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属宗教？什么属民间信仰？一般来说，我们国家现在承认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已经制度化的宗教，民间信仰在这些宗教之外。
 
从路边的小神龛，到金璧辉煌的妈祖庙，这些都属于中国民间的本土信仰，全国各地都有。在学术上，我们把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分开，比如“一贯道”，福建的“三一教”，它们有正式的入教手续和专教的神职人员，但却是没有获得政府正式承认的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和民间信仰不一样。民间信仰有庙，但没有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归一的和正式的制度。比如一些大型的民族活动或者祭拜神灵的活动在举办完后，它们的组织就没有了；而在很多地方，民间信仰场所其实是老年人的活动场所（老人会），或者由其他机构来管理。
 
民间信仰现况怎样？根据我们的调查估算，福建10平米以上的民间信仰场所，五大宗教是其他民间信仰场所总和的5倍。而在浙江，官方的比例是1：1，因为浙江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近10年内他们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拆庙运动。中国北方可能因为经济不够发达，场所数量比较少，但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民间信仰活动。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把城隍庙，甚至是宗祠算在民间信仰的范畴里，场所和人数可能更多。有的佛教徒、道教徒在举行民间信仰活动的时候也会参加。民间信仰在中华民国之前是不属于正统信仰的；辛亥革命后，封建皇朝制度被推翻，民间信仰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存在形态。
 
资金方面
 
民间信仰所动员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体现在人上，一方面体现在钱上，钱是一个社会资源的问题。我们在福建调查的时候，那里的民间信仰的院子很大，企业每年收一次香灰就100万。香灰里含有稀有金属，企业用来提炼并制作宗教用品。所以才有人说，宗教是中国的第五产业。
 
讨论宗教发展趋势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信教的人数有五多，特别是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多。但从我研究宗教到现在已经20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三多，今天50岁的妇女20年前她们不信教，现在却变成了信仰的主体。信仰给了她们什么样的满足？另外，宗教具有长期性，比如现在50多岁的人都受过教育，认识字，为什么他们还去信教，去宗教场所参加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可能更能看清中国宗教未来的发展走向。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状况与辛亥革命前，民国时期，文革前，改革开放时都不一样，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其实，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人死封神”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没有断过，比如屈原死后，很快就有人给他立庙。
 
我们在福建惠安调查时，当地有座解放军题词“天下第一奇庙”的庙宇，它里面供有27个树脂塑像的解放军战士，其中三个是军官。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个庙的来源，以前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仗，有27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救老百姓牺牲了，当时一位被救的小姑娘后来去了海外，“文革”后从海外归来发起重修解放军墓的事，并且在沙滩上为解放军建了一座庙，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现在的解放军庙。平常会有人来烧香，也有人把它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并且获得了当地政府、解放军部队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还有前两天，一位广东朋友跟我说，主演黄飞鸿的一个香港演员生前武功很好，还能给人看病，死后被作为一个女神庙的护法神供奉。所以说，实际上民间信仰的信众在延续，所崇拜的对象不会因为科学发展了就消失，只是成为传统，它还在新生，并且很有生命力。但我的问题是，自发获得神迹体验的人很多，但能够创教，成为一个教主或者真正传承下来的却很少，也就是说个体的东西怎么变成一个社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其机制的问题。
 
实际上，民间信仰是草根文化与所谓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互动，或者说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当然，主流文化对民间信仰有一种干预。比如历史上，狄仁杰曾奉武则天的命令到浙江拆庙，因为政府认为那是不符合儒家传统主流文化的。但狄仁杰去了后，先是调查情况，体察民情，最后他决定四种庙不拆，属圣贤的屈原庙、伍子胥庙等不拆；属当地某一大户，大姓的祖先庙不拆；属国王的，比如吴王庙不拆；在民间影响比较大，已经变成道德楷模的神庙不拆。其他的小庙都拆了，但当地老百姓的反响并不大。
 
民间信仰面临合法性问题。比如在新农村建设中找不到它位置，但群众又有需要，怎么办？当地老百姓找到了很多的解决办法，比如我们在一个地方的宗祠里看到，从上到下的牌匾有党支部、传统教育基地、某氏宗祠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等乡村活动空间，但现在只有乡政府、村委会等办公机构。那乡村的公共空间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民间信仰的场所和宗祠就成了社会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比如老人会、文化活动站、乡村图书馆等。这些和历史传统不一样。
 
还有，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人们到城里去做生意或打工，会建供奉妈祖像的会馆，比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等。现在，有的乡村里有人考上了博士，家乡的宗祠里会给他挂匾，即使他们全家都搬到城市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对宗教功能的认识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过去我们总讲，宗教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这个太抽象，实际上应该再延伸一些。比如我们应该把“群众”二字拆开，“众”即是人多；另一个是“群”，怎么“群”的？实际上，不同的群众和不同的组织模式，其功能是不同的。制度化的宗教和民间信仰都有群众性，但是这两种“群”的模式不一样，其正负的社会功能也不同。这是我们研究宗教未来发展趋势不能忽视的。
 
最后，从文化战略的角度讲，研究宗教不能只是从宗教自身来研究，还要把它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经济成份也越来越多元化，思想、学说、主义也多元化，但宗教应该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展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个大问题。当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应该更细化，而不能笼统地讲宗教与哲学、文化的比较。比如什么样的宗教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一个什么样的宗教格局才比较有利于和谐发展的战略？提倡哪些教义、哪些学说、哪些流派和组织形式才比较合乎社会发展的战略？因为不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宗教自身的角度来说，一个拥有10万信徒的宗教和一个拥有1000万信徒的宗教，其内部结构和管理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拥有1000个信徒的宗教团体可能会形成一个复杂的内部，但10个信徒的结构就非常简单。是一个有体系、有组织、内部组织结构非常紧的宗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是结构比较松散和简单，社会付出的成本比较低的宗教，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呢？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和现在的民间基层都已经有了很多鲜活的经验有待我们去发现、总结和研究。
 
我就补充这些吧，谢谢大家。
 
（2007年11月2日在“西山论道：东西方宗教的定位和展望”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修订）
 
本文转载自：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caf.asp?id=1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