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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研
发布时间: 2020/10/23日    【字体:
作者:耿升
关键词:  开封犹太人 宗教社团  
 
 
一、绪论
 
中国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是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确实存在的民族和宗教社团。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中,对这一民族的记载虽然缺乏详尽,但毕竟还可以爬梳到一鳞半爪的资料。20世纪初,在敦煌和新疆的丹丹乌利克,都发现过有关中国犹太人的希伯莱文卷子。自元代以来,先后在汉文书籍中出现了“术忽”、“主吾”、“主鹘”,“朱乎得”(以上均为希伯莱文Yehudi和波斯文Djuhud的对音,意为“犹太人”或“犹太教徒”)和“珠赫”(希伯莱文Judah的对音,意为“犹太国人”)等。《经世大典.马政篇》中的“斡脱”,也可能是中国犹太人名称的异译。
 
犹太人从什么时代进入中国?根据开封犹太教汉文碑记载,分别有“周代说”(清康熙碑中有“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汉代说”(明正德碑中有“教自汉时人居中国”)等。此外还有“唐代说”和“宋代说”等。全面地看,“宋代说”(11世纪)可能较为可靠一些,因为宋朝的京都在开封,必会招致富于经商精神逐商饥而居的犹太商贾。这里主要是指开封犹太人社团。零星的犹太商人、旅行家或探险家,可能很早之前就来过中国了。但他们未能形成社团。无论如何,犹太人进入中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与中华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开封犹太人也与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信仰犹太教,他们自称“挑筋教”徒、“一赐乐业”(Israel的对音,“以色列”的异译)教徒和“蓝帽回回”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外一体”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宗教受到了尊重,在处境孤立和经济凋敝的情况下,仍延续了至少有七、八百年的时间。
 
中国的犹太人是自波斯(西域)和印度(天竺)等地辗转到达中国的。在中国的丹丹乌利克、敦煌、杭州、宁波、宁夏、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但到了1718世纪之后,惟有当时的河南省开封的犹太人,尚能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和宗教社团。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开封犹太人,着手研究中国犹太人的方方面面的。
 
犹太民族素以善于理财和经商,积极从事政治和文化事业而享有盛名。他们之中有不少是世界名人,如德国大诗人和政治家海涅、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狭义相对论的鼻祖爱因斯坦等。就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属犹太血统。在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中,便有托洛茨基、苏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卡冈诺维奇、捷尔任斯基、拉狄克等具有犹太血统的一代风云人物。这个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灾难深重却又自强不息,在逆境中奋搏,在苦难中辉煌。
 
中国的犹太人已基本被汉族同化或为伊斯兰教归化。老一辈学者中,陈垣、张星烺、潘光旦、江文汉诸先生都曾对中国的这个民族社团进行过研究;当代又有徐新、张遂、高望之、顾晓鸣、张倩红、潘光等先生,著述甚丰,成绩斐然;国外学者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也不断零散地问世。
 
研究开封犹太人(也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或宗教社团不同,中文史料实在零散而稀珍。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从事对开封犹太人社团进行调查研究的,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各修会的入华传教士们,后期也包括新教多个修会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以及西方的犹太人自己。
 
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赴京参加科举或者是寻求升迁官职的开封犹太人举子艾田之后,入华耶稣会士们就非常注意调查搜集有关中国犹太人,尤其是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国外的宗教界和学术界也都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称这一发现为“中国民族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他们不断向在华耶稣会士们提出有关中国犹太人社团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以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
 
西方传教士们这样重视开封犹太人,其原因有二:一是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上帝的子民”,二是通过开封犹太人的原始《圣经》而证明犹太人篡改过当时流行于世的《圣经》文本。在华的耶稣会士们于18世纪作了大量调查,他们把这些调查结果都寄往国外,尤其是寄往法国。这批书简后来就成了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宝贵资料。除了在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发表了某些书简之外,尽管国外学者都曾引用过,但大部分书简却始终未公开刊布,而能运用原档案的人又寥寥无几。
 
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 J1903-1990)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的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教授合作,首次刊布了这批书简,从而才使我们得以利用其中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丰富资料。他们共刊布了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1659-1732)神父有关开封犹太人的7封书简(1704-1712)、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神父有关该社团的11封书简(1722-1759)、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神父有关开封犹太人的8封书简(17221759)
 
书中还发表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有关他与开封犹太人艾田会见的记述,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副省会长和巡按使何大化(Antonio Gouvea1592-1677)1644年致罗马教廷的有关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报告。此外,书中还详细列举了17-18世纪赴开封实地调查中国犹太人的入华耶稣会士名表、开封犹太人简史(尤其是其入华史、迁居史、宗教史、经文史、西方人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历史等)
 
法国学者娜婷·佩伦(Nadine Perront)女士出版了《中国的犹太人-开封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神奇历史》。此书于1998年由巴黎的阿尔班.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社出版,被列入《犹太教的影响》丛书中。此书虽然篇幅短小,但既通俗易懂,又高屋建瓴、全面地追述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宗教,被同化的过程以及西方汉学界、宗教界、商界和犹太人自己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历史。
 
西班牙入华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1855-1917)1912年出版过《开封犹太人碑题》,此书作为天主教传教区的《汉学论丛》第17卷的专刊号,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传教区出版,全文译注了有关开封府犹太人的3通汉文碑的碑文,即1489年的《重建清真寺记》(明弘治碑)1512年的《尊崇道经寺记》(明正德碑)1663年的《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碑)。作者还译注了当时在开封犹太教会堂内尚残存的匾额与楹联,并于其详细注释中,对于西方各界人士有关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成果,作了大量引证和借鉴。
 
管宜穆于1880年来华,工作于耶稣会江南传教区(设于徐家汇),曾将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译成法文发表,还有一部专著《中国与外来宗教》(1917)。他的这部著作,早已成为西方研究开封犹太人的经典之作。国内外许多学者(包括陈垣先生的权威论文《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1923年多次增删发表),都曾参阅过管宜穆神父的著作。因为他对碑文的注释最详细,对于匾额和楹联(对联)的录文最完整,错误也相对较少。由于这些匾额与楹联早已皆无踪影,甚至连开封犹太教会堂也不复存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录文,就成了宝贵的历史文献。
 
澳大利亚国立高等教育学院的李渡南是研究中国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专家。于1972年作为《通报》第10卷专利号,他在荷兰莱敦布里尔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犹太人的遗存-开封犹太人社团》。该书从历史学、社会学、碑铭与稿本、调查报告与口碑传说诸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
 
以上这些著作与资料,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基本文献,也是本文使用的主要文献。
  
二、开封犹太人入居中国的时间
  
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西方旅行家或传教士们都强调过,在中华帝国内存在着犹太人。由于他们的观察都极其简单,记述过分随心所欲,使人无法认真对待,所以既未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又未引起世界犹太人本身的关注。在916年左右,大食旅行家阿布尔·宰德·哈桑(Aboul Zeyd al-Hassan,又叫Abu Zaid)就于其《中国和印度游记》中指出,当黄巢起义军于878年夺取广州时,除了残害当地原住民之外,还残害了“12万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法尔斯人或波斯袄教徒”“藩坊”居民。由于这种记载无法被认为是一种确凿证据,而且主要是以向广州非汉族居民们征税的税册为基础,所以这条简单的记述未引起人们的任何特殊兴趣。
 
