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功夫用的一心用功,功夫用不好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主题是“信仰的现实状况”。

      以信仰主题的学习，是北海禅院禅修夏令营每年必修的课程。早前，我们学习的是“走向未来的信仰”，之后紧跟着又学习了“信仰的未来走向”。我们今天要学习“信仰的现实情况”，总共分成十二个部分来谈这样一个主题。

     “信仰”一词是兼指，它既包括我们个人对信仰问题的建树，也包括对当前社会上信仰现实状况的分析与判断，以便于我们能够清晰理性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文明环境和信仰环境，从而明确在个人生活中应当如何安置自己的信仰。

      一、无信仰的时代落败

      每当论及当代信仰的现实情况，都会有教内外或跨界人士心中存疑，怀疑当代复杂的信仰问题，谁有资格谈、谁够水平说。与此同时，阳春白雪和附庸风雅在当代社会却永远不缺市场。至于生命意义、菩提大道、天地文章这样的话题，古调早已没有人重弹了。在西方物化文明的强大攻势面前，我们时常看到传统中华文明一一失去应有的文化阵地，呈现节节败退的状态。这不是社会竞争，而是文化失守。最关键的是，失去传统文化阵地后内心的苍白与枯竭，及应对物化文明现实的措手不及、抽不出手脚来应付现前的一切。

      然而，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西洋文化的特征是宗教的、信仰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却是伦理的、理性的。其实更确切地讲，物化文明的强势来袭，并非物化文明在东西方价值交锋中击溃了心性文明，而是有信仰对无信仰环境的疯狂进犯，此点至为关键。

      在物化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绝非因为不够先进而落败，物化进程中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原是中华文化的专利，物化文明与心性文明被中华儿女有选择地进行了发展。中华民族儿女聪明智慧，怎样的物化文明成果在我们这里都能迅速发展起来。只要别人有的，我们很快就可以有。所以，我们的物化进程速度并不慢，最大的问题是，应与之相匹配的心性文明进程脱节，或被选择性地遗失了。

      各位千万不要认为，物化文明的发展步骤永远是西方领先。相反，我们倒很有可能败在本有的心性文明阵地上。当前的心性文明呈现出隔离信仰的状态，这才是导致我们落败的地方（如“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挟佛敛财”、“挟佛上市”、“消遣佛教”、“亵渎神圣性”等，都是将文明隔离信仰乃至将文化拿来换钱的重要标签）。

      所以，今天第一个主题是“无信仰的时代落败”。在这样一个心性文明系统中，隔离信仰的时代落败的现实导致了一些现象的发生。如果我们客观地看清，就不会有丝毫迷惑；倘若没有看清楚，疑惑就会有很多。

      二、缺乏信仰的社会现实

      第二个主题是“缺乏信仰的社会现实”。信仰并不光是宗教界的事，无信仰有时会让人们的心灵枯竭到全无敬畏之心，对于“道义”彻底不信仰，甚至对于所追求的“名”不信仰，对于“利”也不信仰，关键是，对于名利追求中的道义责任没有担当，失去底线。现在很多人在追求“名”，但却在用毁弃名誉的方式进行追求，这是一个无信仰的现实情况。

      西方工业文明正以全新的面貌影响整个地球。在此影响过程中，西方文明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所打造的价值观，以工业文明成果为包装强势来袭，往往让我们疲于应付、措手不及。我们对外在的物化文明感到新鲜，对内里的信仰文明却又无缘领会。

      大家都知道乔布斯的Apple和iPhone，但很少有人关注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的生命追求是什么。在新兴的信仰时代，当代人的信仰格局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关于这一点，中国宗教界并未及做出何种有力量的工作，但一些西方及欧洲的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开明的态度，其中不少思想成果值得我们研究或借鉴。譬如，天主教早年曾犯下过烧杀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过失，但后来坦诚地承认这种过失，并一步步以十分开明的态度进行自我调整，其每百年一次的大公会议分析人类的信仰生活，总结人们生活的过去，分析社会的未来，探索未来信仰的走向，总结人类的理性、感性、矛盾、战争，寻求世界和平的力量源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可圈可点的举动。

      最重要的是这些做法的借鉴价值，比如，被人们广泛关注的1960年第21次大公会议的牧职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对当工业文明时代推展开来以后，现代人的信仰、情感、烦恼、处境、矛盾，以及种种的不平衡做出了客观准确的分析。

      这份分析材料不是佛教教内的文献，但对社会问题分析的客观与准确性却是被公认的，其中谈到了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份六十年代文件所谈的问题，完整包含了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情况。

      这份文件开篇主要在谈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人类的进步，第二件是面对的困境。首先，科技发达是人类的进步。但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人类社会的困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困境，将这份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分析。以下表格是其内容的大纲：

      人类的进步与面对的困境：

      1. 科技发达但未必全为“人”服务
      2. 懂得心理规律但未必能处理自身问题
      3. 懂得社会规律但抓不紧整体方向
      4. 拥有大量财富但仍有广泛的贫困、饥饿、文盲
      5. 向往自由但出现了新式奴役，即社会与心灵的奴役
      6. 渴求世界统一但仍有严重的分歧和敌对
      7. 渴求世界和平但常在灭绝全人类的战争阴影下
      8. 思想交流频繁但意识形态经常相左
      9. 很能处理目前问题但未来方向模糊
      10.社会化进展快速但未必利于个人人格及人际关系发展
      11.青年人醒觉了却为父母、师长带来教育的困境
      12.宗教生活更为活泼但离开宗教的人亦日渐增多
      13.知识愈来愈发达但不能予以控制、综合
      14.求取实际效率但不顾良心的要求
      15.处身广大的群体中但失却个人的思考和静观时间
      16.事物趋向专门化但失却了对全局的兼顾
      17.个人主义抬了头但连父母子女也产生代沟
      18.人类好似大有作为却又好似柔弱无能
      19.可能行至大的善但也可能做最坏的恶
      20.可以走向自由但也可以走向奴役
      21.可以走上进步、友爱之途但也可以走上堕落、仇恨之途
 
      * 物质生活十分发达 * 但精神生活十分落后; 科技发达，但未必全都为人类服务；懂得心理规律，但未必能处理自己的问题；懂得社会规律，但根本抓不住整体的方向；拥有着大量财富，但仍有广泛的贫困、饥饿和文盲。

       这种不平衡目前也反映在佛教界。我们从新闻报导上经常能看到xx寺各个方面的新闻，比如说它怎样有钱、CEO、上市、名车等等。但佛教的事实是情况怎样的呢？我个人06年曾有机会做过一次远行的考察，从广州到西安开始徒步，纵贯祖国大江南北，穿越陕西、甘肃全境，进入新疆。南疆、北疆都走完，然后出境，直到终点印度的那烂陀寺。

       这些地方都走过以后，自己深有体会：其实一再被夸耀的有钱的佛门辉煌圣地，就那么几个地方，百分之七八十的民间寺院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自耕自食或向社会信众化缘，勉强维持寺院的生存。

      佛门的现实情况，并不像有些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极度奢华。奢华的是有那么几个，因为中国的城市也有那么几个奢华的。在这个十多亿人的国度里，即便绝大多数人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部分人相当富裕，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但现实情况呢？拥有大量财富，但仍然有广泛的贫困、饥饿和文盲，这是社会的现实，也是目前佛教界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四五十年前的文字总结，现在看起来并不过时。当代人向往自由，但却出现了新式的奴役——社会和心理的、高科技和游戏的，各种各样新形式的奴役。人们渴求世界统一、和平，但却仍有严重的分歧和敌对；渴求地区和平，却常处于灭绝全人类的阴影之下；思想交流十分频繁，意识形态却仍然相左；很能处理目前的问题，但未来方向十分模糊；社会进展很快，但未必利于一个人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发展与完善。青年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觉醒，却为父母师长带来了教育上的困境。

      宗教生活可以变得很活泼，但离开宗教的人却日渐增多。对于信教人数的统计，最后往往变成一个虚数，因为很多人内心里刚有了一个形式，然而私下里却退失了信心。

      知识越来越发达，但是不能给予调控和综合。很多人只求取实际的效率，却不顾良心的要求。时常身处在广大的群体，比如现代的社交网络当中，好像直接面对着全世界，但现实生活里人与人之间却都有一堵玻璃墙。更实际的社交模式好像还是键盘，因此多数人失去了个人思考和静观的时间，也失去了直接面对世界的时间。事物方面趋向于专门化，却失去了对全局的兼顾。

