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研究
　　

　　1.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始于元代游历西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著《东方见闻》，有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也有沿途民族风情的记述(注:方国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考证马可波罗在云南的行程甚详，载《西南边疆》第四期，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1939年1月。)。 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T.Blaekiston)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详述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W.Lockhart)1861年出版《中国的苗蛮》，对西南地区的苗族有详细记述。克拉克( S. R.Clarke )著《中国西南部的种族》，是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有价值的著述(注: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5页。)。

　　19世纪70年代，先后进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英国人，有安德森、马嘉里、格罗夫纳、巴伯、麦克卡迪、吉尔·史蒂文森、索尔登等。巴伯在《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中，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习俗。1882年至188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率队考察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出版《华西三年记》。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邺、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特拉格来考察地区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足迹遍及凉山会理、昭通、大关、宜宾等地，沿途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情况。此后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罗毅著《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对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特别是婚姻形态有详细介绍。19世纪末法国人普亚、拉古柏里、德维亚等进入中国西南考察，后来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出版。法国奥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不少人在传教地区调查当地民族问题，并发表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著述。其中成绩显著者有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汉名邓明德，或译为邓保禄)。1887年至1917年，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直至病逝于该地。在路南彝区的三十年中，他学会彝语并能讲流利的彝话。他还向彝族毕摩学习古彝文，以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造诣，被同行们称为“撒尼通”。保禄·维亚尔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1880年发表《云南罗罗文字研究》，1909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是倾注他三十年心血的著述，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著述为国内外学者所注目，当时不少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都慕名到路南向他请教和索要有关材料。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介绍了云南地区彝族的风情。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西方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都要运用他的资料或引用他的著述。美国牧师若克(Rock)曾长期在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40年秋才离开昆明回国。

 

　　19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旅行者争相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从当地汉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古经。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将搜集的彝族语言词汇资料送交巴黎东方人学会。戴维斯(H.R.Devies)在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时，也详细考察了云南沿途的少数民族，于1909年著《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初叶，法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势头有增无减。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06年至1909年，多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1907年至1910年，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吕真达著《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直到1940年时，法国驻昆明领事费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注: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陶学良《彝族文化研究鸟瞰》，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84、811—814页。)。当时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成为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这些人以考察所见而撰写的稿本或小册子，数以千百计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仅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这类书就非常可观。
　　

 