大约到了880年左右,有一名叫作埃尔达德·但尼(Eldad Ha Dani,即《圣经》中但部的埃尔达德)的犹太旅行家,声称曾在西域被一支土匪抓获,并且一直被掳至中国。他可能非常幸运地被以撒萨尔(Issachar)部的一名犹太商人从其仆人手里赎回,此人后来又帮助他逃离那里。这个故事不会被各界人士视而不见,甚至还受到某些学者十分认真严肃的对待,但大部分学者却认为它纯粹是无稽之谈。
 
比较值得信赖的人是马可·波罗,此人于1286年在其《寰宇记》中断言,他本人曾在汗八里(Khan-balik,北京)元蒙王朝忽必烈汗的宫廷中,会见过术忽人。
 
14世纪起,便有许多人做过出使中国犹太人福音化的尝试,泉州的方济各会士主教安德拉斯·德·佩鲁贾(Andreas de Perusia),于1326年的一封书简中,向其在罗马的长上抱怨说,在中国从未有一名犹太人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马里诺黎也是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于1342年在汗八里,他仅满足于与中国犹太人作神学讨论。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也证实了这一切。他1346年于杭州(Khansa,行在)的旅行中,发现那里存在着犹太居民,同时还存在着一座“犹太门”。这一切又于两个世纪之后,由葡萄牙人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再次证实,此人在1565年的一封书简中,指出了摩尔人(Maures)、异教徒(Gentils)和犹太人,都被中华帝国政府各部允许各自依其信仰而发誓。
 
直到1615年由金尼阁出版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之后,也是继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中华帝国及其毗邻地区的传信报告》(即《中华大帝国史》)1641年在马德里出版(这两部著作很快就被译成了多种西方文字)以来,学者与神学家们才认真地研究中国犹太人问题。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冥顽不化地坚持认为,开封犹太人是由以色列10个失踪部族流散入华而形成的。
 
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大拉比(Rabbin)马纳塞·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在《以色列的希望》一书中,将第一批犹太人人华的时间上溯到了周代(公元前1122-256),其论点是以《圣经》中的某些章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为基础的,文中提到某些犹太人自“秦国”(Sinim)而来。该拉比丝毫不怀疑,“秦国”指中央帝国,中国的犹太人均为流便(Reuben,勒乌本)失踪支系的后裔,他们于公元前733-732(继泰拉特—法拉萨尔三世征服后,以色列的流散时代)和公元前525-500(弥赛亚预言参照的时间)之间入华的。
 
为了捍卫同一种论点,耶稣会士宋君荣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阿列克塞.维诺格拉道夫(Alexei Vinogradov)等人,依据1663年在开封犹太教堂竖立的清康熙碑(《重建清真寺记》碑),也对犹太人入华作出了断代:“教起天竺,周时(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传人中州,建祠于大梁(开封)”。但这方碑文的作者是一名令人尊敬的汉人,而不是犹太人,尽管他自我标榜熟悉一赐乐业教的悠久历史。
 
西班牙入华耶稣会士管宜穆(Tobar)神父在阅读文献时,发现这些人心不在焉。1489年于犹太教会堂遗址上竖立的明弘治碑(《重建清真寺记》)的碑文,所提到的绝不是犹太人入华的时间,而是涉及到了犹太教的起源本身。阿无罗汉(Abraham,亚伯拉罕)“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Moise),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因此,中国文人的粗心大意,是致使宋君荣和阿列克塞.维诺格拉道夫受骗的缘由。
 
最后,其他人为了证明他们有关犹太人于周代进入中国的推断,又提到了犹太人曾参与丝绸贸易的可能性。甚至出现了诸如戈德堡(A. Godbey)那样的人,他在《阿摩司书》(Amos)3章第12节中找到了“铺绣花毯的榻”的句子,从而断言“绣花毯”系暗示丝绸,而丝绸又只能在中国才会找到。这似乎说明犹太人自公元前3世纪起,便从事对华丝绸贸易了。犹太人确实从事过丝绸贸易,但却是在一个很晚的时代。因此,将最早的犹太移民上溯到中国周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以骆保禄、布洛蒂埃(Brotier)和孟正气神父为首的耶稣会士们,坚持认为犹太人是于汉代入华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口碑传说,以及1512年犹太教会堂中的明正德碑的碑文为依据,才提出了此说:“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
 
孟正气神父于其17231025日和17241220日的书简中,又将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定为在汉明帝在位年间,也就是公元5875年之间。这种假设又受到了管穆宜与伯希和的认可和接受。
 
事实上,犹太人存在于中国的可供稽查的明确踪迹,应断代为唐朝。20世纪初叶,两种考古发现提供了犹太人于公元8世纪进入中国的证据。首先,是718年用犹太—波斯文字写于纸卷上的书信残卷,当时纸张是惟有中国才能制造的文字载体。此件于1901年由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利克(Dan-dan-Uliq)发现,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其次,是一页用希伯莱文写成的祈祷经文(愿文),由出自《雅歌》和使徒传(先知书)中散落的一页,由伯希和于1908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的文献中发现,被断代为公元8世纪。
 
此外,在8世纪初叶的中国墓葬中,也发现了酷似犹太人相貌的瓷俑,它们有时又被用来证明犹太商人于该时代在中国的存在,但它们也完全可能是代表着西域或近东的其他商贾。我们不能怀疑犹太商人曾于89世纪赴中国旅行过,尤其是某些拉丹族(Radanitte)商人,他们赴远东的长途航行已被同时代的大食舆地学家伊本·霍尔达德别赫(IbnKhordadbeh)作了描述。在9世纪时,犹太商人不仅是为贸易前往中国,而且还在那里定居。正如大食旅行家阿布·宰德的游记于916年所记述的那样,他特别强调了837年在广州的大屠杀中有犹太教徒。他们都居住在该城,变成了商人。
 
虽然中国唐代编年史未记载过犹太人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但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都在这个时代进入中国。我们还可以假设认为,犹太教也作出过同样的尝试。伯希和正是根据这种假定而指出:在宁波,就如同在扬子江出海口的整个地区一样,从波斯宽大的帆船上登陆的冒险家和商人,都是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摩尼教徒和袄教徒、伊斯兰教信徒和景教徒,他们与从新疆和甘肃这另一条路上前来的兄弟们相会合了。如果犹太人置身于这股强大潮流之外,那将是非常奇怪的事。
 
在宋代(960年—1279),犹太移民区的存在则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因为开封犹太人社团正是在这个时代,于1163年建成了其第一座犹太教会堂。但无论是中国统治王朝的编年史,还是开封方志,都未记载过犹太人于中华帝国内部的存在。
  
三、开封犹太人入居中国的路线
  
无论是从个体上还是从群体上,犹太人都是在一个数世纪的时期内,才逐渐人居中国的。至于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而来和怎样前来,以及其入华的动机如何,现已提出了多种假设,并且根据他们入华的假定时代而游移不定。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排除犹太10个失踪支派之一于周代流亡中国的可能性。无论以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口碑传说而假定的入华时间(5875),与在公元70年摧毁了第2座圣殿之间关系的是多么有创见,逃避罗马人迫害的犹太人大批到达中国,也是可能性不大的。法国学者特里安·拉古普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先生于18916月在《巴比伦与东方档案》中解释过:“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逃出犹太国的犹太人,会使自己向东方跋涉得如此遥远,一直到达中国。”
 
