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宇

　　道教是古老的宗教，也是常新的宗教。当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向前的时候，它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也不断在扩大。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巨变，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大量被破坏，有些则被埋没。道教中的资源就是这样。实际上，道教虽然是一个宗教，却在传统社会里起过收束人心、提供道德教化的功能，对于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维系中华传统起过不可替代的独特影响。当着中华民族步入现代化进程时，道教的文化资源仍然是极其宝贵的，若能激活这些资源，那么它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先后发生的溃坝事件、煤矿事故瞒报事件，都显示了当前经济活动中，道德底线不断被击破，人的生命和尊严被践踏，法制一再地遭受挑战。这些事件，不仅本身十分恶劣，同时又有相当大的典型性：它们显示了经济活动中普遍的道德缺位，或者说一部分人的道德低下。它们向我们警示：传统道德资源和信仰被过分地破坏所造成的后果。针对这种经济道德贫乏甚至于低下的情形，回顾一下道教中的经济伦理资源，或者可以对当代的人们有所启示，能够找到医治当代社会病症的良方。

　　道教的经济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挖掘却相当欠缺。盖以往的研究，较多偏重于哲学、政治、社会思想诸方面，直接讨论与经济相关的问题较少。窃以为，对此还应下大力气研讨，根据我个人的探讨，似乎从近年来的接财神活动的兴旺，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也可以找到道教经济伦理与信众思想、信众的经济活动的某些结合点。

　　接财神的活动，不仅表现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公开化与神圣化，同时也鲜明地表现了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对于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的新的规范和诉求。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身而言，要求有正面的道德建构，而且希望由它来压抑负面影响的过度膨胀。人们希望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整个经济以及人自身，天天充满活力，财富以过去所不敢想象的速度增长，而人自身也取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自由。也就是说，期盼着市场经济的优点，尽可能抑止其缺点。中国人素有聪明正直谓之神的古训，在神灵身上，人们看到的总是优点为主，神，是种高尚人格理想的化身。在财神身上，人们也是这样。因此，通过道教宣扬的财神身上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道教经济伦理的基本特点。
　　
　　一、经营开发中的诚信原则
　　
　　与任何宗教一样，道教十分强调虔敬与诚信。香港地区流行的《吕祖宝忏》中就说道：“我以诚格，不以财临。”这是说敬神在于诚，而不在于供品的丰盛。这是就人神关系上说的诚。在人际关系上，则同样要求讲信义，在经济活动、经营开放中，尤其是如此。这一点甚至著为戒条。《化胡经十二戒》中便有“戒之勿欺诈，言当有成契。欺人为自欺，华词为负誓”。诚信的原则，在道教徒看来，与长生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以虚为实是一病”，而“怀实信厚是一药”——这里的病，既指道德上的缺陷，也指身体上的疾病，药也是一语双关。有病便不能成道，与长生久视的追求相左。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商品交易中，常常发生契约合同一类行为，而它们正是必须以诚信为基础的。正如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其《信任》一书中指出，“信用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国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没有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都不可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这是观察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至理名言。

　　就中国目前情形看，原来建立在宗法经济制度上的忠诚，建立在原有的政治道德前提下的“老实”、“忠”等观念正在解体，而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诚信的道德准则尚未能完善，同时，相关的法律也较为滞后，因此，诚信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稀缺资源。本来，在传统的商业行为中，诚信为本的思想和实践并非没有。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对于商贾的评价总是负面的多，正面的少，所以，历来人们嘴里骂“奸商”的频率甚高，甚至于形成“无商不奸”的思维定势。其实，凡是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商家、作坊，都打着“童叟无欺”的招牌，而且实实在在地执行之。童叟无欺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约定，合同、条规在神前盟约，则是商业伙伴之间的诚信约定，所以商而诚，才是得到社会肯定的的正途，而奸诈的行为可以行之一时，决不可行之永远。清代的晋商、徽商，这些著名的商帮，虽然无法皆能人人实践应有的商业道德，但从总的方面看，他们还是多将儒家的仁义忠信列为经营的准则，同时也从佛教和道教那儿吸取道德资源，尤其是《太上感应篇》关于“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类思想，长期支配着商家群体，所以总的来看是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对诚信的维系。商家的这种道德资源，一直是他们立足于市场从而得到社会承认的精神支柱之一。当前，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也是纷纭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但与商品经济重新从原始积累开始，原有的商业道德资源久被遗忘，有直接的关系。新的暴发户与原有的有过商业道德熏陶的老企业家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他们需要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慢慢品味不遵守商业道德的酸甜苦辣，才能建立起恪守诚信等商业道德的观念。

