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公元968-1022，在位998-1022年），是北宋历史上继太祖、太宗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平天子。《宋史》称其为“英悟之主”。真宗统治前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中叶五代以来的混乱逐渐走向了和平，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之而来，文化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阶段对宋以后形成“祖宗家法”、建立斯文昌盛至关重要。从宗教政策来看，宋初的宗教政策从太祖、太宗，到真宗时期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确是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宋真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基于哪些现实问题的考量？包括哪些内容？这些政策较之太祖太宗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又对社会发展和宋学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力图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考察，以期更好地理解宋真宗宗教政策对儒释道三教共同发展的推动、在三教为核心的宋学主流趋势的形成以及真宗宗教政策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意义。

 

    一、宋真宗面临的宗教发展状况

 

    宋朝960年建国以来，太祖、太宗在内外压力下对宗教就确立了既扶持又抑制的政策。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在扬州造寺赐额建隆，派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山游西域。开宝四年(971年)开始刊刻《开宝藏》，重修同州龙兴寺舍利塔，又铸修的正定铜观音大悲菩萨像。乾德二年，重修杭州昭庆律寺，规制宏伟，花费无数。宋太宗更是支持“三教并进”，尤重释教，倡导了一系列弘扬佛教，以及整顿佛教的活动等，为北宋佛教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现实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弊病和问题[1]。特别是宋太宗时期宗教徒数量上在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大发展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现实，普度、赐额变“暗”为“明”、系帐制度、试经制度、度僧配额等管理措施的施行，都还处在比较混乱、良莠不齐的状态，难以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

    从整体来看，太祖的宗教政策是犹犹豫豫、不甚明了，太宗是“二教并进，尤尚释教”。至真宗时期，二教之中，儒学仍然较为衰微、道教仍然没有大的起色，佛教却是在思想理论上和现实实践中得到相当惊人的发展。

     一方面，围绕天台智者大师《金光明经玄义》广略本及其主旨的山家山外争议，在真宗时期历时七年，1000年-1006年，以公共话题、社会事件的形式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并极大获得信众、政府甚至宋真宗本人的关注。佛教仅天台宗在这个时期就涌现了孤山智圆、慈云遵式、法智知礼等为代表的义理、忏法大家，其中孤山智圆超越佛教一家，从整个思想史社会史角度对三教思想进行梳理，并以佛教思想为本位提出系统理论，成为宋学思想的先觉人物；慈云遵式则以天台忏主闻名于时，在章献太后时以熏修至精于山中为国修忏奏请天台教文入藏，并著《金光明护国仪》文，开启宋代佛教以《金光明经》护国理论和实践先河。

   
     另一方面，《佛祖统纪》记载，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恭谢圣祖大赦天下，普度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系帐童行，当年共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2]十五年后，天禧五年即1021年，僧尼的数量多达45万余，“是岁天下僧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3]，其中，北方地区115188人，南方327000余人，南方信仰佛教的人数接近北方的3倍，而其中两浙僧尼数为82220人，约占当时总数的20%，福建71080w ，占15.5%[4]。

   
     僧尼人数快速增加，导致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兵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僧侣阶层。在宋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赐彰信军三军将吏、僧道、百姓等为授王随本军节度使示谕诏书”、“赐定国军三军将吏、僧道、百姓等为授王德用本军节度使示谕敕”的说法[5]。为了管理这样一个独立的阶层，又衍生了一个庞大的僧官体制，苏轼就曾记述到：“道德才智之士与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故于僧职正、副之外，别补都僧正一员。”[6]

    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突出的问题包括：社会劳动力和军队后备人数的匮乏、寺院经济的膨胀、用度奢靡的社会效应、僧众素质低下等等[7]。同时，伴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佛教、道教以及隐士思想的兴盛带来的负面影响曰渐显露，宋初儒学自觉进程中与佛道的冲突开始加剧，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抑制佛教的呼声如缕不绝于耳。《佛祖统纪》中记载，咸平二年（999年），礼部侍郎阵恕认为“译经院久费供亿”，请真宗取消译经院。而宋真宗出于历史、现实以及三教理论本身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是部分认同的（下文），因而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后来形成的宋学走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三教并隆

 

