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狂奔的河流，两个安详的自然村和三座金光灿灿的寺院有致错落于河湟热贡文化圈惯见的高原山谷中，共同构成笔者对2011年8月间安多藏族村庄经济调研目的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扎毛村的第一印象。这条狂奔的河名叫扎毛河，是黄河二级支流；其在扎毛乡境内与麦秀河汇合注入黄河一级支流隆务河；扎毛河与麦秀河的交汇处正在兴建主要为同仁县供水和防洪，兼顾灌溉与发电的现代化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扎毛水库。两个安详的自然村名叫麻什当村和牙什当村，姊妹相依的两个自然村又同以扎毛村为行政村村名。三座金光灿灿的寺院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均坐落在奔腾不息的扎毛河北岸高地，由西而东顺次名为宗科寺、宗俄寺和德钦寺，皆归隆务寺管辖。在空灵冷寂的高原河谷，藏传佛教宗教设施作为一种人文建筑符号存在，鲜明地昭示出安多藏族对永恒大我性质和在劳动历史中不断战胜自然的充足信心。

 

　　一、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相通性

 

　　剩余劳动产品依循藏传佛教宗教路径从藏区世俗经济世界向寺院经济世界源源不断的转移是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存续的关键环节。政教分离以后，扎毛村藏传佛教自养制式三座寺院的经济收入，仍然主要源自作为劳动者的信众从事世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更进一步，诚如杨思远教授所言：“寺院经济是建立在剩余劳动基础上的，没有剩余劳动的人家在俗世贫困，离开俗世同样贫困” 。寺院经济同世俗经济的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世俗家庭供养寺院阿卡的经济联系中。笔者在寻访牙什当村人、宗科寺老阿卡青觉时得知，三座寺院的僧舍都是阿卡自己修建的，僧舍属于阿卡私有财产，僧舍用地则为寺院公有财产。僧人的经济状况是其出家前所在家庭经济状况的曲折反映。出家前家庭较为富裕的阿卡在出家后其家人会出钱为其修建僧舍并每月给予其生活补贴；出家前家庭情况中等的阿卡在出家后，需要自己存钱并在其所属世俗社会家庭主要成员的协助下最终建成属于自己的僧舍；出家前家庭情况较差的阿卡则在出家后很可能一生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僧舍，或者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省吃俭用，并注意在平时捡拾积累周边村社居民遗弃的旧砖、旧瓦和旧木头等建筑材料，最终用相对最低的成本分期修筑起自己的僧舍。转而言之，修建僧舍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其所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需要同世俗经济体系中的有关市场主体进行交换才能获得；修建僧舍所需的特定技能性劳动也多由世俗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提供，僧人需要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才能获得。宗科寺老阿卡青觉和其曾因患脑膜炎而故留有严重后遗症的弟弟目前所居僧室就是十几年前青觉自己存的钱加上家人的帮助修建而成；随着青觉年龄的增长、弟弟病情的加重和世俗家庭主要劳动者相继失去劳动能力，老阿卡青觉和他弟弟的日子渐行渐难。

 

　　其次，寺院经济同世俗经济的相通性在扎毛村三座寺院集中表现为寺院经济实体与世俗经济实体存续发展之道的一致性。德钦寺所属的三个小卖部不仅在售卖产品的选择上以满足当地社区世俗劳动者日常生活需要为准则，体现出其适应世俗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面，而且其在小卖部设立的地点选择上也主动遵循世俗经济实体的选址原则，表现为在人口集聚度较高的村镇繁华地段设立小卖部。值得一提的是，德钦寺所属的三个小卖部缴税政策与世俗社会经济主体在当地创办的小卖部并无二致。由此观之，藏传佛教寺院本身就经营着某些牟利性的产业，更有僧人外出念经，以谋取经济收入。而且，这种行为是得到寺院许可的，只是一般地规定外出者须每月向寺院缴纳一定数额，剩余的归个人所有。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僧人给信众提供服务，以换取收入；而信众则获得信仰需求的满足，并为此付费。 另外，虽然本次调研未能采访到驻寺活佛，但是从隆务寺系统其他寺院间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扎毛村三座寺院中驻寺活佛的收入很可能部分地转化为生息资本，具体表现为以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两种形式获得利息收入，这与世俗经济世界的金融信贷原理无异，本质相同。

 

　　最后，寺院经济同世俗经济的相通性特为显著的表现，是当地寺院宗教法会与世俗社会生产收获时节的高度重合性。世界上各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一般分为三大类，即或源于生产，或源于历史，或源于宗教。 扎毛村藏传佛教法会多与世俗社会生产丰收相关的节日相契合，定期举办法会是寺院获得稳定收入的重要途径；法会的定期举办同时还能不断促进以扎毛村为集结点的扎毛河流域世俗集市贸易繁荣。下面以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寺规严谨、寺风良好的德钦寺宗教法会现有惯制为例（如下表1），对此现象展开实证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德钦寺寺管会主任尕藏龙多口述情况整理，翻译：完么才让，2011年8月17日。

 

