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当下我国信仰私人化的问题, 学界也迅速引入西方学界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笔者认为, 在沿用这些理论及其分析思路之前, 我们先得回答:关于宗教信仰表达方式, 中西方有无共享之平台?若有, 那么我们还得回答, 西方的信仰私人化已是当前的共识, 它并不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我国当下的信仰私人化为什么和如何构成一个社会问题?基于此, 我们才能看清宗教信仰之于社会建设的作用以及化解此问题的路径。
一
西方的宗教概念与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之疑, 从西学东渐开始就一直困扰我国学界。虽有诸如梁漱溟等人的拒斥, 但多数学者是沿此而用。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 其逻辑起点是以西方的宗教概念和学说为叙事框架, 然后用此去检验或解释中国社会的信仰现象, 本文称之为“结构化”的研究路径。其最典型的外在化形式, 是以问卷为基础的调查研究。
在问卷中, 我们常会看到“让受访者从已规定好了的佛道天基伊等中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题目。姑且不说东亚信仰的叠加性, 单就其选项来说, 就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何谓佛教徒、道教徒?大量的人类学成果表明, 中国存在着民间信仰化的基督教, 或者说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 那么这是否还是基督教?可有通约之平台?
首先, 当触及西方繁多理论的基石时, 我们会发现, 不论是近代哲学家之形而上的思辨, 还是基于自然主义、心理主义抑或新康德主义的社会学探讨,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将宗教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 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之特征, 也使得关系成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起点, 我们的宗教信仰也自当如此。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中西方间的交集——社会关系的视角, 即信仰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投射。当然, 作为维护人类社会秩序需要之关系, 实质又是某一社会特定资源分配方式的体现。
因此, 从社会的资源分配方式出发, 经由社会关系特质再探讨宗教或信仰的表达方式, 可能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分析路径。有此共享之平台, 中西方信仰私人化之本质也就会一目了然。
20世纪60年代后, 西方学界对欧美社会中信仰私人化现象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它是西方社会关系日趋个体化的反映。
一方面, 西方出现了“后福特主义的经济转型”, 社会的经济领域从生产与消费模式向专业化和个性化转变;另一方面, 随着战后新生代的成长, 社会出现了反传统性的浪潮, 诸如宗教权威、政治权威和家庭等传统的公共生活形式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原来依托于文化民主化、福利国家和古典个人主义的制度化个体主义日趋衰落, 另一种被贝克、吉登斯等人称之为自反性的个体化开始崛起。
在这种关系变革下,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不需要统一的制度载体, 其结果就是信仰从制度化向私人化转变, 戴维提出的“信仰但不归属”、近来兴起的灵性社会学等, 均是对此的不同描述。
由于在西方社会和传统的脉络中, 对个人信仰体验的强调并未导致意义世界的完全碎片化, 社会的整合与共识是基于不同子系统的公共理性而达成的价值与制度体系。从某种意义来看, 它是对制度和旧传统的一种反动, 其实质是要解决个体主义时代带来的个人精神上的漂泊感, 因此,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要言之, 当前西方的信仰私人化是社会个体化发展的产物, 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之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个体自觉的重视, 到基督教对个体平等的隐喻, 再到近现代欧洲对个体权利平等的强调, 大写的“我”不断被强化。但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下之“我”却是复数形式, 包括“小我”和“大我”, “小我”侧重于个体立场, “大我”强调社会本位。但从清末开始, “大我”渐趋瓦解, “自我主义”大行于道, 逐步形成了国人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三重原子化之现状。由此视之, 我国当前熙熙攘攘的信仰热潮之背后, 与西方个体主义之个体化具有本质的差异。
二
在传统中国, 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格局形塑着各种社会关系。在纵向的社会关系上, 权力经由儒家伦理而畅行于国家与宗族之间。就横向关系而言, 儒家将社会分为己、家和群三个范畴。与家国同构的权力关系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格局模式一致, 宗教信仰也表现出层次性、地方性和多样性;同时, 作为全民共享, 且与权力相辅相承的儒家信仰体系, 又具有公共性与一致性。
清末民初, 儒家伦理体系开始崩塌, 同时,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快, 传统社会的纵向权力资源与横向的社会资源分配原则渐趋瓦解, 附着其上的纵向与横向社会关系, 以及作为关系之投射的信仰也自然随之而变。
从纵向社会关系来看, 国民党政府开启的国家政权建设试图以现代国家来整合社会, 但现代国家不仅没能建构起来, 而且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退场,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也渐趋解体, 宗族开始瓦解, 社会陷入一盘散沙之泥潭。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困境构成了近代中国之总体性危机。
与此同时, 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以“伦理本位, 职业分立”为核心特征的横向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日趋松弛, 一种新的横向社会关系开始出现于近代中国:原来明晰可变的依照情境而建构起的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仅存形式, 其基石已不再是传统伦常, 而是个体的利益, 一种无“大我”约束的“自我主义”肆意生长。