      这个时代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但即便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着代沟和难以沟通的问题。我们各位很想大有作为，但是又随时展现出一种柔弱和无能。我们可能导致很大的善，但随时有可能做出最大的恶。可以走向自由，也可能走向被奴役。可以走上进步和友爱的道路，也很有可能走上堕落和仇恨的道路。

      最后咱们来做个总结，就是：物质生活实在发达、精神生活相当落后！

      在人类社会普遍遭遇的困境面前，我们作为华夏儿女，在内心里该如何考量及处理这些问题呢？中国人有比西方人更为复杂的心理矛盾，尤其是当代社会，如下表所示：
作为中国人的特殊心理矛盾：

      作为中国人的十大矛盾: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希望:

      1. 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钢”
      2. 我们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又喜欢买彩票、买股票
      3. 我们恨贪官却又梦想“当官发财”
      4. 我们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
      5. 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着找关系
      6. 我们痛恨贪腐贿赂但盼望别人收自己的礼
      7. 我们痛骂炒房团却又四处寻找炒卖机会
      8. 我们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或痴迷国外品牌
       9. 我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
      10.我们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常常是不良价值观的真正奉行者
       *我们的态度十分公正 *我们的希望有些自私

      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我们往往既抱着公正的态度，又怀有自私的希望。比如有个网络词汇叫做“拼爹”，我们特别鄙视“拼爹”，看不起富二代和官二代，我们好像特别反感“拼爹”的时代，但是“恨爹不成刚”啊！

      我们讽刺一夜暴富，但私下却特别热衷于买彩票、股票、基金，攒着它们希望能多变点钱出来。人们恨贪官，可又趋之若鹜地做公务员，并梦想在操作权力的同时升官发财。虽然看不起富二代，可要交朋友、出嫁的时候，总想着得傍个大款。大家讽刺不正之风，只要一到自己办的具体事情上，都懂得找关系。人们痛恨贪腐和贿赂，但总盼望别人能收自己的礼。人家将礼品收下，就意味着会帮自己开绿灯、为自己办事。

      现在很多人在经济方面炒作房地产、能源、食品……什么都炒。看一看社会新闻就知道，有时候炒辣椒、有时候炒萝卜、有段时间说盐快没有了。单单青海湖边就有数十、上百公里盐滩，据总量考察的结论来看，就算全中国所有人都来吃这里的盐，一百年也吃不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根本都没有利用。社会上有段时间炒起盐来，真是很奇怪，怎么会没有盐吃呢？原来是炒的。

      人们对外痛骂炒房团，却梦想自己手里有余钱，还是买套房存起来，炒一炒升值空间会更大。特别鄙视崇洋媚外，却总是偏爱LV、GUCCI、爱马仕，看着别人一戴，自己心里发慌。早几年这些都是时尚，现在却成了讽刺。因为走在大街上，人人都背一个LV，词有千篇只许一律，这是多讽刺的事情啊！

      人们特别痛恨潜规则，却总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一方面痛恨当今的不良价值观，但却常常把正在执行的不良价值观，当成时下自己最适用的价值系统。这样来看，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十分公正，但一落实到自身上来，就时常难免自私。

      这样对比一看，就会发现不少问题。刚才那份宪章用了三个字来对所有现象进行总结，就是“不平衡”。的确是这样，人类社会在进步，并且有很大发展，但是不平衡的发展就好像一个人左腿一直在长长，而右腿一直在缩短，最后左腿比右腿长十几倍。他行走起来必然摇摇欲坠，而当代社会，不单要走，还要逼着他跑。看现在的情况，这种不平衡几乎笼罩了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习惯吃快餐，所以最后吃饭变成了“能快不能慢”的事。只能欣赏节奏暴力、明快的音乐、电影和电视剧，已然失去了欣赏轻歌曼舞、文艺化电影和电视剧的兴趣与能力。

      信息和知识严重碎片化，其最终结果是使自己没有任何整合能力。有着松垮垮的一大堆信息，却没有自己能梳理的思路。乃至于就连娱乐和享受也时常碎片化，不具备完整的欣赏能力。
习惯了一用就丢的生活用品，所以容易变得只能浪费、不能节约。喝惯了各种浓烈、有刺激感的饮料，所以没有能力去品尝清水淡饭。往常说的“心安茅棚暖，性定菜根香”，能够嚼出菜根香来，这种说法拿到现代人面前，不光是过时，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奇怪的主张。为什么菜根还能吃得香？

      时常拿出来炫耀的是服装、房子、汽车、奢侈品、名表、腰带、好包、人和人之间的潜规则、形式上的竞争，原来就是这些东西。这会不会是一种可悲的社会现实呢？人们什么时候以“道德责任”来自诩过呢？或者说，什么时候以精神生活的深度化和多姿多彩而欣慰和自豪呢？
这些不平衡的根源从哪里来？根源于人心的不平衡和人性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因为人性中存在着一些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因素，比如：

      首先，人是有限的，但却又充满无限希望，这是总根源。一方面感到自身有很多限制，就是佛教所说的“苦”，但同时内心深处又有着无穷的愿望、希望常乐，内心里向往着绝对的幸福、快乐和自由。

      人有许多欲望不能同时获得满足，比如有时我们心里的想法很奇怪，有着十分怪异的愿望。我们希望总是白天，有时又希望它同时也是黑夜。如果我们的希望呈现这样的矛盾，那谁能帮我们解决？佛也不行啊！

      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部分欲望加以满足，而放弃绝大部分。这是不平衡的第二个根由。
再其次，由于人性有时具有软弱无能和恶习倾向，所以往往容易做出本心不愿意做的事，又常常不做本心愿意做的事。于是，心里的不平衡越来越深化。

      基于以上原因，“不平衡”给人的最直接效应就是分裂之苦。想做一个好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做不了好人；想帮助他人，但又得利己；有时必须和颜悦色地对待别人，但同时心里又有情绪；有时表情在笑，心里在哭；有时表情在哭，心里在笑。好像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情绪表达充满了赞誉的言辞。

      但我们思考过它们的内涵吗？有多少时候正好是一种分裂和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因不肯或不敢正视这些问题而采取了不正确的解决办法，又有一些人因为遭受到众多不幸而无暇反思这些问题。

      比如在贫穷和战争威胁下，很多人根本无法考虑自己平不平衡。像刘震云写的《一九四二》，人们在生死存亡的当口，哪里还顾得上人性的不平衡、双面人格等问题？是顾不来的。
有些人什么都信，认为只要要求我做的都做，说不能做的都不做；好的都做，坏的都不做；好的都信，坏的都不信，以为这样就能找回良心的平衡。还有一些人认为，一切都能靠我的自身能力去解决问题。因此，不管什么，自己解决，拯救自己也得靠自己。还有人认为人生本来都没有意义，要由人去给予生命全部的意义。这都是一些不平衡的情况和不合适的处理手段。

      三、当代人无知的身心利害关系

      我们来学习第三个主题，当前现代人无知的身心利害关系。有时候把有利的当成有害的，有时候把有害的当成有利的，这使得我们在选择自己该要和不要的时候容易发生错误、给自己带来坏处。

      当前人们处在一个只要处于自己力量所及范围之内，就极有操作和担当的时代，因此好像没有什么是当代人真正的现实禁忌。于是，可以大拆大建，可以大毁大伤，可以大加呵斥，可以大为不敬，好像问题都不是很大。

      这就使得中国两三千年以来的文脉处在一种隔离的状态。只要自己活得好、吃得好，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切断一切。

      西方人会一本正经地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现实的这一切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些问题，中国人是不问的。所以，禅门在佛教信仰中提出的“念佛是谁”好像与中国人无关。