诸如宋君荣(172594日的书简)或拉宾诺维茨(Rabinovitz)那样的人,都坚持认为犹太人是在汉代入华的,并在那里从事丝绸贸易。这就提示人们说,他们来自波斯呼罗珊,经阿富汗与西域,取道骆驼队之路而入华。在唐宋统治时代,出现了大批穆斯林、大食人或波斯人取海道入华,而聚集于中国的港口广州或宁波的现象。同样也与在中国做生意的犹太商人一样,完全有可能是沿同一条道路东行,他们从也门或波斯湾出发,经印度而到达中国。
 
然而,如果当时的人在迁移时最经常走的是海路,那么骆驼队之路则同样也是畅通无阻的。无论是用犹太一波斯文书写的文书片断,还是被断代为8世纪的祈祷经文的一页文字(这二者都是在由丝绸之路途经的遗址中发现的),都提供了经陆路的一条通道的证据。事实上,犹太人也仿效穆斯林商人,肯定是从波斯经阿富汗和西域,而到达宁夏和北京;或者是从也门或波斯湾出发,经过印度而到达宁波和广州港。
 
在历史上,人们有时也会提到犹太人存在于开封之外的其他中国城市中。在广州,旅行家阿布.宰德曾讲到过他们。在北京,马可.波罗于1286年、方济各会士马里诺黎于1432年,后又有耶稣会士宋君荣于18世纪,都曾注意到过他们。宋君荣于1722-1759年多次指出,在北京尚有几个犹太人家庭,这些家庭后来都改为信仰伊斯兰教了。
 
在泉州,佩鲁贾的方济各会士安德拉斯,于1362年认为,没有一名犹太人肯接受天主教的归化。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于1346年提到过犹太人在杭州的存在。1605年,利玛窦声称他通过开封犹太人艾田而获悉,杭州曾有一个比开封犹太人社团人数更多并且同样也拥有犹太教堂的犹太人社团。1489年的开封犹太教会堂遗址上的《重建清真寺记》(明弘治碑)提到,宁波也存在着犹太人,开封犹太人可能于1457年和1465年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两卷“道经”,还有其他一些犹太人定居在宁夏和徽州。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曾零星地有犹太人群体的存在。但到了17世纪,当耶稣会士人发现开封犹太人社团时,其余的中国犹太人群体已经消逝,而且有关他们存在的踪迹也很少。
  
四、西方宗教与学术界的调查研究
  
()利玛窦神父会见犹太人艾田(1605)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70)16056月末,于其数年前在北京创建的耶稣会传教区住院中,接受了一名60多岁的中国官吏的造访。此人名叫艾田,原籍开封(河南省),进京寻求升迁,也有人认为他是应试的举子。艾田是开封犹太人社团的成员,他曾坚信该耶稣会士们也如同他自己一样,崇拜天地的造物主,他是自己的同教教友。至于利玛窦本人,他一开始将其对话者当成了一名基督徒。正是在这次以双重的误解为基础的会见期间,利玛窦获悉了在开封存在着犹太人社团。
 
利玛窦神父把艾田带入了教堂中,祭坛上供有圣母马利亚和圣婴耶稣的画像。这一天恰是浸礼节圣日,当这名犹太人毫不怀疑利氏属于自己的宗教派别时,他便坚信自己看到了利百加(Rebecca)及其儿子雅各和以扫的画像,于是便躬身向画像顶礼膜拜。在祭坛的各侧都有4位福音使徒的画像。那名犹太人询问这些画像是不是在祭坛上看到的那个人的4个儿子,神父回答说是,他认为神父是指12使徒。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神父又把那名犹太人带到了自己房间,于是便开始更加仔细地询问,逐渐理解了他信仰古教法。艾田本人并不知道犹太人这个名字,但当利氏询问这名犹太人的名字,很快就使此人承认他是“一赐乐业教”信徒。此人接着又看到普兰丹刊印的皇家《圣经》版本,当他打开这部《圣经》时,立即就辨认出了其中的希伯莱文字,尽管他已不会阅读这种文字。
 
耶稣会士们由此而获知,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府内,存在10个或12个一赐乐业教信徒家族(),此外还有他们最近用1万个金埃居而建筑的一座富丽堂皇的犹太教会堂。他们在500-600年间于其中收藏着《摩西五经》(《圣经》的前五书)
 
艾田叙述了《旧约》的许多故事,与亚伯拉罕、犹谪(Judith)、末底改(Mardochee)和以斯帖等人的生平相似。但他在读这些人名时,其音调讹变甚重,也可能他更接近于古代的声调。他肯定其部族中的某些人会讲希伯莱语,其中也包括其兄长。至于他本人,由于他从童年时代起就专心钻研中国文学,曾鄙视学习希伯莱文,所以就被认为无资格参加由犹太教会堂掌教主持的大会。
 
这种首次会见之后,又过了2年多,到160712月,一名中国助理修士徐必登(Antonio Leitao)被利玛窦派往开封,以核实犹太社团的存在。
 
然而,开封的老掌教并不太关心属于神学范畴的事,对于确保犹太人社团永远维持其先祖信仰,更加惴惴不安。由于他非常害怕于其周围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其教律法而继承拉比职务的犹太人,所以他向利玛窦神父提议,请利氏主持犹太教会堂或礼拜堂:由于他敬重神父的名望,并对神父的道德如雷贯耳,如果神父能够忌食猪肉并能到他身边居住的话,那么他情愿将掌教的职务让给神父。
 
利玛窦后来似乎未给掌教作过任何答复,掌教去世于1608年。直到1609年,3名开封犹太青年(其一为艾田的侄子)前往北京,拜访了耶稣会传教区。
 
3个青年人表现出了悲观情绪,他们公开承认自己强烈向往背离其信仰,并改宗信奉基督宗教。耶稣会士们于17世纪时,发现开封犹太社团仍极其活跃和繁荣兴旺。利玛窦神父坚信亟需在开封建立一个耶稣会传教区,以便能使犹太人能回归天主教的怀抱。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这项任务便落到了继承人龙华民身上了。当3名犹太青年于1609年来访时,龙华民也曾在场,他也曾坚信归化犹太人的可能性。一旦当他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区的会长(他于1622年之前,始终担任这一职位),便向耶稣会罗马总会长克洛迪奥.阿瓜维瓦(Claudio Aquavivo)请求,在“援助中国犹太人以将他们吸引到基督宗教一方”的名义下,为他派遣一两位精通希伯莱文的神父,开封犹太人拥有《圣经》,但自从他们那懂希伯莱文的掌教逝世以后,他们对这些经文已经一无所知了。
 
()耶稣会士使开封犹太人基督教化的希望遭到失败(17世纪)
 
这批耶稣会士中的第一位是艾儒略神父,他曾于1613年对开封犹太人造访过,但他经过开封的惟一记述,是由曾德昭提供的。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史》中,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指出,艾儒略曾得以参观开封犹太教会堂,却未能接触他们收藏的任何经文。
 
