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佛寺，曾为广州五大丛林之一，拥有岭南最大的铜铸佛像，但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至改革开放初，仅余大雄宝殿尚为完整，其余殿宇毁坏殆尽，占地面积不足2500平方米，坐落于广州闹市一角，几致无人问津。但就是这样一座隐于商铺和民房之间的小小寺院，经过20多年的管理经营，却创造了广东乃至全国佛教界的数个第一：创办了第一间由寺院免费向社会开放的佛教图书馆；第一间被省级（中山）图书馆接纳为分馆的佛教寺院图书馆；创办了第一个由佛教信众自己组织的梵乐团[1]；成立了广州最大的佛教居士林（念佛组）[2]；最早由寺庙设立的心灵咨询中心[3]；创办了广州最早的临终关怀助念团[4]；创办了广州最早的国学教育中心——免费儿童读经班[5]；创办了广州最早的英语佛法修学班[6]；成为广州唯一从恢复到现在坚持不收门票的寺庙。这些弘法成就虽不是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它却给当下备受关注的寺院管理问题带来一丝清风。是什么因缘让这间本不出众的寺庙有了如此不凡的举动？其背后的管理经验可否借鉴推广？对破解被论者称之为制约佛教发展“瓶颈”[7]的寺院管理问题是否有所帮助？本文将对其管理创新、弘法举措和社会服务模式略做分析介绍，以求正于方家同仁。

一、 准确的自我定位
　　准确定位是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大佛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市的中心城区，因此，首先将自己定位为都市佛寺[8]，着重探索都市佛教寺庙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大佛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东邻广州著名商业街（现市政府设为步行购物街）北京路，西接教育路，北连西湖路，位于广州的中轴线上，处于寸土寸金的广州商业中心地带。在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信仰活动高度多元的商业都会，人们生活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之下，民众中纯粹的佛教信众寥寥无几。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作为一间佛教寺院，怎样才能在坚持正信的前提下吸引民众的关注和注意？怎样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适应其需要的精神资粮？怎样才能发挥佛教净化心灵、纾缓紧张情绪、营造精神家园的作用？  
 
    在物质追求至上的今日社会，虽然商业和营销手段推出的各种快餐文化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给人心灵慰藉、精神洗濯的文化资粮却少之又少，而备受各种现代病困扰的都市众生对这方面的渴求与日俱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在对治现代都市人各种精神困扰和心理问题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大佛寺僧众一致认定从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入手，是最能获得都市民众认可的方法和途径，也是现代都市佛教融入主流社会、创新管理模式的方向和基础。

二、从文化服务着手 契入社会生活
　　大佛寺虽然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又处于广州市的中心地带，但开放之初其知名度在广州却相当低，许多广州人压根儿不知道在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北京路旁还有一间佛教寺庙。如何让处在商铺与民房重重包围之中的大佛寺为广州人所认识，如何让大佛寺进入广州人的生活，就成了大佛寺开放初期的主要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佛教寺庙的弘法活动还属敏感事项，只有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才是社会可接受的合法活动，因此，大佛寺僧众在寺庙人事管理稍有起色的情况下，向社会递出了它第一张引人注目的文化名片——广州佛教图书馆。   

　　今天，寺院开办图书馆已不再具有多大的新闻价值，因为各大寺院进行“文化建设”时，都纷纷办起了图书馆。可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一座寺院开办一家公共图书馆的消息却具有相当的新闻效应。当年大佛寺创办图书馆曾引起广东各大媒体及部分外地媒体的注意和报道，也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在当时佛教书籍还属于敏感的宗教图书[9]。也正因为举办这一略带争议的图书馆，隐于闹市的大佛寺遂逐渐为广州大众所知。  

