基督教需要练就的“内功”，是基督教在中国现实处境中战胜一切竞争者、办好教会的最佳方式。

    改变管理模式。每一间教会、每一位教会的牧者与信徒，都必须认识到中国基督教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教会不论大小，都应该在教会内部治理上狠下功夫，进行自我改造，消除中国封建文化与功利主义带给教会的负面影响。管理教会要靠制度，而不是个人；要改变教会领袖人个人负责、个人专权的旧的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监督机制；要把牧师从教会行政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让牧师专心研读圣经、提高牧养水平；要把提高主日崇拜与布道质量作为保证基督教信仰产品的大事来抓。

    敞开大门。基督教中从来不缺少老弱病残、不缺少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不缺少弱势群体，他们是教会关怀与救助的对象，但教会不能仅仅由这些人组成。要想真正帮助有病有难的弱势群体，教会本身要有足够的人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为此，教会要向全社会开放，向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各群体人士敞开大门，真心诚意地吸引和欢迎社会上的各类精英人士与专业人员加入教会。社会上大批优秀人员不能加入教会，责任在教会。教会要建立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机制。没有个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优秀人才加入基督教、献身基督教，教会的爱心是苍白的，无从体现；教会在社会上难有作为。

    加强宣教。中国基督教要将宣教作为教会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宣教与福传的教会，是没有生命的教会”；离开了宣教，基督教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与存在的意义。教会不能坐等别人上门。每个教会都要研究与宣教有关的一切细节，制定教会在本地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最合适的宣教策略；要简化宣教材料，解决让别人听什么、看什么、信什么的问题——要用最简单的语言使不了解基督教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为什么信基督教。教会领袖不能满足于维持主日聚会，而应将主日崇拜看成是对宣教效果的检验，用宣教带动教会发展，用教会发展支持宣教。

    开展慈善服务。开展慈善事业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通行证。中国基督教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开办慈善事业。基督教要把开展慈善服务作为促进教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做到“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教会、凡有教会的地方就有慈善、凡有慈善的地方就有基督徒”。大教会做大项目，小教会做小事情，要让教会成为慈善领域内最优秀最可信最廉洁而又无处不在的主力军，让信仰与慈善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代名词。

    做到了以上诸条，中国基督教就顺利地完成了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三、结论

    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空前的历史机遇，但能否发展取决于基督教能否抓住机遇实现两个转变：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许可证不是政府的认可，而是中国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认可、中国文化的认可。有了民众、社会、文化的认可，政府的认可是必然的。反之，即使政府承认和支持基督教，没有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主体文化的认可，基督教仍然在边缘。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现在是空前未有的历史机遇。为中国人提供精神支柱，解决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是基督教发展的突破口。

 

 

                             （本文转载自：环球华人基督教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