      因此，人们实际处在一种“现世美”、“顺世论”的生活态度中。主张生活的享受，主张用偶然性来理解现实的一切遭遇，主张人为操作，主张一切精神和思想来源于物质。

      所以物质和精神形成了先后关系。在比较激进的心理指导下，人们什么都会轻松地进行操作。比如，如果信仰是可用的，那么就把信仰拿来用；如果文化是可以用的，就把文化拿来用；如果名人是可用的，就把名人拿来用。如果古代的圣贤可以用，那么圣贤也就成了手里的一粒棋子。

      不光权威的操作成分容易这样做，在普通的生活模式里，人们也喜欢这么做。也就是说——“彻底无敬畏”。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多大的名，还是多大的利，如果不具备对于自己身心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辨识常识，就会很可悲，也很可怕。古圣人的教诲中，从来不希望人们这样去过生活。

      守培法师曾对君子小人、身心利害的关系，做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他这么说：

      古圣人教人筑宫室、植五谷，用衣食住来养身，然后教人辨善恶，戒恶行善来养心。身心俱养形成人道，世界安宁。

      若身无衣食住，则身失其养；心无戒定慧，则心失其养，人道就灭绝了。养心而不养身，安而不能存；养身而不养心，存而不能安。所以互相生、互相养，才形成人道，有了人的生命历程。

      然而，身以利为利，心以义为利，君子利心而忘身，小人利身而忘心，君子谋道不谋食，发奋而忘食；小人谋利而不谋道，见利而忘义。

      其实君子之道难，小人之道易；君子道无穷，小人道有限。君子之道终身学而不能成者有之，小人之道不待学而成者亦有之。君子之道难，故君子少；小人之道易，故小人多。君子之道胜，则天下平；小人之道胜，则天下乱。

     是故，只恐君子学小人，不怕小人学君子。此为君子与小人贵贱不同之理，不可以平等视之。

     另外，君子养心与小人养身的方法更相反。心以损为养，以益为害。是故君子以损己利人为得，以损人利己为失；而身以利为养，以损为害。是故小人以损人利己为得，以损己利人为失。

      世间最难得者人心，最贵重者道义，所以君子与小人，人身与人心，义之与利，岂但贵贱不同，实有天壤之隔。

      孔孟周游列国，传食诸侯，人人以为应该供养，因为他们宣扬道义，感化人心，非普通臣民之可比，应以上宾待之。不但当时供养，乃至千百年后还广建祠堂，春秋祭祀。这就说明道义之尊贵，非但与劳力者不同，与普通劳心者也有别。

      然而，孔孟虽宣扬先王之道，而不能同先王之行；而佛弟子非但能说诸佛之教，还能同诸佛之行，以身作则，不言而化。

       四、自由市场式的无信仰时代

       由第三部分提及的社会实情，我们来谈谈当前信仰的这个主题，“自由市场式的无信仰时代”，可以说，对于很多没有信仰的人而言，都适合这样一个说法。

      一种自由市场似的无信仰思潮，就像能随意进出，随意买卖、买菜、买食品的地方，毋庸置疑，这就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信仰状态。不光自称无信仰的人如此，不少自诩有信仰却以信仰为消费对象的人也是如此；不光信仰群体中时常如此，就连一些大众文化生活的场合里也是如此。

      在没有对于五四和文革经历过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文化重建，而现代的经济和工业文明却先一步发展起来，这会导致单一物化思想的普遍推行。就像在无边草原上无方向地四处奔驰的野马，它有着充足的奔驰能力，但却没有明确的方向。这一点不是说社会，而是单纯说人心。

      在信仰的话题面前，许多人心中可能还存有一丝道德底线，但这仅存的底线往往遭受底端挑战，时常有直接跌穿底线的危险。影视、网络、电脑、手机等工具上所推行的内容往往千篇一律，就像这些工具本身。这是可悲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被这种物化的、使人愚昧的生活方式重新“奴役”，而早已忽略了对于人生意义的考量。各种被精心打造的“无意义”，使人们过上了自我麻痹、不受检点、没有信仰、自由市场式的无约束的“盲目生活”。

      打个比方，在当前的学校里， 80、90后同学的老师们在教授生命哲学的课题，而这些教授却时常被轻易地打破。是什么具备这样大的魅力呢——“芒果台”。对于同学而言，可能你前一刻还在教室里思维历史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重大哲学话题，可下课之后，芒果台才能真正无孔不入，无往而不胜。物化世间的工具为它打造了使青年无法抵御的硬件外壳。歌手似乎早就成了80、90后们心中的迷，那种吸引力，好像比孔圣人还要伟大。

      如果信仰和文化被这样对待，那么“自由”就真的像个“市场”，无论其是心地的，还是信仰的。如此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敬不敬，当行不行，当学不学，当尊不尊。最后是“应作不作，作不应作”。这八个字是佛经里的话，是释迦佛当年在灵山会上说的。他说娑婆众生就是有这样的个性，由此出发，紧跟着就是苦恼，心里的烦恼会很重。

      以这种“应作不作，作不应作”为行动基础，就会将智慧演进成一种媚俗。信仰的智慧，也就慢慢演变成一种对于神圣的消费了。

      五、信仰被贱卖、信仰被挟持

      第五个主题，是在前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的新情况——“信仰被贱卖、信仰被挟持”。

      一些生活在类似状态中，但对宗教信仰又心存好感的人士，过分简单地看待佛教的生存状态。有时在没能了解和学习佛教教义的情况下，因为一种较为盲目的善良意愿，随着一己私下理解，盲目推动不能适应大众需求的宗教事务。

      参合着个人的信仰热忱，降低了教义标准，狂热地追求大众化或群众效应，盲目失当地拥随、比附自己感到新鲜的社会知识，从而使佛法逐渐被生硬地贱卖。

      以“道”为核心教义的佛教，虽然有别于以“仁”为核心教义的耶教，及以“义”为核心教义的伊斯兰教，但在当代社会，佛教的这一核心教义，却时常被“仁”或“义”的主张所左右，人们对以“道”为核心的佛法所做出的期许，往往是不符合佛教本色的慈悲的“仁”或勇往直前的“义”。

      比如，有人热望佛教充当慈善家的角色来向社会施钱，有人又希望佛教承担道义的角色来诠释责任。佛教可以承担责任，但这责任一定要以“道”为核心。当然，佛教也不缺乏“仁”和“义”这些边缘化建树来作为外围的道义基础，但如果将它们当成核心诉求，就是在把佛教从围墙的一个洞子里往外拉而使其离开本位。

      这就是佛教或主动、或被动被贱卖的一个现实情况，从而偏离了佛教在人间构建教团来影响大众的初心。

      比如，过分强调慈善的“人间佛教”、过分强调愚夫愚妇易得的“净土”、过分强调高档消遣的“禅”、过分强调包容欲望的“密”、过分强调迅速有结果的“内观”、过分强调祈福免祸的“灾难念佛论”……其实这些都在渐渐地将宗教符号逐一打造成为迷信标签，然后在各自的领域中，迅速勇猛地构建教条来推销自己、贱卖佛教产品。

      这样下去，佛教就会变得像没有正法存在过一样，被贴上各类标签，再以各种方式无情贱卖。而多数人也正默许这种“贱卖”，在虚假名誉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贱卖”已经演化成为“挟佛”、“挟僧”。而且，民间的贱卖极可能发展成为比民间力量更为扩大化的行为。

      由此形成极大的相互错位与不负责任。“挟佛敛财”并不源自于三宝，但却架上一个三宝的名目，以为这样就容易让别人接受。不知情的社会大众，误认为“挟佛敛财”的事情，是佛教界内部做的，从而迁罪于三宝门下。这样一来，善恶伦理的底线就会在误解中被轻易击穿。

      没有信仰、与缺乏诚信契约意识的结果，在人们心中是同步发生的。这将导致人际相处中一种缺乏宽容的伦理状态。因为，当欲望成为公众悄然默许的一种公共意识的时候，对内的承受能力和对外的放纵意识也就随之分裂。

      对内的不断放纵，容易导致一种非伦理的仇视心态，充满破坏、四处蔓延。简单说就是——“不管自己就管他人”、“管不住自己就管他人”、“我可以不做善事但是你不做不行”——如果你不做善事我要骂你，但我不做善事，只要你不知道就行了。