　　按大佛寺当时的情况，整个寺院只有2000多平方米左右，空间狭小，房屋紧缺，除了大雄宝殿还算完整，殿堂寮舍奇缺，连方丈室都是租用的房屋，应该说还不具备开办图书馆的充足条件。按一般寺院的管理常规，应该先集中解决寺院被占用土地的回收问题，将有限的房屋用于寺庙的殿堂和僧人寮舍。但寺庙常住商议后还是义无返顾地决定租用附近民房开办佛教图书馆。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长期准备的结果。为开办图书馆，寺庙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书刊杂志，在图书馆正式开办之前，所搜集的书刊已存满了仓库。在馆舍一时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决定将寺庙租用的一栋民房拿出一层用作图书馆馆舍[10]。图书馆开办之初，就立下明确的目的：为四众提供研读经教、树立正信、开发智慧的庄严之地，为社会大众正确认识佛教、了解佛教提供桥梁，为学界建设一个佛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的资料库和信息中心。  

　　因此，开办之初就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好评，吸引了很多对佛学有兴趣的市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前来参观、借阅图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则大多数为义工，其中，多数为来自广州各高校的学生，其良好的社会效果不仅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也引起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重视。2004年6月经商议，双方同意将大佛寺图书馆作为中山图书馆的佛教分馆，并将其书籍目录纳入中山图书馆的官方网站，读者可在中山图书馆网站上直接查找大佛寺图书馆的图书，中山图书馆还每年拨款10万资助大佛寺图书馆。从在争议声中艰难创业，到得到官方图书馆的支持，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活动了。  

　　虽然近乎修正成果，但大佛寺僧众的目标决不止此，他们不仅是要办成一间仅可借阅书籍的普通图书馆，而是要以此为纽带，将其打造成集阅读、教育、弘法、修持、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以图书馆为依托，先后办起了拥有成员4000多人的念佛堂、广州最早的国学教育组织儿童经典读诵班、广州最早的佛教音乐演出团体大佛寺海螺梵乐团、临终关怀助念团、中外佛教交流讨论会（不定期）、广州最早的英语佛法讲修班、八关斋戒传授组、《如是雨林》杂志编辑部[11]、广州几所高校的校外实习基地[12]、读者俱乐部和“生活与心灵咨询中心”等组织机构。因此，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火车头，在其后有一列长长的车厢，载着众多的弘法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这些组织和机构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文化传播和精神关怀上。  

　　如此众多的机构搭载在图书馆身上，要让其发挥作用，肯定需要配备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而寺院的常住并不多，到现在也只有43人，所以几乎每位僧人都负有专门的职责，这样做是否会妨碍僧人的正常学修？这的确是一个寺庙管理者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对此，大佛寺常住有自己独特的解决之道，那就是让这些组织和机构在常住和僧众的引导下逐渐走上自治之路。

三、用规约细则引导弘法机构走上自治之路
　　要让相关组织走向自治，就必须建立规矩，大家都依规矩办事，也就不需管理者无论巨细，事必亲躬，陷入具体琐事而不能自拔了。因此，大佛寺学习台湾佛光山“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经验[13]，先后建立起29项管理制度，既有一般寺院共有的管理规则，也有为大佛寺所建立的众多机构特立的管理规约和实施细则。[14]  

　　以念佛堂为例，它实际是由大佛寺所联系的居士组织发展起来的，到2012年发展到4000多人，分为九个小组，每组约400人，分批轮流来寺院念佛[15]。最初都是每组一至二名僧人带领念诵，后来熟练之后，就每组选出负责的居士带领组员进行活动，除有大事才找法师们商量外，基本上自治自理。 
 
　　再如海螺梵乐团，2003年其成立之初就是由居士们自觉发起组建而成，大佛寺只是提供了表演场地以及一些佛教礼仪方面的指导，从乐团规章制度到成员选拔、音乐指导老师聘请、节目编写排演基本都由居士自己负责。参与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和艺术熏陶的知识分子。乐团还先后成立了舞蹈队、合唱队、小品队、器乐队，还编排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佛教节日在大佛寺表演。此后还参加了澳门梵乐演唱会、重走唐僧西行路广州启动仪式、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获得广泛的好评。而乐团的基本活动都是自我管理，大佛寺只是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还有儿童经典读诵班，刚开始虽然由大佛寺组织人力物力，对外宣传，聘请教师和义工，但随着义工队伍的完善，读经班也渐渐走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之路，从宣传、招生、授课、管理都由义工自主进行。在经典读诵班办得成熟之后，又先后开办了儿童绘画班、儿童艺术班，都获得了家长、学生和社会的好评，而这些大都是义工自觉自愿的活动，大佛寺只需提供场地和进行联系而已，当然大佛寺还提供了一样不可或缺的重要东西，即它的信誉、公信度。[16]  