　　总而言之，现代市场经济呼唤诚信，而诚信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接财神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诚信精神，不管它所依托的是什么——宗教道德常带有报偿性，即相信实践某一道德与否会受到神灵的奖惩，接财神活动中的诚信规范，也同样以信仰为基础以报偿性为原则——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什么。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资源，它仍然是十分宝贵的。
　　
　　二、资源利用的节约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资源的利用，比任何时候都量多面大。无论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市场运作、利益追求的基本条件。然而，当代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从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资源利用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人类过分地开发了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早已超出了其自生能力，而且寅吃卯粮，我们已经将子孙后代的资源早早地透支了。这种情形尽管已引起人们的担忧，却极少有制约其蔓延的手段，甚至于还很少有企图加以纠正的道德上的冲动。与整个传统价值的丢失而造成当代生态、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破坏相伴随的是，资源的浪费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针对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回忆和恢复道教的节约思想。这一思想，古代称为“啬”。老子主张：“治人事天莫若啬”，即尽可能节约。平时我们说勤俭持家，俭有节约支出之意，但没有老子所说的“啬”覆盖面广，内涵丰富。啬，可以是从统治者的清静无为、尽可能少支出精神与体力、尽可能少折腾的角度理解，古代将老子书当成南面术，其理解即是如此；可以将之与养生相联系，强调保精啬气，增添内力，减少生命的耗散，仙学之理，此其一焉。但同样的它也可用于经济生活中。对此，似乎以往研究不多。

　　所谓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渗透到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尤其与消费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关系密切。在消费过程中，要求尽可能减少浪费，这点与道家讲的少私寡欲、淡泊宁静相一致。同时，它还有一层含义：即在经营中，或者在大型的社会工程中，节约资源。无论哪一种含义，都是十分可贵的。
　　与啬的要求相一致，道教反对无端地破坏资源、干扰生态、污染环境，这又与道教的生态思想、环境保护思想重达。《云笈七签》卷三九引述说：“修斋求道当奉十戒”，第二戒为：“守仁不煞，悯济群生，慈爱广教，润及一切。”这是讲对生物界的态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十四戒“不得烧田野山林”，第四十七戒“不得妄凿地毁山川”，则已经将禁制扩大到整个环境了。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一切经济活动的杠杆，是利益，或者说利润。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源的无限制开发，甚至于完全是掠夺性的开发，其根源在于人们对利润的追求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而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不惜杀鸡取卵，而不顾及其余。而高明的经营理念，是在透彻了解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商业智慧和相应的技巧来获得成功。这一点，类似于今天说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而在道教内部，则有一位财神爷作了表率，那就是文财神范蠡，他是善于经营致富的典型形象。

　　这位陶朱公，在《国语·越语》和《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中都记载过他的事迹。先是越王勾践做了吴国的俘虏，用了范蠡和文种的计策，终于返回越国，以后卧薪尝胆，最终灭了吴国。这件以小国灭大国的历史事件中，范蠡立有奇功。然而他深知勾践这样的人，可与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所以一旦灭吴功成，他便坚持辞官归隐。同时他也劝同事大夫文种离开勾践，理由是“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飞鸟都打完了，再好的弓也只能藏起来，狡猾的兔子既已全被打光，打猎的走狗也该拿来煮着吃了。大夫种不听，结果被害死。在政治上范蠡可谓有先见之明，而在做生意上他更是了不得。据说他迁居三次，每到一地都迅速成为大富之家。