      因此，自己有了过失也并不觉得怎么样，但却容不得他人犯过失，一旦发现别人的错误，就必须把事情闹大，即使没有见到他人犯过失，心里也早就给他人埋下了一个印象——这就是个贼，他的过失一定有很多！其或稍微有一点点迹象，则必然寻机大发其隐私乃能大快。

      这是当前很多口头官司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媒体炒热一个明星或一个社会名人的过失，大家会疯狂地去追打？其实大众基本上都不知情，就那么一两篇媒体报导，能把一个人说清楚吗？可是看起来，人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似乎并不需要将事情原委了解清楚。

      人们对于社交自媒体工具——微博、facebook、twitter、微信的依赖迟早是个问题，在满足信息的“先验渴望”的同时，短频快的交流方式催熟了人们的焦虑，“看一半文字、零思维、双倍反应”的情绪模式，从自媒体态度迅速蔓延成常态的公众情绪。人们初始接触社交自媒体时的兴奋，逐渐被“管不好自己就管他人”的教条情绪所统治，“自媒体”逐渐演化成“私媒体”，“自由发言”也逐步演变成“藏污纳垢”与“发泄私愤”。人们热望的公平世界瞬间颠覆。

      线上线下，无数人堂而皇之地形成了口头仁义君子、内心阴暗狭隘的双重人格。如此心态的下一步，自然是围观、扭曲、八卦与羡慕嫉妒恨。

      如此，除了不考虑生命意义以外，其他扭曲的道德意识情结，总会有它存在的空间。

      就事论事地说，佛教信仰当前存在两种巨大的生存困境：第一种是，道义怎么能够在这个不重“道”的社会上生存？第二个，生存真的成为佛教的根本问题。因为，假设佛教的价值正被一一瓦解、分拆和否定，那么谁还会尊重这个教团？此一教团该如何存在？

      虽然佛教在历史上一直甘处边缘化地位，只是在山林地带生存。可是后来，即使处在山林里，别人也会说你的所为是没有意义的，人们甚至有可能进剿到山林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最严肃的任务”是：“怎样担保我们信仰的健康”？如何保证信仰不会被摧残？或者说，已经在你内心里构建起来的信仰如何存在并健康地持续下去？

      佛教目前存在两大危险：一个是对于教团，佛教四众弟子的教团已经构建，接下来该如何健康地存在下去？再一个就是，你该怎么担保自己信仰的健康？担保它不会遭遇摧毁？担保自己不会因为信仰而后悔？怎样让它健康地存在下去，如何让这份信仰是安全和光明？这是最大的任务。换句话说——佛教四众弟子心目当中最大的宗教责任不是做事业，身心双方面最大的责任还是——信仰！

      言归正传，我们来这世上，你也不要想着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一切。你如果是个佛弟子，那么对你来说，最危险的事、最敏感的事、最重要的事、最需要去关注健康的事，就是信仰。信仰保得住，你就有了最大的无量功德。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将个人修为看成高尚的事，他们认为即便有了信仰，也还是以流俗需求和顺应社会潮流为主。信仰所占的地位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而已，甚至就连这百分之一二三也还是被搁置起来，只有到了进行高档消费的时候才略略想起信仰的消遣价值。信仰不是自己生命中最光彩的那一环，而是附庸在其他的光彩环节之下的消遣品，这就可悲了。

      所以，汉传佛教当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生存”，在如此情形之下，信仰者个体面临的最大佛教责任就是——让自己仍旧保持正确的佛教信仰。你能不能保持住，这是最关键的！你要刚一信佛，就头脑发热说，“我现在以事业为主，信仰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一做事、烦恼来了，这时第一时间就会首先怀疑自己的信仰是对是错，这种危险可就大了。

      为什么信仰的健康才是首要的任务呢？

      因为没有牺牲的信仰是要命的；没有对于信仰的投入是要命的；没有对于信仰的皈命态度是要命的。一旦信仰变得不健康，我们“皈依三宝”时皈命、皈投的意图就改变了，甚至由“皈命三宝”变成“防范三宝”了。这样的话，你还是什么佛弟子？

      所以印度智者甘地曾经这么说：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还有没有人性的科学。这都可以毁灭我们。最关键的是没有牺牲的崇拜，这谈得就是信仰了。

      这七样东西的破坏作用，会使我们的心灵总是游离在毁灭的边缘。最后这一样则最容易在一个思想犹如自由市场、缺乏信仰的社会去软弱无力地蔓延。可以把“没有牺牲的崇拜”对我们的毁灭，解读为“没有牺牲的信仰是要命的”。其代表行为就是：进入一个寺院，往功德箱里放了两块钱，似乎从此就有了资格，恨不能装走所有佛前的供果，因为供过佛的水果是保平安的。

      如果对于自己生命意义选择的信仰还抱有一个若有若无、或者说谨慎防范、没有用心投入、没有智慧要求的态度，那么这样的信仰早就已经不健康了，我们信仰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

      没有牺牲的信仰可以是明哲保身的，可以是功罪不分的，可以是裹挟名利之欲的，也可以是将道德名义列为私欲招牌的，可以是欺上瞒下的，甚至可以是欺师灭祖和丧尽天良的。没有牺牲的信仰，能够使道德修养观念彻底臣服于个人的欲望。

      因此，在当前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被消费：吃的喝的可以被消费，穿的戴的被消费，山里藏的、水里长的也可以被消费，能吃的不能吃的都被吃，能用的不能用的都被开发。这个时候，信仰也即将被消费。
信仰被消费，这是我们信仰健康最大的敌人！

      我们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信仰被挟持的时代。除了为生命意义而求索时，佛教常被遗忘以外，似乎将生命进行消费、将信仰进行利用，也都是有理由的。人们慢慢习惯于将一堵围墙围绕在信仰的周围，稍不留神，自己的信仰就会一下子套进去或者自己贴上去，变得一味迎合、甘心媚俗。

      信仰者被人从狗洞子里拖出围墙、跨在头上。在世俗需求下被拖出围墙的下场十分可悲，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虽然良心上不忍信仰被戏耍，但在世俗消费中很有可能一切都在被戏耍，使自己的良心和表面的意图发生了矛盾。这是我们现在“信仰被贱卖、信仰被挟持”的问题。

      六、网络时代使信仰形式悄然转型

      咱们来谈第六个主题“网络时代使信仰形式悄然转型”。

     “信仰形式”是指弘法的形式和信奉的方式。弘法是法师们的弘法，信奉是居士们的学修。网络时代无疑正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师徒传承，从而成为解构佛教道统的众多力量中的一种。

      各种网络群聊所形成的意见空间，就像新建的小区形成的新的街坊邻里关系，键盘释放的能量将人际之间进行了玻璃瓶似的空间隔离。

      如果是两位青年相会，当面交流反不如在网络上的沟通，人见了面话却说不出来，最初的意图表达不好，但只要上了网就好办。他们的交流呈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只有空间隔离了才能交流，只有在网上才能无碍沟通，与自己并无关联的“天边事”反而显得离自己更近。

      如此一来，工具化的生活参与并修改了所有人际生活细节，资讯充实的真正价值，反而是让自己从常态的人际伦理圈中被删除。没有伦理意识，周边的人你都“不认识”，你也没有办法跟爸妈、同学运用正常的伦理方式打交道。笔记本电脑、ipad和手机成了比亲友更亲的亲友，这很麻烦！这些代表物化文明成果的工具正在逐一解构人类伦理文明的成果。

      如果理性地考量文明存在的真正价值，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划定或忽略这些工具存在的有限价值，而把它们放在第二位，让它们服从于我们的生活需要。需要用则用，如果不需要用则一定是靠边站的。

      在工具化的现实面前，网络方面也出现了问题——网络意见。

      因为网络这个工具要用起来，是需要你发表观点的。网络意见目前呈现明显的非理性化，比如微博、微信等等，尤其是微博。因为网络评论字数的有限，发表评论需要速度快，因此，只要是结论性的话题一发出来，刹时间天下皆知。这种“天下皆知”，在以前可能要数月或数年，现在则是刹那之间就可以传达。

      通过这样的渠道，可以让无数不认识你的人知道你的观点，并将其无限放大或无限认同，甚至无边际地批评或攻击他人，发泄不满或玩世不恭情绪，使相关信息充满非理性色彩。因为字数限制，你没有办法充分地展示论证过程，也没有人去看，其中的逻辑层次别人是不需要并无法知道的。凡事只能亮出结论，因此非理性的结论更受欢迎。