    顾吉辰先生在《宋代佛教史稿》所说：“真宗在位25年左右，差不多遇到干旱水灾、风雪冰霜、虫蝗灾异等，几乎都上佛教寺院祈雨、祷晴，并设道场祭祀”。这个说法基本正确，但不够全面。事实上，每逢灾异或重大社会事件，宋真宗的做法往往是儒、佛、道三家共同临幸。以咸平五年秋七月的记载来看，“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启圣院有供奉太宗的神御殿，是儒家祖先崇拜和祭祀的重要场所；太平兴国寺是传法院译经所在寺院，也是真宗经常眷顾的地方；上清宫、太清宫、玉清宫、太一宫等是道教最重要的场所。真宗先后幸临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的做法，以实际行动反映出他继承和发展了太祖、太宗“并隆三教”的宗教政策。

 

    对此，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与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宰相王旦（在相位时间自1006年至1017年）交流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一贯之。滞情偏执，于道益远。[8]

    从上文来看，真宗主要在三家“劝人为善”的社会功能方面予以“大同”的肯定，也认识到只有少数“达识者”能一以贯之，而大多数人“滞情偏执”，执着于“小异”，离道越行越远了。基于以上的认识，真宗在继承太祖、太宗三教并进的宗教政策继承上，对三家分别采取“敬”、“崇”、“重”的态度，特别是侧重于从三家“大同”的角度培养跨领域的“达识者”，实现三家之间的沟通，从而在宗教政策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真宗的“三教并隆”与太宗的“三教并进”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太祖的“三教并进”在确认三教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还有三个突出特点：尤重佛教，儒家的地位并没有明确，儒家的形而上学没有开展也就是儒学的宗教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确立。而真宗的“三教并进”在同样确认三教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表现出另外三个突出特点：三教大同，尤重儒学，儒学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儒学的宗教化逐渐开展。太宗“三教并进”与真宗“三教并隆”，一字之差，细微之中却有本质的变化。

 

    首先是三教人同。宋真宗曾著《崇释论》，进一步认识到，佛教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其宗旨都在劝善禁恶，故而应予保护。他说：“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咸平二年八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景德三年（1006年），诸王府侍读孙爽奏请减损修寺度僧。上曰：“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时有不检，安可即废？”《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录真宗曾经“出御裂三教诗，各百首，歌论九首，示宰相”。儒家周孔之道，道家黄老之道，圣人域内之教化；佛教修心之道，佛陀域外之教外。其实一也。得其大同，则内以慎独、外以兼济；失其大同，则内无以诚意正心、修心养性、保养精气，外无以齐家治国、转凡成圣、返朴归真。

 

    第二条尤其重要，“尤重儒学”，下文会详细讲到。在此仅举一例说明。真宗时，河阴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论三教不可并进，必须使儒家超出百家之上，并统驭百家，真宗采纳了张知白的意见，还对他进行嘉赏。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劝学诗》，就是宋真宗德作品。诗中写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中所反映的“男儿欲随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反映的就是真宗时期儒学复兴背景下，自上而下所采取的重视儒学鼓励儒学的路径之一。

 

    第三条与第二条相关。第二条侧重发挥儒学的教育功能，而第三条则是宋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先声，是儒学的宗教化。儒家系统中由于孔子“罕言性命”，孟子一路主要从心而言性，即“尽其心者，知其性”，被后世称谓“道德之进路”；儒家传统经典从天道而谈“性”，成为“宇宙之进路”的只有《易传》和《中庸》。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向型理论特点，必然使儒学心性论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一方面缺乏完整的心性论体系结构，另一方面对心性论缺乏深刻严谨的本体论论证。而佛教中心性论资源极为丰富，北宋思想家孤山智圆以佛教天台“一性之宗”为核心逻辑，以佛教心性论“体天道达人事”，涵盖佛性、法性、人性，不仅具有了沟通和融摄儒、释、道三家的可能，更为佛教在宋初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历史的机遇。儒家复兴与发展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第1483页中的记载，我们知道，宋真宗身边有一个国子祭酒、翰林侍讲学士邢昺，景德四年（1007年）时，因邢昺的建议，宋真宗开始重视《中庸》。邢呙曾在1000年担任江浙巡抚使，很可能受到了当时山家山外争论的影响，特别是山外一系孤山智圆学术理路的影响。至1027年，宋仁宗送给新科进士的见面礼就是《中庸》。此后，学习《中庸》已逐渐开始成为一些宋学思想家的共同选择，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都倍加重视，广为阐发。欧阳修在作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即1036年的“读李翱文”中说道：“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苏轼曾撰有《中庸论》（上、中、下）三篇，认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等等。真宗、仁宗两代皇帝以皇帝之尊推广《中庸》，正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路径和国家意志体现。