　　国外对纳西族东巴教的研究，肇始于传教士对东巴经的搜集。东巴经象形文字被带回西方，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 法国人巴克(Bacot)于1907年、1909年， 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成为西方东巴教研究的最早开拓者。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用功最深。洛克本来受美国农业部派遣，任务是采集植物标本，他却醉心于东巴教的研究。洛克的考察先后得到美国农业部、美国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等单位的资助，在丽江共购买了8000 多册东巴经，这些东巴经手写本运回国后，被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机构，或卖给个人收藏者(注:关于洛克收集的东巴经的下落，据德国学者雅纳特(K.L.Janert)《洛克收集的东巴经及其在德国的藏本》介绍:很大一部分手写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约4000册售给私人(此部分称为“赫伦梅勒(Heronmere)收藏本”)；约1000 册手写本和大量“赫伦梅勒收藏本”的微缩胶卷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获得1000册左右；洛克赠送给他的朋友和熟人共约25册；15册“左拉”(Dso-la)手写本在中国出版部门被盗。包括洛克个人收藏的照相复制本在内的1115册手写本被马尔堡德国国立图书馆购买(其编号是:“Hs,Or,Collection”Hs,Or, 301—677,1362—1590,1593—1594,1596—1601,“K,Or,Collection”K,Or,1—501)。参见杨福泉　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　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216页。)。洛克在搜集东巴经的同时，十分注意观察东巴教的祭祀活动，甚至有目的地请大东巴为他专门表演东巴教的某些仪式。他从1924年发表《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美国《地理杂志》第46卷)开始，在美国、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出版或发表《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上下卷)、《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上下卷)、《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经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洛克在东巴教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学界被誉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东巴教的研究，为西方的纳西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洛克在丽江考察的时代，很多知识渊博的大东巴尚健在，他可以慎重选择有学识的东巴帮助工作。因此，那些大东巴对东巴教仪式和经书的解释、翻译，经洛克的研究得以保存于世，成为现在很难再获的民族宗教资料，其中有些经义是后世年青的东巴难以解释清楚的。洛克又有懂梵文和藏族文化的优势，对东巴教与本教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能够阐释得比较清楚(注: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继洛克之后的东巴教研究者有顾彼得(Peter Goullart)。1941年，路易·艾黎等领导的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丽江建立办事处，顾彼得作为工作人员留居丽江八年，有机会考察纳西族东巴教。195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被遗忘的王国》，较翔实地描述了所见丽江的风土民情，是认识当时纳西族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洛克论著中的不足。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 )在丽江搜集1861册东巴经， 其中有很多东巴教占卜经书。后来将其中1073册经书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88册卖哈佛燕京学院。罗斯福还于1940年发表《在魔鬼祭司的土地上》，刊载美国《自然历史》第45卷。昆亭·罗斯福还从云南沿怒江进入四川康区，沿途搜集民族学资料(注:《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28页。)。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田野活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历时7个半月，路经9个省(市)，行程万余里。其中，在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调查时间有4个半月。　鸟居龙藏主要进行苗族、彝族调查，测量各地苗族的体质，记录苗族、彝族的语音。鸟居龙藏考察团携带笨重的玻璃感光片大型照相机，路经苗岭、大凉山，翻越大相岭，早出晚宿，日行平均20—30公里，最高日行达50—60公里。所到之处详细记录当地的地名、地形、土壤、植被，注意各民族服饰、语言、住居、神话、婚丧习俗、仪礼、社会组织等生活文化实态的考察，同时进行人体测量，考古调查，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 这次考察成果有《苗族调查报告》的出版，此书共分十章:旅行日记、苗族的文献、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的体质、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纹、苗族的笙、铜鼓、结论(注:杨成志《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上的分布与神话》，是此书第三章内容的翻译，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后来全书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鸟居龙藏在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这部中国西南的旅行日记，记录了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及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凤头鸡(笄)”、“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实态。此书是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用科学方法记录各民族生活文化实态的重要著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田野资料(注:黄才贵《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贵州民族研究》 1993年第4期。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第219—521页；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鸟居龙藏全集》第11卷第1—280页，东京，富山房，1926年。)。

 

　　1910年至1911年，德国人劳西纳(F.W.Lensehner )到广东乳源瑶山考察， 著《中国南方的瑶子》，是德国学者有关瑶族的著述。 岭南大学教授霍真(R.F.Fortune )率考察团到广东连县瑶山调查，1939年《岭南科学杂志》十八卷第三期，刊登了这次考察的研究报告，有霍真《瑶族文化概况》，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撰《瑶族家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等五篇论文。　美国人布朗(Brown)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 曾赴越巂、理番一带作彝族、羌族调查。至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著述已有七十余部。
　　

　　二、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一批中国人类学者开始进行民族调查，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在德国研究民族学，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国内一些大学相继组建人类学研究机构，不少学生到外国攻读人类学，有关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刊物逐渐问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其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逐渐成为人类学者调查的热点区域。
　　

 

　　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术机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亦最有成绩。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研究室，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等，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也有成就。20年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有人类学科的设置。1934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设置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文化课程，由黄文山、孙本文、卫惠林、何联奎、胡鉴民、邱长康主讲。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分三个研究所，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称文科研究所，分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由杨成志任所长。后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人类学部主任，并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悠久传统。

 

　　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以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主旨。该会发起者为华西大学的外国学者，并于1923年创办《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四川大学在校长任鸿隽指导下，曾在法学院成立西南社会研究部，由胡鉴民教授主持。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会员成立时仅33人，至1936年增至51人，汇聚了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民族学者。1936年2月， 中国民族学会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民族学会会员著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注意。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刊物，早期有1930年10月创刊的《新亚细亚杂志》月刊，专门研究边疆及民族问题，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有极大贡献。1938年10月，凌纯声、方国瑜、徐益棠等在昆明组织开展西南民族研究，并以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月刊社的名义出版《西南边疆》月刊，1941年秋，移会址于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金陵大学，由徐益棠暂负书记之责。该刊1944年 6 月第十八期出版后停办， 是抗战时期有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刊物。1940　年春成都华西大学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由闻在宥教授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1940 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至1949年共出九卷，其中第一卷分一至四号，第九卷分一至二号。1941年8 月，　中国边政学会在重庆巴县创办《边政公论》， 至1948年共发行了七卷四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30—40年代创办的少数民族研究学术刊物近三十种，出版少数民族研究专著百余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推动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当时所谓的西南边疆，除现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一市(重庆)外，还包括湘西、粤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总数约在二千万以上。西南地区战略后方地位愈显重要，要了解西南民族的社会文化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