　　由上表可知，在每年农历8月农业丰收的季节，德钦寺日常性法会单次持续时间在全年历次法会中达到最长（8天）。对于寺院以宗教祈愿法会形式吸收农业剩余劳动产品来说，这无疑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对于信众来说，不论当年丰收还是欠收，也都要借以参加宗教祈愿法会祈祷来年农业大丰收。另据本调研组扎西加的调查，每年公历5月至6月，是扎毛村村民集中出售当年春季采挖而来的冬虫夏草之黄金时段；截至农历6月，扎毛村世俗家庭货币性收入因贩卖当年采挖获得的冬虫夏草而达到年度峰值；对于寺院来说，这是获得较高货币性布施收入的最佳时机。有鉴于此，农历6月作为冬虫夏草全面出售后扎毛村各家经济生活相对殷实的时段，德钦寺日常性法会很自然地在这个月达到全年历次法会中单次持续时间次最长（6天）。择要总述，扎毛村村民家庭农业的自给性实物收入和冬虫夏草采挖业的市场性货币收入是三座寺院经济收入的两大基本来源；三座寺院的宗教祈愿法会时长在世俗经济主体获得这两大支柱性收入的时际达到峰值；长时段的宗教祈愿法会便于世俗经济体系中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有足够的时间以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聚向寺院；进而察视，宗教祈愿法会不仅具有丰富的世俗社会节日文化功能和含义，而且实际上是寺院经济主体与世俗经济主体发生交换的重要形式。

 

　　更有进者，在调研之后的文献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施坚雅教授（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将中国寺庙看成是基层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庙会常常是市场活动的交易场所，庙会的董事会通常由该市场区域范围内的各种精英人物组成；寺庙神灵的活动范围，即祭祀圈往往与市场区域相一致。此外，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同样的，职业团体，如木匠、泥瓦匠与农业生产联合会，如看青会、看水会等也通常由基层市场社区内的人员组成。 施坚雅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扎毛村及整个扎毛河流域社区，寺院组织本身作为基层市场主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宗教法会的举办往往选择有利于世俗教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寺院转移的方式和时机；施坚雅教授所言的庙会与扎毛村三座寺院的法会在经济功能上异曲同工，本文前述祈愿法会促进扎毛村及扎毛河流域集市贸易就是一例明证。笔者在本次调研中还发现，三座寺院目前均建筑在农业经济区连接牧业经济区的交通要道上，其施主自然延伸至扎毛河流域上游牧区，从而使得牧区信众前来参加扎毛村三座寺院举行的日常性法会时，不仅要将牧区劳动产品以供养形式奉献给寺院，而且他们还可以方便地同前来参加法会的农区信众发生经济与信息交换，在各取所需中共同繁荣基层民族经济。以上种种，不难发现寺院经济的基础是世俗经济，世俗经济是寺院经济的晴雨表，当地世俗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存续发展的共同源泉。

 

　　二、三座寺院助益文化产业化发展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热贡地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身具有很高的经济可开发利用价值。对此，有学者研究指出，宗教神圣性保存较为完好的寺院，不但神圣性经济收入可观，而且带动了周边世俗性经济尤其旅游业的发达。寺院和僧人的宗教“神圣性”越高，其经济实力往往也越强，“神圣性经济”的实力越强，其“世俗性经济”往往也发展得越好，对寺院反馈也越多。如果寺院和僧人的宗教“神圣性”不足，其经济实力也较弱，“神圣性经济”衰弱，致其“世俗性经济”也发展得不好，对寺院反馈也极少。寺院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程度与经济的富裕与贫困程度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本本已在第一目集中阐明了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的相通性。顺此逻辑，以宗教文化体验旅游业为集结点的寺院经济生长点，同时也是扎毛村及整个扎毛河流域世俗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宗教文化体验旅游业的发展端倪是扎毛村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相通互促特性深化演进的新趋势。

 

　　具体说来，当代藏传佛教寺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以寺养寺各有其道，即集聚并努力发挥不同寺院所在区位的优势。例如，西藏的智贡寺主要依靠天葬场、德仲尼寺依靠温泉、甘丹寺依靠客运、哲蚌寺依靠门票、色拉寺依靠札吉拉康、热振寺依靠自然环境，众寺院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寺院经济。 本次调研的必经之地，位于青海省黄南州扎毛乡境内的黄河一级支流隆务河上游水利水电枢纽——扎毛水库枢纽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之中。扎毛水库枢纽工程坝址位于麦秀河与扎毛河交汇处下游约600米处，坝址距省会西宁205千米，距同仁县隆务镇22千米。水库总库容4350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4米，电站装机容量7500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3513万千瓦/时，年利用小时数为4684小时，总投资31186万元，其中水库投资24384万元，电站投资7432万元。这是一座以城乡供水和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和发电的中型三等水库工程，水库建成后扎毛村将成为临库最近的行政村。据扎毛乡乡长李俊介绍，水库投入运营以后，扎毛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全新的机遇；政府已经考虑向三座寺院进行专项投资，将其改扩建为与现代旅游业相适应的现代化多功能寺院，使其与库区旅游相联系，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和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事实上，在安多藏区具有重要宗教影响力的甘南夏河拉卜楞寺以及黄南同仁隆务寺寺院经济的内涵均已囊括宗教文化体验旅游这个产业。因此，笔者认为，充分利用扎毛水库库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将扎毛村三座寺院进行整体性规划，挖掘三座寺院共同和各自特有的历史文化，建造富有时代特征的宗教人文库区景观，拓展三座寺院互补性的寺院服务领域，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多种表现手法实现热贡藏族文化艺术的现代活化和产业化，是三座寺院寺院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以经济的民族性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之举。