 

   三、敬佛重法

 

    据《佛祖统纪》记载：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则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皆深达于至理。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而僧众有过者止从赎法。……至于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五天三藏，云会帝廷，而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其笃重译事有若是者。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辈，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有比对。[9]

 

    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宋真宗佛教政策的信息。首先，稽考北宋其它史书、文集、笔记等的记载，关于宋真宗三教并隆、“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专用宰辅词臣兼润文之职、重视佛教超于前代的记录是可信的。

 

    宋代所译佛经虽然在佛教史上影响不大，但是译经活动在客观上上对宋学形成三教融会的方向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真宗朝开始的以宰辅担任“译经润文使”制度。早在咸平元年(998)，真宗即位之初，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诏编修大藏经录成，凡二十一卷，赐名《大中祥符法宝录》，宋真宗仍赐御制序。日本访宋求法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全文抄录了此文，题名为“大宋新译圣教序”，序中有“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之文[10]。自太平兴国以来，凡译成经律论四百十三卷，秘书监杨亿、光梵大师惟净等编次，又请以两朝御制佛乘文集编入大藏。天禧元年( 1017)九月，更以宰相王钦若兼译经润文使。天禧五年（1021年），门下侍郎平章事丁谓兼译经润文使。翰林学士晁迥、李维兼润文官[11]。晁迥、李维、王钦若、赵安仁等人不仅为北宋著名政治家，而且多出身翰林学士，具有很高的儒学背景，而且大多佛学、道学造诣极高，对宋以后三教思想有极大影响。

 

    此外，宋真宗“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还突出表现在以帝王之尊“天翰撰述”。真宗注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经》、《注佛遗教经》等。以《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极为特殊，视作中国佛教最早的汉译佛经，在宋以后它被视作佛教根本经典之一。然而白汉代至宋初，《四十二章经》对中国佛教虽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该经自身特质以及历史和传承中的种种原因，《四十二章经》的宗旨和价值始终被淹没难知，导致它直到宋初在中国佛教哲学体系、教学体系和世俗社会中并没有确立如宋以后的重要地位。

 

    根据《释门正统》等的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崇矩法师（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师，被真宗招入内殿，为真宗“讲《四十二章经》，盛谈名理。上心大说，赐紫服金币香药。”现存的宋真宗皇帝《四十二章经御注》-卷，《大藏经》三十九册收录。《御注》在天禧三年( 1019)入藏，是北宋初期最重要的《四十二章经》三家注疏之一。高丽求法僧义天在他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记载了他当时所看真宗《四十二章经》注疏。

 

    真宗以皇帝之身身先士卒带领当时众多的儒家精英知识分子参与到传播佛教文化的浩大工程之中。以宰辅担任“译经润文使”制度极大推动了士大夫们对佛学的理解，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提出了从义理上沟通儒释道三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真宗对佛教的“礼”“重”也佛教感恩戴德，志磐在《佛祖统纪》中历数真宗地佛学修养和佛教政策后，说“非天下之之圣，其孰能为之？”

 

    宋真宗“并隆三教”是准确的，礼重佛教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但“尤重佛教”则可能并不准确。宋真宗仍然把佛教作为外教，执守待客之“敬”。时有人倡议，修复早在会昌灭佛时被破坏的龙门石佛，对此他明确表示否定，指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景德四年二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宋真宗在三教并隆中更为着力的当是“崇道”和“重儒”。

 

     四、崇道礼隐

 

