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经济和媒体的时代，是否要救助他人，以及应该由谁去救助一些贫困、社会弱势群体，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热点话题。人的好心会真正帮助到最有需要的人，还是被利用？这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面临的难题。
托克维尔在他1833年访问英格兰的笔记中记录到很多公共慈善政策被扭曲的现象：有人骗取国家救济，却整日泡在酒馆中；有人不再承担照顾患难亲人的责任，而推脱给国家；更有妇女为了领取更多的救济金而放荡生活，就是为了多生私生子——整个社会风气都弥漫着道德的滑坡，连善行也败坏了。问题出在哪里？公共慈善为什么达不到所宣称的效果？
托克维尔所处的19世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整个欧洲社会经历了从农业体系为主的封建社会，转变到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动荡后，除了局部短暂的战争外，西方文明经历了所谓的 “ 百年和平” (1815-1914)。然而，当19世纪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民情却都发生了巨变，宗教信念的核心价值被对利益的追逐所取代，传统社会宗教组织发挥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也被兴起的民族国家所取代。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经济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经济体系的原则也成为社会的首要原则。韦伯称这一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他同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人如同活在理性的铁笼中无法挣脱，而这一残酷现实中的经济体将制迫使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经济原则行动，否则人们就很快会被这个铁笼般的社会机制抛弃而无所适从。
到了现代社会，贫困的定义已经变了。第一，它不再是因自然或个人因素作为主导所发生的一种失去基本生计的贫穷。相反，在现代，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改变，与人的价值和工作的变动相关，是由于整体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社会性问题。第二，因消费标准的改变，贫困不仅包括难以维持生计的困苦，还包括难以满足一般民众日渐增长的平均消费水平。托克维尔强调说，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所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针对贫困问题，处在现代工业社会进程中的西方文明采取了各样的解决方案。随着国家权力的兴起，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国家通过税收转移和设立济贫法去救助失业者和赤贫者。学界也相应产生出现代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学科，来研究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事实上，这些济贫法和国家救助的方式不仅没有缓解贫困问题，反而带来一些更令人忧心的道德后果。
托克维尔论现代贫困的起源
1835年，托克维尔出版了他的《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同一年，托克维尔在瑟堡皇家学会的开幕会上宣读了他的《济贫法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 这是他在此前在英格兰地区实地考察（关于英国贫困法案）的一个思考总结。他希望回应一个普遍的关切，就是如何解决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
托克维尔开篇就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要理解现代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就必须要将其放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最初，原始人类组成的社会处于一种野蛮的狩猎采集的状态。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人类最初的社会很像他在北美进行考察时的荒蛮部落所过的一种依靠自然的生活。人们组成社会的动机只是满足温饱的基本欲望。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前，人们通过狩猎来供养个人和家庭，因此人们普遍生活在一种平等状态。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定居，种植方式取代了狩猎采集，也导致土地私有产权的出现。人们的欲望也随之扩大，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而是为了享受更多的快乐 。与此同时，财富和权力也开始慢慢集中到少数的一些人手中。托克维尔认为这就是最初贵族的起源。此时人们已经丧失了曾经原始的淳朴德行，无法再退回到过去的状态中。继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蛮族入侵罗马，土地的耕种者不在拥有土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
在托克维尔看来，封建社会由两个阶级所组成：领主和佃农。领主拥有土地却不耕种，佃农没有土地却不得不从事劳动。这两个阶级的产生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但是，在托克维尔的眼中，即便是封建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不如现代工业社会的状态凄惨可怜。相比之下，在托克维尔时代，殖民地的奴隶、佃农们仍享有更多的快乐、自由、尊严与道德，因为他们和领主之间是一种共同体的形式，享有共同的利益。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也许生活奢华，但却并不像托克维尔时的现代人那样，能够享受到现代商品社会所提供的物质舒适。在封建社会中，人们依赖土地，土地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但除此之外，土地无法提供更多舒适的享受，即使对特权阶层也是如此。在这种社会中，尽管人们可能会贫穷、举止粗鲁，但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并且还享有了更多的尊严。
随着人们的消费品味和欲望增多，更多人不只是为追求生存温饱，而是为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在消费行为上，他们所欲求事物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单纯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大量依靠土地的人转向了工业领域出现的新职业。因为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也出现了更多从事贸易的人。渐渐地，就产生出有闲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取代了封建社会中的领主阶级。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就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可以说托克维尔比韦伯更早感受了资本主义铁笼的出现。在工业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当人们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时，托克维尔看到一种人们不得不服从的铁律。在农业社会中，尽管有些人会贫穷，但因为他们仅仅依赖于农产品，就还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到了工业社会，出现了两种显著的现象，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双重的运动“：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和土地的集中（特别是圈地运动），工人失去了土地作为基本生存的保障，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更多牺牲自身的自由、时间以及尊严，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否则，他们就比在农业社会时的人们，面临更高的死亡威胁。另一方面，工业化提供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安逸舒适，大量曾经是奢侈品和标志个人品味的物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托克维尔看到，尽管工业发展导致社会的繁荣，使更多人流动到工业领域，提供更多的工业产品让人的生活变得安逸舒适，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也被扩大，社会也变的更加文明。但是，工人们也比任何时代的人更容易陷入到贫困中。他说，“在一些很文明的人当中，在很多事物上的缺乏，都可能导致贫困。但在原始状态，贫困只是指人找不到食物吃。”