 

　　我国最先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者，首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1928年7月12日， 杨成志赴云南作民族调查。他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遣，在云南调查太源山及昆明附近的彝族，调查区域遍及滇川交界的大凉山、昆明及河口一带。至1930年3月23 日返广州，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注: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　杨成志根据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资料，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 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文中将搜集到手的一百三十部彝族经典，分为献祭、祈祷、酬愿、做斋、禳祓等十六类。杨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北平，1932年10月，第175—198页。)，此文对研究彝族宗教与道教关系颇有价值。

 

　　1934年春，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大凉山考察，翌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注: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全文共一百二十四页，1935年印行。)，被认为是研究凉山彝族问题必不可少的文献。丁文江从欧洲学成归国后，前往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活动，使他在民族研究领域作出成绩，丁文江编撰《爨文丛刊》(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收录彝族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实为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1933年5月至8月，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发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第八章《巫术与宗教》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不同意鸟居龙藏报告苗族“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之说，认为苗族“保存了固有的宗教”(注: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7页。)。1934年至1936年， 中央研究院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前后派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赴云南作边疆民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滇东南的彝族，滇西的傈僳和傣族，陶云逵调查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纳西、傈僳。考察报告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人类学集刊》、《西南边疆》、《地理杂志》等刊物。1935年7月20日， 陶云逵在云南东巴教圣地——中甸县北地，请一名四十岁的东巴巫师作羊骨卜，此人据称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第九十五代嫡徒，他根据观察结果并参考纳西族占卜经典，撰写《么些族之羊骨卜及卜》(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1938年12月，第87—144页。)， 开创了研究东巴教卜书卜法的先河。

 

　　我国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对瑶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1928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严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他们在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寨考察一个月，翌年发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版， 1929年1月。)。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采集队第一次赴广西大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队员任国荣兼作民俗调查，著《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1931年春，该队又第四次赴广西大瑶山作第四次采集，队员注意调查广西古陈一带瑶人的风俗习尚，庞新民著《广西瑶山调查杂记》，姜哲夫著《记广东北江瑶山荒洞瑶人之建醮》，姜哲夫、张伋、庞新民著《拜王——广东北江瑶山瑶人风俗之一》(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1932年10月，第45—82页、第83—88页、第89—119页。庞新民还撰写《广东东北江瑶山杂记》， 后收入《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出版。)。1935年秋， 燕京大学派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象县进行瑶族调查。他们于11月18日进山，从柳州以东象山的大藤瑶山开始考察，12月16日在完成花篮瑶地区调查转移地点时，费孝通不幸误踏陷阱，其妻王同惠溺水身亡。费孝通在广州治伤期间，整理王同惠的调查资料，遂有王同惠著《广西省象县东南花蓝瑶社会组织》的问世(注: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1936年。王同惠遗著《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由北平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参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页、33页。)。

 

　　1936年冬，杨成志率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深入曲江县境瑶山考察，该团由研究生及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本科生共八人组成，对瑶人的社会经济信仰文化等作深入调查，收获颇多。1937年中山大学《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计三百四十页，二十万字。其中江应樑撰写《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研究报告，涉及瑶族宗教中的神庙及拜神仪式，瑶人信仰中之神的分析，巫师及宗教法事，魔法、占卜及民间禁忌等内容。杨成志撰写《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38年。)，对考察团的考察作了科学总结。

 

