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乌龙江畔胪雷村陈氏祠堂，迄今已有730年历史，在当地拥有显赫地位。陈氏家族奉行耕读传家，历经九世，人丁兴旺，走出无数知名“乡贤”。当代最著名者应属数学家陈景润。

      不过，这个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正四面楚歌，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现在它已是一座被废墟围困的孤楼。“也就一年的时间，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年轻村民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

      眼前是一个让陈氏族人不忍直视的画面，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祠堂四周，全是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垃圾遍地，废弃的砖瓦和枯黄的老树，大祠堂不远处本来是一条河涌，可是后来村里几乎所有的河涌都被填了，修路建房，曾经清澈见底的溪流如今变成了臭水沟,让人不胜唏嘘。

      不过，让陈少辉略感安慰的是，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风采，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尽管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祠堂是村里的灵魂，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曾经分散各地的村民正在动员起来，以合力保卫祠堂。

                                                              保卫祠堂

      作为闽中望族，胪雷村陈氏家族一直保留着良好的耕读传统。据统计，明、清两代中试秀才、举人和进士者共有46人。近现代也是名人辈出，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曾任民国政府海军部长的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1981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目前这座占地约4亩规模恢弘的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作为涉台、涉侨建筑物，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南方地区却得以存留。陈氏祠堂更是一直有着强大的吸附力和号召力。最好例证是每年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见证，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站得到处都是人。”胪雷村祠堂管理委员会会长陈正宝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是这个村子传统的一部分。

     “福州好多闽剧演员最喜欢在这里演戏，因为我们祠堂戏台最大，现在没办法演了。”陈正宝说这句话时，骄傲中难掩落寞。的确，曾经华丽的戏台如今沾染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繁华落尽，犹如胪雷村命运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福州火车南站的兴建和使用，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座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在浩荡的拆迁中，陈景润的故居也未能幸免，目前，这位蜚声世界的数学家在村里留下的足迹唯有陈氏祠堂。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危机。“这个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当年修建祠堂就是为教育下一代。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说。

      “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陈秀光说。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同时村委会、祠堂管委会、老人会和部分村民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共同体，以此合力打一场祠堂“保卫战”。

                                                         与时间赛跑

      对陈秀光而言，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对手是强大的行政和商业力量，决心保卫祠堂的只有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数十年来，村里的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又使村民进城的步伐加快，城市周边乡村拆迁与反拆迁的对峙不断上演。

      如今，又轮到了胪雷村。84岁的陈依明告诉经济观察报，“拆迁都搞了七八年。”这位胪雷村最早的支部书记，如今正像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准备为陈氏祠堂的命运奔走。

      胪雷村人对拆迁的抵抗曾让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不过胪雷村被拆迁后，村民散居各地，传统乡村的人际结构被改变。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陈氏祠堂的风险也日渐临近，村民们却浑然不知。2013年11月份，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在村民们看来，政府既然已经承诺，就不可能拆祠堂。“从现在情况上看，政府违背了承诺，已经悄然更改了用途。”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教授林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她是介入福建祠堂保护的重要学术界人士。

      学者们卷入到这场祠堂保护运动完全是意外。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祠堂附近拥有百年历史的陈景润祖居也片瓦无存，此前政府曾承诺保护。陈绍宽故居虽然保住了，但它孤零零立在大马路对面，和村庄分离开了。

      陪同考察的村干部忧心忡忡地告诉几位学者：“我们现在很担心祠堂能不能保得住，听说把我们整个村庄都卖给阳光房地产公司了。”

      目前，村民都不知道祠堂命运如何，传闻是祠堂也被卖了，要在村外围盖个新祠堂。胪雷村没人答应把祠堂卖掉，前几年政府答应不会拆祠堂，但现在村庄都被拆成了废墟，政府也没派任何人员给村里讲祠堂怎么办。外界传闻让村委干部寝食难安，他们委托学者到上级部门一探究竟。“如果政府瞒着我们村民把我们祠堂给卖了，全村百姓绝不会答应。”一位村委干部说。

      接下来的两天，几位学者与阳光城集团取得了联系，得到明确答复：“政府已经把祠堂连同村庄卖给了公司，但拆迁由政府负责，不关阳光的事，作为公司无权限干预。”林怡和几位学者将此讯息转告胪雷村干部，他们万分惊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希望学者帮助向上级部门反映。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并电话、短信联系仓山区政府主要领导、文物局领导等，建议紧急处置该事件，以免引发严重后果。

      这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4月20日，被拆迁后散居在外的胪雷村委、村党支部、村老人会主要人员冒雨回到胪雷祠堂集中，商讨这件事。村两委和村老人会联合盖章，请求学者尽快把有关报告帮助送到上级领导手中。

                                                              未知的结局

      4月21日，几位学者再次设法将村民诉求呈送仓山区、福州市主要领导。并从仓山区得到回复，“会尽快与福州有关规划部门沟通反映。”随后，学者又借机会将有关陈氏祠堂的调研报告呈送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