1619年,龙华民在修士钟鸣礼(Jean Fernandes)的陪同下,同样也曾亲自前往开封。他在开始时受到了开封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很快就变得困难重重了。正如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所叙述的那样:开封犹太人开始认为,龙华民神父认同他们信仰的律法,于是便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但一旦当他们发现了龙华民所持《圣经》中的画像之后,便觉得这使他们很厌恶;他们又获悉神父们不实施割礼,也不行用犹太教的其他仪轨,他们于是便认为龙华民等是十字架基督徒、耶稣的崇拜者,立即强调要把神父从礼拜堂中驱逐,并认为犹太教会堂由于他的冒昧造访而遭到了亵渎。
 
龙华民神父于九年前就曾断言,开封犹太人希望追随基督并对其圣像表示崇拜,但现在却遭到了拒绝。他认为那里生活的犹太人早先要多达56万人,现在只有1万人;其宗教中混合有异教成分;他们也参加科举以追求职官爵位,但他们不如回教徒那样受人尊重。
 
162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Sambiasi)神父,在距开封犹太教会堂不远的地方,建立了第一座耶稣会士住院。3年之后,由葡萄牙耶稣会士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odo)管理。此人于1642年在淹没了开封城部分地区的黄河水患中死亡。恩理格(Christiano Enriques)神父于1662年或1663年访问了开封及其犹太教会堂。他于1676年又返回开封,并在那里修建一座新的住院,因为住院已被1642年的水患所淹没。
 
17世纪末,耶稣会士们使开封犹太人接受天主教归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传教士们搜集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文献。
  
()开封犹太人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关系(18世纪初叶)
 
18世纪初叶,在使耶稣会士们与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处于严峻对峙状态的那场中国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们也利用了开封犹太人,以证实他们的布道方法是有理有据的选择。
 
入华耶稣会士们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警告,要求他们对于被定性为偶像崇拜的中国礼仪的让步作出解释,耶稣会士们当时认为可以利用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例证进行抗争。如果开封犹太人自汉代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立足,而且在接受一定程度汉化的同时,又成功地保持了其独神信仰,那么它就可以帮助罗马确定基督教适应中国传统的程度。1703年,耶稣会在罗马的领导人要求调查中国礼仪以及那些引起冲突的名词术语,以便从中得出反驳其抨击者们的证据。这项任务被委托给了骆保禄神父。他并非是希伯莱文专家,但于1704115日致罗马的详细报告中,提供了许多大家所期望的证据:
 
(1)开封犹太人崇拜天地的造物主,他们称之为“天”(Tiem)、“上帝”、“上天”等。(2)他们的文士们也如同儒生们一样,于孔庙中行尊孔礼仪。(3)他们于‘祖堂’中祭祖,但不使用灵牌。(4)他们信仰其律法,并称之为‘一赐乐业’教。从他们的起源、古老历史、后裔及其族长亚伯拉罕(阿无罗汉)、以撒(以思哈残)、雅各(雅呵厥勿)、一赐乐业12部族(12宗派),还有他们的立教人乜摄或默舍(默西,Moise),他于西奈山上的两条案桌上接受了《律法之书》和十诫。此外还有阿呵联(亚伦,Aaron)、月速窝(约书亚,Josue)、蔼子喇(Esdras、以斯拉)等。他们从摩西处获得的《圣经》,《摩西五经》)或其中包括的《创世记》(Beresith)、《出埃及记》(Veellesemoth)、《利未记》(Vaijcra)、《民数记》(Vaiedabbier)、《申命记》(Haddebarim),并称这一套经书为《托拉》(TauraThora),即《摩西五书》或《摩西五经》。
  
()有关《塔木德》派学者篡改希伯莱文本《圣经》的论战(18世纪前半叶)
 
18世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在继中国礼仪之争爆发不久,开封犹太人始终是在他们不知道的背景下,又重新被牵涉进一场诬蔑性的官司中了,这一次是由基督宗教的信徒们向犹太人发动的。基督徒们怀疑,《塔木德》的犹太学者们从希伯莱文《圣经》文中,删除了与基督降临及其使命有关的所有段落。
 
基督教早期教父圣·查士丁(Saint Justin,约为公元100165)就已经对拉比(Rabbins)们的著作提出过质疑。在16世纪时,由于反改革派,这种质疑又来势凶猛地重新爆发。人们焚烧具有宗教特征的犹太书籍以及用希伯莱文书写的世俗著作。有人重新向罗马当局指控希伯莱文《圣经》提供了一种经歪曲的文本。1578年,古列尔莫·西莱托(Guglielmo Sirleto)红衣主教,在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ire XⅢ,1572-1587)教皇任期内,把负责起草禁止希伯莱文《圣经》文件的工作,委托给了意大利《塔木德》学者拉扎鲁斯·维泰尔博(Laxarus de Viterbo)。惟有发现一种早于《塔木德》时代的《圣经》“纯洁”文本,方可使人对此作出决断。
 
既然开封犹太人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就定居在那里,那么,这些中国犹太人是否拥有符合于基督降生之前数世纪,就在犹太地区流行的经文呢?
 
难道不能由于他们而最终得以证明,犹太人的现有《圣经》遭到过篡改吗?利玛窦神父的使者徐必登修士,很快便于1608年获得了形成开封犹太人《摩西五书》的经文首末的抄本。神父经过将它们与西方流行的普兰丹本《圣经》各书进行比较之后,未从中发现任何歧异文。曾德昭指出:利玛窦也断言,根据犹太人亲自在北京向他所作的叙述,开封犹太人的《圣经》与他自己的《圣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丝毫不知道基督,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是在基督降临人世之前进入中国的;如果他们从未听说过基督,那是由于他们对此的记忆完全丧失了;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看到他们的《圣经》。他们也可能从来未像西方犹太人那样而篡改过《圣经》。
 
曾德昭的建议又由莱布尼茨所重复。莱布尼茨于其170011日致安东尼.韦尔朱思(Antoine Verjus)的书简中写道:我曾请求过尊敬的郭弼恩(Le Gobien)神父在向中国寄信时,应调查一下是否有人看见过中国犹太人的《旧约》,并将此与欧洲《圣经》的希伯莱文本作过比较……中国犹太人似乎自很长时间以来,便未与欧洲犹太人有交流了;如果大家可能会在他们之中发现经书或经书片断,那么欧洲犹太人便可以改变或消除自己对基督徒们的仇恨。
 
1707年,在巴黎的中国传教区司库郭弼恩神父,在其为《耶稣会士书简集》第7卷所写的序言中,清楚地阐述了由基督教神学家们对待犹太人的立场,从而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开封犹太人社团身上:最近在河南省省府发现了一座犹太教会堂,它地处中国腹地,就如同恰恰是位于中国的中心一般。大家通过有关中国的古老游记而获知,大名鼎鼎的利玛窦神父和第一批入华传教士们,似乎曾获悉在该帝国中有犹太人,但或者是他们未能获知这些犹太人的居住地,或者是他们忽略了调查了解这些人并与之交谈,人们在最近期间内肯定已经是几乎忘记了在中国也有犹太人。大家应该把这些发现归功于我们耶稣会的骆保禄神父的勤奋和潜心觅寻查访。这名传教士应其一名朋友的邀请前往河南省府,并在那里发现了他要寻找的犹太人。这些人彬彬有礼地迎接了他,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让他参观了他们的犹太教会堂,以及他们极其精心地保存在那里的《圣经》诸书……
 
郭弼恩神父在《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同一卷中,又发表了骆保禄1704115日寄出的一封书简。他指出:这些犹太人完全可能是《塔木德》的信徒,他们篡改了《圣经》的意义。惟有一个精通《圣经》和希伯莱语的专家,才可以揭示其真相。
 