从整体来看，工人与他们生产出的产品脱离，这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一种现象。工人在创造出财富的同时，也陷入贫困的危险中。这一现代性问题也被历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观察到：在当时的英格兰，工人们一方面不断创造出巨额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却必须要形成利益共同体，来抵挡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剥夺。在1830年代之后，英格兰出现了多次工人的集体反抗运动。一个新阶级开始形成，即工人阶级。托克维尔也是在同一时期考察了英格兰的济贫法政策。
济贫法造成的问题
在托克维尔看来，工业社会的一个悖论是，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不是贫困人口的减少，而是增长。这些在现代社会的人必需依靠其他人的帮助才能够生存下来。托克维尔预言到，这种贫困状况会始终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也许有些国家能够改善和缓解这种贫困状况，但是任何现代国家却都无法避免这种贫困之恶。为解决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私人性的救助，托克维尔将这一做法视为一种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而是通过公共救助，就是社会作为整体，通过政府管制来调配。公共慈善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能力去尝试系统性地缓解贫困所造成的苦难。托克维尔认为，后一模式是只有在现代国家中才能存在的。从理论上来看，现代国家通过公共手段，可以给陷入贫困的个体提供救助，似乎既保证了富人对于财富的享用，又保证了穷人的生存权。但实际上，托克维尔洞察到了这里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在1833年，托克维尔去英格兰考察，英国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和工业化的阶段。尽管它向世界展现出了让人震撼的繁荣景象，但是托克维尔却给予了相反的评价： “我自己反思过，有一场动荡正在所有居民中可见地发生。我认为，在那一副令欧洲羡慕的繁荣面具之下，一定隐藏着巨大的苦难。这一想法让我特别关注于济贫法，它是附着在一个健康有利身体上的一处丑恶、巨大的伤口。” 托克维尔认为，济贫法在英格兰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首先，英格兰的公共救助被严重地滥用。它不仅加剧了人的懒惰和逃避责任的恶习，并且也让个体的人失去尊严。作为天主教徒的托克维尔相信，人性中具有天生的懒惰性，人只有在生活需要或者为了改善生活的状况时才可能去努力工作。由于济贫法的颁布，穷人更倾向于依赖法律所规定的公共救助而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社会的救助只会发给最贫困的人，这使穷人更不愿意改善自己的现状，反而是更多地去公开宣扬贫困和他们的劣势来获得救济的特权，而这无疑是对他们自己尊严的一种羞辱。这种法律上似乎给予了穷人一种特权，实际上却使得穷人的尊严更为丧失。此外，他还指出，这种公共性的慈善制度无法区分受助对象的真实性（陷入贫困之人是因为本身的恶习还是因为真正的不幸所导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托克维尔认为“公共慈善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让闲懒遍布大部分穷人当中，在为这些人提供休闲的代价，是一些勤劳工作之人付出的。” 托克维尔认为，济贫法导致公共慈善继承了中世纪修道院体系救助的一切弊端，同时，它却不具备修道院体系所具有的宗教道德和尊严。总之，在他看来，济贫法严重地腐蚀了人的良心和尊严。由于公共救助的存在，人不会转而去依赖私人的救助和做工改善处境。相反，一些人会为了获得救助会撒谎（或者生下更多的私生子），只是为了领取救助。而有些真正的穷人因为自尊反而无法得到帮助。
其次，托克维尔指出，公共慈善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割裂。人不再是因为同情而去行善，而是被迫捐赠、被公共机构强制行善。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他在考察中看到的实际例子：一位贫困无助的妇女得不到丈夫的富裕家人的帮助，原因仅仅是因为她的直系亲友（他的公公）认为救助应该是社会救助来负责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私人慈善救助不仅仅解决的贫穷之人的生存问题，还有益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当富人给穷人提供具体的救助时，他也是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对于他人的爱的看顾。而穷人本来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也会对于他人怀有感激之情。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级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也提升了人们的德行。相比之下，国家将济贫法作为一种排他性法案公布，反而加剧了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富人被法律强制征收了他们部分的财富，他们也无法见到面对面被救助的穷人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发出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并不能够让人满足。这样以来，托克维尔认为，公共慈善所导致的结果就是，
“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公共慈善]所达到的，不是将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从世界之初就存在，也就是被称为富人和穷人的阶级）联合成为一个群体，而是打破了他们之间唯一能建立起来的连接点。它等于是将每一阶级集合在一个旗帜下，让他们面对面，预备进入战争状态。”
托克维尔指出，一旦经济结构改变让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富人阶级无力承担满足穷人的要求、无法再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时，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穷人们“会发现，从富人那里一下子把财产抢夺过来，比向他们寻求帮助更来得容易些。” 托克维尔认为，穷人对富人的战争，也是富人（新兴的资产阶级）促成的，因为他们将过去的封建依附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将贵族的尊严转变为了金钱，而失去了真正的权威。当工业化的铁笼让人际关系成为“去人格化（impersonal）”的，公共慈善又将人们最后一点人格化的交流进行体制化代理，富人和穷人就完全被对立起来。
并且托克维尔还指出，英国公共慈善所造成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穷人失去了自由，特别是迁徙的自由。英格兰政府承担了公共救助的责任，也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公共财政对此进行支持。因为地方财政倾向于优先救助他们本地的居民，所导致结果就是，在缺乏个人救助的情况下，本地人为获得公共救助，会宁愿牺牲迁徙的自由。而地方政府因害怕外来贫困者增加本地的财政负担，也会驱赶一些可能成为被救助者的外地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很悖谬的一个现象：法律规定的慈善却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希望。用他的话说就是，“法律规定的慈善让人不希望自由迁徙。”
在托克维尔的心中，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是结构性的。如果让公共慈善取代私人间的救助，只会产生巨大的恶果。托克维尔当然承认公共慈善有时是必需的，比如提供给穷人子女免费的教育使得他们获得谋生的能力，或去解决一些无法避免的恶（如弃婴，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但是，公共立法的慈善，不应该成为排他性的政策，来取代私人救助。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他看到，慈善应该帮助提升人的美德，而不是扩大人的罪性。也许今日依旧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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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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