　　他先离开吴越之地，渡海来到齐，即今天的山东，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治产，没多久，便积累资产至于数十万，齐人闻其贤名，曾一度请他当任国相。但不久他辞去相印，尽散其财给予乡邻友好，本人则迁居于陶，他观察形势，认为陶为天下之中，交易往来互通有无的大道通达，治理生计可以致富，于是定居下来，改名为陶朱公。仍然与儿子们在这里耕田畜牧，却不定居在家，而是把握时机，贸易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不久又成了家资累万的巨富。

　　值得注意的是，陶朱公的致富之途，有很深的投资理论作指导。人们只知其富，天下称之，他的为富之道，却少有人知。原来，范蠡有一位师傅，称为计然，端的是一位辩证哲学家，也是具有丰富的经济理论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是：“知斫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动土木便采取完备措施，时机转变要用的物品也需了解，二者都弄明白了，那么万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清楚了。水旱、年成好坏，都是会转化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凡是大旱的年份，要赶紧准备船只，到了发大水的年份，倒要抓紧准备好车子。原来他认为做生意要有预见，旱天船只便宜，先购进它们，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到了涝时船只便可以卖上好价钱；发大水的年份，车子用得不多，价格便宜，水后必有一段干燥的年，车子需要量大，自然价格也看涨。做生意要看“有余不足”，就是说，某物供应丰富(有)，价格必下跌，供不应求(无)，价格必上涨。因此呢，要了解货物的有余，也就是供应量的大小有无，就能预知价格的涨落。而价格上涨到极点，又会下落，跌到极点，又会上涨。当物价高时，手上的货物要当它是粪土般赶快出手；物价低时，又要将它们看成珍宝般赶紧趁低价收购。而手上的钱款则希望它像流水般地运行。这种理论，实在是相当高明的价格理论，深得商品经营三昧，要是不引出那些古语，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些话竟然是由离今二千四五百年前春秋时代人说的。这生意经中含有相当深的辩证思维，与治国之道其实相通。越国的报仇雪耻，便得了计然妙策之助。

　　范蠡离开越国时，就感叹说：“计然妙策有七，越国用了其中之五，便得意于天下。我现在不妨将它们用在治家上。”这便是陶朱公致富的秘诀：有深厚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价格与投资规律的认识作为基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因为范蠡善于致富，所以论富皆首称陶朱公，陶朱公成了富翁的通名。更在后来，人们便奉他为财神。陶朱公这位财神，不仅是信众膜拜的对象，实在说来也是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合理合时投资的楷模。

　　财神是财富的化身，又是人们心目中财运的管理者，对他的崇拜，基于对其神界职司的信仰。但像范蠡那样的财神形象，又使得人们将致富的希望放在个人投资行为的合理上。不是靠人海战术，不是靠牺牲环境和生态去捞钱，而是靠智慧，靠对经济规律的了解和运用，实在是财神爷给人们的最大财富。
　　
　　三、交换与分配中的公正原则
　　
　　在正一玄坛赵公明的“大法”中讲得很明白，只有公正之事，可以向他祈求，如果反之便不能如愿。“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对神言者祷之，无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祷之，神必加谴。敬之毋忽!”咽此，在财神身上显现的是商品贸易中必须遵守的基本的原则：公正。所谓“横财”若是建筑在违法与违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前提下，便不是保佑的对象。