　　再如临终关怀助念组，是念佛堂的一个内设组织，由一些对临终助念有经验的居士组成，起初只要有佛教信众需要临终助念，就会由一至二名法师带着一、二十名居士到有需要者家去念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就完全由居士负责这一活动，只要有人要求给自己的亲人朋友进行临终关怀或念诵，无论是否为本寺居士，都会派出念佛小组前往临终病人处所，进行免费助念。刚开始是按广州市八个行政区分成八个组，各自帮助本区的临终老人进行助念，但由于各区之间助念成员分布不均，时常借调其他区的成员，加之病人临终多在夜晚，助念人员交通多有不便，寺里便为念佛堂购置了一辆面包车供助念组专用，并拔出10万元经费供助念组应对各种开支。在其走入正轨之后，寺院完全放手由其自主活动，只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指导和检查。  

　　还有生活与心灵咨询中心，由大佛寺和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由修学有素的出家僧人和对佛学深有研究并学有专长的在家居士和专家学者出任咨询师，每天由一位咨询师值班，周末也不例外，正式开放一年多来，接待了数千名来访的信众游客，帮助他们解决心中的各类疑惑和问题。而整个咨询工作基本由咨询师们独立管理和运作，除几位法师需要作为咨询师定期值班外，寺院只是委派一位僧人负责联络工作。[17]  

　　像英文佛学讲修班这样的活动，也完全由居士自己操作，由林剑仙老居士组织，活动地点就在方丈室外面的小会议室，虽然人数不多，但多数为公司上层白领和高级知识分子。图书馆现由西堂宝云法师负责管理，而其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务则主要由义工和少数专职员工负责。所以，图书馆虽然为一个庞大的机构集群，但寺庙常住并未被其中的具体事务缠住手脚而无法脱身进行正常的修持和法务活动。

四、以免收门票彰显佛教慈悲本怀
　　购票方能进庙已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由十方供养的寺院理应为十方大众提供各种服务，包括礼佛参修或参观游览，若寺庙对来寺之民众，还要收门票，那僧众挂在口上的报四重恩[18]，岂不是一句空话？但在经济指标至上的社会风气下，方外之地也未能幸免，尽管有许多教内外的高僧大德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反对这一作法[19]，但收门票的做法还是得到迅速普及，能幸免的寺院寥寥无几，大佛寺就是这少数不收门票的寺院之一。  

　　寺庙收门票的第一个考虑当然是经济利益，每天入寺参观礼佛的人少则数千，多则近万，五元一张的门票，每天就是一万或数万元，一年就是数百、上千万的可观收入。而大佛寺正处于大规模的建设之中，每一项建设项目都急需巨额资金，并非不差钱。  

　　按常理推测，每年损失近千万元的收入，对寺庙的恢复和发展一定产生负面影响，正在进行的寺庙建设也会因此延缓进度。事实正好相反，因其弘法利生、服务社会，赢得了广泛尊重和赞誉，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其改建、扩建工程也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将其列为《广州2010亚运城市行动计划》的重点工程项目。寺庙基本收回了历史用地，首期工程,即5层楼高的“大佛寺佛教文化中心”现已封顶完工，第二期工程、第三期工程也即将于年内开工[20]。这正好印证了教内大德的一段识语：“一个道风整肃、学风浓厚、戒行清净的寺院，根本用不着为钱发愁，钱会主动找上门来。”[21]诚哉斯言，大佛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收门票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寺庙管理，即如果不用门票作为门槛和限制，任由各色人等自由出入，势必会增加寺庙安全保卫工作的难度，地处广州商业中心的大佛寺更是如此。为此大佛寺给出的解决之途是引进物业公司，对寺庙物业和安保工作实现社会化管理。

