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数学：数学是人为了更方便认知世界所创造出的一种图式，它的基础性不仅表现在它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基础：
（1）对于自我的理解：“我”有“两只”手，“我”有“一个”头，直到：我只有“一条”命。
（2）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我”与“我们”，“我”是“一”个人，直到：“我”生活在“社会”之中，但同时“我”只是“我”——自我与大他者的分裂。
（3）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我”与“外物”。
（4）对于终极性与因果构成性的理解：1+1=2；2+1=3直至无穷大——何为无穷大？一个极限，仅仅是一个极限；它是可想象的，因而是可能的。那么对于人：人的无穷大在何处？这是对于终极性追问的必然，是后延的；同时无穷大可以分解为无数个“1”，正如2可以分解为两个1一样，对于人：我们可以被分解为什么？原子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生之前在何处?这是对于因果构成性的理解，是前溯的。这也正是康德二律背反第二组命题的延展：
第2组二律背反（关于基本粒子）
正命题：
在宇宙中各种组成物质都由许多简单部分组成；而且，没有东西既简单又由许多简单部分组成。
反命题：
在宇宙中没有由许多简单部分组成的东西；而且，在宇宙中没有任何简单物质。
正如康德所言：几何学是一门综合地却又先天地规定空间属性的知识，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析不仅仅是几何性质的，同时也是代数性质的，因为其本质上是数学的。如果我们能真正明白康德所说“数学就是在先天感性直观形式上产生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的内在含义，同时不要忘记其本质上是主体性的视角哲学，那么我们又能窥见普遍必然性之后的人类特殊性。——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数学这种形式背后的人类主体认识基础，同时还要注意到数学的两种分支：几何学与代数学。因为在对于这两种分支的不同理解基础上产生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式——宗教（或哲学的）与科学，这种发展根植于主体对于世界的两种基本维度与认知图式。
何谓几何？何谓代数？简言之，几何学处理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代数学则处理的是事物自身的数目（通过其数目来认知自身）。几何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现世找寻并明确自身位置（安身立命）的思维方式，是根本性总体性的规定；而代数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处理具体事物中把握明确客体概念，更好地行动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工具性局部性的进路。在数学的总体视野即人类主体性的认知图式下，产生了几何学与代数学的两种分野，这种分野贯彻人类文明的始终，两者的矛盾与斗争，融合与妥协，这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不断撕扯着人类文明，同时也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而今天我们主要谈宗教。
在之前对于数学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其中的宗教特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宗教形式内在具有数学基础与认识特性——而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即是人类主体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将其当成一种自然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偶然性与特殊性（人类的进化），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人类全体的普适性以及先天决定的认识形式）。
当然，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几何的，同时也是代数的：人只有首先明确了自己的个体性特征，以及外在包围的集合性（总体性），才能进一步确立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他人的关系——进而追问到终极性以及因果构成性。在这里面，前者是现实的也是现世的，因而是可验证的；后者是不现实的因而是超世的，因而是超验的仅仅是想象的。在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根本特性，即其产生固然有现实社会原因以及人类阶段性生产力的限制，但根本仍是植根于人类主体的认识特性的。这种特性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社会存在层面的现实苦难的消除就能根本消失的，它首先是而且必然是人类的特殊认识形式所决定的，即使当人在现世的苦难结束，人类现世的各种关系都能得到很好的安置，人类也会利用宗教来完成对于现世之外的自我确证——因为人根本上要把自身在现世的认识特性以及附属的图式代入扩充到现世之外的一切领域，这种领域是超越于时间空间的，它不是人类现有的认识形式所能经验的，但是他要把自身不可避免的此在的主观特殊性扩展到主观特殊性所能包含（想象空间）的所有存在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从存在与时间的维度看，人类不仅仅要求一种“当下的”存在，还要求超越于当下的存在；但“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并且必须“在某种存在者的领会中才能存在”，因为人类不能经验领会到这种存在，但他同时又试图完成这种对存在的领会和确证，那么最终只能求助于想象中（注：在此仅仅指非现实的构造，仅仅代表某种在现实看来为“假”的事物，在非现实看来并不必然为“假”，同时“非现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而只能被当作“非现世”）的存在者去领会——这个存在者就是各种形式的“神”或“上帝”。其存在根源于人的有限性存在，即有死性。
