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伴随着英国的入侵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入，西方思想文化也开始传播到印度，使印度封建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文化造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振兴国家和民族，印度的一些先进思想家掀起了一场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并不是单一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也是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它发源于孟加拉，逐步扩展到全国，持续时间近百年之久，震撼了印度社会各个领域。

 

在这场运动中，梵社、雅利安社和罗摩克利希那传教会三大改革社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28年，拉姆？莫汉？罗伊在加尔各答创立了近代印度教第一个改革社团―“梵天斋会”，后更名为“梵社”。梵社抛弃印度教排他性的教规和习俗，特别是各种野蛮的封建陋习，成为一个促进各种宗教和睦团结的组织。梵社的活动为印度教树立了新的形象，对印度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梵社的影响下，马哈拉施特拉和马德拉斯地区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867年，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分别成立了与梵社性质基本相同的宗教改革组织“祈祷社”和“吠陀社”。与此同时，西北印度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他于1875年在孟买创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的改革社团―“雅利安社”，即“圣社”，后转移至拉合尔，此后成为西北印度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面大旗。在梵社的影响下，孟加拉地区还出现了另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罗摩克利希纳，他在改革印度教的基础之上吸取其他宗教精华，倡导一种“人类宗教”的思想，籍以此联合和统一印度的各种宗教。其弟子维韦卡南达以他的名字建立了一个改革社团―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该社团的基本宗旨是宣传罗摩克里希纳的遗训，主张宗教一律平等，为实现“人类宗教”而努力。此外，它还从事各种社会改革活动。到20世纪，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的影响超过梵社，从而成为印度最重要的一个宗教改革组织，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在这场运动中，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改革促进了社会平等和进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由于印度教徒占当时印度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印度教正统思想成为印度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印度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地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主要功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中世纪神学体系，解放人民思想。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本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印度教的改革家们批判了中世纪印度教盛行的多神论和偶像崇拜，也揭露了由偶像崇拜而产生的繁琐的宗教祭祀仪式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他们认为人们无须举行繁琐的祭祀仪式和无休止的顶礼膜拜，只需在内心祈祷冥想即可。这使人们从各种劳民伤财的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节约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和文化。此外，宗教改革家们还批判了印度教教义中“世界虚幻论”和遁世苦修的思想，主张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对神的崇拜只有靠自己的善行和为社会献身的精神才能表达出来。例如，罗摩克里希纳和维韦卡南达提倡“行动的吠檀多”，主张只有依靠信徒们自身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宗教的达到人类的“普遍之爱”和“美好的生活”最高目标。这些改革家的观点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他们从印度教的消极遁世、甘心忍耐中摆脱出来，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变革社会的实践当中去。

 

第二、破除各种封建陈规陋习，提高妇女地位。歧视妇女不仅是印度教的顽疾，而且也是印度社会的一大问题。童婚、多妻、寡妇殉夫、禁止妇女改嫁等都是印度教陈规陋习，也阻碍了社会进步。例如，罗伊坚决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梵社成立之前他就发起了反对童婚和寡妇殉夫的运动，终于迫使殖民当局于1929年宣布寡妇殉夫制为非法。由于改革家们的大力宣传和实践，在印度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童婚和寡妇殉夫制等封建陋习基本上得到制止。实际上这是改革家们试图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输入印度传统社会，以改造旧的传统和习俗，推动了妇女的解放和社会进步。

 

第三、推广新式教育，传播现代科学文化。宗教改革家们意识到要振兴印度就必须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因此他们积极主张废止印度教中世纪经院式的旧式教育，采取西方教育体制，开办新式学校，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学习印度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例如，罗伊在加尔各答创办的第一所由印度人自办的新式大学―印度学院，使用英语和印地语两种语言进行教学，课程涵盖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孟加拉地区传播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强调印度公民应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创办印度最早的民族报刊《明月报》（孟加拉文）和《镜报》（波斯文），宣传改革思想和科学文化。过去的印度教育基本上是印度教传统的经院式教育，使用梵语授课，传授宗教经典和吠檀多哲学等。虽然英国人在入侵后也开办了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但仅仅是为殖民者和印度上层人士服务的，普通群众无法接受教育。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改革社团建立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并对下层群众开放。这对于印度教育的现代化，对于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一代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打破种姓藩篱、促进社会平等。种姓制度的歧视和对立是印度教肌体中的一颗毒瘤，严重阻碍了印度社会的进步。尽管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徒中根深蒂固，但宗教改革家们坚决批判种姓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例如，罗伊反对种姓制度的限制，规定任何种姓的人都可以加入梵社，任何人只要行为端正、笃信宗教，都可以出入梵社会堂，不受歧视。印度教改革家们对种姓制度的批判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低级种姓的权利和地位，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第五、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巴沙姆在《印度文化史》一书中指出：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印度教改革，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它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因而试图影响政治权力、行政和立法。这一运动迅即成为全印的民族主义运动，改革也就获得了一种民族主义气息和全印的规模。显然，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绝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的。改革家们还利用各种宗教手段启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思想和组织上为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做了准备。在这方面，达亚南达表现尤为明显，他经常用隐喻来批评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希望印度早日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此外，改革运动还从组织上为民族主义运动做了准备。例如，20世纪初印度民族主义激进派的领袖中就有一些人是来自宗教改革社团。孟加拉激进派的领导人贝平？帕尔就曾经是大众梵社的成员。所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成为培养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和骨干的大熔炉和大学校。

 

　　【参考文献】

　　[1]A.L.巴沙姆（A.L.Basham）.印度文化史[M].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2]林承节.印度史[M].人民出版社，2004.

[3]涂厚善.简明印度史[M].湖南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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