      偏于客观理性的分析反倒不会有人去看。人们的眼光自然偏于搜罗事物“个性”，自然疏于理会人或事物常态中的“共性”；偏于搜寻“末流”事物，不愿理会大众“主流”；甚至选择性地掩盖事物“共性”存在，偏举单一“个性”。如少林寺与大悲寺谁是佛教正宗修行对比的帖子，好事者首先忽略他们作为禅宗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主流共性特征，而将其“入世、苦行”等正常化佛教修行标签，进行特别标榜，打造成两种相互抗衡的极端修行态度，分别推向风口浪尖，用以吸引大众眼球，作为大众日常谈资中代表佛教公共形象的口头个案。

      佛教不能是如此的。前不久发生了＂佛教教育应该是对精英的教育＂的讨论，此类提法足显其对＂佛教信仰现实状况＂的无知。这是当前趋俗风气的产物。在没有人被确认为大师或精英、人均教育水平很差的年代，大谈佛教的精英教育方向，无疑是让佛教隔离土壤做无根之木。当前最重要的，是大众化与平民的佛教科普教育！

      如果你链接了一条长微博，其具体的细节内容往往没有耐心去看，而其关键词或标题才更多被关注。因此，往往几个字的微博倒容易被关注。《中国青年报》曾有分析，微博网友经常“听一半”、“零思维”，却“双倍反应”，他们怀疑微博碎片化阅读的价值。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迅速发展，也迅速冷却，最终在网络上产生的效应就是——易怒、易挑衅、易轻信、无法专注。

      时常使用这些工具的人禅修打坐怎么能静下心来呢？实在困难。

      即使为某件很重要的事情使用这一工具，也会心性散动，长时间无法安定。在大量无序发泄、激化矛盾、没有耐心的无约束自媒体言论情形下，不少名人、媒体、互联网、社会讲坛及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泄愤过程中，被“妖魔化”。

      以前人们普遍尊重的儒、释、道三家智慧圣贤，在得不到公众理解的情形下，也一律被“妖魔化”，被无情践踏或亵渎。在很多个人微博空间里，多么下流的言论、多么无知和不理性的说法都可以发出去，然后被人四处转发和传递。

      因此，惯常伦理范畴中人们理解的可敬、可畏、可尊重的敬畏之心被勾销了。可敬、可畏、可尊重的那些人士，很有可能一到公众范畴之内马上就被刻意地贬低。似乎，当年摧残文化的红卫兵小将们已然在网络世界复活。在网络上，“话一定要往狠处说，人一定要往低处贬”，对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层次，则被进行了感性地忽略。

      看一些网络青年，大概在上学阶段，就已经被读书逼得愁眉苦脸了。上微博这样的自媒体则正好符合个性需要，使个性获得满足。既可以不看细节，又可以发表观点，还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谁，我批评你一下，你又找不到我，而完成了一种既隔离大众、又娱乐大众的现实诉求。

      在那个世界里，好像人人都方便易用，只是离现实的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这种遥远现前正在流行，而且正在影响绝大多数的人和他们的资讯来源。很可能你的平静生活会被突然到来的一则微博信息彻底打乱，你会觉得必须紧张起来应付它。

      从70后到90后，越往后者越发成为网络舞台的生力军。如果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教授在网络上发表一则学术观点，一个未知名的账号开始对他进行抨击，老教授被批评得一无是处，他能去难过吗？他要是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可能一下子就会瘫倒。对方很可能是一位90或00后的小朋友，任其所有学术研究实何等有意义有价值，对抨击者而言其实都不重要；任凭老人费尽心思想要表达何种高见，人家就觉得只要能批评他就对了。

      前不久在网络社会上发生了几个事件。其中之一是“法海事件”：一位非主流通俗歌手批评祖师，他们作了一首歌，直接说祖师不理解当代人的情感，并由舆情公关公司炒作，在网络上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有人作了总结，把这件事儿说成是：70后认为法海禅师为了收妖而为难白蛇，80后认为法海禅师喜欢白蛇而为难白蛇，90后认为法海禅师喜欢许仙而为难白蛇。

      前不久曾与一位媒体平台的主编坐在一起谈及此事，她引用相关的事件说：“现在西方人的断臂在中国更疯狂了。我们家有一个侄子在广播学院上学，刚刚走上宿舍长廊，乍一看惊呆了，里面全是一对一对的。是什么？全都是‘男男’！”这太不可思议了，在西方其实根本也不这样。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搞这种造作呢？太过分了吧！

      青年人对网络世界充满好奇心，加之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明正处于交锋阶段，又加之信息时代各类智能工具的推波助澜，使历史积累中形成的很多邪知邪见在网络时代，非理性地集体发酵，呈现出“邪见道路无边际”的绚人本色。多层次信息都被简单平面地直接处理，原本需要很多层次去理解的事物，而今也被直接“处决”，搬出去当结论。

     “屌丝”是一个对于网络性格颇具代表性的词汇，它的出现曾让成人社会大惊失色。这个不雅词汇所折射出小人物的自卑和自我解压，其中集辛酸和恶俗趣味于一体，就是插科打诨，但却表达了对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集体焦虑。

      这一焦虑不打紧，它却同时信手将仁义道德、天地文章拿来作为“嘴边餐”，随意地批评诽谤；不管是多伟大的圣人和文化先贤，拿到嘴边来的，便都可以随便辱骂、赞扬、批评、藐视、编排，甚至可以歇斯底里……

      对于古来人们发表言论的特点，这点不能不说是民意表达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进步，也是无序社会各类情绪发泄的舞台。但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让无序的更无序。圣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被亵渎的可能，所有的道义文章也将面临着被根本解构的厄运！这些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将来必定要慢慢回归理性，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而关键问题是，挥舞戒刀的往往不是思想成熟的人，可能多数上阵的只是不明就里的90后、00后等特别小的小朋友。

      比如“香港国民教材风波”引发了十二万人游行。最初提出话题的，竟然只是黄之峰等三名小学生，他们在Facebook（脸书）网站上发起了一个倡议，结果一场游行就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也不一定深入了解过教材的问题到底有多大，一个简单倡议，结果就使一件大事发生了。网络现在正发挥着这样一些功能，正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修行。

      另有一个词汇叫做“舆情公关”，这是一种网络炒作或造势的模式。舆情公关模式正在逐渐改变固有的舆情格局，人为花钱炒作，将使恶意炒作者的个人意愿迅速膨胀成为公共事件，要谁火就火，要谁倒就倒。人为操作使得网络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更加令人堪忧，甚至使人绝望。不少学者名流及演艺名人，为保个人名誉安全，迅速潜入舆情公关行列。

      从修学佛法的角度来看，通过网络可使我们全面了解社会民意，也可通过网络信息来了解信仰方面的现实状况，提升弘法角度选择的准确性。但网络环境下的资讯也会有误导，因为不少人正在做网络舆情的炒作。他们虚假地打造一些舆情热点，这会使弘法过程遭受误读和偏激诱导。

      在全新的网络舆情格局之下，微信、微博、飞信等移动社交工具的发展，将使更多传统舆论评价体系迁转到移动终端上，催生一种刻不离身无所不在的新的公共传播模式，先前旧的闻法模式将被改观。比如，我们这里谈“信仰现实状况”的主题，任其身在何国何乡，拿起手机就能迅速同步了解。闻法人群将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再仅是人在哪里闻哪里的法，不仅仅是人对人，很多时候是网对网，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参回格局。微信、微博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将逐渐为弘法工作发挥力量，这种力量佛教界可以使用、应当使用、必须使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清网络舆情信息的有限性，所谓“有限性”是指很多信息缺乏验证，甚至于是带着私人情绪的不理性信息。它有可能长时间让我们担忧，最后真相大白时，却发现只是一个小小误会。

      比如，央视记者赵普在微博上转发调查记者的短信称，“不要吃老酸奶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就这两行字的微博，瞬间被转发十三万次，引发社会关于食品安全的严重恐慌。虽然食品安全是我国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有的事也不至于那么绝对。