这样, 一方面, 随着儒家等传统文化的衰落, 各种主义论争后的无果, 国人文化原子式之存在开始呈现;另一方面, 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伦理和宗族关系中脱嵌出来, 从而成为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 经济上的原子化也初见端倪。同时, 为改变积贫积弱之国势, 部分知识精英开始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 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也祭起科学主义大旗, 将宗教特别是象征着落后的中国传统信仰视为“迷信”。
在此时局变迁之下, 国人的宗教信仰方式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 统一性信仰的退场。中国传统社会一致之信仰实质是宗法性信仰, 权力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使其根基基本荡然无存。第二, 地方性和个体性的宗教信仰仍具较强的生命力。由于失去文化和基层组织保护的个体之不安全感更甚, 因此, 侧重于个体的福、禄、寿的重在“灵验”的信仰形式依旧兴旺。
三
1949年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这又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后, 为解决总体性危机, 共产党人通过单位制、公社制和计划经济等制度和文化建设, 创建了一种国家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直接垄断的分配机制, 并借此重组社会, 通过将社会生活政治化克服了近代以来“小我”过分发展的一盘散沙之困局。这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也带来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造, 血缘与地缘基础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新的社会关系由纵向的庇护关系, 以及横向的政治性普遍主义与工具性的特殊主义并存的个人关系构成。
在纵向关系方面, 个人只有进入国家控制的社会空间才能获取资源, 由此就出现了纵向的庇护关系——双重“组织化依附”:个体对组织, 以及组织中领导者个人的依附。
在横向关系方面, 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在场的国家权威才能建立起来, 但表面上的政治性同志关系并不能掩盖利益冲突, 由于只有争宠式的竞争才能为个体获取更多的利益, 因此平行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更多表现出的是工具性的横向关系。按照傅高义 (Vogel) 等人的观点, 此时表面上个体通过单位被整合在一起, 但其实质却导致中国社会个体政治上原子化。
在这种关系结构背景下, 信仰也表现出总体性的特征:第一, 统一性和整体性信仰的再现, 只不过此时整合的主体不是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信仰, 而是政治信仰, 且统摄公共与私人之各种信仰形式与内容。第二, 宗教信仰被建构为异质性之存在而受到政治打击。
而20世纪80年代后, 一方面, 在政治领域, 意识形态开始从社会的某些领域退潮, 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从消亡论过渡到适应论, 这些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为各种宗教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国的总体性社会格局渐趋松动, 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国家仍控制着重要的资源及分配, 但社会日益成为独立的机会来源, 尤其是市场领域。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关系再构的基石。
从纵向关系来看, 由于外面自由流动资源的存在, 因此, 之前的庇护关系发生了变化, 但由于这些资源配置的变迁主要发生于市场领域, 从整个社会的非物质资源的配置来看, 民众面对国家权力时仍处于政治原子化状态。
从横向关系来看, 一方面, 国家在场式的集体组织的瓦解给社会留下了巨大的伦理真空;另一方面, 在国家之外, 市场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重要领域。虽然宗族关系、互惠原则等传统要素在“文革”后获得了复兴的空间, 但工具主义和商品化才是关系的最重要特征。一种被阎云翔称之为“无功德个体”, 即失去缰绳之“自我主义”日盛。这在1980年代之前形成并仍延续的政治原子化基础之上, 又加配了意义、利益碎片化和原子化, 即政治、文化和利益的三重原子化。
社会关系格局的变迁也赋予此时的宗教信仰以新的时代特征:
第一, 当属“信仰热”。这不仅表现在信众多, 还表现为信仰的多样化, 当原来的政治整合社会下的“人民”变成因市场催生的社会利益分化而形成的不同“人们”时, 信仰多样化也成必然。同时在社会管制还未完全渗透到人们的信仰生活时, 此时既有传统宗法性信仰形式的恢复, 也有区域性的地方神信仰的兴起, 还有制度性宗教信仰;其信仰方式既有教会式, 也有教派式和膜拜式。
第二, 作为横向社会关系工具性的投射, 此时信仰的功利性特征明显。在传统中国, 人际互动中的情感性关系、混合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大致可对应着祖先崇拜、地方神崇拜和普世神崇拜。但随着人际互动工具性动机的日趋突出, 信仰背后具有强烈的个人需求动机, 即便是在家族祖先祭祀中也是如此。
第三, 与此时政治原子化与利益碎片化之处境以及人际关系工具性一致, 当前多数信众的信仰呈现出高度私密性的特征, 这种私密性不仅表现为传统的各烧各香、各许各愿的内在信仰诉求表达, 以及家中过会的民间信仰实践, 还表现为不同身份者的信仰空间之隐秘。
综上所述, 西方信仰私人化是在其个体主义框架内的延续, 而我国的信仰私人化却是“自我主义”框架内的发展。在我国, 信仰私人化之所以是个问题, 是因为它映射了社会建设中社会缺乏自主性和公共性之困境, 而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会强化此种困境的再生产。
故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夸大宗教信仰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在社会日趋多元的情况下, 作为群体性的宗教信仰难以承担如此之重, 更何况是高度私人化了的信仰。宗教积极功能的可持续发挥, 取决于社会的自主化, 而这又涉及社会的公共性建构。
社会公共性的建构首先得克服过分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原子化, 形成平等的社会关系格局, 然后期待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在商谈之中达成的共识与准则。只有形成了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具有自主性和公共性的社会结构基石, 私人化的信仰方式才不会构成社会问题。
原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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