　　凌纯声亦致力于瑶族研究，用法文发表《亚洲西南瑶族之民族学的研究》，在理论探讨方面贡献尤大。徐益棠1935年暑假赴广西象平调查瑶族，历时四月。后来陆续发表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广西象平瑶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婚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注:《金陵学报》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8年5月·11月印行；《边疆研究论丛》( 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年9月；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 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其中《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对瑶族宗教的神话、庙宇及祠堂、敬神及请神、请神唱词、法具等有较深入的研究。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北方各学术机构相继迁徙至西南后方。国内人类学者结集西南，专家如凌纯声、陶云逵、吴文藻、杨成志、闻在宥、吴定良、顾颉刚、李方桂、史图博等在云南，卫惠林、黄文山、马长寿等在重庆，徐益棠、胡鉴民等在成都，都注意实地调查研究。在这些专家指导下，又有无数青年学者，或从事田野考察，或从事室内研究，作出许多成绩。在这人才云集于西南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是人类学理论探讨还是实地调查，都使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进入高潮。

 

　　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的越巂、冕宁、 昭觉、盐源、盐边各县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1941年5月， 庄学本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作为宁属考察报告第七号， 由西康省政府发行， 其中有考察所得彝族宗教的情况。193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贵州民族调查团。1939年春，中央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梁瓯第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曾只身深入大小凉山考察，他功成归来后撰写考察报告书，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1937年，马长寿率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撰写《凉山罗夷系谱》，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后来华西五大学组织凉山抗战劝导团的考察活动，马长寿专门撰写《凉山罗夷的族谱》(注:《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1940年7 月至11月，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二十人的“边区施教团”， 赴雷波、 马边、峨边、屏山彝族地区考察，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参加这次考察活动。考察报告书《雷马峨屏纪略》(注:全书336页，附地图，于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印行。)，其中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罗文化概论》，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约占报告书的三分之一。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又在《西南边疆》第十三期发表，其中精神生活部分谈彝族的宗教和艺术，内容涉及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1941年夏，高伦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彝区考察，高伦后来撰写《大凉山彝区见闻录》(注:《零玉碎金》第一辑，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9月，第1—253页。)。1940年夏，林耀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翌年回国受聘于成都燕京大学执教。1943年7月 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率考察团深入大凉山彝区考察，后撰写调查报告《凉山夷家》， 书中有彝族宗教情况的介绍，1947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注:林耀华新著《凉山彝家的巨变》共四编，将1947年出版的《凉山夷家》收入第一编《凉山彝家》，第1—128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年5月。)。1948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晋女士在《美国人类学家》发表长篇评介文章。

 

　　1939年4月至5月，雷金流赴云南澂江松子园彝区调查，撰写《云南澂江罗罗的祖先崇拜》(注:《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陶云逵考察云南的彝族，撰写《大寨黑彝之宗族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注:《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9月；《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11月。)，马学良30年代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常随彝族毕摩参加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后来陆续发表有关彝族宗教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族的招魂和放蛊》，《罗民的祭礼研究》(注:《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1943年7月； 《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 1947年3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 《边政公论》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学原》第二卷第二期，1948年。)。陈宗祥1946年冬穿越大小凉山，进行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其中用两月时间在德昌县考察栗粟与水田两民族，撰写《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图腾制度》(注:《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一期，1948年3月。)。 陈宗祥《倮罗的宗教》(注:《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 探讨彝族宗教信仰的神鬼，彝族宗教活动的巫师，彝族宗教祭祀的仪式，认为彝族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本来面目。四川大学胡鉴民致力于岷江上游羌族的调查，撰写《羌族之信仰与习为》(注:《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是羌族宗教研究的力作。

 

　　大夏大学自抗战后迁徙贵州，鉴于贵州民族研究的重要，学校特设社会研究部，相继由吴泽霖、岑家梧主持。该部组织定番，安顺，卢山，三合，都江，下江，榕江，永从，荔波等地苗族、仲家(布依族)考察，撰写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的生活》十卷，《安顺苗的生活》一卷，《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等。岑家梧在调查中注意研究宗教问题，先后撰写《贵州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注:《边政公论》第四卷第二、三期，1945年3月。1944 年《风物志》月刊第一期亦载此文。)，《水家、仲家风俗志》，对仲家(布依族)的作解仪式，有较为详细的考察研究(注:此文1944年写于贵阳，1949年修改后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1949年12月。)。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收集的民俗品，专门设立边疆文物陈列室展出。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社会研究”，此栏目每双周星期二出版，登载该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风俗、神话等文章，1940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录该部在《贵州日报》副刊发表研究苗族的八篇论文。