五、引进物业公司 创新寺庙物业管理模式
　　坚持不收门票，虽然可以不理会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对因此带来的寺庙管理问题却不能置之不理。
　　每个到过都市寺院的人大概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还未进庙就被一大批乞讨人员拦住要求施舍，甚至强讨恶要。地处广州市商业中心的大佛寺更是如此，门前常常有一大批职业乞讨人员和一批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或拦路乞讨或顺手牵羊偷拿香客财物。因为免收门票，无论什么人都可自由出入，所以乞讨群体、闲杂人员也时常进庙，或索要钱财或小偷小摸。时常是香客上供的水果才摆上供案就被拿走，香客正在礼佛，放在旁边的提包便不翼而飞。有几次甚至巡行的保安与小偷发生流血冲突，要警察介入才解决问题，而一些媒体则以“大佛寺小偷偷了几个供果被打得头破血流”为题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对寺庙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如果太慈悲，管不住，太强硬又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寺庙管理人员的感叹反映了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如果收门票还可以将一部分闲杂人员挡在门外，但坚持不收门票确实给管理带来了难度和挑战。全寺总共才40多位僧人，如果整天为这些杂事疲于奔命，就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如法修持。在借鉴了上海等地寺院的管理经验之后[22]，大佛寺常住决定引进物业公司，对寺庙的物业进行内外有别的分类管理。 
 
　　当前有的寺庙将整个物业交给物业公司管理，就引起教、学两界的不少争论[23]。大佛寺僧众在研究各家方法后认为，将整个物业全部交给物业公司管理固然不太妥当，但在社会化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寺院，特别是都市佛寺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将寺庙的所有物业管理都自己大包大揽也非明智之举。因此，决定尝试将大门的看守、进出人员的管理、集体活动的安全保障、院内公共场所的清洁工作和专业设备的维修管理交由物业公司打理，其余部分则由常住自己管理。初步的尝试证明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大佛寺委托的物管公司是广东省华侨物业公司，有近30年的物管经验，公司董事长是三宝弟子，在接手大佛寺的管理工作之前，邀请出家僧人和专业人员对入寺员工进行了佛教知识与寺院礼仪方面的培训。他们接管山门安保、进出人员查询和院内清洁后，寺庙内的秩序大为改观。公司职工以其丰富的经验对入寺人员进行有效的甑别和管理，对大型的法事活动进行有序的安排、维护，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的处理，取得了稳定的成效。2010年11月广州亚运会期间，寺内的游客骤然增加，但寺内的秩序保持了基本稳定，说明这种管理模式与原来常住全部包揽相比有其优越性。[24]

六、余　论
　　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资本的逐利本性裹挟着各种社会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方外之地的佛教寺院也不例外，“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基本策略之一，寺庙被“打包上市”和承包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长此以往，理应为人们提供精神粮食和终极关怀的佛教寺庙，也将变成无所不用其极的逐利之场。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僧大德奔走呼号，国家宗教局终于于2012年10月携手九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禁止寺庙宫观“被承包经营”、“被上市”，让寺庙回归其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本位，力图扭转寺庙商业化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25]。然而，是否能令行禁止，正本清源，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似乎任重而道远。寺庙管理本是一门复杂且极具实践性的学问，其管理方式和制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既非一蹴而就，更非一劳永逸。佛陀制定戒律，已垂二千五百余年，百丈禅师创制丛林清规亦历一千多载，禅门清规虽师法百丈，但五家七宗各有特色，即使是同宗同系，不同寺院亦各有自己的“家风”。所以，寺院管理有相同的原则，但并无一套行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每个寺院在遵行共同管理原则的同时，还需因时因地，折衷取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树立自己的门庭“家风”。大佛寺地处广州这样一座商业大都会、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其契入社会之途从文化服务入手，其寺庙管理改革从引进物业公司开端，其弘法机构管理以自治自理为特色，其彰显慈悲之道从免收门票开始，这些方法和举措有继承也有创新，有长久之策也有权变之举，其间的成败得失还不可猝下定论，其中的许多做法未必能为其他寺院所仿效，但其改革和探索的精神却是可供佛门同道借鉴取法的，愿大佛寺四众的探索之举，能为中国当前佛教寺院管理的改革和完善添一份增上缘。  

