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宗教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0年，正处于战争状态的日本颁布了《宗教团体法》，将神道教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超越一切宗教之上。1945年，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主持下，日本被迫废除了《宗教团体法》，颁行《宗教法人令》，取消了神道教的特权地位，确立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1951年，日本又颁布了《宗教法人法》，对宗教法人的社会地位予以更清晰的界定，屡经修改，沿用至今。

 

在《宗教法人法》的诸多内容中，有关该法与日本《宪法》关系的明确界定，值得关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了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宪法一般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的承诺，可以看作是国家与公民之间订立的契约。在涉及宗教问题上，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有如下规定：

 

第一，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不可侵犯：“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第97条）

 

第二，包括信仰在内的思想与意志自由不受侵犯：“思想及意志的自由，不受侵犯。”（第19条）

 

第三，信教自由，亦即不仅仅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有“宗教实践”的自由：“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 “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第20条）

 

第四，政府与宗教分离，任何宗教团体都没有来自国家的特权，特别重要的是，宗教团体不能行驶政治权利：“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第20条）“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第89条）

 

作为根本大法，《日本国宪法》具有至上性，任何其他的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 “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第98条）

 

作为民法的一种，日本的《宗教法人法》首先明确其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保障信教自由：“宪法所保障之信教自由应受一切政府机关的尊重。”（第1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法人法》在第一条就说明，这部法律不能成为限制信教自由的工具，换言之，不能用这部法律对宪法保障的信教自由权利打折扣。“本法之任何规定不得作为限制个人、集团或团体所受保障的传播教义、举行仪式及行使其他宗教上行为之自由的解释。”（第1条）《宗教法人法》的功能，只能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细化，任何政府行为都不能妨害信教自由：“国家与公共团体之机关，制定或废止宗教法人之税捐法令，或决定其境内建筑物、境内土地及其他宗教法人之课税范围，或对宗教法人调查时及基于宗教法人法规的正当权限之调查、检查及其他行为时，须特别留意尊重宗教法人之宗教特性与习惯，勿妨害信教之自由。”（第84条）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了以神道教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对信教自由等基本人权有诸多妨害，也影响了宗教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作用。二战以后的宪法与《宗教法人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一方面保障人民的信教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不给予任何宗教团体以政治特权，较好地贯彻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平等的精神，这成为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

 

 

转自佛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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