      要客观了解实际情况，网络舆情的全面与不全面、深入与不深入、客观与不客观等问题就会迅速呈现在我们面前。随便翻一翻网页就会发现，经常有一些微信、微博上的非全面、半全面、不成熟的知识与信息，若不加以鉴别，则必然导致问题发生。我们要知道，如果社会不够成熟，那么网络时代来临以后，也并不代表社会成熟了；如果有人无知，能用网络并不代表他们已经有知识了。以这样的心理来传播网络信息，先前的无知仍会互相传播。

      佛弟子中现在有一部分人，简直可以拜微博、微信为师了。整天发发这个、发发那个，正式的闻法几乎没有；好像总在关心别人，怕别人看不见，发出去了其实别人也不看，相互之间天天做关心别人的事，相互之间齐刷刷都不管自己的事。拜微博、微信为师，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没有感受到师承的利益，对于师长的依止是否已经失败？

      在网络上，捕捉了适合或不适合公开的他人私自信息，这也是时下人们传播的主要内容。不发不快，相互猎奇，似乎一到了微博、微信平台上，把自己所能挖掘的一些隐私信息都发表出来，就成为了一种快乐、有刺激感的事。其实可见，人在线下的素质，也就是线上的生活，天衣无缝地一致。

      这样会逐渐引发人们对于网络伦理问题的新思考：这些工具该不该受伦理的约束？是不是你只要有这个工具就什么事都能办了？因为缺乏公德意识及公共监督机制，开闸放水则泥沙俱下，越权挖掘、爆料他人隐私或恶意造谣诽谤的事端仍将层出不穷。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言的公式：谣传=重要性×含糊性。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乘以初期信息的不确定性，极易让谣言流窜。而克服谣言的最佳途径就是，建立权威及时的信息发布渠道。比如说别人在讨论布施的问题，佛教界就应该有一个关于布施问题的权威系统解读平台，这就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就如少林寺连日澄清谣言的声明一样，独立的官方发言平台，是最有效的粉碎谣传的武器。

      因此，关于佛教信仰弘传平台的新需要出现了。

      在应对网络舆情中的邪知邪见时，有必要加强对等的正见弘传的网络工作。而对于容易造成伤害佛、法、僧三宝的舆情，则更需要建立及时的真理发布平台，进行舆情控制。

      如2013年初的“法海事件”中，正是有一些居士在网络上进行了舆情和正法方面的维护。正面的舆论同时也在发出，所以恶意诽谤和无知的消费亵渎才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受到了舆论的监督。

      将来类似的事件，将形成对整个佛教界的教团、历史人物和佛教文化的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在影视、音乐、广播等各个方面进行正面建树，网络舆情方面的恶俗之流有时会越发猖獗。这样就会影响社会大众对于佛教所进行的具体价值判断。

      虽然网络上只看到一个关于信仰的普通话题，但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真实的价值观，他就那样判断佛教。他不是只是那样看待一人一事，他也许就这样判断所有佛教界的人和事。不能仅看他只讨论少林寺或大悲寺某僧人的过失，他会觉得所有僧人都这样，甚至自古以来所有的佛教都如此，于是，一个人的善根就这样被断掉了。

      在树立正面网络舆情的工作中，“意见领袖”逐渐从各个阶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一定拥有特别强大的社会地位、名誉或财富，但却会形成与媒体同样重要的作用。有时候一个人发表的观点会成为那个领域大家都信赖的观点，这会塑造主流民意，让民意逐渐巩固起来，甚至于意见领袖的观念会深刻地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看法。

      他们发表意见不是发泄情绪，之所以成为意见领袖，是因为大家信赖这个人把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后的结果，大家只愿意接受他的结果。这样来看，他们是属于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差不多各个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找到在本阶层树立起来的意见领袖。

      在对意见领袖的了解中我们发现，意见领袖中有学者、撰稿人、党政干部、企业家、公益人士、演艺名人、网络达人等。一般一个意见领袖具有两三种社会身份。这些意见领袖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亿万网民在发出声音，而事实上核心就那么一两个人在操纵话语权。

      因此，目前与意见领袖在信息方面能直接同步进行了解的，有一些媒体发布的新闻信息有时候显得更稳定可靠。因为这些媒体是可以进行新闻调查的，可以进行更深入细致地了解，长时间地采访、学习和观察。因此网络媒体现在虽然有它的影响力，但是传统媒体还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意见领袖在八九十年代、接近两千年的时代，当时因为网络是新兴事物，所以他们说话很有效、大众也愿意听，但时间久了，人们还是愿意回到客户端的传统媒体上来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目前，传统媒体并没有对正面弘扬佛法做具体细致的工作，因此，佛教正见的公开，假如说是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普遍诉求，那么我们相信，只要佛法存在、只要大家想要，佛法是恒河的水，想要的人自会来取的。

      当代佛教信仰的正见，对于我们信仰者自己来说，需要一些科普的准备。因为有很多人存在对于信仰的无知和误读。确切地说，正是因为传统媒体没有介入，所以在网络弘法方面，我们更需要严谨。

      而且，网络弘法需求有一定的迫切性。在没有媒体来澄清以前，或者是一部分人对于信仰存在误解，那就需要用网络进行正面舆情的树立。这一点是佛教在弘法形式上要做的了解，也是将来佛教发展很重要的支分。

      当我们祖国的社会生产力正在大大地向前飞越的时候，佛教弘法恐怕也不能太过落后的。不过，关于弘法、闻法这一点，网络舆情的引导始终只是方便，对于佛陀所倡导的精神来说，网络资讯的呈现是要服务于我们修行实践的。

      闻法的目的在于闻和思，因此决不能形成像刚才所说，“以微博和微信为师”——采取被动的修学态度。如果形成了那个状态，我们的戒定慧三学就不能活泼起来了。

      七、突出围墙——求存与飞跃同在

      第七部分是关于“突出围墙”的情况，“求存与飞跃同在”。

      王雷泉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大陆佛教的处境，是在一个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上。三十年改革开放使社会进步了，民众对佛教产生了爆发性的宗教需求。

      在这个时候，社会对于佛教的需求成了这种复兴的起点，与现实形成了巨大张力。如果正统佛教供给不足，那么民众需求一定会倾向于外来宗教，或者邪教，甚至于导致外道邪教的猖獗泛滥。

      因此，我们看一看当前的人口格局。现在世界上70亿人口中，86%以上的人信仰宗教，其中佛教占6%，比基督教的33%和伊斯兰教的22%都要低很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展最不快的就是佛教，基督教的发展是最快的。在当前的世界三大宗教当中，最先创立的是佛教，但佛教目前在中国呈现的却是一种弱势地位。目前来讲，这个弱势地位遇到了一些问题，就像一堵围墙一样。每个寺院都有一堵围墙，这些围墙有的是为保护佛教的纯粹性、神圣性，有一部分则是要考虑突破的，它就是一部分人理解的“让佛教生利”的这样一种弘扬佛法的界限。

      二十年前，我们就预言“佛教搭台、经济唱戏”会成为当代佛教最大的障碍，现在果然如此。但那时我们也同时预言过，“社会对于佛教的诉求将越来越大”，现在也同样地在应验。

      六十年前，中国社会发生过“庙产兴学”事件。“庙产兴学”是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期间最先提出来的。当时他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这么差，一定要办教育。既然佛教有大量的寺产，那就把寺庙拿来办学校吧，于是“庙产兴学”运动就被推动起来。

      现在说来，六十年前的“庙产兴学”运动发展成了“庙产兴商”，这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权力、资本容易被构建在一起，有的地方祖庭打包上市，佛教被权利和资本两只脏手推来桑去，这样的情况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只是被包装得堂而皇之，且异常华丽。

      历史上，虽然慧远大师早就提出了“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他同时有一篇著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为什么他要这么提呢？

      佛教应该有自己的素养，应该有自己的情操。它不应该只是依附于名利之下，它应该有它独立的宗教责任。宗教意义和责任是它能够用来帮助这个社会，并且引以为自重的内在力量。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提倡佛教从围墙的小洞子里爬出、或者被人拎出去，佛教应该不失身份地、整肃威仪、堂堂正正地走出去！