　　（作者何方耀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授；释耀智为广州大佛寺方丈、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本文为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课题名称“寺庙的管理现状与走向研究——以广东为例”，批准号08BZJ017；同时也是2009年度广东省教育厅、财政厅、人事厅的高校人才引进项目的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名称“广东省佛教组织管理现状及未来走向研究”，批准号：粤财教［2009］109号）

　　注释：
　　[1]大佛寺图书馆创办于2000年9月，2004年被省立中山图书馆接纳为其分馆。大佛寺“海螺梵乐团”成立于2004年，依托于大佛寺，由信众自己出资组织，曾参加2006“重走唐僧西行路”广州启动仪式，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2006年工作总结和展望》和《大佛寺图书馆简介（2009）》未刊稿）。
　　[2] 大佛寺居士林成立于2003年，依托于大佛寺，并由寺院提供场地组成念佛团，定期参加活动的居士信众4000余人，分为9个念佛小组，每组约400人，在大佛寺法师指导下定期念佛（参见《务真求实 全面推进寺庙各项建设——大佛寺2005年工作总结》未刊稿）。
　　[3]咨询中心由大佛寺与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于2011年5月合作开办，经半年的试运营之后，于2011年9月4日正式揭牌开业，聘请学修有成的法师和专家学者给前来咨询者释疑解惑，现已接受数千人的咨询和访问。从2013年3月开始由寺庙西堂宝云法师负责管理咨询中心和图书馆。
　　[4]大佛寺临终关怀助念组是念佛堂的下设机构，归市佛教协会管理，活动完全免费（但是一般受帮助的人会自愿给予路费补贴），助念组成立于2001年8月，初期由寺院法师带领义工信众进行助念，现已发展成熟，主要由义工信众助念，现在报名的助念义工有1000多人（2010年6月3日作者赴大佛寺采访所获资料）。
　　[5] 大佛寺儿童读经班首创于1996年，以读诵儒家经典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为主，有寒假读经班、暑期读经班和周末读经班三种形式，由大佛寺图书馆负责管理，老师主要来自广州各高等院校的义工，学生主要为幼儿和中小学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好评，《南方都市报》和《广州幼儿报》曾作过专题报道（参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2006年工作总结和展望》和《大佛寺图书馆简介（2009）》未刊稿）。
　　[6] 从2004年开始，由林剑仙老居士担任主讲老师。林居士13岁开始学佛，曾在联合国专家办公室和欧洲公司工作20多年，在耀智大和尚的感召下，志愿用英语弘法，学修班每周六开班，学员大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和外国留学生及商人（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2006年工作总结和展望》，未刊稿）。
　　[7]见释印顺：《构建“佛教文化”平台，努力探索和践行现代寺庙管理模式》编者按，载《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
　　[8] 关于什么是“都市佛教”，十多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专文加以探讨，虽不无歧义，但地处现代都市却是大家共同的看法之一。至于有论者认为都市佛教“以都市为自己存续的基础空间，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有强烈的整体观念和组织观念，发展目标明确，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都市佛教’是‘人间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抑或是大陆‘人间佛教’在当代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佛法在世间’的现实版（参见刘旭（觉醒）《“都市佛教”辨析》，《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虽不无新意，但却赋予都市佛教如此多的内涵，似乎理想多于现实。
　　[9]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佛寺曾赠送一套《大正藏》给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作为传统文化书籍收藏，但事后却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理由是作为宗教书籍不经严格的审查不可随意赠送。
　　[10] 图书馆于2000年创办之初，占地面积仅660平方米。
　　[11] 《如是雨林》杂志创办于2008年9月，仿《读者文摘》，主要转载一些行善积德、因果报应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纪实故事以净化人心，启迪智慧。到2012年底，其发行量已达30万册之多，是一个较受读者欢迎的杂志。