      不过，区、市两级政府的回复并不乐观。仓山区主要领导回复称：学者们反映情况与事实基本相符，但规划是福州市有关部门在做，拆迁工期已经被耽搁，区里也耽搁不起，最迟不能拖过5月10日，如果近期上级领导没有新的批示，只好“对不起了”。

      福州市委有关领导则回复学者们：“下周请专家对祠堂再做调研论证：是否涉台和是否是文物，然后再做决定。”次日，学者再次致电区、市文物局领导，请求：“如果召开专家论证会，有关教授应到场。”

      在城市建设中，文物部门的弱势，让几位学者意识到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文物论证上很不现实。也许从涉台文物和两岸关系角度，或许会有一线希望。

      4月29日，几位学者将村民有关保护祠堂的诉求反映至台盟省委、台盟中央领导，台盟领导高度重视，请学者们立即将该祠堂资料呈送福建省文物局和福州市文物局领导。

      此事开始引起福建省、福州市文物局重视，于当天下午派市、区文物干部到祠堂现场调查，发现该祠堂主体结构依然存有陈绍宽1947年亲自设计修缮的部分。学者们奔走的同时，胪雷村也开始行动。村里一些年轻人暂时停掉了自己在城里的工作，加入到这场祠堂保卫战当中，祠堂寄托了乡土社会中他们的精神归属。“这里的大树、祠堂和清澈的溪水，就是我在这里的全部童年记忆，哪怕他后来做生意，我在城里买了房，但都经常会回到村里，住上两天。”一位年轻人说。听说祠堂面临拆迁，他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奔走呼号，目前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给前来探访的学者及媒体记者开车。

      村民开始成立分工明细的临时保卫祠堂小组，有人负责筹措经费；有人负责将情况汇报给海内外陈氏家族嫡亲和后人；也有人负责向前来调研者介绍陈氏宗祠的历史渊源和典故；还有人负责将祠堂重新打理得干干净净，让观者感受到宗祠文化的肃穆。同时，还有人日夜巡逻看守，防止“意外火灾”。

      保卫小组一方面要保卫祠堂，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激烈冲突。多位保卫小组成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发现村里已经“潜流暗涌”。

      这也正是学者们担心所在。林怡表示，“作为学者，我们将努力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尽快与村民沟通，希望事态能够朝着政府与村民双赢的结局发展。”

      不过，目前看来政府更改规划已经十分困难。同时政府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另外找一块地，政府出资1300万元，重新盖一个新的陈氏祠堂。

      在学者和村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诚意的解决方案，首先论价值，仅祠堂土建就不止1000多万，更不要讲四亩的土地了。最核心的是，当地政府只将“物”列入评价体系，忽略了祠堂作为家族传承的风俗和文化价值。

     “以前祖宗选地方都是有看风水的，几百年的风水和牌位，都不是乱放乱挂的，每次重修都要举行慎重的仪式，怎么能说拆就拆？”一位村民说。

                                                             残酷的“乡愁”

      胪雷村祠堂面临拆迁只是福州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今年，福州正在力求变成中国东南沿海又一座“超级城市”，计划到2020年，福州市中心城区城镇人口将达到400万，市域总人口为890万人。城市疯狂的扩张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拆大建，正让传统乡村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消失的还包括承载了村庄传统和习俗的祠堂。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祠堂在今天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尤其对于现代化社会。”

      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他在去年和今年福建省“两会”上均提出要保护乡村祠堂。在他看来，保护祠堂就是留住乡愁，传统村落中很重要就是群居的家族生存方式，家族最重要的就是祠堂。

      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正在被日益重视。在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80%左右来自乡村。在学者们看来，如果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保留祠堂、老屋这种传统文化符号，可能是城市建设最理想的未来。不过在现行的“以土地换资金”的改造逻辑下，这样的图景或许只是想象。乡土社会祠堂和城市建设矛盾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和保护祠堂相比，豪华酒店、高档社区才能让城市更有面子。

      如何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中央提出的保护好祖国的青山绿水，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的要求，显然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即便中央三令五申，依然无法阻止一些地方政府的“造城”冲动。为更有利于进行土地统筹、推动城镇化运动，福州市政府成立了“福州市土地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任由福州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不过在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看来，“这场宣称为改造乡村面貌的城镇化运动，却在执行过程中和主旨背道而驰，从目前看来，地方政府仍然希望用土地财政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是这种用粗暴的行政和商业力量斩断了传统乡村的人文结构，为未来的矛盾冲突埋下隐患。”