 

　　放眼未来，寺院发展与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推动宗教信仰实现途径的高科技化，进而催生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网络宗教文化产业，是三座寺院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早在2004年，台湾省就出现了网上寺院服务。随着云计算、网络技术与网络经济形态的日趋成熟，世俗经济的交换媒介向网络转移已是现实；建设网上寺院，在网络中提供宗教慰藉服务并出售宗教文化性商品已不再是空想。择要进言，对于三座寺院助益藏族文化产业化发展内涵的理解不应停留在旅游业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餐饮业和宗教体验宾馆服务业上，而应将其与世俗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联系起来，使得寺院经济发展与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媒体相结合，着力把三座寺院承载的热贡藏传佛教文化元素萃取出来，变成可以获得经济收益的高端文化创意产品或游戏动漫产品，以高附加值产品助推寺院经济实现产业化和高级化发展。

 

　　三、寺院经济的藏族精神文化属性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和载体，并以对经济的意识为基本内容，与此同时，文化也必须存在于经济过程，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 扎毛村三座寺院经济不仅承载着热贡藏区独具魅力的历史与文化，而且承载着藏族的经济意识。寺院经济是藏族经济民族性的特出体现。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政教合一制度经济基础的供养制式寺院经济已经根本瓦解，宗教对社会的正价值因此得以彰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寺院经济有诸多好处。目前，扎毛村三座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驻寺活佛外出云游化缘所得，寺院经济的民族性突出表现为藏传佛教的宗教性。闻一多先生认为：“人生如果仅是吃饭睡觉，寒暄应酬，或囤积居奇，营私舞弊，或许用不着宗教，但人生也有些严重关头，小的严重关头叫你感着不舒服，大的简直要你的命，这些时候来到，你往往感着没有能力应付它，其实还是有能力应付，因为人人都有一副不可思议的潜能。问题只在用一套什么手法把它动员起来。一挺胸，一咬牙，一转念头，潜能起来了，你便能排山倒海，使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了。那不是技术，而是一种魔术。那便是宗教。往往有人说是弱者才需要宗教，其实是强者才能创造宗教来扶助弱者，替他们提高生的情绪，加强生的意志。就个人看，似乎弱者更需要宗教，但就社会看，强者领着较弱的同类，有组织的向着一个完整而绝对的生命追求，不正表现那社会的健康吗？宗教本身尽有数不完的缺憾与流弊，产生宗教的动机无疑是健康的”。 扎毛村的藏族劳动者世世代代面临高寒冷湿，人口稀少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严酷的生存和生产条件致使藏族劳动者不得不借助宗教力量来提高战胜自然的信心。藏传佛教及其寺院经济的现实存在，恰是扎毛村为代表的藏族基层社会健康运行的表现。

 

　　进而论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其文化知识体系绝不仅仅只有科学知识体系一种，更不应当认为科学知识体系是人类最高的一种知识体系。时下科学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状况，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人类知识体系来讲，细分的话可以有许许多多，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人文知识体系和科学知识体系。这两大知识体系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方法也可互相借鉴，但不能相互取代。宗教文化属于人文知识体系，佛教所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文的问题，当然也归属于人文知识体系。中国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曾明确说过：“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应时行化，不容缓矣！”（《佛乘宗要论》）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佛教是以人文的理念和方法来探求和解决人的生死烦恼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比附它，也不需要求得科学理念和方法的认同。 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陶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 然而，当今哲学尚未完全接过从宗教分离出来的职能，寺院在藏区社会中依旧承载着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之重任。就实情言，寺院正是以藏传佛教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职能为中介，干预世俗经济生活的。寺院经济作为封建官僚集权统治者统治劳动者的经济工具，在历史上以统治者的工具理性造成了劳动者的苦难；但是寺院经济作为藏族劳动者信仰藏传佛教的意志体现，其由古达今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性却成就了辉煌灿烂的河湟热贡藏族文化与艺术。由此观见，宗教的动机是好的，并不代表现实的宗教是好的；反之，也不能用现实宗教的流弊来证明宗教动机是坏的。宗教的合理内核涵化于宗教在具体历史时期采取的特殊形式之中。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通过辩证性的批判层层剥离宗教具体的历史性流弊，进而抽象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合理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寺院经济的存在价值，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当代藏族经济的民族性。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社会转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MUC2011ZDKT03）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劳动主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吴均．藏传佛教面面观［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4］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5］刘永佶．农民权利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注释略去。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8866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