 

　　抗战期间对瑶族的研究成果，有胡耐安《粤北之山排住民》， 于1940年9月出版。 该书第三章《粤北山排住民之宗教》，分述巫师之教育、等级、法器、经典、符箓、法术、庙宇、节期。1941年4月25 日至5月4日，杨成志又率研究生赴粤北乳源瑶山考察，　梁钊韬负责调查宗教问题，后撰写《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注:《民俗》第2 卷第1、2期合刊，1943年。)，杨成志撰写《《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43年。)，内容包括瑶族宗教信仰的考察总结。

 

　　我国纳西族学者方国瑜教授，是以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东巴教最有成绩者。1933年秋，方国瑜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受命回丽江调查，在东巴经书及教义、道场研究方面作出成绩。他撰写《么些民族考》，被誉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1935年7 月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书稿，内容有东巴经义的解释，为中外学术界所推崇，国外学者称方国瑜为纳西学之父。傅懋勣教授从1940年起开始研究纳西语，对东巴经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其力作《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堪称科学详实的东巴经译注范本。另一研究东巴教有成就者是李霖灿，他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间在云南丽江、中甸、维西、宁蒗等县考察，先后聘请东巴杨学才、和才、和文质帮助翻译考察工作，经历数年的纳西族东巴教实地研究，于1944年出版《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5年出版《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6年撰写《么西经典六种》，其中“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罗的身世”、“都萨峨突的故事”、“某莉庆孜的故事”，是东巴教占卜、超度、祭龙王的重要经典(注:李霖灿1978年4月在台湾出版《么些经典译注九种》，　及《中甸县北地村的么西族祭天典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十期，1960年)等论文，有赖于40年代在纳西族地区考察所奠定的资料基础。郭大烈:《李霖灿与纳西族东巴文化》，魏治臻:《〈么西经典译注九种〉的内容和特点》，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55—464页、452—454页。)。吴泽霖《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注:《边政公论》第四卷第四、五、六期合刊，1945年6月；第七、 八期合刊，1945年8月。)，对纳西族东巴教及宗教传说，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后论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跋涉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况，从他们实地考察中撰写的通讯可以睹见。费孝通、王同惠《桂行通讯》，陶云逵《俅江纪程》、《新平通讯》，庄学本《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林耀华《大小凉山考察记》，方国瑜《裸黑山旅行记》，李式金《澜怒之间》(注:1935年10月撰写，《北平晨报》连载；(1 )《西南边疆》第十二、 十四、 十五期连载，1941年5月，1942年1月，1942年12月，(2 )《边疆研究通讯》第一卷第五、六期；《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 《教育新时代》第一卷第七期至第二卷第一期连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五、六期，1944年5月、6月；《西南边疆》第十五期、十六期，1942年5月， 19 42 年12月；《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七期(1944年7月)，第四卷第二、 三期(1945年3月)，第四、五、六期(1945年6月)。)，阅读这些人类学者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一代学者投身于学术的执著追求。杨成志在《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中说:“要望民族学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尚待一般同志们更加努力宣扬，尤其是抛开了书本能够实行到山国去或边疆去!”(注:《民俗》第一卷第三期，第3页。 )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文末说:“凉山欢迎的是刻苦自励，有作为肯牺牲的青年，不是一些企图做团圆富家翁的人物。”(注:《教育新时代》第二卷第一期。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1944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徐益棠曾评价当时中国的人类学者，“鄙夷名利，断绝仕途，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注: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期，1942年1月。)。杨成志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在高山峻岭之区，或穷乡僻壤之处，与罗罗同享衣、食、住、行的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或汉化的生活。”(注:杨成志《罗罗说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6月。 )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并没有止步，一代人类学家的学术精神值得今人汲取。甚至在一衣带水的东瀛日本，为弘扬鸟居龙藏的学术精神，已将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改编为《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号召日本青年学者向鸟居龙藏学习，投身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去。

 

转自中国宗教民族网

http://www.mzb.com.cn/html/node/39208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