    北宋历史上，宋真宗是被认为最为崇道的君主之一，在弘扬道教方面多有所为。真宗时期可谓是道教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真宗时期首先对《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核心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与雕印颁行[12]。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诏选官校勘《道德经》，命崇文院检讨，真秘阁杜镐、秘阁校理戚纶、直史馆刘锴同校勘，其年六月毕。并《释文》-卷送国子监刊板。”校后立即刊版，可见宋真宗的重视程度。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爽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二十七卷已雕印颁行，唯阕《庄子释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备一家之学。”宋真宗立刻命孙爽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共同校定并刻板。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等校定《南华真经》摹刻板本毕，赐辅臣人各一本。”真宗对《庄子》应该有一定研究，他曾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尚可，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首篇。”这次校勘自景德二年开始，至大中祥符元年正文校毕，历时三年有余；其《序》文则在大中祥符四年才开始校正，前后延续六年有余。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又招崇文院校刊校列子《冲虚真经》，时真宗祀汾阴朝陵回，至中牟县幸列子观，因访所著书，命直史馆路振、崔遵度、直集贤院石中立校勘。至五年，校皆，镂板颁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的目的是为了雕印颁行新的《道藏》。宋真宗时期前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道藏》整理。第一次是在大中祥符年间，从祥符二年到祥符九年(1009-1017)[13]。其成书上进在1017年：“（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己酉，王钦若上详定《道藏经》，凡三洞四辅、四千三百五十九卷。……诏赐名，圣制序。”这就是是宋真宗祥符年间的《宝文统录》[14]。此次情况在《佛祖统纪》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本次校勘开始时仅有道士参加，后则由馆阁共同完成；且校勘前亦有搜求；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参加人数众多；在内容上有增有删，其成书之卷数则超过唐代的《-洞琼纲》六百余卷：而且编制了总目录；御赐名，真宗又亲为作序。又修建玉清昭应宫，刻玉天书，安于宝符阁，真宗以其“御容”侍立于玉皇天帝之侧。又召龙虎山天师道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赐号为“真静先生”，立授篆院、上清宫，蠲其田租，封号准其世袭。这是天师道历代“天师”受“先生”封号之始。真宗的重视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宋真宗对此次道藏的校勘似乎仍然不满，因为不久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大规模校勘，第二次校勘以张君房为负责人，“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  ……且题日《大宋天宫宝藏》。”完整的《大宋天宫宝藏》并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张君房在《大宋天宫宝藏》中择其精要万余条，于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1029）间辑录一部大型道教类书，即《云笈七簸》，进献给仁宗皇帝。而张君房称编纂此书的目的首先是“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

 

    在现存《道藏》中的《云笈七簸》中，可以看出“赵玄朗”信仰的出现与逐渐形成有宋一代的祖宗信仰。例如将真宗所制《先天纪叙》和《轩辕本纪》列于纪之首，位居《元始天王纪》《太上道君纪》《混元皇帝圣纪》之上。传则首录宋真宗制序、以宣扬宋王朝君权神授为主要特征的《翊圣保德真君传》，此传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由王钦若编成，颁至全宋境内。翊圣，太宗时封为“翊圣将军”，真宗时加封为“翊圣保德真君”，徽宗时义加封为“翊圣应感储庆保德真君”。赵玄朗圣祖信仰和翊圣保德真君信仰进一步支持了宋王朝的道教政策，为宋代王朝的合法性给以神圣的光环。

 

    另外，真宗对于当时的道家隐士极为礼遇，其中最著名的有宋初四大隐士之二的种放和魏野。种放( 956-1015)，是当时反对佛教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宋真宗时期受到了特别优待，咸平四年三月《令京兆以礼遣种放赴阙诏》，咸平五年八月《召种放诏》，咸平六年《许种放暂归旧山诏》，景德四年九月《遣中使召种放诏》，人中祥符三年正月《召给事中种放诏》，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赐种放手札》等等。所著《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人颇称之。魏野( 960-1019)，著有《草堂集》十卷，盛名远播异域，《宋史》本传“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随后，宋真宗西祀汾河，魏野被荐，坚辞。《宋史》卷四五七有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东都事略》卷一一八、《梦溪笔谈》卷一六以及宋代笔记多有记述。宋真宗对于这些“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隐士的礼遇的原因，正如天禧四年正月《处士魏野赠官制》中所说：“兹所以褒逸民而厚时俗也”[15]。