法国耶稣会士孟正气首次于17181719年访问开封犹太教会堂,然后又于1721年在该城居住近8个月,1722年再度于那里停留两个月。他与开封犹太人的多次接触,形成了大量书简和绘制会堂草图的内容(开封犹太教会堂的全景图、内部平面图、对一次诵读《五经》的描述等),它们后来形成了几乎是我们直到1850年才获得的有关该犹太人社团的全部知识。孟正气试图取走他们的一卷《圣经》,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件事很困难。
 
因为开封犹太人所拥有的全部《圣经》都收藏于犹太教会堂中,私人对在家宅中保存它们很有顾虑,私宅中也不收藏任何用希伯莱文写的其他著作。在犹太教会堂的至圣所中,有13个圣幕放置在案子上,各自以其帷幕覆盖。在那里有他们的13套经文,也就是13本《摩西五经》,其中有12本是纪念以色列12宗派的,一本是纪念摩西(乜摄或默舍)的。这后一本是最古老的,保存状态甚糟,是在前朝开封洪水泛滥时被抢救出来的,其余12套都是它的抄件。
 
孟正气经过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开封犹太人的《圣经》行文与阿姆斯特丹文本相当吻合。(2)这两种《圣经》的标点不同。(3)开封犹太人吹嘘自己的《圣经》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当上帝向乜摄传授教法时,非常匆忙而没有时间从中加标点。(4)有些人认为他们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于耶路撒冷被毁的时代,甚至是在救世主降临之前,这是由于他们对救世主弥赛亚一无所知,也从来不等待他的降临。
 
继孟正气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又于172334月间在开封居住了数日,他也试图获得一卷《律法之书》,同样未取得成功。但他却借助于金钱,获得了使犹太社团的一名抄经人为他抄写一卷开封《圣经》的承诺。但到1724年,雍正皇帝的一道圣旨,将传教士们从中国内地驱逐出去了,所以抄经从未转到神父手中。加布里埃尔·布罗蒂埃(GabrielBrotier)修道院长于1750年作出结论,认为开封犹太人的《摩西五书》与西方的那些经书相吻合,从而使至此已从摩西的书中得出了支持基督教的许多有利条件,又具有了一种新的力量。
  
()开封犹太人从与西方断绝接触到恢复书信联系的时代(17241850)
 
17221723年间,孟正气和宋君荣神父们成了18世纪最后几个能与开封犹太人交往的西方人。事实上,雍正皇帝1724年颁布在全国禁止基督教的圣旨后,教堂被没收,新的基督教徒受教案株连,传教士们都被从各省驱逐出去。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签订《天津条约》(18581860)为止。
 
开封犹太人又进入了与世界的隔绝状态。直到1850年,两名中国新教徒才成功地重新与开封犹太人建立了联系,他们起草了有关该社团衰微破败处境的一份报告。
 
1760年,以撒·芒德斯·贝利萨里奥(地中海沿岸犹太人社团的大拉比),以其所在城市犹太人社团的名义,给开封犹太人写了一封希伯莱文书信,交由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经纪人费心传递,请求他动用一切手段确保将此信平安无误地寄至开封。但任何人都从不知道这封信的下落。摩西·埃德雷希(Moses Edrehi)声称,开封犹太人用中文与希伯莱文撰写的一份答复,最终传到了欧洲,其原文可能保存在印度议会博物馆。
 
2次通讯尝试是由牛津大学希伯莱文专家便雅闵·克尼科特(Benjamin Kennicott)作出的,他是研究《圣经》的专家,希望能够研究中国犹太人所拥有的《圣经》文本。1769年,他为此目的又致开封犹太人一封信。但始终未获答复。
 
先于1777年,后于1779年,丹麦希伯莱文专家奥拉夫·格哈德·蒂希森(Olav Gerhard Tychshen),经巴达维亚(雅加达)两次致信开封犹太人,但他也未取得成功。
 
17951月,纽约的两名犹太人所罗门·西姆松(Salomon Simson)和亚历山大·希尔施(Alexandre Hirsh),联袂致开封犹太教社团元老们的一封希伯莱文的信件,基本上是重复了由前人曾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将这封信委托给了豪厄尔(Howell)船长,但该信于后来被退回了,信封上批注的是“豪厄尔船长未能找到”(开封犹太人)
 
1815年,伦敦的某些犹太人又写了一封希伯莱文的信,并将它寄给了常驻广州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马礼逊又将此信委托给了要路经开封的一名中国商人。该商人声称,他已将该信件转交给了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一名成员。但当时正流传中国爆发太平天国战争的风言,该商人在获得答复之前,便匆忙逃离该城,故未获答复。
 
1844117日,英国外交官和希伯莱文专家、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会员、曾发表过一篇有关中国犹太人论文(1843年发表于伦敦)的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将3份用希伯莱文撰写并附有英译文的调查提纲,寄到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列敦(Temple Lagton)手中,领事事先曾保证给予帮助。18491月,经过数年的杳无音讯之后,芬恩又收到了列敦的两封书信,列敦在不久之前到厦门(Amoy)任职去了。列敦抱怨说,他直到复信时,尚未找到把那封信送到开封的机会,但他却发现了一种很快即将把该信送到那里去的希望。列敦会见了一位开封人铁定安,他向列敦介绍了有关开封犹太人社团的许多详细情况。
 
据铁定安称,当时的开封犹太人共分成八姓,可能总共多达千余口。有两个姓保持了其完整性,这就是高氏和石氏。尽管石氏的族长已经摒弃了犹太教礼仪,但却重建或重修了犹太教会堂。金氏家族的一个成员,已被皇帝晋升到很高的军衔(金胜,任金吾前卫千兵之职)。六姓与汉人通婚。另外两姓仅与回教徒通婚。犹太人可以把他们的女儿外嫁给回教徒,而回教徒都不肯将其女儿嫁给犹太人。
 
列敦最后还是找到了机会,将芬恩书信的一份抄件转交给了中国官吏。但该领事在尚未收到答复之前,便客死于厦门。其遗孀在1851年返回伦敦后,才向詹姆斯.芬恩(当时在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供职)通报了西方犹太人正殷切期盼的来自开封的一封信。由于此信是寄给厦门领事的,所以列敦夫人在伦敦等着接收它,以便立即转交给正在巴勒斯坦任外交官的芬恩。此次等待持续了不少于20年。这封信用中文撰写并且署名为赵念祖,于1850820日寄出,芬恩于18704月收讫。其中对开封犹太人的介绍,读后令人沮丧:我们的礼拜堂(犹太教会堂)很久以来就没有掌教了。其主厅的四壁都破烂不堪,圣贤厅、大净间和保存《圣经》的地方,都已坍塌……我们有意将礼拜堂修葺一新,再延请某些掌教,以从事宗教活动;但贫穷阻止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愿望始终落得一场空。
 
信中介绍的犹太教会堂的节日和礼拜日如下:
 