     尽管宗祠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作为宗族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但在王利平看来，祠堂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肯定有它的价值。既为地方基层治理中，提供了维持社会稳定的“缓冲”地带；也为传统的延续提供了载体，很多家族成员的精神和人格教育都在祠堂里那些先贤的故事当中无形的完成了。而如果地方政府为了眼前利益拆掉祠堂，意味着动了家族的精神“奶酪”。事实也正如此，当胪雷村准备用学者上书保卫祠堂时，距离五公里左右的浦下村刘氏祠堂此刻也正“四面楚歌”，村民们也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祠堂保卫战。

      刘氏祠堂历史迄今600多年，1480年左右建成，目前供奉了1100尊祖宗的神宗牌位。历代都有重修，现在这座祠堂是2006年刘氏家族筹资数百万元修缮的，所谓重修，只是把破碎了的材料进行更新，因为祠堂要保留历史传统，故此地基始终未变，所有规格款式都是按过去的保留下来。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幅闽中水乡景色，祠堂、老屋、江水、榕树……谁也没想到一年后这里就变成了孤立无援的“城中村”，犹如镶嵌在高楼大厦之中。大面积的湿地被填埋，一栋栋高耸的“江景房”拔地而起。那种神速让村民猝不及防，快到几头奶牛都来不及杀，躺卧在大榕树下无草可吃。

      仓山浦下村有划龙舟的传统,村里每年都要举行划龙舟比赛，该村龙舟队已经连续几年摘得福州市龙舟赛桂冠。听闻刘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村民们纷纷群情激昂。

      浦下村刘氏宗祠老人会会长刘光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我们不怕政府派人来，大家沟通下，让他们了解民意，就怕他们不来。”

      作为老人会会长，他深切体会到祠堂对于社会稳定的价值，他说那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哪怕从村里走出去的暴徒，或者地痞流氓，只要来到祠堂，都会对族长们规规矩矩，不敢轻举妄动。”他说。

      他认为：“祠堂本身就具有教育及共建和谐社会功能，作为政府，应该帮助我们管好、保护好传统祠堂才对，而不是随便一声令下就拆了。”
 
                                       评论：既要城镇化又要留得住“乡愁”

      如何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维下的城镇化运动，可能是中央推行新型城镇化、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所要面临诸多老问题。中央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动起来了，这将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公布，这个长达3万多字的报告为中国城镇化绘制了一张健康发展的蓝图和纲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说法，成为了当时讨论的亮点。

      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意义所在，它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不次于三十年前的社会变革。有学者认为，它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和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同等重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央也深切的知道，这场城镇化运动推动过程当中十分不易。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早有预见，它指出新型城镇化即将面临的几大问题；即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在执行过程当中走样，其主要阻力来自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由于对土地财政及以建设拉动经济的传统依赖，很多地方势必会借用“新型城镇化”之名开始新一轮“造城”。

      此前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所谓新型城镇化建设不等同于买断农民田地后盖楼炒房。这样的不良现象已在不少地方抬头。

      据媒体报道，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正在将城镇化简化为拆迁征地。这其中最直接推动力就是各大房地产企业开始“下乡”。

      2014年1月份以后，中国房地产公司到中小城市跑马圈地，立竿见影的GDP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巨大吸引力。大拆大建模式继续开足马力，呈不可阻挡之势。

      为了继续使用土地财政这根神奇的“魔法棒”，不少中小城市都推出了“城镇化计划”。所谓城镇化只是一个噱头，其实质还是建设各种城市综合体，商场、豪华酒店、度假村、高档住宅区……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原来城市周边的乡村却在不断消失。

       像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按理说已不需要大肆造城，事实相反，它还在不断的扩张，正谋求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座“超级城市”，故此周边的城郊的区县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建设浪潮。问题来了，闽江和乌龙江沿岸许多传统村落正以惊人速度消失，有的村庄去年还保持田园牧歌的乡村气息，今年就夷为平地，在原地建起“江景房”。村民住上了高楼，熟人社会的乡村结构被解体了。

      随之而来在乡村保留完好的传统文化也迅速消失，拆掉了象征家族精神纽带的祠堂、戏台和民间艺术，均在村庄拆迁和村民散居后“元气大伤”。

      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误读。所谓“新型城镇化”主要指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格局；其核心内涵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更是着眼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搞城镇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只是把村民土地圈起来，把村民赶上楼房，表面上成为了“市民”，更不能借用城镇化之名把乡村夷为平地，不留任何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也再三指出：“要保护好祖国的青山绿水，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这样的表述意味深长，就说明一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所谓城镇化都不是最理想的范本。

      中国乡村生活寄托了几代人的乡愁，一条河、一棵树、哪怕是村口的一座桥，都能勾起很多人的共同回忆。如果全都将乡村拆了，也就意味着拆掉了很多人的“乡愁”。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保护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根据统计，中国8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村。

      这对中央政府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作提出挑战，如何理顺各方诉求，既做好保障，顾及进城农民等群体的利益，又化解新型城镇化在实际操作中被地方投资冲动绑架的风险，或将是个考验。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第669期（2014-0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d5ac90101hj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