      八、当代信仰的角色

      基于以上七点分析，我们进入第八个主题——“当代信仰的角色”。在当前各方的世俗需求中，从普通大众到知性人士，人们在了解佛教方面的心理诉求大大增加。中佛协会长传印长老说：“中国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佛教也不能落后，应该跟上社会的发展。”信仰应该合乎身份地走到大众的视野中，它不应该被贱卖，也不应该妄自菲薄或直接失去身份卖萌求嬉。

      在“求存和飞越同在”的情况下，寻求“世俗化”，那无疑是未来佛教一条死无葬身之地的险路。佛教的发展如果成功，一定是庄严地走出围墙；即便不成功，也可安然固守，承担一种宗教文化“保守派”的角色，既不能亲手发展之则亦绝对不能亲手裁割而贱卖之，如此则不失为一种应世之智慧。

      比如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督教在物化文明甚嚣尘上的喧闹中，一度担当起了文化保守派的角色。“保守派”当然不是好听的话，但它能对文化做安全性保护，他们宁可紧急地把传统尊重和保留起来，也不愿让媚俗的大众对宝贵的文化进行彻底废除和亵渎。这种做法为后来燎原之势的信仰发展打造了基础。美国的那段历史，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眼下路径的一种借鉴。

      当时是一九六零年代，由于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信息时代的提前到来，不少人在繁盛物质文明成果的影响下一时失却了主张。因为物质生活太丰富，所以大家就眼花缭乱起来，他们被各类科技产品和新鲜资讯所左右，难以确认传统文明存在的价值，信教人士也越来越少。在那个时代，“青年人没有信仰”成为了他们的主流话题，而忠实于信仰的信徒也变得寥寥无几。

      在经历了对基督教具有严重影响的几番重大事件以后，新教民众逐渐充当了保守派角色，他们不再轻易被挟持、被贱卖，同时也默默无闻地发展着教育、慈善、学校、传媒等事业。

      三十年后，美国社会发生了著名的“堕胎事件”，就是关于堕胎问题符不符合道义的讨论，这终于成为基督教力量爆发的一个契机。在这个阶段，基督教界全面介入“堕胎事件”公共议题的探讨，并在探讨过程中获得了社会与伦理论战中，很多细节论题的胜利。

      这种宗教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居然给迷茫的社会大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觉得，别人都说他们保守，其实我们觉得他们有道理啊！这不是保守的意识，其实这才是最前卫的、全新的、最绅士的意识！人们纷纷给予其这样的评价。

      因此，在前几天的学习中，我们曾提过一句话：什么是最好的创新？很有可能是咱们——集所有的创造能力去复古，最终所获得的进步，就是创新。

      从那个事件开始，教会再也不担忧青年人缺乏信仰的问题了。因为信仰群众开始迅速扩展，到了90%以上。青年人几乎都公认基督教的信仰，并在现实中接受信仰。基督教新教所担任的文化保守派角色，重新站到了道德制高点的位置上。

      汉传大乘佛教的出世本位与当前的入世情怀是一体两面、而且浑然天成的。然而，如果深度认同世间不圆满性的“随顺世俗”，被一下解读成了“随波逐流”，那么出离心就变成俗人心了。大乘佛教在当代的信仰角色，需要被鲜明地标示出来。如果是为了“投奔世俗”而把它解读成佛教的通俗主义，那么所有的方便善巧就都会被异化成为一派世俗化的说法。这样就会把手段当目的、拿工具当理想，那么佛教的贬值与没落也将指日可待、立马现前了。

      因此，当代的信仰，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要担当一个符合自己本位，而且不会随波逐流的角色。

      九、般若为信仰，文化作舟航

      第九部分谈——“般若为信仰，文化作舟航”。

      龙树菩萨在《中观论颂》中说，无般若难立任何一宗。佛教的任何宗派，都是以“般若”为核心的。因为，基础认识不同，所使用的方式与最终导向的结论也会不同。以“般若”为核心的基础认识，所导向的结论直接就是佛果。

       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观论颂》中指出，要“以般若为信仰”。他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意思是，假如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依赖记忆和期待构建起来的，那么实相就不会是由独立、自性存在的实体所组成。因此，“般若”的要义就变成了“缘起”。也就是说，一切世间的事相，其内在核心都是般若空性，这点我们以后不妨细谈。

      这是任何宗派修行理念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唯一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宗派能脱离这个范畴。不光宗派的建立需要这个，而且后世宗派的传承者一旦忘失这个原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宗派传承人，而要受到质疑。
我们以这种标准对当代信仰构架纯正性做一番检点，如果没有以“般若”作为核心，自然要受到质疑！因此，我们曾有一个说法——“般若”是大乘佛法安全性的最后一道防线，“般若”将为大乘佛法出庭作证到底！

     “般若”始终是汉传佛教大乘最核心的精髓。

      因此，我们最后可以推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结论以后可以深入展开，什么结论呢？你可以不是“般若”论师，但却不能不是“般若”学人；你可以不弘扬中观般若，但不能不应用中观般若；它可以不是你的形，但却必须是你的神；它可以不是你的导师，但必须是你的灵魂。

      般若和中观，这一经常主动批评宗教性的宗派，最终成为不懈守护大乘中观教派的中心依怙者。它在历史上的权威地位，是至为重要的，是具备深浅不一宗教性的汉传八宗、藏传五宗的共同立宗基础。
般若是大乘教理安全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十、不立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第十部分——“不立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般若”的最终价值，落实在以“不立文字”为教授的禅宗。在中国翻译经典的历史上，全面完成般若经典翻译的是玄奘大师。他全面完善了佛典的翻译体例，实现了佛教智慧体系在中国文化阵营中的全面独立，并使这种独立的般若精髓扎根在中华文化的大地上。后来，这种般若智慧被满盘皆活地运用起来，而把这种满盘皆活运用起来的人物，正是六祖慧能大师。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钱穆先生讲：中国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在互相循环，一个是“积”，一个是“消”。朱熹先生重在“积”，六祖慧能大师重在“消”。正是得益于这种消化功能，就像人们吃食物一样，六祖慧能大师让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能运转到全身，而朱熹夫子则使所吃的食物则经过了长时间的积存。七八百年来，中国文化主要的“偏”就偏就在”积”，也就是积累。

      从佛法传入一直到唐代，佛弟子经历了四百年求法翻经，派别的分歧也自然多了起来。积存得多了，就需要有六祖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来完成一次重大的消化工作。果然，六祖大师以“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见性成佛”的手眼，把过去太多太腻的东西全部都给消化了。中国文化数百年来的积累的痼疾，他一个人一下都给治好了。几乎全体佛教徒都接受了这种“全盘放下”、“不立文字”的宗风，即便是社会和整个文化界，也都受到了这种禅宗思想方法的影响。

      六祖大师以后，佛教才真正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正式轨道中，佛教的文化也才成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同时，一个新的名词也就随之诞生了，“纯中国的佛教”。可以说，六祖之前四百多年积累下来的毛病，六祖大师已经把它给根治了。

      虽然自朱熹先生以后，中华文化全盘皆滞，但此前六祖应世以来，却是满盘皆活的。在从古到今的中华文明秩序中，唐代南宗六祖大师“不立文字”的教诲，是佛教最辉煌的本土成就。这是中国佛教真正的集大成思想，是中华文明在高层次境界中的高层次。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誉为——“不立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因此，这段文明不应被中华文明的历史所遗忘。对于六祖大师“不立文字”的教诲是否能够重现，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否复兴重现的重要标志。

      十一、儒释道携手，般若立宗

      佛法以文字为载体，最终“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教呈现了“不立文字”的中华文明最高境界的终极教诲，此种教诲源自般若。第十一部分便谈——“儒释道携手，般若立宗”。

      在现代社会谈中华文明的复兴，儒释道携手是一个大趋势。这三家一定不是相互隔离和分开，而是相互推动、相互帮助的。

      魏晋时期，僧肇大师点评六家七宗相互证成，其实主心骨仍是以般若立宗。般若立宗后对于汉传佛教的导向作用，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龙树菩萨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其实这个主张已经深入骨髓地存在于汉传佛教大乘体系的各处。我们这里谈“儒释道携手”和“般若立宗”。