　　这里说的公正，是一种伦理原则，而这种原则在赵公明身上的体现范围大于经济生活领域，而更广泛地表现在司法和其他领域。比如其中有在官司中得以申诉并洗清自己的冤屈诸内容。这是由古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商品交易在大多数人那里不占主要地位，而民与官之间的对立则常常会有发生。民与官，其实发生联系的机率也很小，但是纳税交粮，总是作为老百姓的法定义务，加捐派款也常会从官府那儿发下布告。这样，从民与官的关系上，便有公正与否的问题发生。苛捐杂税，在法定赋税之外的额外摊派，总是有失公正的，所以一旦发生，便不能不引起官民之间的摩擦，作为民众，在这种摩擦中一般总是处于弱势，常陷于求告无门的境地。另外，中国老百姓怕打官司，却偏偏有时会成为被告或不得已当上原告。所以赵公明的“大法”中说求神保佑“和合顺官、鬼”，就是将阳间的纠纷，特别是与官或官司的关系理顺，不致遭受冤屈，也包括对付阴间，理顺其关系。不过，由于赵公明从一名召役神将，渐渐向财神转化，他身上所体现的公正原则，便更多地指向于经济生活，主要是市场活动。

　　按商品交换第一个要求，便是等价。所谓公正，首先是等价。“买卖公平”的第一内涵，就是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强买强卖，更不能取货不付价。

      所以从商品交换中的公平原则，必定引申出更高的涵盖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公正原则。

　　商品经济中公平，在于等价交换，而不是其他。即使商家一时为了急用，或仅仅出于销售策略考虑而大折价，也是以在总体上赢利为原则。否则，他便要折本、破产，最终被市场淘汰出局。所以，要求一种建筑在市场的平等基础上的公正，便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本的需求，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公正的要求更是通过法制、行政和道德综合地加以表达。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有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垄断法，就是要在法制中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公正，平等，作为市场经济的观念表达，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引申而出，同时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精神保证，没有这一条。便没有健全的市场。在赵公明身上的公正诉求，出现于中国商品经济还不甚发达的古代社会，所以显得笼统，而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更能理解其重大的资源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

　　公正，作为裁决者极其重要的前提，是无私。公正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形像，它的实施，除了每一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起着作用，还必须有有效的监督。就社会而言，可以有法律的、行政的监督，就经济组织自身而言，则有企业内部的、行业内部的监督，而所有这些监督的有效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监督者本身能够摆脱个别的一时一己的利益的局限。当监督者将自己的私利介入到监督过程中时，公正的要求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对于公正，人们还会受到信仰的监督。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总是觉得冥冥之中，有司过之神监视着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因此，信仰神灵的人，一方面相信在神灵面前，可以行请愿式的祈祷，诚心则会得到佑护，或赐予幸福，满足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又相信神灵对于不好的思想和行为会加以惩戒，所以在对神灵依赖的同时，又存有敬畏。在财神信仰中，这两方面的心理因素同时存在。前面提到在赵公明的科仪中，警告过如果有谁将不公不正的要求向他祷告，非但不能如愿，反而会招致谴责。这就将神明的赐福功能与惩戒功能综合地提了出来。而作为能惩戒能赐福的神，必定自身是最无私的。中国古人有“聪明正直谓之神”的说法，就表述了这样一种信念。

　　这种神是公正而无私的观念，在另一位财神比干的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文财神，其造型一般都是文官中宰辅打扮。比干为什么成为财神，是一个不易弄清的问题。我曾向许多宫观的道长请教，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比干无心，所以最无私。他做财神的理由，便是无心。无心则无私，无私则公平，正好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精神。

　　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的公正，既包括作为市场主体双方在经济活动中的公正，即买卖公平，同时也要求在整个社会中实行公平的原则。这一点，在古代的商业道德中占的地位并不高。商家打着买卖公平、老少无欺的招牌，但对于在买卖以外的社会上的众多人士，并无太多的关切。所以古代常有“为富不仁”的批评声。道教是主张的“损有余以奉不足”，《太平经》中称财产系“中和”之气所有，即要求人们不得富了之后，再用金钱放高利贷盘剥贫民。而在当代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公平的原则始终受到关注。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是使社会分裂的严重隐患。因此，凡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极为重视标志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政府会利用税收等杠杆来调节贫富差距。同时，在道德领域，也鼓励富人拿出一部分收益帮助穷人，特别是帮助那些因天灾人祸生计困难的人们。其中一项就是赈灾。这在道教的戒律和劝善书中，有非常多的表述。它提倡一种富了之后不忘扶贫的精神，也告诫人们不要富而忘义。
　　
　　四、买卖中的和宜原则
　　
　　在财神们的身上，都有一个讲买卖和宜的特征。赵公明的传记中讲得很明白，他手下的将官吏佐中有天和地合大神，这位大神的形象似乎是双身像。《正一玄坛赵元帅秘法》中的《和合咒》这样说：