我们再回到对于数学维度的宗教分析上，从几何学与代数学的内在张力看，其矛盾会推动着两种形式下的代表物向不同方向延伸：宗教的代数性的内在矛盾会推动其几何性的有力发展。这是因为代数学只能给人类提供对于事物的个体性认识，并且会撕裂个体与外在之物的关系，当人完成了对于自我的明确认识之后，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人”，外在还有以“集体”“公司” “国家”“民族”等集合范畴代言的“多数人”，此时代数的独立性才开始发挥作用：独立的个人与消融个体性的集体的冲突：一方面，人在此世是孤独的，无论有多少朋友，总归要自己走完这一生，最终要独自迎接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因为自身的独立意识而与他者和集体保持距离，永远不能完全融入到其中；另一方面，个体又渴望现世的关怀，希望能在他者以及集体中找到归属感以及存在感——两者的张力本质上是代数学与几何学的张力，代数学总是渴望独立性，排斥关系；而几何学总是力图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排除独立。从个人来讲，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是“代数人”（就连鲁滨逊也有一个“星期五”的陪伴），也不可能完全是“几何人”（终归要保留个体的自我意识）。而当今宗教的兴起，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代数学在现代社会的全面压制（科学主义的甚嚣尘上，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全面改造，以及资本主义本质上的计算主义功利性）；另一方面则是现世几何学的无力与式微（个人人际关系的难以协调，现代民主化的弊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本质上是事物关系的难以协调与定位）。
需要注意的是，数学范畴下的代数与几何之争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一个此起彼伏的阶段性特征。正如《金枝》或《图腾与禁忌》中所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下的原始社会形态，彼时人类代数思维方式以及工具的缺乏导致了几何学的全面统领，人理解外在世界几乎完全是从关系角度去理解：不仅是个人所在的部落与敌对部落的划分，连理解万物也是根据其与自身的某种神秘的关系范畴，相信某种行为与特定结果的必然联系，尽管后来都被证明是愚昧的特殊性而已。但那时的宗教形态是具有全面统领和至高无上性的，其代理人如酋长，祭司也被认为是具有神性和法力的人物。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当时人们利用心理作用和外在宗教形式来控制客体，此时的宗教便是现代意义的科学。而随着人类认识形式的拓展，认识能力和工具的发展，代数便从人类的生活中渐渐升起，文艺复兴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即是先声，而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都标志着代数性的高歌猛进与几何性的让步。
而在现代意义下的几何学与代数学的复杂矛盾与冲突中，一方面引起了几何学的代数化（代数对于几何的全面改造与压制）：近代以来，不仅科学对于宗教进行有力驳斥，连宗教自身也在试图科学化（近年来诸如基督教佛教都开始利用一些科学思想和主义为自身辩护。同时在哲学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哲学自身以语言分析哲学而宣告的“自我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式微，都可以看作是代数与几何的比例失调的结果。另一方面，几何学由于自身的陨落只能尽力将自身的维度纵向扩展，并力图保持此在维度之外的话语权。一位基督徒曾给我说过：“现世的苦难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只注重了横向的层面（代数意义），而忽略了纵向的层面（此世-来生，人-上帝）。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从纵向维度找到出路。”
最后我们可以回归到宗教内在的数学本质上，我们知道，数学的有效性恰恰在于其先天综合特征：数学不仅要从先天性取得普遍必然性，同时要从综合性入手取得对于现实问题解决的合法性基础——而转换到宗教视野下，宗教不仅要为自身寻找先天基础（超验性）；同时还要在现世发挥效力（经验性）。当我们对比宗教与科学时，可以发现科学缺少了宗教内在的超验性特征，科学专注于现世，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现世意义的代数学范畴——但是当我们以科学批判宗教之时，不要忘记两者背后的共同基础——数学。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代数意义上的科学碾压几何意义上的宗教，请不要忘记追问科学的难以启齿之处：植根于数学的先天性，这样在科学的尴尬之时，我们或许才能冷静下来思考一番：科学真的赢了宗教吗？科学的基础真的十分牢固吗？
我们上面对于科学的追问还是要到此为止的，因为这不仅相当于追问“1+1=2”为什么成立这样根本不可能得到“客观”证明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对于数学先天性的追问涉及到人类自身对于自身认识形式的追问——我们永远不可能以自身的先天认识形式去证明其先天性。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冷静下来，在几何与代数两者之间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在科学与宗教两种看似相悖的认知范式的张力间有一个较好的把握？
转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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