      在少林寺很早的一块碑上有一副图，叫做儒释道“三教同源图”。老百姓把它复制下来，贴到自己家里，说这是“一团和气”图。连儒释道三家都不吵架了，也就成了一团和气了。这幅图的思想根源是“三教同源”，儒释道可以携手，但若能以般若立宗，就会更为完善了。

      佛教迟早会以教团优势，迅速恢复宗教本色，并以内在凝聚力协助儒道两家恢复道统！

      十二、以思想为方向填充正信常识

      我们进入第十二部分——“以思想为方向，填充正信常识”。

      思想格局如果形成，人类文明就将获得重大进步。面对信仰的当代现实状况，对现实进行高效有用的精确分析，并将其进行高度的智慧凝练，汇聚成为成果，从而推动宗教信仰的进步，这点至关重要。填充与其思想相应的正信常识，检点佛教当前发展的教训，提出改良和发展方案，面对当前的佛教发展，这是很有可能要我们抓在手心里的最重要的事。

      比如说，佛教需要有自己的思想界，而且这个思想界要成立在佛教四众的内核位置上，不能是边缘人。佛教思想界的这一群体，要进行宗教发展思想方面的研究和判断，以此推动有价值的、合乎实情的佛教未来路径。当前，我们遇到了很多信仰上的困惑，也暂时列出了一些小小的疑难，也许据此，我们可以慢慢构想——“思想界应该如何构建”？

      比如，首先我们通过分析认为，信仰也许不全以皈依为起点，皈依也许是个结论。关于佛教的入门，不少佛友认为，入门是以皈依仪式为起点，其实未必尽然。入门首先需要空间，对非佛教徒而言，皈依已经不是起点，而很像是结论，它已经是自己选定的一部分人生了。我们应该给予自己广泛的思维和观察空间，当自己有了观察智慧，就自然能够躲开信仰问题附近的壁垒。

      其二，信仰要以“人”为核心。因为是人在操作，所以发挥信仰力量其实就是发挥人本身的力量，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不是一个人最终去服从某种力量，而是去发挥此人本身的力量。因此，中国人的信仰要有这样一个需要，就是看清理性的前途和自净其意的修为，要考虑文化背景和身心的现实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信仰不再是纯理性或纯感性的，而是——具备理性的实践。

      其三，信仰也不单是“心灵寄托”。因为“心灵寄托”是源于对万事的迷茫无助、空虚无聊，但信仰却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正视人生问题不回避的，甚至是可以为信仰和他人献身，失败不气馁，受苦也不畏缩，反而成为其他信念羸弱者依靠的一种力量。所以，信仰不仅是“心灵寄托”，更是“心灵归宿”。

      其四，信仰也不光是“祈福免祸”。因为“祈福免祸”对于不区别善恶的信徒而言也许是合理的，他们的人生方向只是过普通的平常日子，但这种心理却源于“贪图侥幸”和“逃避现实”。信仰不能只为“祈福免祸”，因为佛教信仰的作用不能只停留在鬼神化的祈福、免祸、除灾上，不可以再用“祈福免祸”这一词汇为整个佛教定性，而应该更是一种直接面对人文的教育和实践。

      谈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提到“占察轮”的问题。在历史上，地藏菩萨说过一部经典，称做《占察善恶业报经》，可以在虔诚的祈祷下占卜未来吉凶。但这就像济颠僧的公案与奇迹一样，只能是个案，它不能成为佛教精神的全盘主流代表，即便满身奇迹，也依然要受到主流佛教界的批评。所以“占察轮”和《占察善恶业报经》的这一教法，应机化现，不可看作佛教经典的全盘代表，而是“高端”或者说特殊性经典，不能影响主流。个案是特殊的，我们不能把个案当成是普遍情况。

      其五，信仰也不能只是“教人为善”，因为做善人不一定要信教，所以善报也不再是信仰的首要目标，而是必然结果。所以，佛教信仰无需为了争取这类必然结果而以少概全，就如同孝顺的子女不是为了财产才去孝顺父母。

      为了觉醒生命的尊严，善行成了一种无造作、自然而必要的行动。“做一件善事、划一个记录”的“功过格”式做法，不是强迫推动，而是由“发诸内而形诸外”的自然力量去推动和发展它。“发诸内而形诸外”的责任感是善行的推动力，是心灵尊严的要求，而不是外化的表面标准。因此，信仰不单只在“教人为善”。

      其六，信仰也不是为了“追求奇迹”。因为奇迹不是信仰的核心，信仰不需要奇迹去支持。相反，信仰生命本身并不是为了来寻找和支持奇迹的。奇迹可以说明虔诚信仰的权威性和可验证性，但是信仰者的进步，却没有一个不是进到内心中去完成的。

      因此，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大奇迹，我和我所拥有的每一样都是值得庆慰的奇迹。所以我们不必只看想得到的，而应当看重需要得到的。反之，如果我们真的求得了奇迹，比如天眼、天耳等神通，很多藏传佛教的信众和信了藏传佛教的汉地居士，羡慕活佛的神通。其实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有了神通就最好？
假如你获得了天耳通，所有十万八千里骂人的话，你都能听见。忽然听见十几个人同时在骂你，你还不得气得乱蹦乱跳吗？那日子还能过吗？而且如果你有了天眼通，看见别人做坏事要害你，你往哪里躲？你整天都是避峰掩浪，按下葫芦起来瓢。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奇迹会变成烦恼之因。

      信仰不能只为追求世间的奇迹，我们心地的光明和菩提心的升起、为利益他人而升起的善心，这些才是奇迹！因此，当前的很多事件，通过以上分析都能够看明白。比如新闻媒体上，最近一直都在密集地追踪和调查“王林事件”。其实“王林事件”所反映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着信仰危机，人们不具备基本的信仰常识，所以才有这样颠倒的事情发生。这折射出了国人对于正信的普遍缺乏，甚至是普遍的无知。

      其七，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信仰不是一种狂热。某些宣传家过分强调信仰的感性层面，但逐渐变得非理性或反理性，也会引导信众走上狂热之路。

      其实真正的信仰是有欢喜、也有不欢喜，有平静、也有冷有热。有时灵耀神怡，有时长夜守候。有时候会热情和感动，有时候没有感应也还要冷然面对。信仰态度是一种全然、全盘的接受，对生命的现状不是去偏激地谋求。所以，信仰是一个全心全意、坚决不可反悔的行为。它是无怨无悔的，也是有情有义的。
在信仰的情况下，我们将无条件地接受本有的终极生命，进入现实的暂时生命，并以信仰为指导而改造我们的生命。这一点远远不是狂热精神所能达到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信仰需要避免狂热。

      其八，信仰不光只是“一种理想”。因为我们不能单单追求理想，而是要更能改变现实才好。因为实践是进入信仰之门的钥匙，因而信仰不只是一种说教，也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充满现实精神的实践。
其九，信仰不仅仅只是在“求得平衡”，更需要获得支柱。就像我们先前讲过的“天平”的道理：自利利他、世俗胜义、自私和公义这些平衡，需要人为地维系，这是很难辩明其中的之乎者也的。

     其十，信仰需要支柱，这个支柱就是观察的力量。观察力量又取决于个人心地的清净程度。正是因为心沉静不下来，所以才在很多事情上迷惑。而一旦迷惑了又会怪别人，所以心是否清净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后再谈自利利他、世间出世间的问题，因为只有到那个时候矛盾才能得到解决。

      以上我们也阐述了一些“以思想为方向，填充正信常识”的要点，通过我们对于缺乏信仰的自身或社会现实、网络消费、当前信仰的求存与飞越、不立文字与般若信仰、三家携手与般若立宗，还有填充正信常识等等主题的探讨，一一阐明了佛教信仰的现实情况。虽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们也会亦忧亦思地发出一种感慨，但更有一种坚毅简实的解决之道。

      因此，在我们共同面对中国信仰现实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通过对此文的学习，作为真诚参学的一份共勉。我们共同了解当前信仰的现实、共同构建自己最健康的信仰、维护已有信仰的健康。

      希望这一部分的常识能让大家心地充实、信仰光明，从此远离疑虑忧思，过上健康快乐的信仰生活！

      (本文转载自：明贤法师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0157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