 

    五、尤重儒学

 

    宋真宗三教并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重建儒学方面的不遗余力，他的努力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重儒学、兴学校、崇儒馆、求古道、赐九经、倡经学、定科举制度等等，并多方收集儒家经典与组织校勘，重新确立儒家的经学宗旨等，开始逐渐重视《中庸》、《孟子》之学。

 

    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 1012)撰《崇儒术论》，指出：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寝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16]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说：“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17]。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诏诸路郡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赐九经书一部”[18]。景德四年( 1007年)二月，在西京建国子监武成王庙，并且“当议置讲说，及赐九经书”。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二月十四日，“诏应天府新建书院”[19]。等等，虽然，北宋全国性三级学校（太学、郡县学和乡学）主要是宋仁宗庆历新政时期所建立的，而宋真宗时期的努力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宋真宗在学校教育中提倡儒家传统的“经学”。

    宋真宗时期“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20]。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二十七日，诏曰：“验开元之旧目，亡佚尚多。庶坠简以毕臻，更出金而示赏式。广献书之路，且开与进之门”，并且给出了明确的赏金，“应中外士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云云，真宗朝亦屡屡记有献书之事[21]。同时对于搜求来的书严加校勘。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直秘阁黄夷简上校勘新写御书凡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二卷，……以校勘官刘筠等六人并为大理评事、秘阁校理”[22]。大中祥符五年( 1012)十月，“诏国子监校勘《孟子》”[23]，校勘《孟子》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四书重视的端倪。

 

    与此相关，宋真宗非常重视发挥书院的教育功能。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洲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九经释文、义疏及《史记》、《唐韵》等书给岳麓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亦赐九经给嵩山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第二次赐书岳麓书院，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富有成绩而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任命为国子监主簿。以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对衣鞍马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前后不到十五年时间，就两次得到御赐书籍。故此书楼遂改名御书阁，以表其荣。宋代书院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以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传播思想，培养后人，奠定学派，使书院与学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互为倚势、隐显同时、荣辱与共、融为一体的特殊关系。书院重学术的倾向，决定了它对书籍的重视，因为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多重性。积累知识、研究学问、创造新说、传播理论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它。皇帝赐书的主要目的和赐田赐额一样是为了奖赏书院办学以替代官学培养人才的贡献：并借机推广官方标准读物，以求统一思想，但客观上有利于书院藏书事业和儒学思想的推进。

 

     六、加强宗教具体事务管理

   

    在宗教政策的微观管理方面，宋真宗时期在加强宗教具体事务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加强经业考试，在全国设立戒坛、具体出家规定等等。

   

     加强经业考试一提高佛教僧众素质。僧众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是北宋初期佛教受到士大夫普遍诟病的一个直接因素。天禧四年(1020)正月，右街讲经秘演等，请以《御制释典法音集》命僧笺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诏可。初是杨亿提举其事，集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笺之，将三百，暗碎不可观。亿削去，自注云：“地体本静，动必有变”，人服其简。所以在咸平六年（1003年），时知开封府的陈恕提出“僧徒往两天取经者，臣尝召问，皆罕习经业，而质状庸陋。或往诸藩必招轻慢。自今宜试经业察人材。择其可者令往。”真宗“诏可”。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诏天下官吏试童行经业，方许剃度。通过“试经业察人才”，表明真宗对于当时佛教僧众的基本素质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对这个问题提出的一条较为有效的具体措施。宋真宗、仁宗时期北宋涌现了一大批学识高超、梵行冰清的义理僧和高僧不能不说与此措施有关。

 

    宋真宗时期以天禧五年为例，出家的僧尼数已达到四十五万八千人，还不包括系帐和寺院相关人员。鱼龙混杂、僧纪涣散、信仰混乱，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加强戒律引导和严格管理势在必行。上文中所提真宗所著《佛遗教经注》当非随性而为，而是为佛教淄素所确立的非成文法。《佛遗教经》（1卷），鸠摩罗什译，是佛祖于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前最后为弟子所说法要，其中深言持戒，指出“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之所住处”，开篇佛祖“以戒为师”的遗训成为后世佛教重视戒律思想的重要经典基础。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孤山智圆法师在首疏《佛遗教经》时所说：“王臣庶几其化，士民寅亮其风。大矣哉！《遗教》之益也如此”，当正是宋真宗注疏《佛遗教经》时内心的表述。