农历二月十四日,除酵节(吃干饼或无酵饼)。那些被称为香油饼的无酵饼被分发给了朋友们(1850年的复活节,农历二月十四日,相当于犹太历5610年尼散月14日,也就是逾越节)。农历六月十日,要点火。这一天被称为士师门节(阿布月初九,纪念圣殿被毁日),如今是1850年,六月十日则相当于犹太历5610年阿布月初九。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转经节。他们要在犹太教会堂中讲经。大门紧闭、《律法之书》的经卷被展开,人们诵读经文,然后分发被染成红色的钱币(这就是欢庆圣法节,Simhat Torah)。农历八月一日,是大族长或大先知节(很可能是犹太新年。1850年的81日,相当于犹太历5610年以禄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罗什.啥舍纳月节,Roch Hachana,即岁首节或新年)。农历九月二日,小族长或小先知节(在西方犹太教中,未能找到任何相对应的节日)。农历六月一日,出剑节(解脱节)
 
开封一赐乐业教的圣贤是:阿耽(Adam,亚当)、女娲(Noe,诺亚)、阿无罗汉(Abraham,亚伯拉罕)以思哈戒(Issac,以撒)雅呵厥勿(Jacob,雅各)十二宗派子(先知)、默舍(Moise,摩西,乜摄)、阿呵联(Aaron,亚伦)、月速窝(Josue,约书亚)、蔼子剌(Ezra,以斯拉)。他们的经文共包括53卷,圣字字母总数为27个。《律法之书》形成了一卷长达20尺的卷子。小经(《先知书》、《历代志》、《诗篇》、《传道书》、《箴言》、《雅歌》等)都单独成卷。
 
在开封犹太教会堂中,人们头戴一种小蓝帽和脚穿鞋底松软的鞋子。犹太教自天竺(印度)传人中国,后又由那些进贡棉花和棉布(西洋布)的人传入。现在于他们的礼拜堂中,还有一幅天竺寺的平面图。在进门的第一座门之上,都挂着彩幡。其中央有一块洁白的汉白玉石碑。此后又有新的来访者莅临开封,与犹太人社团重新有了接触。18501851年,有两名中国新教徒;1866年是丁韪良主教;1867年,新教主教和受归化的犹太人施约瑟(Schereschewsky)与奥地利犹太人利伯曼(JLLiebermann),他们先后到达开封,以从事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
  
()西方人与开封犹太人恢复联系(18501851)
 
1842年,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结束了鸦片战争,并迫使中国的某些港口向西方列强开放。但在中国内地,欧洲人依然是无法进人。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的成员库克(Janes Cook)施舍500英镑给该促进会,以用于归化中国犹太人。香港第一位圣公会主教四美(George Smith),于1850年受命出任维多利亚(Victoria)主教一职,这笔款项便归他支配,此人需要找到一名受归化的中国教徒赴开封。185010月,他在赴上海访问时,会见了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麦氏向他介绍了两名接受新教归化的中国人,可以赴开封探访犹太人。第一位是邱天生,当时正被上海传教区受雇为印刷工;第二位是蒋荣基,当时正向新近人华的传教士们讲授汉语。这两位“中国代表”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信息,并试图获取在开封犹太教会堂中保存的经文抄本。原籍巴格达和当时居住于上海的犹太人以撒·法拉吉(Isaac Faraj)用希伯莱文书写了一封引荐信。他们又重新向开封犹太人询问其原籍以及其所拥有的抄经,还盛情地邀请开封犹太人赴上海旅行。
 
这两名中国代表于18501115日登程,从事了一次往返共需要持续55天的旅行,其中有五到六天(129-14)在开封度过。他们详细记录了一份沿途旅行札记。邱氏用英文书写,蒋氏用中文记录。全部札记于1851年在上海发表,书名为《开封府的犹太人——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赴开封府犹太人会堂调查团实录》,其序言由四美主教撰写。继25年的断绝音讯之后,这本小册子向世人通报了开封犹太人社团那凄惨的衰落。
 
开封犹太人允许两名代表抄录装饰犹太教会堂内部的希伯莱文与中文匾额和楹联。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位姓乔的人,他非常粗暴地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此地,否则将有不恭行为。
 
在乔氏离开之后,一名叫作赵金诚的人赶到了他们的客栈。“中国代表”请求他允许他们获得一份所有楹联和匾额的录文,以及他能找到的所有希伯莱文经书,并希望利用同一机会而谈判收购《律法之书》诸卷的事宜。赵氏立即将藏在其身上的几本小经送给了两位代表。他对两名代表说:从前,他们称之为天竺教者,现今掌教们称之为挑筋教。因为他们吃的所有羊、牛或鸡,都必须是被挑断筋的。开封犹太人由此而与汉人发生了冲突。开封犹太教会堂中的万岁牌及其所有的法器,都朝东供奉。在举行宗教仪轨期间,虔诚的信徒们都面朝西,也就是面向耶路撒冷方向。会堂里不允许信徒们穿鞋进去,女子们则必须包头。在进入圣殿之前,所有的男子都如同女子们一样,必须净身,该会堂的每侧都有盥洗盆和大小净池。
 
这两名“中国代表”在离开开封时,带走了开封犹太教会堂中的8卷经书,这是赵金诚和赵文魁兄弟出售给他们的。185118日,他们返回了上海,提交了有关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一份悲观报告、开封犹太教会堂中的希伯莱文与汉文楹联与匾额的录文,此外还有8卷经文抄卷。过去开封犹太人曾说,出卖《摩西五书》,便是出卖上帝。此时,开封犹太人陷入了贫困潦倒的窘境。人们相信,现在可以获得过去耶稣会士们始终都遭到拒绝的那些东西了。新教传教士们立即又遣使两名“中国代表”再度返回开封。1851720日,他们再返回上海时,又带回了属于开封犹太教会堂的12(13)《律法之书》中的6卷、50多种抄本以及开封犹太人社团中的两名成员——赵金诚和赵文魁。这一切使他们共耗资400两白银(约合当时的114英镑)。两名代表报告说,这次获取的成果是经过与300人的一次大会谈判的结果。
 
()西方访问者故作“救助”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姿态(18661906)
 
继两名“中国代表”访问开封之后,1866年,新教传教士丁韪良神父作出了与开封犹太人接触的新尝试。
 
丁韪良于18662<, FONT face=宋体>月2日离开北京,17日抵达开封,后立即开始寻找犹太教礼拜堂。一座清真寺的穆夫提告诉他说,开封犹太教会堂已经彻底被毁,开封犹太人社团也因论至赤贫已四散而去。丁韪良表示一定要亲自前往犹太教会堂遗址勘察,穆夫提亲自给他指路。他很快就到达一个堂前广场,广场的中心矗立着一通朴素无华的碑,上载纪念犹太教会堂的修寺碑、相继重修清真寺碑的碑文。
 
丁韪良在众人面前不慎地吹嘘自己懂得希伯莱文,所以他当晚就接受了数名开封犹太人的拜访,他们为丁韪良带来了一卷《律法之书》,但丁韪良到此时才被迫承认自己无能力解读它。并又获知开封犹太人人数在300-400人之间。他们尽管已经放弃了举行其宗教仪轨,却仍维持了一个社团中心,不过该社团似乎要遭遇与犹太教会堂相类似的命运。他们向丁韪良表达了害怕被伊斯兰教,甚至是被原住民异教同化的恐惧。其中有一人确实于近期受皈依成为佛教和尚。过去装饰大门的那块书写一赐乐业教名称的门牌,已变成了该城一座清真寺的财产。他们希望懂得希伯莱文的过路犹太人,能教会他们重新掌握其先祖的语言,并考虑将其宝贵的羊皮经书抛售于市场。青年人已不再举行割礼,其中之一还承认娶了一名汉族女子为妻。但他们还能记得起某些节日的名称,尤其是住棚节、无酵节,还有由前一代人实施的某些宗教仪轨。
 