　　[12] 如作者所在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就将大佛寺选作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并在2008年签订了正式协议书。
　　[13]星云法师：《佛陀真言——星云大师谈当代问题》，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52页。
　　[14] 如《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章程》、《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职责》、《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阅览规约》、《中山图书馆大佛寺分馆借阅规约》、《念佛堂管理规则》、《念佛堂办公室值班须知》、《念佛堂共修规约》、《助念团助念规约》、《编辑部法务宣传与弘法工作职责》。见大佛寺编印《广州大佛寺各项管理制度》，未刊稿。
　　[15] 念佛团共分为九个班，其中七个为基础班，从周一到周日轮流来寺念佛，另有一个精进班，一个读经班，每天坚持在寺院共修念诵。
　　[16] 儿童经典读诵班的教师大多是大、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本科生、研究生），读诵的经典以儒家典籍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如《弟子规》、《三字经》、《中庸》、《大学》、《孝经》、《老子》、《论语》、《千字文》、《笠翁对韵》、《庄子》、《黄帝内经》等，其教学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赞扬和支持，参见《务真求实 全面推进寺庙各项建设——大佛寺2005年工作总结》（未刊稿）和《大佛寺图书馆简介》（未刊稿）。
　　[17]咨询中心运营的详细情况，参见宋跃华（任中心咨询师）、吴华《都市寺庙服务社会新模式探讨——以广州大佛寺咨询室为例》，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3期。
　　[18] 四重恩有两种说法：（1）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三宝恩；（2）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恩、施主恩。参见[宋]道成集《释氏要览》卷中《恩孝》，《大正藏》第54册，第289页C栏。但无论是 “众生”或“施主”，当然都应包括入寺参观礼佛的民众。
　　[19] 参见河北省佛协主编《禅》，2009年第3期（总第111期）第95-96页（编者小语）；焉烈山《六祖寺不收门票了》，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2月20日A2版；张璐《台湾寺庙观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2月21日A2版。
　　[20] 首期工程即“大佛寺佛教文化中心”， 内设讲堂、禅堂、念佛堂、图书馆、万佛阁等，未来佛学提高班，古琴、古筝的研习班等都会安排在这举行，复建后的大佛寺面积将达1.2万平方米。见《大佛寺复建工程奠基仪式》，2009年9月10日，载大佛寺网站。
　　[21]见河北省佛协主编《禅》，2009年第3期（总第111期）第95-96页（编者小语）。其原话是：“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寺院的道风、靠僧人的戒行和修证来感召信众发供养心，而不是通过主动卖票来获得钱财。一个道风整肃、学风浓厚、戒行清净的寺院，根本用不着为钱发愁，钱会主动找上门来；相反，出家人如果离开了道风建设，离开了修行，离开了本份，去主动地求财，一方面会被人轻贱、看不起，另一方面，钱财也是不会来的，即使有，也是小财。”
　　[22]关于上海等地寺庙物业管理改革的相关问题，参见觉醒：《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上海玉佛寺在当代的探索与实践》，载《中国宗教》2013年第1期；曹曙红《探索都市寺院管理的新模式——玉佛寺物业管理工作走向社会化》，载《中国宗教》，2004年第10期；觉醒《现代化都市中的佛教——玉佛寺适应当代社会的实践探索》，载《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总第79期）。
　　[23] 关于佛教寺庙物业管理改革的相关的问题，参见何方耀：《佛教寺院物业管理改革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广东寺院的实践为中心》，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
　　[24]关于大佛寺物业管理改革的情况，可参见许建华：《佛教寺院管理的物业化模式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日第18版专版；许建华：《寺院物业管理模式初探》，载《中国物业管理》2011年第4期。
　　[25] 参见《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号），载《中国宗教》2012年第11期，第28页；《制止和纠正宗教活动场所“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 切实维护佛道界合法权益——关注〈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载《中国宗教》2012年第11期，第16页。
 
本文原载：《法音》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