 

    另外，宋真宗于全境共设戒坛七十二处，其中两浙路十五：杭、苏、明、越、湖、润、常、秀、睦、温、台、衡、婺、处、江阴[24]。戒坛，是佛教授戒之坛场也，梵云曼陀罗，是以仪轨的方式来防止佛教徒的邪非的地方。这项在全国设立七十二处戒坛完全可以看作北宋初年在宗教政策上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宋真宗还有一些是涉及到出家的具体规定：如不许百姓随意离弃父母而出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八）。景德三年十月，真宗下达“僧尼、道士、童行十人更放一人诏”，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又下“特度僧道诏”[25]。

 

    对于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宗教典籍，宋真宗则严令予以禁止。天禧元年( 1017)译出《频那夜迦经》，宋真宗因其宣扬“荤血之祀甚渎于真乘”，有“厌诅之词尤乖于妙理”，禁止入藏，并不许再译类似经文。这都是颇为明智的决定。

 

    七、政治教化

 

    北宋960年建国之时，从地理上北边有建国已50多年、国力处在上升期的大辽，西面有虎视眈眈的土蕃，西南有比较稳定发展的大理，在建国后，西北地区又有西夏独立，并不断侵扰大宋。外交问题始终是困扰北宋的重要问题之一。景德元年( 1004)年秋，宋真宗亲临澶渊，孤注一掷，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以极小的经济代价解决了与大辽的军事冲突。此后大宋与大辽国之间达成了100多年的和平。

   

    在此历史背景下，此后1008年，宋真宗率群臣东封泰山，并改号为大中祥符。1011年，西祀汾阴。“东封”、“西祀”如何评价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宋史》批评宋真宗好大喜功之心在一些大臣如王钦若、丁谓等人的鼓动下，日渐膨胀，“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宋真宗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广建宫观，劳民伤财，政治腐败，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但也指出宋真宗三教并崇，很可能是“神道设教”的做法：

 

     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雷，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从宋真宗的宗教政策整体来看，《宋史>推测“神道设教”希望以宗教文化确立文化中心和上朝天国的形象，展开国际外交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佛祖统纪》曾记载宋真宗和宰相王旦之间的一段对话：

   

    （真宗说）佛教使人迁善，诚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广，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且对日：顷岁虏使登开宝塔，瞻礼甚虔，誓当戒杀。及至上清宫不复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因为大宋周边的各个国家都是重佛而不敬道，所以宋真宗作为一个实际的道君而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基于外交以及文化中心、文化外交的需要等仍然对佛教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发展。

   

     同时，佛教藏经对外流传，成为国际文化沟通的重要工具。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东女真国入贡，乞赐大藏经，诏给与之。并在同一年，传到了高丽国，《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十一月元信等入见，……求佛经一藏。诏赐经，……”[26]赐佛教大藏经成为北宋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举世闻名的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佛宫寺应县木塔，始建于1036年，当时位于大辽境内，应该为北宋工匠的杰出作品，是佛教回流大辽传播的历史见证。

   

    另外，由于中国传统上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形式，宋真宗时期的宗教政策似乎呈现了一种融合儒释道三教建立国家宗教的构想。中唐以后，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三大动向，即新禅宗运动（六祖惠能为开始）、新文化运动（古文运动）、新儒家运动（韩愈、李翱），并引起了唐宋之际的宗教改革、古文复兴和儒学重构，有学者称之为一种“亚近代的理性化”，并认为它在许多方面与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类似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27]。在宗教的唐宋转型中，宋真宗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为文化的传播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社会经济由贵族庄园制度转变为中小地主和臼耕农为主的经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国家官吏和知识精英的主体，构成了“士大夫”阶层，真正推动了中唐以来的三大宗教的整合与重构，为宋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的基础。

 

    宋真宗的三教政策较之太祖太宗，更加明确、更加理性，符合真宗时期以及北宋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宋真宗的宗教政策，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显然是为了建立一个他理想的伟大帝国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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