1869326日,丁韪良在致纽约《犹太时报》主编的一封信中,呼吁创建一个开封犹太人传教区并重修开封犹太教会堂。呼吁虽引起了西方某些犹太人社团的警觉,却未能产生任何实效。1842年,法国人亨利·希尔施(Henri Hirsch)表示了他想前往中国的愿望,以将其知识用于为处于濒临危亡绝境的开封犹太教社团服务,但中国当时的形势迫使他放弃其计划。1852年,由时任美国《西方犹太人》期刊主编以撒·莱塞(Isaac Lesser)拉比的推动,创建了一个开封犹太人援救会,募集了一批资金,但由于中国的太平军起义,又由于美洲的内战,具体的举措都先后流产。1864年,在伦敦又制定一项新的援救计划,便雅闵过去曾经在中国居住过,此次又欲从事第二次旅行,但他却在实施其计划之前逝世了。最后,在1864年,自50年来一直为复兴开封犹太人社团而工作的英国大拉比内森·马库斯.阿德勒(Nathan Marcus Adler),通过沙逊(Sassoon)犹太银行的上海分行经理的渠道,获得了在上海接待开封犹太人在那里受教育的机会。但由于这些开封犹太人受思乡病的折磨,所以他们在未能学会一个希伯莱文字之前,便被遣回了故乡。
 
18673月,有三名开封犹太青年进京,随身携带了《律法之书》的三种经卷。他们将此委托给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神父,希望他能物色到买主。丁韪良收购了其中的两种,自己留下了一种,又将另一种转让给了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第三种于1870年由奥地利外交官谢尔策(Karl von Scherzer)所得。三名开封犹太青年在北京居住期间,会见了美国圣公会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此人是受新教归化的犹太人、入华传教士。开封犹太人向他表达了既想学习希伯莱文,又想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愿望。但施约瑟根本不想满足他们的要求,相反却与北京各修会的传教士人相配合,计划前往开封,以便在那里研究创建一个差会的可能性。
 
1867年末,施约瑟终于身着中国传统的服装,并按照由清朝的习俗前额剃发而出发。他在开封停留了25天,由于当地的排外情绪被迫离开。他这次短暂居住的报告,今已佚。惟有通过其友柏汉理(Blodget)1867723日的书简,才使我们对之略知一二。
 
“施约瑟说,在该群落之中,有200300个家庭系犹太人的后裔,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很恶劣条件下生活……他们已经彻底遗忘了其宗教,与异教徒相差无几了。他们于其住宅中供奉着偶像和祖宗牌位。其中的一人甚至变成了佛教徒。他们与原住民通婚,并且已经停止实行割礼了。在相貌、衣着、风俗和宗教方面,他们实际上都被中国化了。他们不会诵读《律法之书》,尽管经卷的抄本始终由他们掌握着……世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中文的宗教著作。”
 
18677月,一名丹麦犹太人利伯曼到达开封,他是由于经商而来华的。利伯曼抓住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遇,会见了其同教教友们,还在开封犹太人中生活了几天。利伯曼撰写了一份访问报告,并且以希伯莱文书信的形式寄往奥地利西里西亚(Silesie)的别利兹(Bielitz)其父家中。报告的一种英文缩写本,载于1879711日的《犹太新闻》:“在18401850年间,开封犹太教会堂完全坍塌成废墟了。自那时以来,它从未被修葺过。这既是由于一赐乐业教信徒们的大部分后裔都很贫穷,同时又是由于自从他们遗忘了其《律法之书》及其诸诫以来,他们再也不会感到拥有一座犹太教会堂的迫切需要了。当他们的最后一位老掌教逝世后,他们的《圣经》的知识已完全被失传。根据政府的命令,《律法之书》的经卷被露天堆放在市场上。只在一侧立竖着的一块上面写有中文的布告牌,对于能够解释经卷内容的人,许诺给予犒赏以及社团中重要的地位。”
 
继利伯曼访问之后不久,又过了20年,才有一个西方人试图去探访开封犹太人。18885月,由一名非犹太人的西方匿名人士前往那里,并在一封致伦敦出版的《犹太新闻》(1888727日由该杂志发表)的短信中,对这一切作了一番添枝加叶的叙述。这次尝试依然仍以失败而告终。此人甚至未被允许迈进开封城门一步,因为惟有经大清皇帝恩准,才准许外国人进入那里。这个匿名犹太人的旅伴——一名满族人得以进入了城内,并在那里发现:在一大堆垃圾之下,掩盖着开封犹太教会堂的遗址,该会堂过去朝一条叫作‘挑筋教街’(经教胡同)的大街开放,其地面似乎已被改作他用,现在被用于了一个公共小便池的场地,其中央有块小石碑(14891512年的纪念碑),其碑文追述了已坍塌为废墟的犹太教会堂的历史。
 
1890年,戴尼斯.米尔斯(Dennis Mills)神父在开封居住了两天。据其访问报告来看,那里当时还生活有200个犹太人家庭,分别属于传统上提到了的七姓。但从此之后,再没有任何因素将他们与其他中国人相区别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异教徒们通婚,并且修持偶像崇拜,其内部矛盾有时又会导致同教教友的死亡。在12卷《律法之书》中,仅有一种尚由犹太人掌握。
 
3年之后,英格兰国家圣经学会的代表阿诺(ASAnnaud),也对开封犹太人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还亲赴开封犹太教古会堂遗址。他在那里发现石碑仍存在,并且还证明一赐乐业教的后裔们始终生活于会堂的附近。他在那里会见了一名青年犹太人,此人向他断言,该犹太人社团只包括传统七姓中的六姓了,形成了一个有500人的社团。但据回教徒们估计,当时开封犹太人的数目不足过去的半数了。
 
1899年,江南宗座代牧主教安西满(Volonterie)以及其他耶稣会士们,收购到了开封犹太人的一卷《律法之书》,这很可能是开封犹太人所掌握的最后一卷经文。他另外还获得了几种经文抄本,然后将这一切都寄往上海,还附有1679年竖起的一通石碑的碑文拓片,人们发现该石碑已被镶嵌在一家犹太人住宅的墙壁上。碑文已不堪卒读,从未被解读过。
 
19006月,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在断断续续地于开封居住数年之后,又估计开封犹太人的数目在150人左右,分布在包括八姓40户人家中。他们所有人都很贫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人不再遵守其仪轨,只有一人成为佛教和尚,其余人都不肯适应异教徒们的偶像崇拜,但他们却与这些人通婚。
 
1905年,法国外交官菲利普·贝特洛(PhilippeBerthelot)会见了开封犹太人的六姓家长。张氏家族似乎已经离开了该城。赵氏是茶叶商,艾氏是鞋商,高氏是泥瓦匠,李氏是兵勇,金氏是一个很难确定其职业的穷人,石氏是丝绸批发商。石氏在人口数量上居多,共有72人。尽管他们始终自称信仰犹太教,却对希伯莱文一窍不通,已经不再形成一个社团了,而且心甘情愿地转向了伊斯兰教或佛教。
 