　　谨请和合二圣者，言语和顺救众生，玉佩
　　金珰霞叆叇，乌云现处见双身。貌赛春花眉似
　　柳，体挂铢衣瑞气腾。风吹异香芬馥郁，脚踏金
　　莲步步随。手把帝钟除障碍，常生欢喜大慈悲。

　　速速五方和合利市来。这天和地合大圣，呈现双身像，大约人们设想，二人总有异心，双身合一，当然一心一意，不会产生矛盾。当然双身归双身，提到他们时都称为“二圣”，还是两位神明，只是一而二，二而一，没有矛盾，没有隔阂，也没有两心。他们貌美和善，一团祥瑞之气。那本事，一是手握“帝钟”——原是天蓬元帅大法中的重要法器，专门用来驱邪除妖——除一切障碍。人生无障碍，自然一切如意了。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地使五方利市和合，最后的归结点，还是在招财进宝，买卖合宜。《道法会元》卷二百三十七的《玄坛如意大法》中的如意符，明显有招财进宝的象征意义，其符开始画时，第一笔是一圆，咒云：“天圆人长生”，第二笔为一方形，咒云：“地方鬼消灭”，合成的图形便是一个外圆内方的铜钱，只是上面盖上了其他图形，方孔看不清楚罢了。

　　作为赵公元帅手下的和合二圣，是与买卖利市相关的，所以和合二圣主要的部属是管理财宝的。《正一玄坛飞虎都督赵元帅秘法》中的咒语说得更加明白： 天和合神，地和合神，二圣通真疾速灵。招财童子，进宝郎君。万事和合，百物丰盈。二圣和合速行。急急如律令。足见天和地合，与招财进宝是紧密地捆在一起的。招财进宝是目的，而和合则是达到进宝的基本的前提，也可以说，和合中自然包含着进宝的契机。所谓“万事和合，百物丰盈”，实在是因果的关系。

　　为什么那样强调和合?

　　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由，商人中流行的“和气生财”的口头禅，已足可对此充分诠注。和合的内涵，本来十分宽泛，凡是一切社会领域和生活场景，中国人都希望和和美美，不生矛盾。和合的精神，在我们民族中形成了久远的传统，是民族凝聚力的一部分。

　　在赵元帅秘法中，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将和合的精神与商业社会的买卖公平、和气生财的思想挂上钩，从而使和合之义出现了新的内涵。这一点，正是财神信仰与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相统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市场经济的伦理思想的生长依托之一。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有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作为运行的背景。稳定、和谐的市场内部关系，和同样的社会环境，使得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冲突、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也使人际关系处于和顺的环境下。因此，当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领导层便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财神身上凝聚着的古代的和合精神，在当代仍有其用武之地，是不言而喻的。
　　
　　五、经济实体内外关系中的忠义原则
　　
　　当代经济中，各类经济实体成为经营的主体，在经济体内部，以及与其他经济体之间，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从伦理层面说，协调经济体内部和外部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什么，非常值得讨论。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义气，或者是忠义的原则。这里讲的忠义，忠是忠于事，重然诺，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职任；义是适宜，即相互利益均得到保障，而不做对不起对方的、道德上有缺陷的事。忠与义相表里。