1906年,英国作家班布里奇(Bainbridge)从其对开封的访问中,带回了他拍摄的一组照片,同时还有《律法之书》一个卷子的外套,这是他从一座清真寺中获得的。开封犹太人请求其西方的同教教友们前来帮助他们,以重建其会堂,帮他们从贫困绝境中摆脱出来,却未获任何成果。
  
()西方人振兴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尝试最终失败(20世纪)
 
西方人此后又制定了多项计划,如希尔施于1842年,便雅闵第二于1864年;1852年,又有一个美国协会募集到了一笔基金,但由于当时美洲内战和中国太平军起义,这笔基金始终未能汇出。
 
1900年,西方犹太教社团又制定了一项新的援助计划。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致信上海耶稣会士所罗门(Solomon)说,安西满主教近期获得了一卷开封犹太人的《律法之书》稿本,他坚信完全有理由避免该犹太教社团的彻底瓦解;所以耶稣会士所罗门联合上海的其他44名犹太人,于1900313日共同起草了一封被译成中文的希伯莱文书信,寄给了其在开封的同教教友们。在指责开封犹太人出售其《律法之书》的经卷、不举行犹太教的节庆、不庆祝安息日、与异教徒们混杂而居、放弃了其先祖们在2000多年间所走过的路之后,他们宣布说:我们强烈希望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你们,以使你们能够重新沿你们先祖的足迹前进。如果你们希望重建你们那今天已变成一片荒地的“天堂”,那么我们将募集资金并给你们送去;如果你们乐意前来上海逗留或定居,那么我们将帮助你们作这样的安排,向你们提供谋生的手段,教会你们经商,并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满足你们将会提出的一切要求。
 
这封信经新教传教士而携往开封,中途却被义和团兵士劫走了。但其抄件,最终于19008月被辗转送达了目的地。1900514日,共有31名上海犹太人创建了“中国犹太人救援会”,其使命便是:研究开封犹太人群落的起源、发展与历史,保护遗址与文物,在必要的情况下再新建其他犹太教礼拜堂,使直接出自犹太人家族的所有中国人都回归犹太教。
 
19001024日,开封犹太人通过赵金诚,自开封寄出了一份答复。赵氏是一名50多岁的面粉批发商,他于190146日由其子陪同到达上海。当时尚有50多个犹太人家庭生活在开封府,其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阅读或书写希伯莱文字,不再遵守《摩西五书》诸诫了,更不再庆祝安息日了,散居在全城。但他们在绝不崇拜偶像和绝不食猪肉方面,却与其他中国人明显有别。赵金诚在上海居住三周之后又返回开封,随身携带了中国犹太人救援会的第二封书信。1902310日,由其儿子陪同又偕其他6名开封犹太人返回上海。据曾在上海会见过他们的佩尔曼(SMPerlmann)先生认为,他们的文化层次很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其中的一人是15岁左右的青年人,他在上海居住期间受割礼,并取教名“一赐乐业”(Israel)
 
上海中国犹太人援救会计划重建开封犹太教会堂,于是便向上海的塞法拉迪人(Sefarades,地中海沿岸犹太人移民社团)发出了募集基金的呼吁。该社团却借口已经付出巨额捐款,以帮助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犹太人,故不能再向开封犹太人提供任何帮助了。随同赵金诚赴上海的6名开封犹太人都空手而归。赵于1903年客死于那里,被安葬于犹太人墓地。其年长14岁的儿子,被一个犹太人家庭收养,但他却对于犹太教的礼拜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最终返回开封并于1948年逝世。
 
使开封犹太人社团重新繁荣昌盛的最后希望,至此而彻底破产了。1900年许下的任何诺言,都未能落实过。19043月,当上海的中国犹太人救援会最后一次开会时,便正式放弃了落实四年前制定的计划。
 
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也曾试图振兴开封犹太人社团,他曾负责河南的一个加拿大差会,最早曾不失雄心壮志。怀履光于1910年到达开封时,他非常关心开封犹太人,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并且计划立即就归化他们。尽管他在该城生活了25年,并始终与犹太人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从未能成功地振兴这个古老的社团。
 
此外,怀履光在七个犹太姓氏族长的支持下,于1912年将14891512年和1679年的碑迁至犹太教会堂大院内,以避免在荒地上造成损坏。他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因为当地官府同样也想将石碑据为己有,开封犹太人仍坚持希望将它们交给差会保管。1913年,双方达成妥协,怀履光保证不把这些石碑运出省外。1914年,根据那些始终在名义上是这些石碑主人的犹太人的建议,怀履光又买回了过去矗立过犹太教会堂的那片地基,并令人对它作了清理。怀氏指出:1918年,我试图将中国犹太人集聚起来,以便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希伯莱人社团,属于犹太人后裔的20多个男女都被集中在开封,共举行三天会议。但他们却未能达到目的。
 
怀履光可能是曾试图解救濒临灭亡的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个外国人。然而,正是在他于开封居留的那段时间内,其他西方人也纷纷赶到开封访问犹太人,如1918年美国驻华代办(参赞代理馆务)丁家立(Charles DTenney)1923年美国旅行家哈里.A.弗兰克(Harry AFrank)1924年上海犹太人阿瑟.索菲(Arthur Sopher),他们的不同见证却只提供了很少有价值的资料。
 
但是,在19247月,中国犹太人救援会又暂时摆脱了其沉寂。8月间,它又向开封派去一名中国犹太人,即大卫.利未(David Levy),又叫王(Wong)先生,过去曾任上海拉结犹太教会堂(Ohel Rachel)中的教堂执事助手,他在开封会见了其两名同教教友。这些人曾呼吁开办一所学校,以使其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犹太教的基础知识。大卫·利未于是便自告奋勇地去为实现这项计划而努力,但上海中国犹太人救援会从未为此作过任何事,而且于此后不久便最终宣布放弃了此项计划。曾于1932年访问开封的美国犹太人戴卫·布郎(David Brown)说:过去,开封距上海或北京,都有数周的旅行路程,要乘马车或骑在驴背上行路,在中国这部分内地旅行,必然会经受诸多磨难和巨大危险。但自20多年以来,便有火车定期通向中国铁路网的中继城市开封城,以至于其旅程的持续时间不会多于两天的光阴了,无论是从上海出发,还是从北京出发,基本上都一样。我是乘飞机旅行的,从拥有一个优质机场的开封直达北京,飞行持续了5个小时。
 
开封犹太人由于缺乏他们在一个多世纪徒劳等待的有效援助,故而无可挽回地要被同化,正如晚期赴那里的访问者们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人中包括日本人曾我部诤雄(Sogabe Shizuo)和三上谛听(Mikami Teicho),他们是于1940年在日本占领该地区期间赴开封的;西方人包括美国记者与摄影师哈里森·福曼(Harrisson Forman)、法国外交官彼埃·吉尔伯尔(Pierre Gilbert1938)、吉米·伯克(Jimmy Burke)和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Steel1946),以及捷克汉学家提谟修斯·波科拉(Timoteus Pokora1957)。中国的犹太教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定性为“濒临灭绝”的了,后来确实“灭绝了”。开封犹太人仅仅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故事出现。如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牡丹》中,它为我们推出了某些其教名为戴卫(David)或莱雅(Lea)那样的人名,他们以最正统的传统庆祝复活节。
 
以上便是开封犹太人从被发现到最后被同化的简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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