　　而财神身上一个重要的品格是讲义气。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神明，便是关公。关公本来是一位武将，即使后来地位提高到了天上，成为关圣帝君，被人奉为“协天大帝”——协助玉皇大帝处理三界事务的大天帝，也仍被称为武圣。但在他的身上，义重云天，成为老少皆知的道德楷模。所以在关公财神的神龛上常悬挂着写有“义冠古今”的大匾额。义是他的第一大品德。

　　关公成为财神，主要是靠了商业组织包括行会、会馆，也包括具体的商铺塑造。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意。

　　清顾禄《清嘉录》谈到当时苏州外省籍的客商，都建有会馆，而会馆例设关帝祠，或者本来就与关帝祠合一。而关帝前，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也就是说，是买卖双方订立合同契约的地方。为什么订立合同契约要在关公前面呢?因为商业活动中，面对的经营伙伴，常是临时的，与本乡本土的熟人不一样；又是流动的，这也与农耕条件下远近乡亲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形大不相同。合同的订立，必须对于双方有约束力才行，否则不过是废纸一张。也就是说，买卖双方的联系既为契约联系，那么重要的一点，是要寻找大家遵守的规则，而且要使这种规则产生有效性。古代中国，法制本来就不健全，而有关商品经济的立法更是长期残缺不全。因此，商家只能求助于大家的共同信仰的神灵，请他们来加以监督。这样，关公身上的义气便成了商业行为的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又戴上了神圣的光辉，带有宗教道德的若干因素。所谓宗教道德的若干因素，是指宗教道德具有的报偿性的特点，即相信道德行为在冥冥之中，必会引起某种反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实行这一报应的，是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神明。民间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教人不要欺心。在信仰神灵的人当中，这种神明在监察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念，无疑起着构筑道德的警戒线的作用。以关公为证盟舍同、条规的神灵，所起的作用大抵如斯。由此可见，在财神关公身上体现的，正是商品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对合同契约的尊重，只是这种尊重被打上了神性的烙印。

　　上面是就商业行为的双方而言，关公身上的忠义等品质具有监督当事双方履行合同的神圣性质，对于同属于一个行会或会馆的众人而言，关公身上的义气又是建立经济团体并维系其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而这纽带的重要功能，是保证其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大家共同遵循忠义、诚信的原则，以处理内部关系，增强抵御外来压力的能力。由此再来看待作为财神的关公所凝聚的伦理内涵，其理是完全相通的。

　　须知，商业性的、行会性的组织，是人们的后天社会联系。离开了本土，成为同业者的组织，是后天的依靠团体契约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

　　接财神的活动，核心是求财利，但在财神身上又集中表现了义的品格，于是本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争论不息的利和义二者的矛盾，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当然这一统一是曲折地表现在神灵的信仰上的。

　　市场活动中，所直接追求的是利，而从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来说，全局的利益更高于个别人的利益，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便常以“义”的形式出现。这样，就在求利的同时，要求适当讲“义”，也就是说，要求将利与义统一起来，反对见利忘义。而在关公身上的义，正是对过分的、单一的、个人的求利的一种制约。在将关公当成财神来崇拜的过程中，义和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采取了神圣的形式，因此具有一定的制约力量，但也因为采取的是超自然的形式，所以对于一部分并不虔信，或者只是求财神保佑，而没有打算实践财神身上的道德品格的人来说，就显得约束力度不足。不过，这是一般道德规范共同面临的问题。道德作为一定时代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本来就是靠人们心中的信念产生作用的，当道德行为产生问题时，最多也只能靠社会舆论加以遣责和规劝，而缺乏强制的力量。所以道德任何时候都不是万能的。从整个社会来说，除了道德还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制来保障。现代社会只能走法制化的道路，以法治国。而道德只能扮演辅助的角色。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辅助性的角色，社会必然会陷入无数相互碰撞、相互对立的矛盾之中。道德作为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底线，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来评价财神身上义利统一的思想，仍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精神价值。

 

               （本文原载：《中国道教》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